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越过赤道之后，开始斜着穿过乳白的云层下降，之前，白云一直静静地躺在我们下面，就像炽烈的骄阳下炫目的雪原。羊毛似的蒸汽粘在窗户上，直到融化了，还是像云朵一样跟着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了丛林连绵的树冠，明晃晃、绿油油，如巨浪翻腾起伏。飞到厄瓜多尔共和国上空后，我们在瓜亚基尔(1)的热带码头降落。
我们身上还套着前一天那套西装、马甲和大衣，从机舱里钻出来，发现外头有如温室。然后，我们见到穿着热带服装、喋喋不休的南国人，同时，感到衬衫就像湿乎乎的纸一样粘在背上。海关和移民局官员把我们挤在中间，然后我们几乎脚不沾地地被夹着带到出租车等候的地方。车子把我们送到城里最好的饭店，其实，也是唯一一家好饭店。进了饭店房间，我们迅速找到浴池，然后在冷水水龙头下躺平。
我们已经到了生长轻木树的国家，接下来要买木材建造木筏。
第一天，我们一直在忙着搞清楚他们的货币系统，还有学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让我们可以找到回饭店的路。
第二天我们离开房间，开始出去探险，我们以同心圆扩散的方式，向外稳定地延伸领域。赫门满足了他从童年起就想要摸摸棕榈树的愿望，我也饱餐了各种水果，简直像一盘行走的水果色拉。然后，我们决定去交涉轻木树的相关事宜。
可惜，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当然可以买到一大批轻木，但却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整根的原木，因为在沿海地区种植轻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上一次的战争终结了那个时代，数以千计的树木就这样被砍下，用船运到飞机工厂。他们说，现在这个国家唯一有大轻木树的地方，只剩下内地的丛林。
“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到内地，自己砍伐喽。”我们说。
“不可能，”这些权威人士说，“雨季才开始，到处都是洪水和泥沼，所有通往丛林的路都不能走。如果要轻木，你得在六个月后再回到厄瓜多尔，到时候雨停了，路也干了。”
无计可施之余，我们只好去拜托厄瓜多尔的轻木之王唐·古斯塔佛·范·布赫瓦尔德。赫门摊开木筏的草图，告诉他我们需要多长的木头。这位瘦小的轻木之王，急切地抓起电话，要他的手下展开搜寻。他们在每一家锯木厂里找到厚板、轻板及锯开的木块，但是找不到任何一根可用的木头。在唐·古斯塔佛自己的堆积场里有两根大木头，干得几乎一点就着，但那对我们的帮助不大。显然这趟搜寻没有多大收获。
“我的一个兄弟有一大片轻木种植场，”唐·古斯塔佛说，“他叫唐·费德里哥，住在克韦多，就是山上的丛林小镇。只要雨季一过我们就去找他，他能提供所有你想要的木头。但是现在丛林内下大雨，根本没办法通行。”
如果唐·古斯塔佛说办不到，那么全厄瓜多尔也没有哪位轻木树专家敢说办得到了。结果瓜亚基尔找不到能用来建造木筏的木头，我们也不可能跑进丛林里自己砍伐，除非再等几个月，但是到那时候又太晚了。
“时间不够。”赫门说。
“但是我们必须有轻木原木，”我说，“木筏一定要造得一模一样，否则就没办法保证我们活着完成这趟远行了。”
我们在饭店里看到一小张学校用的地图，上面有绿色丛林、棕色高山，以及用红笔圈起来的居住区域。这张地图显示丛林从太平洋一路连绵，一直延伸到高耸的安第斯山山脚。我想到一个办法：现在从沿海地区穿过丛林到达克韦多的轻木树林这条路虽然不可行，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内地这边过去呢？我们可以从安第斯山脉白雪覆盖的区域，直接往下走，进入丛林内部啊！这倒是有可能的，也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路线。
我们在飞机场找到一架同意载我们前往基多的小型货机。基多是这个陌生国家的首都，位于海拔九千英尺的安第斯高原上。从一个个包装箱与家具之间的空隙中，偶尔可以看见绿色的丛林和闪闪发亮的河流，之后我们就钻入了重重云雾。当我们脱离云层重见光明时，下面的低地已经隐没在一大片翻滚的蒸汽中了，而矗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从一片迷雾里拔地升起、直通亮丽蓝天的干燥的山坡及光秃秃的峭壁。
飞机仿佛沿着无形的铁轨前进，顺着山势向上爬升，虽然赤道一直在目光所及之处，然而到最后，我们还是来到了闪亮的雪原身边。我们在高山之间滑行，飞过一片春天里繁茂的高山平原之后，终于降落在几乎是全世界最奇特的首都。
基多多达十七万五千之众的居民中，大部分是纯粹或是混血的高山印第安人，因为早在哥伦布或我们的种族发现美洲之前，这里就是这些印第安人祖先的都城。这座城市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那些内含无价艺术宝藏的古老修道院，以及其他早在西班牙时期就存在的壮观建筑，这些建筑高耸入云，像高塔似的俯瞰着印第安人用龟裂土砖建造的低矮房屋。迷宫一样的小巷，在土墙之间蜿蜒，小巷子里满是身穿红斑点斗篷和头戴宽大手工帽子的高山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中有些准备赶着驴队前往市场，其他的则只是靠在晒干的泥砖墙上，在太阳底下低着脑袋打瞌睡。有几辆汽车载着西班牙裔贵族人士，他们缓慢前进，一路走一路嚷嚷，终于在到处是小孩、驴子和赤脚印第安老人的巷子中开出一条勉强过得去的路。在这片高山平原上，空气清新得有如闪亮水晶，而环绕着我们的高山，似乎也想要参与这幅如画的街景，分享另一个世界的气氛。
我们在货机上结识的朋友约尔格，绰号“疯狂飞行员”，他来自基多一个古老的西班牙家族。他把我们安置在一间有点古旧但是颇有趣的饭店里，然后自己四处打听，看要怎么带我们越过高山，进入丛林到克韦多，有时我们陪他一起找，有时就他自己一个人去。傍晚，我们在一家老旧的西班牙咖啡馆跟他碰面，约尔格打听到的都是些坏消息，就是我们得打消去克韦多的念头，因为既没有人手，也没有交通工具能带我们翻越高山，更别说是进入雨季才刚开始的丛林。在那里，一旦紧紧卡在泥泞里，就有被攻击的危险，拿去年来说，一群美国工程师就在厄瓜多尔东部被发现身中毒箭而死。在那里还有很多住在森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总是全身赤裸地出没在丛林之间，使用毒箭打猎。
“其中还有些是猎头族呢！”约尔格用空洞的声音说着，却看到赫门一副不为所动，反而自顾自地大口吃牛肉、大口喝红酒的样子，于是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你一定觉得我在夸大，虽然法律严格禁止，但还是有人以卖皱缩的人头维生，那是不可能控制得了的，一直到今天，丛林印第安人还会割掉其他游牧部落敌人的头颅。他们把头盖骨捣碎、取出，再把热沙装进空头皮里，所以最后整个头会缩到跟猫头一样大小，但又不会失去原来的头形或轮廓。这些皱缩的敌人头颅，曾经是珍贵的战利品，现在则是黑市里的稀有货。混血的中盘商知道他们可以到沿海地区找买家，这些买家则用极高的价格转卖给观光客。”
