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个案子的时候，曾经一度想放弃。因为比起我后来办理的案件，这起案件平淡无奇。但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主意，我不但要写出来，而且尽可能写得详细。我还希望任何读了这个案件的人能有所收获，并且学到一些法律知识。我甚至认为这是我——一个法律人的责任。毕竟，并不是每个开车的人都懂交通事故的处理与赔偿。
一年前，在中国的西安发生了一起吸引全国人民眼球的“交通肇事”案。一个弹钢琴的大学生把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工撞倒。彼时，那位女工还没有生命危险，她试图记下肇事车的牌号。这位大学生认为，“农村人很难缠，以后的麻烦没完没了”，于是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对着女工“八刀，刀刀致命”。最后，这个大学生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该案引发了全国人民的讨论。那段时间，只要我们一打开电视就会发现，记者在跟踪报道，专家公开释法，民众街谈巷议。有位教授甚至说，那个孩子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弹钢琴，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网民则在网络上互相攻伐。大学生为什么杀人？他应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对杀人的大学生表示同情。他们认为：罪非一人，我们的家长、社会和学校都有责任。后来该案又衍生出一个名誉权案：孩子的父亲与受害人的代理人之间打起官司。那位代理人认为在法律上他们占理，那么在道德上就有随意批评他人的权利，结果他因口无遮拦，伤害了孩子父亲的声誉，法官判他向孩子的父亲道歉并象征性赔偿一元钱。这个案子引发的争论和判决具有启蒙的意义，在二十一世纪，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法治。
我们那位“优秀”大学生杀人的动机是“农村人难缠”，他的本意是不想赔偿或者他认为他根本赔偿不起，“还不如将其杀死”。那时，我就想，他的车应该有保险啊！有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他担心什么呢？这几年百姓收入增加，小汽车开始走入寻常人家，人们知道买车时不买保险上不了牌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出事故后如何赔偿。如果那位肇事大学生有一定的保险知识，他知道在那起事故里，他几乎可以不出一分钱的赔偿时，他还会去杀人吗？
我想不会，那是一个生活常识，而不是法律问题。
拿到《接案记录》后，我最关心的还是肇事车的保险，鲁U8N2××投没投保险？都投了什么险种？从何去查呢？
我试着给肇事车司机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是杨海洋亲属委托的律师，想了解一些情况。他的态度非常不好，说杨海洋横穿马路，他根本没有责任，或者最多是个同等责任。我说您的车在哪个保险公司投的保，都投了什么险？他说无可奉告，由交警处理好了，什么样的结果他都能接受。我想给他解释一下保险方面的知识，但他直接挂了我的电话。
我又生气又无可奈何，这就是我们的某些司机，撞人撞得理直气壮。
那时候的我年轻，没有经验，保险公司参与诉讼的时间也不长，要是现在，我就直接骂他孙子或根本不理他。
我们办理的交通肇事案件，涉及保险公司无数，除了大一点的人保、平安，还有什么太平洋、大地、安邦、天安、国泰、康泰等等，要是一家一家地查下去，会被累死，贴进不少电话费不说，保险公司一听是律师，警觉一下提高了，没有保单号或身份证号，绝不给你查。
我坐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同事刘文良进来和我聊天，我把发愁的事告诉他。他点了支烟说：“把那司机的电话给我。”他抓起桌上的公话，拨通了肇事司机的电话：“我是交警队王警官，你那个车是在哪家公司投的保？什么？你和驾照、行车证一起送交警大队了，我怎么没见保险单的复印件？送来了？事太多，我再找找，你先说是哪家公司？中国平安？好吧！”
他挂了电话哈哈大笑：“不就这么简单嘛！”
刘文良一阵诈唬，还真的套出了肇事车的投保公司。对他的做法我很吃惊，想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持单位介绍信和工作证是可以调查的，但是律师执业的环境太差，很多部门不拿律师当回事，有时只能用一下这种歪招。
坐了一会，我给杨晓玲打了个电话：“下午去交警大队。”我还是想亲自见一下具体办案的民警，一方面递交委托手续；另一方面，赶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
杨晓玲说她母亲因悲伤和过度劳累在医院输液，她半小时候后才能和我见面。
