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岛屿上，一位土著老人坐在火堆旁，诉说着他们部落的传奇故事。多年后，我在纽约一家大型博物馆，和另一位老人端坐在大楼高层一间光线昏暗的办公室里。
环顾四周，排列整齐的一组玻璃柜中，陈列着一些颇有来历的古董碎陶片，隐隐约约透露出古色古香的气息。此外，还有满满一整面墙的书，其中有好些书自从写出来，读过的大概还不到十个人。这位老人，架上的书他不但都读过，其中有几本还是他写的，他就坐在办公桌后面，满头白发，看起来很是温和。但是现在，我一定已经激怒他了，因为他不自在地紧抓着椅子扶手，一副我打扰到他玩单人纸牌游戏了的表情。
“不对！”他说，“绝不可能！”
如果有人胆敢颠覆传统，主张明年在仲夏时分庆祝圣诞节，圣诞老人的脸色大概就跟他现在差不多。
“你错了，完全错了。”他一再重复，还一边愤怒地摇着头，仿佛要把我的观点甩出去。
“但是您都还没读我的理论呢。”我一边催促着他，一边还满怀希望地对着桌上那份手稿点头。
“理论！”他说，“你不能把民族学的问题当作侦探小说来处理！”
“为什么不行？”我说，“我所有的结论都有自己的观察，以及科学记录的事实作为依据。”
“科学工作就是纯粹、简单的调查研究，”他平静地说，“而不是拿来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的。”
他小心翼翼地把根本没翻开的手稿推到旁边，然后倾身向前。
“的确，南美洲是某些奇特古代文明的源头，但是，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印加人掌权后，这些人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是绝对可以确定的——南美洲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迁移到太平洋中的岛屿。”
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继续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答案很简单，他们去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船！”
“他们有木筏，”我反驳道，不过口气有点儿犹豫，“您知道的嘛，就是轻木(1)木筏啊。”
老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
“好啊，那你就试试吧，乘轻木木筏从秘鲁往太平洋群岛去一趟。”
我已无话可说。由于天色渐渐晚了，我们两个同时站了起来。老科学家送我到门口，拍拍我的肩膀，慈祥地对我说，如果需要帮忙，尽管来找他，但是今后我要么专攻波利尼西亚，要么专攻美洲，绝对不能把两个独立的人类学领域混在一起。然后他返身走到书桌前。
“你的东西忘了拿。”他把我的手稿还给我。我瞥见上面的标题是“波利尼西亚与美洲：史前关系研究”，我把手稿夹在腋下，啪嗒啪嗒地走下楼，没入街上的人群中。
当晚，我跑到格林尼治村一栋地处偏僻的旧公寓前。每当我遇到生活中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小问题时，我就喜欢到那里去。
我敲了敲门，一位鼻子高高的瘦小男人把门开了一条缝，接着就露出一个大咧咧的笑容，打开门，把我拉进去。他直接带我进厨房，要我准备好盘子和叉子，然后他把煤气炉上热着的不知道是什么，不过闻起来很美味的食物，加了一倍的分量。
“你来了，这可真好。”他说，“进展如何？”
“糟透了，”我说，“没有人愿意读我的手稿。”
他把食物盛到盘子上，然后，我们开始狼吞虎咽。
“都是这样子的，”他说，“不论你去见谁，他们都会认为你只是一时头脑发热，你知道的，在美国，很多人动不动就会出现一些千奇百怪的念头。”
“不止如此。”我说。
“是啊，”他说，“还有你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那些专家不会认同你这种从植物学到考古学每个门类都涉及一点儿的研究方式。现代的研究要求每一个专业分支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为了工作能更深入、更细致、更专心，各路专家都不免要画地自限。所以很难得有人会去整理自己领域之外的资料，然后将它们整合起来。”