约尔格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他不知道其实就在当天稍早，一位门房就把我和赫门拖进小房间，强迫推销给我们两个单价一千厄币的头颅。最近经常有赝品，拿猴子的头来冒充，但是这两个头颅的确是真品，是纯印第安人的头，每一个小地方都保存得栩栩如生。这一男一女的两个头颅，大小都跟橘子一样。这个女人实际上应该蛮漂亮的，不过只有眼睫毛和长长的黑头发还保持着原本的大小。光是想到约尔格的警告，我就觉得毛骨悚然，不过我对山的西边到底还有没有猎头族这件事，仍然存疑。
“这可不好说。”约尔格沮丧地说，“不过，如果你的朋友失踪了，然后他缩小版的头颅流入市面，你会做何感想？这种事情就曾经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他补充这些说明时，还一脸不服输地紧盯着我。
“说给我们听听啊！”赫门慢慢嚼着牛肉，意兴索然地说。
我却先小心地放下叉子，再听约尔格娓娓道出他的故事：以前他和妻子住在丛林的边境，自己淘金，也收购其他淘金客的黄金。当时他们家有个土著朋友，会定期带黄金来出售，并换购一些货品。有一天这个朋友在丛林里被杀，约尔格于是开始追查是谁干的，并且扬言要射杀真凶。后来他怀疑凶手可能是一个贩卖头颅缩型的人，转而承诺只要这个人交出那位朋友的头颅，就饶他一命。于是这名凶手立即交了出来，如今那个头只有拳头一般大小。再度看到朋友的头，约尔格觉得非常难过，除了变得非常小，他的容貌还是从前的样子。他心绪起伏，并把头颅带回家，但他妻子一看到当场就晕倒了，约尔格只好把头颅藏在箱子里。然而，由于丛林里实在太潮湿，头颅上很快就长满了绿色的霉菌，约尔格必须偶尔把它拿出去晒太阳。他可以把头颅上的发丝绑在晾衣绳上晒太阳，还挺方便的，但是他老婆还是一看到那个头就晕倒。结果有一天，老鼠把箱子咬了个洞，钻了进去，把他朋友的头颅咬得乱七八糟。约尔格非常非常悲伤，于是他在飞机场这里挖了个小坑，把朋友的头埋进去，并为他举行了一场完整的葬礼。毕竟，约尔格总结道，他总还是个人。
“很好吃的晚餐。”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
回家的路上，一路黑黢黢的，赫门把帽子(2)拉得很低，都盖住了耳朵，我看到后心里颇有几分不自在，其实我也知道，他把帽子拉下来只是为了免受高山上的冷风吹袭。
第二天，我们去拜访我国的总领事长布莱恩，我们来到他们夫妻俩位于城外的宽敞大宅，然后坐在桉树下聊天。布莱恩说他不觉得我们前往克韦多的丛林之旅会“让我们的帽子尺寸有太大改变”(3)，但是，我们要去的那地方，附近的确时常有强盗出没。他给我们看当地报纸的剪报，政府高层宣布只要雨季一过，就会派遣军队驱除埋伏在克韦多区域的土匪。所以，这时候去那里实在太疯狂了，而且我们也绝对找不到向导和交通工具。就在我们和他谈话时，有一辆美国大使馆的军事领事处的武官座车一路狂奔而去，这给了我们一个灵感。于是，我们在总领事长的陪同下造访美国大使馆，并且见到了武官本人。他是个端正、清爽的年轻人，一身卡其服，脚穿马靴，他笑着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报上明明说我们要乘木筏出海，怎么反而到安第斯山头了。
我们解释说，木筏要用的树木还好好地立在克韦多的丛林里，尽管我们已经来到这片大陆的屋脊，却依然没办法进入丛林。我们请求这位武官借给我们一架飞机及两顶降落伞，或者借给我们一辆吉普车，外加一名熟悉路线的司机。
我们的厚脸皮令他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无奈地摇摇头，微笑着说，既然没有第三个选择，那么他选择第二个！
第二天清晨五点十五分，一辆吉普车来到饭店门口，一名厄瓜多尔的工兵上尉跳下车，说他是来为我们服务的。他收到的命令是，不管路上是否泥泞，都得载我们到克韦多。吉普车上摆满了汽油桶，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的这段路途，沿途不仅没有加油站，甚至连一道汽车留下的车辙都不会有。我们的新朋友，阿夸托·亚历士·阿尔瓦瑞兹上尉全副武装，带着刀子和火器防止匪徒侵犯。我们到这个国家是来买木头的，原本以为只要准备好现金在海边就能买到，于是一身轻松，穿了西装、打着领带。所以我们放在吉普车上的所有装备，只包括一袋罐头食品、一台匆忙之中弄到的二手相机，以及一人一件结实的卡其短裤。还有，总领事长硬要我们带着他的大左轮手枪和大量弹药，用来击退任何挡住我们去路的东西。吉普车发出嗖嗖声穿过空荡荡的巷道，月光照在石灰粉过的土墙上，显得阴森森的惨白，然后我们驶出巷道，进入乡间，再以轻快的速度沿着还不错的沙石路往南开进山区。
沿着山脉行驶，我们一路畅行到拉塔昆加村。村子里有座白色教堂，教堂的广场上种了一些棕榈树，周围则随意排布着印第安人的无窗房屋。接着，我们从这里开始驶离原来的路，转进一条起伏不平的骡道，这条小径向西蜿蜒，经过山坡与河谷，直通安第斯山。我们来到一个做梦也无法想象的世界，那是高山印第安人自己的世界——位于太阳之东、月亮之西(4)——完全超越时间与空间。一路上，我们都没有看见任何一辆马车或汽车，有的只是一些赤脚牧羊人，他们披着南美土人色彩亮丽的传统斗篷，赶着一群群乱哄哄的说停就停、看起来很威严的骆马。另外，就是偶尔会有一大家子印第安人走在路上，通常都是丈夫骑着骡走在前面，妻子则是把所有帽子叠在一起戴在头上、把小孩背在背上，在后面紧紧跟随，而且边走手指还边缠着毛线。驴和骡则驮着树枝、灯芯草及陶器，在后头悠闲地缓步而行。
我们走得越远，会讲西班牙话的印第安人就越少，所以阿夸托的语言能力不久就跟我们一样无用武之地了。山上到处散落着成群的小屋，但是用黏土盖的却越来越少，树枝与干草盖的则越来越多。不管是小屋，还是被太阳晒得一脸又黑又皱的人，看起来似乎都像是活脱脱由泥土变成的，仿佛晒在安第斯山岩壁上的炙热阳光拥有着某种特殊的魔力。他们就像高山上的草一样，仿佛自然地归属于峭壁、石块及高地牧场。家徒四壁、身材矮小的高山印第安人，有着野兽般的顽强耐力，以及孩子般原始的警觉性，他们总是说得少笑得多，总是神采奕奕的，露出一整排雪白闪亮的牙齿。谁也不知道白人有没有在这些地方赚到过钱，或有过哪怕一毛钱的损失，因为这里没有广告牌和路标，如果刚好有个罐子或一张纸被丢在路边，马上就会有人捡回家里废物利用了。
我们继续前进，有时往上来到没有丛林、没有树木，显然是被太阳烘烤过的斜坡；有时往下进入沙地河谷和仙人掌区。直到我们到达最高的山顶，雪原围绕着尖峰，山风吹来如此凛冽，我们想着丛林里会很热，身上只穿了衬衫，所以必须减慢速度，以免不知不觉地冻僵了。好几次，我们必须先驶过群山之间的乡村，越过盖满石块、长满青草的山脊，才能找到下一段路。当我们到达西边的山头时，安第斯山脉急转直下，直达低地，我们原先行驶的骡道，在崖边的碎石堆中就断线了，现在我们周围只有峭壁与山谷。我们把所有信任都投注在阿夸托的身上，他的身体顶着方向盘，每到我们以为无路可走时他就来个大转弯。突然，一阵猛烈的风吹向我们！原来，我们已经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尽头了，丛林就在深不见底的一万两千英尺以下，我们必须随着地势笔直地往下走，中间还会经过一系列悬崖。我们其实根本看不到那令人头晕目眩的丛林之海，只要我们驶至山边，浓厚的云就像巫婆大锅炉里冒出的蒸汽般笼罩着我们。但是，我们所行驶的路却畅通无阻地直达深凹处。于是我们一路沿着盘绕在山谷、断崖和山脊间坡度极陡的盘山路向下开，而随着高度慢慢降低，空气也越来越潮湿，越来越温暖，越来越充满了从底下丛林世界散发出的浓重温室气味。
