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租的办公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原属于市公安局，与法院一路之隔。后来市公安局在前海盖了新办公大楼，这个旧楼由政府的一个服务公司所有。靠近法院，开律师楼得天独厚，房峰独具慧眼，租下了一楼和二楼。后来虽然买了新写字楼，这地方一直没丢。每天有不少人上门咨询，有的是起诉之前，有的是官司败了之后。虽然房子陈旧，但质量不错，几十年来反复拖洗，水泥地锃锃发亮。房间的天花板掉了一个角，那个老式的日光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灰。差不多一上午，我是盯着房顶度过的。慢慢地，天花板上出现一片白色的晕眩，越来越大，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要把我吸进去。我头脑发涨，不知道对王宇的律师函怎么写才合适，站起来，在房间走来走去。语言要得当，措辞要准确，既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又要让他感到我们还没有和他摊牌，这样的律师函我还是第一次写。通常律师函是代表了一方的立场，是一种声明，措辞都很强硬。但发给王宇的函绝对不能这样写，要让他感觉到我们是理性的，地位介于好友或亲戚层面，既专业又温和。想了一下，我终于在键盘上敲下这样一些字：

尊敬的王宇先生：

受您太太宫雪的委托，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正欲与您和她的婚姻事宜进行商谈。我个人认为，你们相爱感情真挚，且有了爱情的结晶……

写完后看了一下，自己都觉得肉麻无比，但能转达我们的意思就行。关键要稳住他，让他与我们谈而不是去上法庭。

门外一阵嘈杂，一下进来四五个人，还拿着摄像机，让我非常吃惊。原来他们是市电视台的，不知道从哪里得的消息，说我们办理宇朴公司工人维权的案件很典型，要采访我。我心想，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张爱国说，一开始他们也向报纸和电视台的新闻热线打过电话，说工厂拖欠工人工资，希望媒体能关注一下，帮他们维权，但没有人理。

“我们只是做了律师该做的事，帮助委托人维权，讨回来了他们的工资而已。”

“这个案件意义非常重大！你没有意识到。”从人群后面走上来一个人，矮矮胖胖的，听口气像个领导。房峰介绍说是市工会的王副主席，他说：“这本来已经酿成了一起群体性事件，被你们依法及时化解，很有示范意义。各级领导都有批示，今后要宣传推广。维权的事件要有律师参与进来，配合政府解决。”

原来是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他们要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个女记者说，要不你说几句，我们录一下，别紧张。

我心想，大话空话谁还不会说，我早从电视上学会了。我说不用，清了一下嗓子说：“我们接受了工人的委托后，高度重视，向所领导和司法局领导及时做了汇报；同时挨个做工人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要依法、理性维权，相信各级领导和机关会保护工人的合法利益。”

“我们还成立了宇朴公司工人维权律师团，所里有三名律师参加，制定了预案，积极和仲裁、法院沟通，使工人在三十六小时内拿到了拖欠近半年的工资。通过本案，我们有三个方面的感受，一是维权工作要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心里要装有工人，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做；三是维权要依法、理性。新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条例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拖欠工人工资问题这一顽疾。”

讲到这里时，有人已经开始鼓掌。

这个案子后来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工会和宣传部门大力宣扬推广，有一阵时间，我不得不抽出专门时间应对媒体。搞宣传，做报告，电台、网站、报纸、杂志的采访都参加，处处有我的照片。法院内部还录了一个劳动合同法的专题宣传片，有法官有工人，我和杨晓玲都参与了。电话公布后，我的手机会随时响起，每天要接到好几个欠薪工人的电话，常常有工人到律师所来找我。宇朴公司案子除了我们办理的方法得当外，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大多欠薪的案件都很难办，工人又拿不出律师费，我还得耐心地接待他们，常常是有苦难言。当然也有好的一面，这个案子为我赢得了名声。刘文良说，我现在是“名律”了，不少人慕名而来，也有熟人请托，案源明显增加。总之，我出名了，至少区司法系统、工会、媒体都知道有一个叫李正的律师，再也不用上街发名片承揽案件了。

我发出的律师函很快得到回应，王宇的秘书来电话说，他们愿意谈，时间定在后天下午两点，地点是公司会议室。

我想把谈判地点定在一个比较中立的地方，在他们公司的会议室，总有点上门求人、低人一头的感觉。既然他们定在了公司会议室，那就公司会议室吧。王宇和杨晓玲很熟，她不能参加，我只能是孤身探虎穴。量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只是一个代理人，表面看我们是为财产而来，其实不然，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我们握有煤矿涉嫌内幕交易、欺骗股民、偷逃税款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