他站起来，伸手去拿一份厚厚的稿子。
“你看，”他说，“这是我最近的作品，花了七年设计的中国农村刺绣中鸟类的图案，马上就被出版商看中了。现在他们要的是这种专门化的研究。”
卡尔说得对，但是我认为要解决太平洋的问题，却不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探讨，就如同坚持只用一种颜色，却想拼完整幅拼图。
我们把桌子收拾干净，洗完碗盘后，又一起擦干盘子。
“芝加哥大学那边还没消息吗？”
“没有。”
“那今天你那位在博物馆工作的老朋友怎么说？”
我懒洋洋地说：“他也没兴趣。他说只要‘印第安人仅仅拥有无篷的筏’这个前提成立，再去探究他们发现太平洋群岛的可能性，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
这位小个子突然开始发狠地擦着盘子。
“没错，”最后他说，“坦白说，我也觉得你的理论若要站得住脚，这的确是个实际的问题。”
我沮丧地看着这个我一直视为坚定盟友的民族学家。
“但是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赶紧说，“在某方面我认为你是对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匪夷所思。像我在图案设计上的研究结果，跟你的理论倒是很相符。”
“卡尔，”我说，“我非常确定印第安人曾经搭木筏横渡太平洋，所以我要自己造一艘同样的木筏，然后横渡海洋，来证明我的理论。”
“你疯了！”
他觉得我在开玩笑，但一想到我可能是认真的，嬉笑立即转为骇笑。
“你疯了？！搭木筏？”
接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是诡异地盯着我，仿佛在等我露出笑容，跟他说这不过是个玩笑。
但是我没有笑。现在我总算发现，其实没有人真心接受这个理论，因为秘鲁与波利尼西亚中间隔着一片无尽的汪洋大海，我却企图只用一艘史前时代的木筏，架成一座把两地连接起来的桥梁。
卡尔不安地看着我。
“我们出去喝一杯吧。”他说。
结果我们喝了四杯。
那个星期，我的房子租约到期。同时，挪威银行也通知我，我的账户里已经没钱了。结果，又碰到通货紧缩。最后，我只好提着大皮箱，搭地铁到布鲁克林区，住进挪威水手之家，这里的伙食很好，又很实惠，可以撑很久不容易饿，而且刚好是我目前负担得起的价钱。我在楼上有个小小的房间，不过吃饭的时候，还是得到楼下跟水手们一起吃。
水手们来来去去，样貌、性情各异，或醉或醒，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谈到海的时候，每个人都言之有物。从他们那里我学到：巨浪和怒涛并不是随海洋越深或离陆地越远便越强。相反，海岸线附近的狂风远比远海更危险。浅水区、沿岸回涌的浪，或是往陆地推进的洋流，其实比远海更容易卷起大浪。所以，能在沿岸海域稳定航行的船只，到远洋航行是绝对没问题的。我还学到在大海中遇到狂浪时，大船船头或船尾的部分，很容易栽到海面下，接着就会有大量水冲上船来，像折弯羽毛般弄弯钢管。然而，在同样的大海上，小船反而能劫后余生，因为小船往往能在汹涌波涛间找到空隙，像海鸥一样，乘着起伏的海浪悠游自在。这些水手中就曾有人在大船沉没之后，搭小船安全逃生的。
但是他们对木筏就不甚了解了。木筏和船可不一样，既没有龙骨也没有舷墙，只是某种浮得起来、情况紧急时可以用来自救的工具，最终还是要等待船只来救援。不过有位水手的船在大西洋中央被德国鱼雷击沉，他曾在木筏上漂流了三个星期，因此他觉得木筏其实很牢靠。
“但木筏没办法驾驶的，”他补充道，“它只能随着风漂流，左转转右转转、前转转后转转，或者根本就只在原地打转。”
我在图书馆找出第一批到达太平洋南美沿海的欧洲人留下来的记录时，发现不少印第安大轻木木筏的草图，还有一些相关资料。我知道轻木木筏有横帆、有活动船板，船尾也有长长的操舵桨，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操纵的。
待在水手之家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不管是芝加哥还是别的地方，我都没接到任何消息，显然没有人读过我的手稿。
