和刘文良商量撰写杜正兵的辩护词，他对管镇玉的做法非常不满，说这样的辩护还有什么意义？无法体现出一个律师的价值。说我当初就不应该拉他做这个案子，我们的工作即使不是律师的人都能做到，但他反对归反对，家属同意我们做罪轻辩护。
刘文良说：“从事实和法律上说，杜正兵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四笔钱，任何一笔都不符合贪污或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当然，我们不排除杜正兵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刑事辩护是去伪不求真。我们的工作是逐一反驳对他的指控。”
“律师是为委托人服务的，你能保证无罪辩护让法庭采纳？如果你因个人的理想信仰，在法庭慷慨陈词，而让杜正兵的量刑加重，法院认定四笔都构成贪污受贿，从而判他十多年，那么，你是一个优秀律师吗？”
刘文良拍案而起，说：“我不怕，我会上诉，我会将案情公开，他占有的每一笔款都不构成犯罪，法官的判决说服不了别人，更无法说服我，事实和法律将证明我是正确的。”
“刘大律师，一个被纪委双规过的人，涉嫌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公众和舆论早就给他判了刑，他被无罪释放，会引起多大的轩然大波，这些你考虑过吗？”
“荒谬，这些话出自别人之口，我觉得不奇怪，想不到是出自你一个专业律师的口中，新闻和舆论无权给一个人定罪。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无罪释放的后果？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是捍卫法律的公正！”
“但这就是我们的司法现状，我们律师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有困难与阻碍，可你们抗争过吗？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妥协，交易，有法不依，司法黑暗，律师地位低下，绝对与你们这些人有关。我们或许会有牺牲，但更多的人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难道不是法治的胜利？法治是什么？是你，是我，每个人都有义务推动法治的进程！”
“大法官考克波恩说过，律师应当像一位斗士那样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而不应像一位刺客，他应当知道如何调和委托人的利益同真理正义间的永久利益的关系。权衡利弊，让杜正兵有选择地承认部分贪污行为，认罪，然后律师做罪轻的辩护，当下的司法环境只会对我们的委托人好。就算在西方还有控辩交易一说，让杜正兵承认部分犯罪不是我们的妥协，恰恰是我们的胜利——我们要为我们的委托人负责，使其满意。”
“满意？我不认为委托人会对那种结果满意，他们只是无奈地接受。表面看你们好像是胜利了，但是，李正，你想过没有？你们损害了更多人的利益，还有司法的公义。还记得当年的辛普森杀妻案吗？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杀了他老婆，但法庭还是判他无罪释放，为什么？因为要更多人的权益，防止警察对公民随意拘捕——指控辛普森的证据是被污染了的证据！”
“刘文良律师，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你是律师，不是法官，律师没有义务维护司法的公信，我们只捍卫法律的正确实施。我们是公民个人利益的代表者！是公民伸长了的手，保护公民权利，对抗他人，尤其是公权，才是我们真正的职责！我们甚至是破坏者，我们就是要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形成制衡，让那些立法者、执法者，甚至是司法者知道，有那么一帮坏蛋律师，盯着他们，使他们谨慎，不敢轻易侵害公民的利益！”
刘文良不再和我争论，我掏出一支烟扔给他。他给自己点着了，深吸一口，陷入沉思。刘文良自诩是“死磕派”律师，当年，因为声援南方一个“言论过激”被拘禁的老师，他和全国十多位律师一道南下，在公安局门前抗议三天，迫使警方释放了那位老师。他们是法治的先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灵魂！内心里我对他们充满敬意！我身上缺乏的正是他那种战斗的精神，而权利从来不是恩赐的，是争取来的。
管镇玉他们去了一趟北京，最后拿回来一纸《专家意见书》，上面有我们国家刑法学界名头很响的三位教授、两位高院退休法官的签名。随意见书还附有研讨会的现场录像，专家们认为杜正兵的这种行为算不上是犯罪，最多是违反纪律，是单位内部或党纪处罚的范围，对这种行为不能扩大为犯罪，等等。本质上，这种学者的意见并不能对杜正兵涉嫌犯罪和量刑产生影响，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法院、法官却又无法忽视这种意见，毕竟专家中有两人参加过《刑法》的起草，我们所学的教材也是出自这些人之手。