雨开始下了。刚开始还是绵绵细雨，接着就变成倾盆大雨，像鼓槌似的敲着我们的吉普车。很快，咖啡色的污浊雨水便在我们四周顺着石块倾泻而下，我们也仿佛是像水那样流下去。干燥的高山平原被抛在身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儿满是树枝、石头、柔软的土坡，还有苍翠繁茂的青苔与草地。树叶长得很快，几乎马上就变成巨型叶片了，像倒挂着的绿色雨伞，垂在半山腰间。然后我们看见丛林最外面那层长得瘦瘦弱弱的树，树干上长了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青苔茸毛，还有从上面垂挂下来的爬藤植物。耳边充塞着潺潺的流水声和水花飞溅声。原本的斜坡渐渐平缓，我们的小吉普行驶在浸满水的泥巴路上，溅起了泥浆，丛林则如同巨型绿色植物军团一般快速迎向我们，打算把这辆小车吞掉。终于，我们来到了丛林，空气潮湿而温热，处处弥漫着浓烈的植物气味。
当我们到达山脊上一间间用棕榈树叶盖顶的小屋时，天色已经暗了。温热的雨水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下了车，找了间干燥点的小屋过夜。晚上遇到了成群跳蚤的攻击，不过第二天清晨它们就都被雨水淹死了。我们带着满满一吉普车的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继续往坡底驶去，穿过丛林，继续往下，再往下，其实我们老早就以为已经到谷底了。路上越来越泥泞，但是这阻挡不了我们，而且我们也没见着土匪的影子。
我们的吉普车一路开下来，片刻未歇，要不是碰到一条淌着泥浆的宽阔河流自丛林穿过，完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也不会停下来。之后我们被困在了河堤边，不知道该沿河岸边溯流而上，还是该顺流而下。我们看到一处开阔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幢小屋，几个混血印第安人把一张美洲虎皮撑开挂在向阳的那面墙上，地上铺晒着可可豆，狗儿与家禽在可可豆上玩得很开心。吉普车隆隆的声响仿佛吵醒了这个地方，这里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告诉我们，这条河是帕连奎河，克韦多就在对岸。河上没有桥，而河水又急又深。不过，他们表示愿意用木筏把我们连同吉普车载过河。那个奇妙的装置其实就躺在河岸边。他们用植物纤维和竹子把手臂般粗细的弯曲木头紧紧地绑在一起，做成一艘不甚牢固的木筏，长宽均为吉普车的两倍。我们在每个车轮底下都垫上一块厚板，小心翼翼、紧张兮兮地把吉普车开到木筏上。虽然大部分的木头都泡在泥泞的河水里，但这艘木筏还是能够负载吉普车和我们三个人，以及四个黝黑的半裸男人——他们负责用长竹竿把木筏撑离岸边。
“轻木？”赫门和我同时叫出来。
“轻木。”其中一个人不太在乎地踢踢木头，点头说。
一股急流牵动着我们，我们打着漩儿冲往下游，撑竿的人马上就找到正确位置向下扎竿，保持住木筏的平衡，使木筏平稳地沿着一条朝向下游的斜线驶过急流，进入另一边较平静的水面。这是我们跟轻木的第一次邂逅，也是我们搭轻木木筏的第一趟旅行，木筏被水流送往下游很远才安全着陆。我们发动吉普车，高唱着凯歌进入了克韦多。两排涂了焦油的木头房子，加上那些棕榈叶屋顶上动也不动的秃鹰，就算是一条街，而这个地方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一条街。居民一看到我们的吉普车，纷纷放下手头的事情，不管是黑皮肤、棕皮肤，老的、小的，全都争相从门或窗户挤出来，潮水般围到吉普车前，叽叽喳喳的，简直有点吓人！他们有的爬上吉普车，有的钻到车下，有的趴在车旁，当阿夸托试着冒险操纵方向盘时，我们还得紧紧抓住身边的所有财物。就在此时，一只轮胎竟然爆了，吉普车朝旁边一歪。没想到我们好不容易到达克韦多，却必须忍受这样的欢迎。
唐·费德里哥的种植场还要再往下游方向走一点。吉普车载着阿夸托、赫门和我在杧果树林中的小径上颠簸而行，当车子驶入庭院时，这位瘦小、年老的丛林居民，带着跟他同住在荒地的侄儿安杰罗一起走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给他唐·古斯塔佛的口信。我们把吉普车停在庭院里，刚进屋，一场热带阵雨就突然倾盆而下，笼罩了整片丛林。当天，唐·费德里哥在自己家中为我们举办了宴席，烤乳猪和烤鸡在大火中噼啪作响，我们面前还摆着一大盘热带水果。我们围坐在一起，向他解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外面，丛林大雨疯狂地倾泻而下，并从窗户送进一股温暖甜美的花香与泥土香。
唐·费德里哥高兴得像个小男孩似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谁叫他从小就熟悉轻木木筏呢？五十年前，他还住在山下海边时，来自秘鲁的印第安人仍然习惯搭乘大轻木木筏，沿着海岸线航行到瓜亚基尔港卖鱼，他们会把好几吨鱼货放在木筏中间竹制的船舱里，偶尔也会让妻子、孩子、小狗和家禽上船。但是这种他们惯常用来制造木筏的大型轻木树，在这种雨天里很难取得，因为光是洪水和泥泞，就让你没法前进到山上森林里的轻木树种植场，即使你骑在马背上也不行。但是唐·费德里哥会尽全力帮助我们，反正我们也不需要很多，也许在他的住宅附近就有几株巨大的轻木树呢。
稍晚，雨停了一会儿，我们到住屋附近的杧果树下转了转。唐·费德里哥在这里养了世界上能找到的每一种野生兰花，他利用半个椰子壳做花盆，吊在树枝上养兰花。有别于其他已人工驯化的兰花，这些稀有的植物散发出极香的气味。当赫门弯下腰把鼻子凑近一朵兰花时，一条长长细细、闪闪发亮、好像鳗鱼般的东西从他头顶上的绿叶中钻出来，结果安杰罗鞭子一甩，给了它闪电般的一击，一条蠕动的蛇就掉在地上了。然后，才过了一秒钟，它的颈子就被一支梢头分杈的棍子摁在地上，接着头就被砸烂了。
“会出人命的。”安杰罗一面说，一面给我们看那条蛇两根弯曲的毒牙，让我们了解他的意思。
这之后，我们眼中的这片丛林无处不隐藏着毒蛇，觉得还是跟挂在安杰罗棍子上的蛇尸一起进屋好了。赫门坐下来剥这条怪兽的皮，唐·费德里哥则开始说各种毒蛇，以及跟盘子一样粗的蟒蛇的故事。这时候，我们突然注意到墙上有两只特大号的蝎子投影，它们就跟龙虾一般大，彼此对峙，举起螯准备展开生死之战，尾部倒勾，双方都想利用尾端的毒刺给对方致命的一击！这真是可怕的一幕。后来，我们把油灯挪开后，才发现之前所看见的超大号蝎影，其实只是两只很普通的、跟手指头一般大小的蝎子在五斗柜上打架罢了。
“随它们去吧，”唐·费德里哥笑着说，“反正其中一只会杀死另一只，我们就把没死的那只留在屋内，还可以抓蟑螂。只要记得睡觉时，蚊帐要紧紧围住床沿，穿上衣服前先甩一甩，就万事OK了。我自己也经常被蝎子蜇到，可是我到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嘛。”
我睡得很好，只是我枕头附近也不知是有只蜥蜴还是蝙蝠，总是弄出点动静，把我吵醒了好几次，每次一醒来我就会想到那些有毒的生物。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准备去找轻木树。
“我们最好先甩甩衣服。”阿夸托说。就在他说这句话时，一只蝎子就从他衬衫的袖子里掉下来，钻进地板的裂缝中。
日出后不久，唐·费德里哥就派人骑马从各个方向沿路寻找容易取得的轻木树。我们这一组则有唐·费德里哥、赫门和我自己，我们很快来到一片开阔的地方，唐·费德里哥原本就知道这里有一棵巨型老树，它远高过周围的其他树木，而且光是树干就有三英尺粗。按照波利尼西亚的传统，碰树之前必须先替它命名，于是我们把它命名为“库”，这是一个起源于美洲的波利尼西亚神的名字。然后我们举起斧头，向轻木树干砍去，森林里响起一片砍伐的回音。砍伐这种多树液的轻木树，就像是用钝掉的斧头砍伐橡木那类软木一样，只会弹回来，所以我没砍几斧就得换赫门了。就这样，这把斧头一次次地换手操作，树干碎片不断飞溅，我们在丛林里热得汗水淋漓。