在交警大队一楼的过道里，我看见挤满了前来处理交通事故的人。墙上挂着安全驾驶的宣传图片，每幅图片上面都是一个血淋淋的故事。看着这样的图片，有一种今后不敢开车的恐惧感。数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在十万人左右，超过一个中等规模人口的县，真是车祸猛于虎啊。
我和杨晓玲见到了负责她父亲案件的王警官。他正在处理几个案件，几个人围着他，他看了下我的委托手续和律师证，将案卷交给我。
鲁U8N2××的肇事司机叫薛怀让，车辆登记在一个叫冯力的人名下，在市平安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车损险、不计免赔和五十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这让我大为宽怀，有保险，又增加了一个实际车主，不用担心将来的赔偿没有保障。按照法律规定，车主和肇事司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事故责任的划分不容乐观，按照公安部关于交通事故处理的相关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司机依法应当拘留。司机没被拘留，说明交警认为遇害人杨海洋也有责任。我看了交警的现场勘验图，肇事车停留在逆行道上，受害人的尸体在人行线附近，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说明被撞得相当严重，肇事车有超速可能，综合这些因素，司机应负全部责任。我说：“应当拘留司机。”王警官断然否决了我的意见，他说最后的停车点不代表相撞点，受害人极有可能是没有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那个路口没有监控，关于肇事车是否超速，我们还要委托做专门的鉴定，初步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论，你们也可搜集、提交相关证据来证明你的观点。”
从交警队出来，我和杨晓玲去了事故发生的现场。有了赔偿保障后，事故责任的划分至关重要。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或者单独的民事赔偿，都以《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全部责任、同等责任、主次要责任的赔偿结果迥然不同。
在海尔路和华山路口，前一天发生车祸的痕迹还依稀可见，斑马线附近有一块血迹留下的黑色。杨晓玲一看，止不住失声痛哭，那是她父亲的血啊，怎能不伤心！
我将车停留在路边上，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这是一个两条路的交叉点，很像一个不规范的“十”字。两条路的交汇处比较高，要是车速快则很难看见对面来车。两条路交汇的东南角上有个中石化加油站，西北角有一个小卖部和几间民房，西南角有两棵树，树下有一个修鞋人，正在低头补鞋。或许他知道事故经过，我径直走过去：“师傅，这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您知道吗？”
修鞋人头也没抬说：“这路口隔三岔五就发生车祸，我知道你问的是哪天的？”
“昨天早晨，大概是六点半。”
“我六点半会出来修鞋吗？”这一次，他抬起头来，我看见他戴宽边的近视眼镜，年纪有五十来岁，饱经沧桑的样子。他挪了一下身子，原来是个腿有残疾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与腿的羸弱相比，他的双手坚强有力，像鹰爪一样牢牢地卡住一只红色女靴的鞋帮。
杨晓玲往他面前的铁皮盒里放了五十元钱，这个钱相当于他修十双鞋子的收入。“我爸爸昨天早晨被一辆车撞了，在医院没抢救过来，您要是看见的话……”
修鞋人停下手中的活，把杨晓玲放入盒子的钱拿了出来：“可是我没看见啊。”说完，他放开手中的活，无奈地把两手往外一摊。
我们转到路西北角的小卖部，我买了两瓶绿茶，递给杨晓玲一瓶。然后问那位售货员：“昨天早晨六点半，这个路口发生过一起车祸，不知道您是否有印象？”
“六点半？我八点才开门。”
我们极度失望地从小卖部出来，也再没去那几间民房。六点半天刚蒙蒙亮，的确没有几个人起床。
杨晓玲说，她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不能干重活，他虚弱的身体很难抵抗东北寒冷的天气，每年冬天，他得咳嗽好几个月。全家人支撑着在沈阳上学的杨晓玲毕业后，义无反顾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青城。杨晓玲在一家电脑公司打工，杨海洋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做保洁。杨海洋很珍惜这份工作，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有人聘用就不错，因此工作仔细、认真，每天很早就到小区打扫卫生。昨天早晨，天还下着点小雨，他依然穿着雨衣骑车去公司，结果发生了车祸。
“那张总是您的……？”我问。
“他是我妈妈的表弟。”杨晓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