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紧张工作。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叫：“司徒！你怎么啦？”

接着便是一片嘈杂：椅子挪动声、很重的脚步声、慌乱的对话声，响成一片。我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他们安静下来，便跑过去看个究竟。只见司徒倒在办公桌下，瑞克跪在他身边，扶着他的上半身。司徒两眼紧闭，脸色蜡黄，凯文正在电话上，似乎在重复电话里的指令：“脉搏！他的脉搏！”

有人手忙脚乱地给司徒把脉，“找不到。”

凯文对着电话重复：“我们找不到脉。呼吸？再试一下他的呼吸！”瑞克把手伸到司徒鼻子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这时救护人员到了，我们忙让到一边。只见那几个人围着司徒一阵忙，然后把他放在担架车上，推了出去。我们似乎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仍聚在司徒的办公桌旁。瑞克一遍一遍地给后来的人讲：“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我看见他倒在椅子里，嘴里发出很奇怪的声音，我想拉他起来，他一下子从椅子上滑到地上，我把他的上半身扶起来，叫他，他突然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就……停止呼吸了。”

很快，从医院传来噩耗：司徒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去世了。

唉！司徒。

我刚上班就认识司徒了，因为他很引人注目：人长得面黄肌瘦，上衣总是肥肥大大、皱皱巴巴的，下面常常是短裤、拖鞋，头发很长，好像从未梳理过，一堆乱草似的堆在头上，耳朵上常夹着根没点过的烟。第一次和司徒合作差点儿打起来，那次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法国用户遇到问题，说是不马上修好就退货。当地的同事技术力量不是很强，问题升级到我们这里，大肚子J安排我帮忙检查界面，开发部派司徒检查程序。麻烦的是，法国与我们有5小时时差，我们早上4点就要开始工作。4点一到，法国的同事准时打来电话，可司徒还没来。等了5分钟还不见司徒的影子，我只好打电话给司徒的上司哈威尔。又过了10多分钟，哈威尔和司徒几乎前后脚赶到了。司徒知道是我叫了他的上司，非常生气，满嘴酒气冲着我嚷：“谁让你找我的头儿！我不就晚了一会儿。”我忍着没理他，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自己迟到了还这么有理。从那以后我尽量避免和他打交道。

几个月后的一天，豆豆学校没课，我便把他带到办公室。中午，我带他到马路对面的古巴馆吃饭，一坐下，就看见司徒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到我们，他过来问：“我可以和你们坐一起吗？”

我愣了一下，忙点头：“来吧，欢迎。”

老板娘过来为我们点菜，那菜单上所有菜名都是西班牙文，下面有英文解释。豆豆在学校学过一点西班牙文，看中了一道菜，便试着读那菜名。司徒听了马上鼓励他：“你的西班牙文发音很准。”

豆豆便问：“你懂西班牙文？”

“对呀，我在墨西哥住过很多年呢。”然后司徒便教豆豆读那些菜名，又一一给他解释菜名的真正意思。

我忍不住说：“想不到你对小孩这么有耐心。”

司徒说：“我有个女儿，从她两岁起，一直是我自己带她，现在女儿已经上高中了。”看我惊讶的表情，他便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的父亲曾是美国军人，他从小便成了随军家属，和母亲一起跟着父亲驻过好几个国家，也学会了数种语言，但对西班牙语情有独钟。高中毕业他便去了墨西哥读大学，在那儿交了个同居女友，俩人有了女儿。女儿两岁时，那女友不辞而别，他只好自己带着女儿回到美国，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女儿。

想着他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饭后回到办公室，司徒郑重其事地和豆豆握手道别：“很高兴认识你。这个办公室里让我敬佩的人不多，但你妈妈是其中一个，客户的问题到她那儿，没有解决不了的。”这话又让我大大吃惊了一次。

从这以后我和司徒熟悉起来，他是那个组里技术能力最强的，我们一起合作解决了好几个客户的难题，同时我也发现，他烟瘾很大，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到楼外去抽烟。晚上下了班，便去酒馆喝两杯，有时喝多了，酒馆的人便打电话叫他女儿接他回家。他清醒的时候脾气很好，可几口酒下肚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第一次和他打交道便赶上他酒后的状态。

后来，组长哈威尔另谋高就，司徒被提升当了组长。那天见到他，发现他换了崭新的汗衫长裤，头发也新理过，梳得很整齐。我笑道：“哇，司徒，我都不敢认了。”司徒有点不好意思：“当官了得有个当官的样子，要不他们不听我的。”

接下来那两年，司徒干得非常出色，他为人正直，办事爽快，又很照顾部下，最难的课题总留给自己，为此受到组里组外同事的一致好评。

同事玛丽安的同居男友买了房子，玛丽安请大家到她家去玩。那天我带了礼物来到玛丽安的新居，不少同事都来了。玛丽安和我寒暄了几句，又去忙着招呼其他客人。司徒领着一个年轻女孩走到我面前：“桑妮，这是我女儿，艾拉。”

我忙和艾拉握手，同时打量着她。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女孩子，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一头栗色长发梳成马尾，她脸上的表情成熟自信，和司徒站在一起，不像他的女儿，倒像他的朋友。看到玛丽安忙着招待客人，司徒和艾拉带着我在房子各处参观了一遍，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对这个房子那么熟悉，便问他们。他们俩都笑：“想不到吧，这是我们原来住的房子，最近卖掉了，买主竟是玛丽安的男朋友。”

我问：“那你们现在住哪儿呢？”

司徒告诉我，艾拉高中毕业后在马术队找了工作，负责养马、训马。马术队经常到各地比赛，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他卖了房子，买了一处很小的公寓，剩下的钱想买条船，有时间就去航海。他故意逗我：“我一直在想，买了船一定要给它起个好名字，现在有主意了，就叫密斯桑妮。”

我笑道：“好啊，用我的名字可是要收费的。”

站在旁边的大卫撇撇嘴：“你们别听他的，他那点钱早晚都得给了酒馆了。现在艾拉不在家，人家酒馆看他喝醉了也不叫他，就让他在那儿睡，早晨开门再叫醒他。他老兄爬起来就去上班，下了班再接着喝，可以几天不回家呢。”

司徒也不争辩，只是说：“家里没人，在哪儿睡不一样。”

我说：“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司徒只是做了个无可奈何的鬼脸，艾拉担心地看着他。

……

同事们主动纷纷解囊，想为司徒的葬礼买些鲜花。捐款转给艾拉，我们很快收到艾拉的回信：“感谢大家一片心意，捐款已转赠市立医院，请大家参加司徒的葬礼，但不要穿黑色的衣服，鲜艳些最好，我们要一起庆祝司徒完成他的一生。”

葬礼那天，因为不认识路，我迟到了。推开教堂的大门，里面黑压压坐满了人，我在角落找了个位子坐下。艾拉穿了一套淡绿色的套装，正在台上深情地讲述司徒对她的养育之恩。我悄悄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来的人中除了现在的同事、以前跳槽的，甚至被裁员的同事也都来了。最后只听艾拉充满感情地说：“司徒完成了他在这里的使命，去远航了。我和大家一样，会深深地怀念他，更祝他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