当天稍晚，库已经像只独脚的公鸡，在我们用力砍伐下颤动着。接着，它晃了一下，重重地倒向旁边的林木，压断了许多大枝，有的小树都被它拖倒了。我们将它的侧枝全砍掉，想要像印第安人那样，螺旋绕圈地剥掉树皮。这时，赫门突然扔下斧头，开始上蹿下跳，手按着大腿，像在跳波利尼西亚的战舞般。从他的裤管里掉下来一只亮闪闪、像蝎子大小、尾巴有长针的蚂蚁，它的脑袋应该有龙虾的爪子那么硬，基本不可能一脚踩死它。
“是康果，”唐·费德里哥解释道，“这种小畜生比蝎子还毒，但身体健康的话就不要紧。”
接下来好几天，赫门全身无力又疼痛，但就算这样，也丝毫不能阻止他跨上马背，跟我们一起在丛林路上疾驰，到森林里寻找更多高大的轻木树。我们不时会听到从原始森林某处传来吱吱嘎嘎的断裂声、碰撞声，然后砰的一声，这时唐·费德里哥就会满意地点点头，因为那表示他的手下刚刚砍下了一棵可以用来造我们那艘木筏的巨型轻木树。继库之后，一星期之内，卡恩、卡马、以洛、毛里、拉、蓝基、帕帕、塔兰加、库拉、库卡拉和希提十一棵巨大的轻木树陆续倒下，帮它们取这些名字，是为了向跟提基一样来自秘鲁的十二名波利尼西亚传奇人物表达敬意。这些树液丰沛的木头反着光，我们先是用马匹把它们拖下山，最后再用唐·费德里哥的拖拉机运到住宅前面的河岸边。
这些木头满是树液，比软木重很多，每一根至少都有一吨重，我们已经等不及要看它们是怎样浮在水面上了。我们一根一根地把木头推到河岸边，用结实的藤条做成的绳索将木头的尾端绑紧，这样它们在落水后就不会顺着溪水漂得不见踪影了。接着依次把木头滚入河流中，河水四处飞溅。它们虽摇摇晃晃，却还是稳稳地浮着，大约一半浸在水里，一半浮在水面上等我们跳上去。我们用丛林树上垂挂下来的坚韧藤本植物把木材绑在一起，做成两艘临时的木筏，一艘拖着一艘。然后把所有接下来会用到的竹子和藤本植物都装上木筏。赫门和我，以及另外两名不知来自何种族的与我们完全语言不通的人一起上了船。
我们一割断系船的绳索，木筏立即被汹涌的河水快速推往下游，在绕过突出的第一座岬角时，我们在毛毛细雨中最后一次回头张望，看见我们的好朋友站在屋前向我们挥手。然后，我们爬进用绿色香蕉叶搭成的小棚子里，把掌舵的事情交给那两位褐色皮肤的专家，他们一个站在船头，另一个站在船尾，各掌控一支特大号的桨橹，很轻松地就让木筏在急流中稳定前行，于是我们就在半浸在水中的树木与沙洲之间的弯曲水道中，摇晃着顺流而下。
丛林有如稳固的墙般站在堤岸两旁，当我们经过时，躲在浓密树叶间的鹦鹉，以及其他颜色鲜艳的鸟儿开始鼓动翅膀。有一两次我们看到美洲鳄鱼倏地把头埋进水里，然后在泥水中消失。接着又看见了更多更不寻常的怪物，包括鬣蜥蜴(5)，或许是巨型的蜥蜴。总而言之，这种蜥蜴跟鳄鱼一样大，但它喉咙更大，背部还有棘鬣。它趴在河边土堤上打盹儿，仿佛从史前时代就开始睡了，甚至当我们从旁边经过时，它动都不动一下。掌舵的示意我们不要射击。接着，我们又看见一只比较小的，大约三英尺长吧，木筏从它待着的那根粗树枝下方经过时，它沿着树枝悄悄溜掉了，但只跑到它认为安全的地方就不跑了，它坐下来，身上蓝色和绿色的鳞片闪闪发光，在我们经过时还用那双蛇一般冷酷的眼睛直盯着我们。过了不久，我们经过长满羊齿类植物的小丘，上面趴着一只好大个儿的鬣蜥蜴，当它抬头挺胸、动也不动的时候，在天空的衬托下，轮廓看起来就像刻在石头上的龙。我们绕过它脚下的小丘，然后消失在丛林里，但它甚至连头都懒得转动一下。
木筏继续往下漂游时，我们闻到了炊烟的味道，接着就看到几间盖在河堤边空地上的稻草屋。我们这些在木筏上的人，成了岸上那些目露凶光的家伙关注的焦点，这些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长相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他们也有船，是一艘大独木舟，就停在堤岸边。
吃饭时间到了，我们与掌舵的两个朋友换班，他们把湿土垒起来，在上面生了一小堆火，煎鱼和面包果(6)，还有烤鸡、蛋和一些热带水果。木筏载着我们，快速穿过丛林航向大海。即使水在我们四周卷起、飞溅，那又怎样呢？反正雨还在下，雨量越大，水流就越急。
当黑夜笼罩河流，堤岸上传来震耳欲聋的交响乐。蟾蜍与青蛙、蟋蟀与蚊子在一起，哇嘎、啁啾、嗡嗡地叫，好像一种绵延不绝的混声合唱。此外，野猫的尖叫声不时响彻夜空，此起彼落，一声才叫完，一声又起，连鸟儿也被夜晚在丛林里徘徊的动物吓得飞起来。有一两次我们经过土著居住的地方，看见小屋里亮着火光，还听到叫喊与犬吠的声音。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是独自坐在星空下，聆听丛林的交响乐，直到瞌睡虫和雨滴把我们逼进用香蕉叶搭的船舱里，我们把手枪随意地插在枪套里，开始睡觉。
越往下漂流，小屋与土著的种植场就越来越密集，没多久我们就看到岸边出现了常见的村落。这里的交通工具，就是撑长篙的独木舟，以及经常载着一串串绿香蕉出现的小轻木木筏。
在帕连奎河流入里欧圭亚斯河的地方，水涨得很高，在文瑟斯港与下游沿海的瓜亚基尔港之间经常有明轮船忙碌地往返。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赫门和我决定搭明轮船，然后各弄一个吊床在船上，从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一路航行到沿海地区。而我们褐色皮肤的朋友，则继续带着木头往下漂流。
赫门和我到了瓜亚基尔便分头行动。他留在里欧圭亚斯河口等着轻木来，然后把木头装上沿海的货轮，运到秘鲁。到秘鲁后，他将指挥木筏的建造工作，确定木筏造得与印第安人古代的船只一模一样。而我自己则搭飞机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先行找出那个适合造木筏的场地。
飞机沿着太平洋海岸起飞、升高，身在高空中，我看到一边是秘鲁荒芜的群山，一边是闪闪发光的海洋。就是在这里，我们要登上木筏，航向大海。从这么高的飞机上看下去，大海似乎永无尽头。地平线遥远得仿佛不可测知，天与海在那里融为一体。而我不能不想到，在那条地平线之外，还有我们要前往的目的地——波利尼西亚，这中间会有数百个类似的海面，曲曲折折地绕着五分之一的地球。我设想了一下，几星期后我们坐在小小的木筏上，在广阔的大海中漂浮。但是我马上就停止了想象，因为这会让我心里升起一股跳伞之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一到利马，我就搭电车到卡瑶港找造木筏的场地。卡瑶整个港口塞满了轮船、起重机、仓库、海关小屋，以及港口办事处……如果往更远的地方去找开放式的海滩，可能又会挤满游客，满到我们一转身，好奇的游客就可能会把竹筏拉出来，扯成碎片。在这个白人与褐色人混居、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卡瑶港是最重要的港口。就建造木筏的人而言，时代的演进对秘鲁造成的影响比厄瓜多尔大得多。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只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进入高墙围绕的海军港。会这么想，是因为当我和其他老百姓在围墙外游荡时，铁门后的带枪警卫用威胁与怀疑的眼神紧盯着我们，显然，在里面造木筏是最安全的。