一星期前，我和刘文良又见了一次那位将来在法庭上主控的黄检察官。他去了杜正兵的单位，财务上给了他所有杜正兵签字的账单，堆起来像小山一样高。他无法确认是哪一次，项目的承揽与结算往往相隔时间很远，结算又是分批次进行的，所以要证明某笔钱是某项目上的，连杜正兵自己都无法说明。要不是他自己的口供，那个一百四十九万元谁知道是怎么来的。案卷里有几个证人的证言，他们说钱是通过单位账户或支票给了杜正兵，但这个钱最后怎么样处理了，他们无法知晓。至于那个八万元和五万元还挂着，财务列为应收账款。也就是说，即使杜正兵给开发商说抵作自己的房款，但这种说法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开发商与单位签订合同，单位依然能够收回这两笔款。
“我也不管了，这是当时负责侦察的人留下的问题，我今年诉了二百二十七个案件，快累死了，年假还没休，我给科长说了，这个案子开完庭就休，否则就废了。”我看到黄检察官有三十出头，南方口音，人很廋，一脸的疲惫，一年办二百二十七个案子，的确不少。要是让我这个律师办如此数量的案件，可能会累得趴下。当然，职责不同，办案的目的与要求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办案是工作；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着要满足委托人的要求，一个字：赢。
见完黄检察官后，我们心中有了底，既然证据不足，那就是我们攻击的目标。离二十二号开庭还有一星期，管镇玉带来消息，说法院初步意见不认定那个一百四十九万元，证据不足，只有杜正兵的口供，且每次不一样。八万、五万和那两张总额一万元的卡，一定要认。说到这里，他压低声音说：“领导说了，认定数额不宜过高，对老杜的量刑定在这个数。”他朝我和刘文良伸出右手，中间的三指屈起，只露出大拇指和小拇指：“六年，但不能上诉。”管镇玉收回了他的手。
“你没有和他们探讨，其实每笔款都不构成犯罪？”刘文良说。
管镇玉笑了：“影响这么大的案子，如果判决无罪，那怎么可能？不要总拿法律条款说事，而且，判决后还不能上诉，要被告人服判。”
我说：“这不扯淡吗？上诉是被告的权利，谁也无法干涉，怎么能剥夺呢？何况上诉不加刑，管他呢，只要判下来我们就上诉，到中院时再做做工作，量刑会更低。”
管镇玉直摇头：“如果二审减刑，那意味一审的判决有问题，从审判员、庭长到审委会，都有问题。你坚持上诉，鲁院长说了，他们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说案子有错误的地方，再审，有可能把那个一百四十九万元加进去，到那时候就不是六年了。”
管镇玉拿出烟来，给我和刘文良各扔了一支，我拿出打火机，想给管镇玉点上，他拿出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吸了一口，说：“这个案子，这个结果，其实法院都定不了。”
“那谁定得了？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判决一个人是否有罪。”我说。
管镇玉伸出右手食指，向上指指说：“上面。”
我和刘文良沉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上面指的是谁。
“开庭前你们两个还要会见一次杜正兵，告诉案子的内幕情况，判决后他不能上诉，也要做好家属的工作。”
管镇玉说丁花和杜正军都没意见，对这个结果表示接受，我们作为辩护人还能说什么呢？
和刘文良又去了大栅的看守所，杜正兵和我们两个月前见的大不一样，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皮肤松弛，略微发红，那两道怒竖的剑眉也变得柔和，贴着头皮刚长出的短发，有一半白了，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
他好像不再关心自己的定罪与量刑，问了很多家人和孩子的事。
刘文良给他讲了有关案件的情况，哪些该承认，哪些不承认，为什么会判六年，他不能上诉等。
杜正兵听后良久不语。
刘文良说：“家人的意思，他们尽到了最后一份力。”
杜正兵叹了一口气说：“就这样吧，我也是场面上混过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个月来我都在想，是谁举报的我。我心里基本知道，竞争下任局长的心情我理解，不至于这样。”说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你们找罗素琴了吗？”
刘文良看了一下我。我说：“找了，她说和您没关系，只是同事，也没法帮你。”
这一次，杜正兵自己笑了，而且笑得很响亮：“我给她给过多少钱啊！崂山那房子就是给她买的。”
刘文良给他点了支烟，从铁栏杆里递进去，杜正兵被固定在会见室中央的铁椅子上，他伸长了戴着手铐的手接过去。