然后，星期六，我振作精神，昂首阔步地走进水街一家船类用品专卖店。我在那里买了一份太平洋航海图，他们还礼貌地尊称我为“船长”。我把航海图卷起来夹在腋下，然后按照周末的惯例，搭城郊列车到奥辛宁一对年轻的挪威夫妇家里做客，他们在乡间有块迷人的小天地。男主人当过船长，现在则是纽约佛瑞德奥尔森航运公司的行政经理。
在钻进游泳池清醒了一下之后，我决定周末把城市生活完全抛诸脑后。安姆布约格端来鸡尾酒，我们就坐在草地上，沐浴在炎热的阳光下。但是，我实在按捺不住了，于是在草地上摊开航海图，问威尔翰，木筏可不可能安全地把人从秘鲁载到南太平洋群岛。
他没看航海图，反而看着我，吃惊地把身体稍微往后一仰，给了我肯定的答案。有了他的肯定，我仿佛衬衫里放了气球似的，整个人顿时轻飘飘了起来。我知道，任何有关航行的事，不只是威尔翰的工作，也是他的兴趣。他当即问起我的计划，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个疯狂的计划。
“但是你刚才说那是有可能的。”我插嘴道。
“没错，”他承认，“但是出问题的概率也一样大，你从来没有真的坐过木筏，突然就觉得自己有本事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确有成功的可能，但也可能失败。秘鲁的古印第安人世世代代造木筏，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然而每一艘木筏成功渡海，可能就有十艘沉入海底，说不定数百年来葬身海底的木筏已经有好几百艘了。诚如你所说的，印加人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时是一整个木筏舰队，任何一艘出了状况，旁边的木筏就可以马上支持。但是如果你出意外，茫茫大海谁来救你啊？就算你能用无线电，但要在离陆地几千英里处的大海中定位一艘小小的木筏，谈何容易！如果遇到暴风雨，恐怕在有人赶来救你之前，你已经被冲进大海里淹死好几次了。你不如耐心一点儿，等别人有时间了，就会读你的理论手稿。不然就重写一遍，想办法激起他们的兴趣，否则前景不是很乐观。”
“可是我再也不能等了，我都快坐吃山空了。”
“那你可以搬过来跟我们住。而且，没钱的话你怎么进行你的航行探险？”
“探险可比一份没人读的手稿更容易让人感兴趣。”
“但是你能从中得到什么？”
“除了科学界会开始关注这段历史之外，还能摧毁反对这套理论的一个最强势的学说。”
“但如果出了差错呢？”
“那我就什么也证明不了。”
“那你不就等于在众人面前毁了你自己的理论吗？”
“也许吧，但是正如你说的，以前印加人的十艘木筏中也有一艘成功啊。”
这时由于小朋友们出来打槌球，我们就没再讨论这件事。
第二个周末我一样把航海图夹在腋下，来到奥辛宁。只是这次离开时，我的航海图上，从秘鲁到太平洋上的土木土群岛，已经连了一条长长的铅笔线了。我的船长朋友没有再试图劝我放弃这个计划，反而花了好几个小时，跟我坐下来计算木筏可能的速度。
“要花九十七天，”威尔翰说，“但是切记，这只是在理论上的理想情况下，就是沿途都是好风好日，而且假设木筏真的如你所说的可以航行。整个航程你至少要预留出四个月的时间，当然，你也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还会更久。”
“好，”我乐观地说，“我们就预留出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十七天内完成。”
当晚我回到水手之家，坐在床沿看着航海图时，我觉得我的小房间似乎比往常要温馨许多。我踱来踱去，把床和柜子留给我的狭小空间都尽情走了个遍。噢，对了，木筏可比这个房间要大多了。我把头伸出窗外，想看一眼大城市里辽远的星空，却只望见头顶被高高的院墙圈起来的一小块。就算木筏上的落脚地方其实很小，但总容得下我们头顶的天空，看得到满天繁星。
在西七十二街、接近中央公园的地方，有一间纽约最独特的俱乐部，光是大门外那面磨得雪亮的铜制招牌——“探险俱乐部”，就等于在昭告路过的人，里头有些事不寻常。但是，一旦进入里面，你就仿佛背着降落伞跳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仿佛距离摩天大楼旁停放的一排排汽车已有千里之遥。当通往纽约的门在你身后关上时，你会觉得自己被猎狮、登山以及极地生活的气氛淹没。只要俱乐部会员聚在一起吃饭，或是聆听远道而来的异国友人演讲，你准会听上满满一耳朵：河马或小鹿之类的战利品、打猎用的来复枪、动物尖牙、战鼓和长矛、印第安地毯、偶像和模型船、旗帜、照片和地图。