我之前跟秘鲁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见过面，也请他写了一封介绍函。第二天，我带着这封信到海军部，请求晋见海军部长曼钮尔·尼耶托。这天上午，他在海军部的会客室里接见我，会客室里金光闪闪，有着帝王式的高贵气派。过了不久，这位矮小但强壮的军官穿着制服走进来，他严厉的样子好像拿破仑一样，说起话来直截了当、言简意赅。他问我来做什么，我回答了他，我请求他允许我们在海军造船厂建造我们的木筏。
“年轻人，”部长说，他的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桌面，“你没有遵循正常的程序和渠道提出申请，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但是必须由外交部长下命令，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私自让外国人进入海军区域，使用海军造船厂。所以，你写信向外交部申请吧，祝你好运。”
我清楚得很，申请文件之后可能会转来转去，最后消失在蓝天大海中。幸好在康提基生活的那段原始岁月，还不存在打申请这种找麻烦的事。
想以个人身份亲自会见外交部长显然是难上加难，而挪威在秘鲁又没有地方公使馆，所以挪威总领事长纵然很愿意帮忙，但最多也只能带我们去见外交部参事，这样一来，我的申请恐怕会无疾而终。这个时候，柯罕博士给秘鲁共和国总统的信就能派上用场了。于是，我通过他的助手，请求晋见秘鲁总统唐·荷西·布斯塔曼特·伊·里维罗。一两天后，他们通知我十二点到总统府。
利马位于群山脚下的绿色平原，是一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就建筑而言，利马是全世界最美的首都之一——有一点里维耶拉(7)和加利福尼亚配上西班牙古老建筑的味道。当然，绿化的功劳也不小。总统府位于市中心，府外有穿着鲜艳制服的佩枪卫兵严密守卫。在秘鲁，晋见总统是很严肃的事，因为除了在电视上，很少有人见过他。斜佩子弹带的士兵带我上楼，然后走到长廊的尽头。接着，三位文官登记下我的名字，领着我穿过高大的橡木门，进入一间摆着长桌子和好几排椅子的房间。一位穿白色衣服的人出来接待我，请我坐下，然后他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有扇大门开了，我被带到一间更精致的房间，一位穿着挺括的制服、仪表堂堂的人向我走来。
我想，这应该就是总统，于是我立即打起精神。然而不是，这位穿着金边制服的人请我在一张古典直背椅上坐下，然后就走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到一分钟，又换另一扇门开了，有一位仆人向我鞠躬，领我进入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房间，里面摆着镀金的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这位仆人一眨眼又不见了。于是我独自坐在一张古典沙发上，从位子上可以看见一整排门户大开的空房间。实在是太安静了，我甚至能听到几个房间之外有人正在小心地咳嗽。然后，一阵平稳的脚步声趋近，我跳起来，支支吾吾地和一位穿着制服、外表威严的绅士打招呼。然而不是，这也不是总统。但是拼拼凑凑地我能了解他所说的，他说总统要他先来和我打声招呼，部长会议一结束他就马上过来。
十分钟后，平稳的脚步声再度打破寂静，这回是个佩有黄金穗带和肩章的人走进来。我连忙自沙发上跳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人对我鞠了个更深的躬，然后带我穿过几个房间，再走上一段铺着厚地毯的楼梯。接着他把我留在一间只有一张皮椅和一张沙发的小房间里。就在这时候，进来一位穿着白西装、身材矮小的人，我正等着听从指令看他要带我去哪里，但是他哪儿都没带我去，亲切地和我打了个招呼之后，就一直站在原地。原来，这个人才是布斯塔曼特·里维罗总统。
总统懂的英文只比我懂的西班牙文多一点，所以在我们彼此打完招呼，他伸手示意我坐下后，我们会的那些常用词汇就已经耗尽了。手势和表情是很有用的，但是却无法让我拿到在秘鲁海军港建造木筏的许可令。我唯一能了解的，就是总统听不懂我的话，而他比我还要了解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再回来时，身边还有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雷维瑞多上将是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的人，穿着胸前有翅膀标志的空军制服，说一口带美国腔的流利英文。
他误会了我想获准进入飞机场，我首先表示抱歉，然后告诉他我需要被批准的是海军港。这位上将笑着解释说，他只是被叫来当翻译而已。雷维瑞多上将把我的意思一点一点地翻译给总统听，总统专心地听着，并且通过雷维瑞多上将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最后他说：
“如果‘第一批发现太平洋群岛的人是从秘鲁去的’这个理论真的可能，那么秘鲁对这趟远征就有兴趣，所以如果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就尽管告诉我们。”
我要求一个可以在海军围墙内建造木筏的空间、进入海军工厂的许可、一个可以存放我们带来的装备的仓库、有权使用干船坞、请海军人员协助我们的工作，以及一艘拖船，可以在我们要启程时，将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求什么？”总统问得很急切，所以我听得懂。
“不多。”雷维瑞多上将回答。他看着我，目光明亮，总统于是满意地点点头表示允许。
在这次会见的尾声，雷维瑞多上将对我承诺，外交部长会收到由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而海军部长尼耶托将尽量提供给我们所有协助。
“祝福你们！”上将边笑边摇摇头说。副官走进来带我出去，外面还有一位传令员在等着我。
当天，利马的报纸刊登了一段挪威木筏远征队将由秘鲁出发的新闻，同时报上也刊登了一则消息：一队瑞典、芬兰联合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8)流域丛林印第安人的研究。考察队的两名瑞典籍队员，是驾独木舟沿着河流来到秘鲁的，刚刚抵达利马。其中一位名叫班特·丹尼尔森，来自乌普萨拉(9)大学，打算在秘鲁研究高山印第安人。
我在饭店里把这则新闻剪下来，然后写信给赫门，告诉他建造木筏的地方，这时有人敲我的房门。来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肤晒成古铜色、穿着热带服装的人，当他拿下白色头盔时，你还以为他的脸就是被这把野火般的金红胡子烧黑的，而且把他的头发也烧得所剩无几。这个人虽然浑身都是野外工作的痕迹，但看得出他是属于学术圈的。
“班特·丹尼尔森。”我猜。
“班特·丹尼尔森。”这个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说木筏的事了。我请他坐下，心里这么想。
“我刚刚听说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而现在他要来推翻我的理论，因为他是民族学家。我想。