我突然感觉有点同情他，就说：“想开点吧，家人都很挂念你，判决后在监狱里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两三年就能出来。”
“我对不起他们。”杜正兵说着流下了眼泪，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悔恨。
二十二号的开庭按程序进行，由于知道将来的结果，法庭调查阶段，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辩护，否认了第一笔的指控，即定性错误，证据不足。对于其他的，杜正兵本人及我们辩护人都是认可的。法官问起诉方，有无相关证据，黄检察官直接回答：“没有。”
我看到旁听席上的人很多，在靠近门的地方突然发现了罗素琴，她穿着一件深色的羽绒大衣，领子竖了起来，但我还是看见她那标志性的大波浪发型。
法庭辩论时，检察官发表的控诉词有点底气不足，刘文良的辩护词读得字正腔圆。那都是我们两人反复字斟句酌出来的，我们对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辩护的意见是：罪轻辩护。检方的证据不足，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退赃，最后请求法庭对杜正兵在《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
法庭休庭，择日宣判。没有判决，但是法庭上大部分人，包括被告本人已经知道了结果，而且，判决后他也不会上诉。
和张择香到即墨与开发商签订了合同，贾作章给我的那套别墅办到了丈母娘名下，张择香拿着授权公证代理母亲办理了相关手续。贾作章说他已经把三百六十万元的三期款以七个人的账户打给了开发商。应该说查起来难度很大，但也不是说没可能，想不了那么多了，富贵险中求。
张择香对那栋别墅赞叹不已，她站在三楼的平台上说：“太美了，张择丽家的房子也赶不上！”女人啊，真不明白，不但和别人比，也和自己的亲妹妹比。张择香只比张择丽大一岁，贯穿两个人三十多年亲情的是四个字：明争暗斗。张择香小时候由姥姥抚养大，从小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十一岁那年才被父母接走。张择丽突然来了一个和她竞争的姐姐，哪能受得了？她处处打压张择香。我岳母给姐妹两人各买一盒友谊牌擦脸霜。张择香舍不得用，张择丽臭美，洗完脸总要厚厚地涂一层，用完了就换姐姐的，张择香一点办法没有，总是低妹妹一头。这回，有了自己的别墅，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杨晓玲办完了去北京的一切手续，来向我辞行，我没想到分别来得如此之快。去北京是她的梦想，毕竟那里云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在那她可以得到最好的锻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缝，而且难以弥合，用她的话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林诗音的案件，还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她对我的看法。
我说我要请她吃饭：“最后的晚餐。”她笑笑说：“好啊。”
去了银沙滩边上的渔夫海鲜酒店，那是我第一次请她吃饭的地方，一晃三年过去了。
我点了她最喜欢吃的鼓眼鱼，还有大虾、扇贝、海螺，她说：“好啦，再点就吃不完了。”
她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一点胃口没有，本来我对海鲜不太感冒，杨晓玲的离开，让我更没有心情。这之前，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一起外出取证、会见，到法院开庭，有时也争吵，刘文良说我们是“业务夫妻”。和杨晓玲一起办案，能互相帮助，虽然我们常常争吵，但她总能提醒我、阻止我，以后这样的人没有了，我感到万分孤单。
我掏出一张招商银行的卡，塞在她手里，说：“这里面有十万元钱，你到那边人生地不熟，刚过去不一定有案子办，那边花钱的地方多，我不放心。”讲到这，眼泪快下来了，在我心里一直把她当妹妹看。
“哥，你一句话我就不走了。”说完哭了。
“好了，在那边好好干，将来出息了，哥跟着你干。”
吃完饭从酒店出来，我们沿海滩慢慢走，天气晴朗，海风有些大，太阳正在落进大海，晚霞则像蒸汽向前流动。杨晓玲关心地问：“哥，张平和贾作章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今天不谈工作，我把手机关了，只陪你。”
“好，我也不说了，你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我要和贾作章彻底分手，他后面的案子我不参与了。”
“好啊，我相信你。”
我感动万分，她并没有因为那些案子里的事全面否定我。我真希望时间永恒，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