在经历过马贵斯群岛的旅程之后，我就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员了。因为是初入会，所以只要人在城里，就很少错过任何聚会。十一月那个下雨的晚上，我走进俱乐部，十分讶异地发现这里和平常很不一样。地板中央放了一艘充气橡皮筏，搭配着船上的给养和各种配件。墙上和桌上则摆满了降落伞、橡胶工作服、救生衣，还有极地探险的装备，再加上用于制蒸馏水的气球，以及其他古怪的发明物。原来是来了新会员，哈斯金上校在空军军需司令部装备研究室任职，今晚，他要演讲兼示范多项新发明的军用物品，他认为这些发明对将来南北极的科学考察会派上大用场。
演讲结束后，我们展开了活泼愉快的讨论。丹麦著名的极地探险家彼得·佛洛琛提出质疑，这个魁梧的汉子站起身来，甩甩他的大胡子，说他不相信这类新奇的玩意儿。他曾经在一次格陵兰岛(2)的探险中，舍弃因纽特人惯用的皮船(3)和圆形冰屋，而是选择只用橡皮艇和帐篷，结果差点儿丢了性命。一开始他差点儿被冻死在暴风雪中，因为帐篷的拉链结冰了，他拉不开当然也进不去，后来他出去钓鱼时，钩子钩破了橡皮艇，结果橡皮艇就在他脚下像块小破布般沉入水里。最后，多亏来了一条救命皮船，他和一个因纽特朋友才勉强上了岸。于是他确信，没有哪一个现代发明家，聪明到只坐在实验室里，仅靠凭空想象，就能造出比因纽特人几千年生活经验的结晶更好用的工具。
讨论结束时，哈斯金上校提供了一项令人惊喜的优惠，他说俱乐部里任何一位正式会员，都可以在他示范过的新发明里，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工具在下次探险时使用，只是回来后，他们要跟研究室的人反馈一下他们对这些工具的看法。
这就是命啊。那天晚上，我是最晚离开俱乐部的。因为我得把这些新装备仔仔细细地研究一番，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不但突然从天而降，而且任我取用。我发现这些刚好都是我需要的，如果天不遂人愿，木筏真的快要破裂了，而附近又没有任何木筏可以前来支援时，就可以靠这些装备来救命了。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水手之家的餐桌上吃早饭时，依然满脑子都在琢磨那些装备的事。这时，一个衣冠楚楚、体格强健如运动员的年轻人，端着他的早餐托盘，坐在了我对面。我们开始聊天，原来他也不是水手，而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他从特隆赫姆(4)来美国购买机器零件，顺便学习一下这边的制冷技术。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又觉得这里的挪威菜做得不错，所以经常来水手之家吃饭。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大概跟他说了一下我的计划，然后告诉他如果到这个周末，我的手稿还是没有收到任何肯定的答复，我就不等了，要直接开始进行木筏远征的计划。他没说什么，但听得津津有味。
四天之后，我们又在同一间餐厅碰面了。
“你决定了吗？去不去远征？”他问。
“是的，”我说，“我要动身了。”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如果我再继续耽搁，南极就要刮暴风了，而且，南太平洋诸岛的飓风季也快来了。我必须在几个月内离开秘鲁，但是我又得先筹钱，还得安排好所有事宜。”
“你需要几个人？”
“我想总共六个人就够了，一来有个伴儿，二来可以轮流掌舵，每人四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刚好需要这么多人手。”
他呆呆地站着，仿佛在思考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突然情绪激昂地说：
“真是该死，我好想参加啊！我可以负责技术测量和测试。你这项实验一定得精确测量风浪才行。别忘了你要横渡的是一片汪洋，谁也不清楚那茫茫数千里究竟是什么情形，那已经超出了所有航线的覆盖范围。你这趟远征，无论是水文测量还是气象观测，肯定都特别有趣，而且我擅长的热动力学也可以好好地发挥一番作用。”