“我今天是来请求你们让我加入木筏远征计划的，”这个瑞典人平稳地说，“我对迁移理论很感兴趣。”
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科学家，刚从丛林里出来。但是，一个瑞典人有胆量独自与五个挪威人待在一个木筏上，那他应该不是那种有洁癖、难相处的人。而且就连他那把显眼的大胡子，也掩盖不住他和平的天性和快乐的幽默感。
班特就这样成为我们的第六个组员。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还缺一个成员，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会说西班牙语的。
几天之后，当我搭乘客机沿着海边向北边嗡嗡飞去时，我再度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脚下无尽的蔚蓝大海。大海好像悬在半空中，无拘无束地漂浮着。再过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集聚在大海里的一个小斑点上了。海里的水这么多，仿佛要从西方的地平线那里溢出去了。世界如此荒芜广袤，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彼此之间却至多只能隔开几步之遥。不过，我们暂时都还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在赫门正在厄瓜多尔等待木材，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刚搭机抵达纽约，画家艾瑞克·赫索伯格正从奥斯陆搭船前往巴拿马，我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而班特则留在利马的旅店，等待与其他人会合，然后出发。
这五个人彼此都不曾谋面，而且各有各的秉性。这样一来，我们一起待在木筏上反而不至于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就彼此感到厌倦。低气压的暴风乌云，以及极具威胁性的坏天气，都比不上六个大男人一起被关在一艘漂浮于大海的木筏上几个月的时间所造成的心理“风暴”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则笑话往往和救生带一样可贵。
二月的华盛顿，天气还是很糟，又冷又下雪。我回来之前，伯裘恩已经把无线电问题搞定了，并引起美国无线电广播业余联盟的兴趣，愿意收听我们从木筏上传过去的报告。此外，诺特和托尔斯坦正忙着准备收发装置，一部分是利用专为我们行程设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分则是利用战争时期所使用的秘密破译装置。如果我们要完成在旅程中计划做的事，那么现在得做准备的，还有大大小小几千件事呢。
档案里的文件越来越多，有军方文件、民间文件，有白的、黄的和蓝的，有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光一趟木筏之旅，就得用掉半棵枞树造的纸。法律条文处处束手束脚，得一环一环打通。
“我敢说这一堆信件差不多有二十磅重。”有一天，当诺特弓着背在打字机上工作时，绝望地说。
“二十六磅，”托尔斯坦淡淡地说，“我称过了。”
我妈妈显然很了解我们最近的准备工作有多疯狂，因为她来信说：“我盼着早点听到你们六个人都安全登上木筏的消息！”
接着，有一天我们接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门被逆流的大浪卷起，甩到岸上，严重受伤，颈子脱臼，现在正在利马的医院接受治疗。
托尔斯坦·拉比与葛得·瓦尔德立即乘飞机前往处理。葛得·瓦尔德在战时曾是驻伦敦的挪威跳伞突击队的秘书，她这阵子在华盛顿协助我们。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发现赫门的伤势已经好转。医生用吊带牵引住他的头部半个小时，帮他把第一颈椎扭回原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面的一块骨头裂了，而且发生了右旋。多亏赫门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虽然身上紫一块、青一块，又僵硬又有风湿，但他还是很快回到海军船坞，把所有轻木归拢好，开始工作。不过他要继续到医院做复健，能不能与我们一起出航还是个问题。但对他而言，虽然一开始就在太平洋的怀抱里栽了个大跟斗，却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到底能不能出航。
随后艾瑞克在巴拿马乘机，诺特和我从华盛顿起飞，一起前往出发点利马集合。
海军港的造船厂里，摆着从克韦多森林运来的巨型轻木，看上去真是格格不入。刚砍下的原木、黄色竹材、芦苇及绿色香蕉叶等堆在一起，造我们那艘小木筏的材料就这样夹在一排排威风凛凛的铁灰色潜水艇和驱逐舰中间。军方派遣六名白皮肤的北方人，以及二十名褐色皮肤的印加人帮助我们，他们挥舞着斧头与长弯刀，把绳子拉紧，绳结系牢。穿着整齐蓝金色制服的军官走过去，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们这群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陌生白种人，以及一堆简陋的植物材料。
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有人在卡瑶港建造木筏。在印加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正是在这片近海水域从康提基这个消失部族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木筏航行。然而今时今日，我们白人已经不允许现代的印第安人再使用这种木筏，因为搭乘边缘无栏杆的开放式木筏在大海中航行，很可能会丢了性命。印加人的后代跟着时代的潮流演进，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开始穿折出裤线的长裤，军船也装备上了枪械保护自己。竹材与轻木毕竟是属于原始时代的。是的，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万事万物都在进步，甲冑和钢铁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这个超现代的造船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班特做我们的翻译，赫门当造船总指挥，我们其他人跑遍了木匠与制帆店，找到半个仓库的空间堆放我们的设备，此外，还有一座小小的浮动码头，开始造船后，我们是要把木头放进水中的。