眼前这个人，除了看到的这张脸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是，也许一张脸就可以泄露很多事。
“好吧，”我说，“我们一起去。”
他叫赫门·华辛格，跟我一样是个旱鸭子。
几天后，我带赫门到探险家俱乐部，我们一进门就直接走向极地探险家彼得·佛洛琛。佛洛琛有一项珍贵的特质，就是永远不会被人群淹没，因为他的体形可以塞满谷仓的门，胡子宛如动物鬃毛，看起来活像从广袤的冻土地带(5)前来传递消息的使者。他的周围总是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氛围——好像有只大灰熊在他前面带路一样。
我们把他带到墙上的大地图前，告诉他我们打算搭印第安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计划。他越听，那孩童般的蓝眼睛睁得越大，后来简直和碟子一样。然后他重重地跺了一下木制的假腿，还动手将皮带束紧几个洞。
“该死！孩子们，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
这位格陵兰老旅行家给我们的马克杯倒满了啤酒，然后告诉我们他对原始人的船只非常有信心，还有他相信这些人无论是在陆地或是海洋，都有能力适应自然，以求生存。他就曾经搭木筏沿西伯利亚的数条大河顺流而下，还在北极沿海地区用船拖拉土著的木筏。他边谈边不自觉地捋了捋胡须，还说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由于佛洛琛对我们这个计划的热烈支持，形势开始全速逆转，消息被披露在《斯堪的那维亚报》（Scandinavian Press）的头版。第二天清晨，我的房门响起一连串猛烈的敲击声，原来是楼下走廊有一通电话找我。接了这通电话后，当晚我和赫门来到市中心时髦地段的一间公寓前按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位穿着考究的年轻人：他脚穿一双皮拖鞋，蓝色套装外罩着一件丝质晨衣，看起来几乎可以用“柔弱”二字来形容，他因自己感冒而向我们表达歉意，还拿着一条芳香的手帕捂住鼻子。不过，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战争中当过飞行员，而且立下功绩，扬名美国。现场除了这位看起来很沉静的主人之外，还有两个精力充沛、积极而且有想法的记者，其中有一位我们早有耳闻，是个很能干的报社特派员。
主人开了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酒，说他对我们的远航计划很感兴趣，愿意提供我们必要的经费，但是我们回来之后，必须为报纸写稿，还要举办巡回演讲。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举杯共祝彼此合作愉快。这一下，我们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投资人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操心。赫门和我马上招兵买马、添置设备、制造木筏，好赶在飓风季节开始前起程。
第二天，赫门辞去工作，我们开始认真地筹划一切事宜。我已经得到空军军需司令部研究室的承诺，他们会把所有我们需要的设备，甚至更多东西，通过探险家俱乐部送来。他们说，像我们这种远航队最适合测试他们研究的设备了。这是个好的开始。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到适合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乘木筏航行的人，还要准备好旅程中的给养。
要选一群共同乘筏出海的人得非常小心，否则几个人的封闭小社会，出海一个月，可能就会麻烦不断、暴乱四起了。我不想找职业水手，首先他们对如何操纵木筏的了解比我们多不了多少，而且如果此行成功了，万一人家又要说我们是因为有职业水手，才会比秘鲁的制筏老人内行，我实在不希望到时候又要去分辩。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有个会使用六分仪、画航线图的人，我们所有的科学报告都是要以此为基础的。