我们挑选九根最粗的原木，用绳索扎在一起作为木筏的主要部分，每根木头上都挖了一道道凹槽，用来预防绳索滑落。整艘木筏，我们没有使用任何长钉子、小铁钉或金属线。首先我们让这九根原木并排浮在水面上，如此一来，它们就会在水中自然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将它们稳稳地扎在一起：最长的木头，有四十五英尺长，放在正中间，头尾都留出一段；然后按照由长到短的顺序，对称地将其他原木排在两边，左右边最外侧的木头也都有三十英尺长。木筏船头伸长的部分像一把钝犁，而船尾两侧的木头被齐头裁掉，中间的三根木头则留出一截，一小段短粗的轻木横着固定在这里，作为桨架支撑长长的操舵桨。我们把九根原木用1.25英寸(10)粗的麻绳牢牢捆住，然后，将较细的几截轻木以三英尺一根的间隔，横着扎在这九根轻木捆扎的基座上。这样木筏的基本结构就算是完成了，前后用了三百条长短不一的绳索，竭尽全力，将原木紧紧捆绑在一起，每一个结都扎扎实实。接着，我们把竹子一剖两半铺成甲板，每一条竹板都牢牢地绑在原木上，上面再盖上篾片编成的竹席。在木筏中间，靠近船尾的部分，我们用竹竿架起一间小小的开放式船舱，以篾片编成的席子当墙壁。舱顶则是用竹板条作为支撑，再把皮革一样坚韧的香蕉叶层层叠上去，就像铺瓦片那样。我们在船舱前面竖起两根并列的桅杆，这是用坚硬如铁的红树林木做成的，两根桅杆相向倾斜，好让杆头交叉绑在一起。为了确保牢固，我们用两根竹竿绑在一起做成帆桁，然后再从帆桁拉起长方形的大帆。
用来载我们在大海中航行的九根原木，按照原始木筏的样式前端造出一个尖头，如此更能轻易地穿水而行，然后我们在船头水面以上的部分，绑上一片很矮的防溅板。
我们在几根原木之间缝隙较大的地方，塞进五片实心枞木厚板，木板突出筏底，浸在水下。这些一英寸厚、两英尺宽的木板，毫无章法地散布在木筏下面，伸入水里五英尺深。我们把这些厚板用楔子和绳索固定住，当作小小的平行龙骨或活动船板。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印加时期，人们普遍在轻木木筏上使用这种活动船板，防止木筏随着风浪而横向漂流。我们并未在木筏周围添加任何栏杆来做保护，只在木筏每一侧各绑上一根细长的轻木，作为脚部的支撑点。
整艘船的建造除了船头低低的防溅板之外（这项设备后来证明完全是多余的），完全是秘鲁与厄瓜多尔古老船只的翻版。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做细部的安排，只要不影响船只航行就行了。我们知道，到时候全部的活动范围就只在这艘木筏上了，因此随着在海上时间的增加，船上哪怕最小的细节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我们让小小的甲板上有更多的变化，没有将整艘木筏都铺上竹片，只铺设了船舱前面的地板，以及船舱右舷留作门口的部分。左舷部分就如同后院，堆满了箱子及其他用具，它们都被紧紧地绑在木筏上，只在边缘留下一条空隙供过路用。船头部分，以及从船舱背部到船尾的区域，都只见赤裸裸的九根原木，完全没有铺装甲板。所以，当我们绕船舱一周时，会先踩到竹编垫子，再看到船尾灰色的原木。而如果从另一边绕回船头时，会经过一堆货物。其实整艘木筏并没有多大的面积，然而心理作用使然，这种不规则的效果就能带给我们变化感，也多少补偿了我们有限的活动空间。我们在桅顶架了一个木制台子，美其名曰是作为登陆前瞭望的位置，其实是为了在途中可以攀上去，从另一个角度观赏大海。
木筏渐渐有模有样了，它坐落在战舰群中，金黄色的成熟竹子和绿色叶片混杂着，十分耀眼！就在这时候，海军部长亲自来视察。我们为自己建造这艘木筏感到相当自豪，木筏置身于庞大的战舰之间，仿佛印加时代无畏精神的一个证明。这位海军部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被叫到海军办公室签署文件，声明对于我们在海军港里所建造的东西，海军部一概不负责，同时，还签了一份文件给港务局局长，说明如果我带着人与货物乘木筏出海，所有责任与风险由我一个人承担。
后来，很多外国海军专家和外交人员来造船厂参观木筏，看完之后，他们就不再像之前那样鼓励我们了。几天后，我还被叫去见一位重量级的大使。
“你的父母还健在吗？”他问。当我很肯定地回答“是”时，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像要宣布什么噩耗似的，以低沉的声音说道：
“如果将来你父母听到了你的死讯，一定会非常悲伤的。”
他私底下劝我趁早放弃这趟航行，一位检查过这艘木筏的海军军官告诉他，我们绝不可能活着横渡太平洋。——首先，这艘木筏的体积设计就是错的，体积太小可能会在大海中沉没。然而，船身又太长，可能会同时被两排浪举起来，此外，船上装满人和货物，这艘脆弱的轻木木筏很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还有更糟的，这个国家最大的轻木出口商告诉他，轻木多孔，在大海中漂浮到我们航程的四分之一后，就会因吸满水而沉落海底。
这些信息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还是决定坚持到底，无奈之下他们送我们一本《圣经》当礼物，让我们带着出航。整体说来，看过木筏的专家都不鼓励我们利用木筏航行，因为暴风和飓风会把我们从船上吹入大海，然后摧毁毫无遮拦的木筏，让它随着风浪在大海中无助地打转。即使完全没有暴风，普通的波浪起伏也会让海水持续不断地浸湿我们全身，不仅会让我们的腿脱皮，还会侵蚀木筏上的东西。每一位专家都指出，这艘木筏在构造上有致命的弱点，汇总他们所有的意见，就是这艘木筏上的每一根绳索、每一个绳结、每一处地方、每一块木头都可能让我们沉入海底。于是很多人开始下高赌注，看这艘木筏能在海上撑几天。一位轻率的海军武官甚至打赌，如果我们能安全到达南太平洋，远征队的六位成员可以免费喝一辈子威士忌。
最糟的是，一艘挪威轮船进港时，我们急忙带船长和一两位经验丰富的水手来参观，想知道他们的反应，结果却令我们大失所望。他们一致认为，这艘有着蠢钝船头和笨拙船身的木筏，就算挂上帆也没用。船长继续说，如果木筏只靠在海上漂流，我们得花一两年的时间，跟洪堡洋流(11)慢慢磨蹭。甲板长看看木筏上的捆绑效果，摇摇头，说我们没什么好纠结的，因为不出两个星期，这艘木筏就会散架。而且，在海上，这些原木会持续地上下移动，并且互相摩擦，所以每一条绳索都会损坏。除非我们用金属线或链子，否则我们根本不必继续进行。
我们实在很难对这些说法置若罔闻，因为只要其中有一项见解最后证明是对的，我们就已经万劫不复了。我问了自己很多次，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因为我不是水手，也没有办法反驳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但是，我手中还是握有一张王牌，这也是这趟航行的基础所在。在我心里，我一直知道，在某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像我们这种木筏，史前文明也是借着这种工具从秘鲁传到群岛上的。所以我最后的总结是，如果康提基在公元五〇〇年可以用轻木木筏漂浮在大海上，捆绑的材料也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们造的木筏和他的一模一样，就可以航行。班特和赫门反正已经完全深入地了解了这个理论，所以当专家在为我们悲叹时，这些男生还是“不为所动”地在利马玩得很高兴。只有在某一天晚上，托尔斯坦曾心急地问我是否确定洋流方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去看电影，看到桃乐丝·兰摩(12)在美丽的南太平洋群岛上与一群女孩穿着草裙，在棕榈树下大跳草裙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里，”托尔斯坦说，“如果洋流不是朝你所说的方向流，那我就要跟你说抱歉了！”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来到普通的护照查验办事处，申请离境，班特站在最前面，当我们的翻译。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看起来一丝不苟的小职员，透过眼镜怀疑地看着班特的大胡子。
“班特·安梅利克·丹尼尔森。”班特毕恭毕敬地回答。
那个人将一张长长的表格放进打字机里。
“你搭哪一艘轮船到的秘鲁？”
“这个嘛，你知道，”班特弯下腰跟这位和气的小职员解释，“我不是搭轮船来的，我是划独木舟来的。”
这个人吓呆了，目不转睛地看着班特，然后在表格的一格空白处敲打出“独木舟”。
“那你打算坐哪一艘小船离开秘鲁？”
“这个嘛，你知道，”班特彬彬有礼地说，“我不是要搭小船离开秘鲁，我要搭木筏离开。”
“不要开玩笑了！”职员生气地高声喊叫，然后把表格从打字机里抽出来，“可不可以请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出发的前几天，粮食、水和我们的装备都已被搬上木筏，我们带了六个人四个月的食物分量，装在用于包装军需品的硬纸板盒里。赫门突发奇想，建议将沥青煮沸，在每一个纸盒四周涂上一层沥青，并在上面撒满沙子，防止纸盒彼此粘在一起。然后把食物装进纸盒，包得严严实实，最后再将纸盒塞在竹子甲板和支撑甲板的九根横梁中间。
我们到高山上泉水清清亮亮的水源地，用五十六个小水罐装了两百七十五加仑的饮用水。这些水也是一样紧绑在甲板与横梁之间，这样水罐就能常常浸到海水中。至于我们剩下的装备，以及装满水果、根茎蔬菜和椰子的大藤篮，则绑在竹制甲板上。
诺特和托尔斯坦规划出船舱的一个小角落作为无线电区域，此外，我们在船舱内的横梁间共绑了八个箱子。其中两个箱子装科学仪器和底片，另外六个则分配给每人一个，说好每个人可以依喜好装进个人物品，能塞多少就塞多少。像艾瑞克就带了好几卷图画纸和一把吉他，结果箱子太满了，还得把长袜放在托尔斯坦的箱子里。班特的箱子请了四位水手才抬上来，因为他的箱子里全是书——他竟然成功地塞进七十三本社会学与民族人类学的书。我们在这堆箱子上面放上芦苇编的垫子和我们个人的草席，一切安顿就绪，我们准备出发。
首先，我们将木筏拖离海军区域，在港口划了几圈，看这样装载货物是否会影响木筏的平衡。然后将木筏拖至卡瑶游艇俱乐部，在出发前一天，邀请来宾与有兴趣前来参观的民众出席，然后为木筏命名。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挪威的国旗升起，一起在桅顶上飘扬的，还有其他给予这趟远行实质帮助的国家的旗帜。码头上人头攒动，人们争相目睹这艘奇怪的木筏受洗，从他们的肤色和轮廓看来，其中很多人的祖先在沿海地区使用过轻木木筏。此外，也有以海军和政府为代表的西班牙后裔，还有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等国家的大使，英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的部长，以及总领事长所率领的来自挪威小殖民地的同胞。当然，还挤满了新闻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我想，现场恐怕就差再来一支管乐队和一面大鼓了！有一件事我们六个人彼此早已心照不宣：即使这艘木筏一出港口就散架，我们也要每人抱住一根原木，划也要划到波利尼西亚，绝对没脸回头。
我们的顾问，同时也是我们与陆地的联络人葛得·瓦尔德，准备用椰奶为这艘木筏施洗。使用椰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为了配合石器时代的氛围，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出了一点小差池，香槟被阴错阳差地放在托尔斯坦的箱底。主持人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告知在场的朋友，这艘木筏将以印加的祖先——那位一千五百年前从秘鲁出海，一路往西方航行直到不见踪影，之后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太阳王——为名，葛得·瓦尔德宣布，这艘木筏取名为“康提基号”。她用力将其实已经预先敲裂的椰子砸向船头，结果敲得太用力了，溅了我们这些恭恭敬敬站在周围的人一头椰奶和果肉碎片。
接着竹制帆桁被拉起，船帆跟着张开，帆的中央现出康提基蓄着胡子的头像，这是我们的艺术家艾瑞克用红色颜料画上去的，完全仿照废弃古城蒂亚瓦纳科的石雕上用红色石头刻出的太阳王人头像而画成。
“啊！丹尼尔森先生。”我们造船厂的工头，在看到船帆上满是胡须的人头像时，高兴地喊出来。
自从我们给他看康提基满脸胡须的图片后，这两个月来他就一直称班特为康提基先生。但是，现在他终于了解丹尼尔森才是班特正确的姓氏。
出航前，我们先谒见总统，和他道了别。然后我们还要到莽莽深山去一趟，在漂浮到汪洋大海之前，我们要纵情饱览这里的巨岩与山石。在沿海地区建造木筏期间，我们住在利马市外棕榈树林里的公寓里，每天坐空军部的车子往返卡瑶，这部车子连同司机，都是葛得为了我们这趟远征而商借到的。现在我们请司机带着我们一直往山里开，一天之内，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车子沿着印加时期就开始使用的灌溉水渠，在空荡无人的道路上驰骋，我们最后到达超过木筏桅顶三千六百英尺的高度，头都有点儿晕了。在这里，我们只是凝视着岩石、山峰与绿草，怎么看也看不腻眼前这一整片宁静的安第斯山脉。我们一直说服自己已经完全厌倦了石头与土地，现在，是要出航去了解大海的时候了。
(1)瓜亚基尔：厄瓜多尔西南部港市，位于瓜亚斯河上游，瓜亚基尔湾之北。
(2)海尔达尔开了一个和自负、骄傲有关的玩笑。一个害羞的人，往往会被说成缩头缩脑。海尔达尔的机智缓和了突发的状况，也为叙述增添了一点幽默的情调。
(3)暗示他们的头不会被砍下做成商品。
(4)意思是“超越时间与空间”，有一首英文流行歌曲即以此命名。
(5)鬣蜥蜴（iguana）：栖于西印度及南美树上的食草大蜥蜴。
(6)面包树的果实，风味类似面包。
(7)里维耶拉（Riviera）：南欧濒临地中海一地区，位于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是假日游憩胜地。
(8)亚马孙河：南美第一大河，发源于安第斯山脉，流经巴西，注入大西洋。
(9)乌普萨拉：瑞典东南部城市。
(10)计量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11)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指沿着智利和秘鲁沿海地区往北边流去的寒冷洋流，“康提基号”大多利用这道洋流来航行。这道洋流是由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洪堡伯爵于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四年进行南美洲之旅时发现的。事实上，如书中所述，洪堡洋流让海尔达尔的这趟航行变为可能。
(12)桃乐丝·兰摩（Dorothy Lamour）：美国电影女演员，多扮演慵懒的热带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