“我认识一个画家，”我告诉赫门，“他是个大块头，会弹吉他，人很有趣。他还上过航海学校，而且在他成天待在家里与画笔和调色盘为伍之前，还曾经扬帆环游世界好几次。我从小就认识他，在家乡时，我经常跟他一起去露营。我写信问问他，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听起来他还不错。”赫门点头说，“我们还需要一个会操作无线电的人。”
“无线电？！”我反感地说，“我们要无线电干吗？在史前时代的木筏上装无线电也太说不通了。”
“才不会呢，这是一种安全预防措施，只要我们不拿来发送信号寻求帮助，就完全不会对你的理论造成任何影响。况且，我们还要靠无线电来发送气象动态和其他报告呢。我们反正不能用它来接收海洋暴风预警，一来那么远的海域根本没有预报，而且就算有，对我们这艘小小的木筏，又有什么帮助呢？”
他的论点逐渐说服了我。其实我抗议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我不喜欢什么都是按按钮，或转开关。
“很凑巧，”我承认，“提到用无线电装置进行远程联系，我刚好也有最佳人选，我在战争期间被纳编在通信组，你也懂的，那已经是最适合我的岗位了。嗯，我应该要写封信给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
“你认识他们吗？”
“认识。我第一次遇到诺特，是在英格兰，那是一九四四年。他因为参与降落伞行动获得了英国政府颁授的勋章，你知道，就是在挪威尤坎的那次重水破坏行动，德国人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就此功亏一篑。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刚从挪威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回来：原来盖世太保(6)发现他在奥斯陆(7)一家妇产医院的烟囱里装设秘密无线电台，纳粹利用方位测定器找到了他，于是手持机关枪的德军把整栋大楼团团围住，每一个门口都站了卫兵。盖世太保的头目费摩则站在中庭，等着诺特束手就擒，结果反而是他自己的手下一路落败，诺特靠手枪杀出一条生路，从阳台杀到地窖，再从地窖杀到后院，尽管背后追着一连串子弹，他还是翻过医院的墙逃掉了。我是在一座英国城堡里的秘密基地认识他的，挪威已经沦陷了，但那边还有一百多个发报站，他回来是要组建起一个地下联络网。
“而我才刚上完降落伞的训练课程，原计划是去奥斯陆附近的瑞典努德马克伞降，这时苏联军队突然向希尔克内斯区域进发，于是一小队挪威分遣部队从苏格兰被调派到芬马克，从苏联军队手里抢回当地的全部军事控制权。我也被派遣到那里，所以才认识了托尔斯坦。
“那些地方有真正的北极冬天，天空如同穹庐一般，北极光在我们头顶上的星空闪耀，日日夜夜都是一片漆黑。等我们到达芬马克后，只见一片焦土，虽然我们穿着毛皮衣服，还是被冻得发紫，这时一个蓝眼睛、金发平头、活泼开朗的人，从山上一间小屋里爬出来，他就是托尔斯坦·拉比。他先逃到英格兰，然后再偷偷潜入挪威的特罗姆瑟附近地区。此外，他一直藏匿在‘提尔皮茨号’战舰附近，随身带着一套小型发报装置。十个月来，他每天将‘提尔皮茨号’战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传送给英国。一到晚上，他就把他的秘密发报机连接到一位德国军官所安装的接收天线上，将情报传送出来。依靠这些每日情报的指引，英国轰炸机最后摧毁了‘提尔皮茨号’战舰。
“托尔斯坦先逃到瑞典，又从那里逃到英国，然后他利用降落伞带着一套新的无线电在芬马克荒地降落，在德国防线后方安装无线电台。德军撤退时，他发现自己身处我方防线之内，于是他带着无线电装置，从藏匿的地方走出来协助我们——当时我们的无线电总台已经被地雷摧毁了。我敢打赌诺特和托尔斯坦现在已经在家里待得很烦了，一定会很愿意来趟小小的木筏之旅。”
“写信问他们。”赫门提议道。
所以，我各写了一封短笺给艾瑞克、诺特和托尔斯坦，信里头并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说辞说服他们：
我打算搭木筏横渡太平洋，好证明“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来自秘鲁”这个理论，你要一起来吗？我不能保证什么，不过可以提供从秘鲁到南太平洋群岛的免费来回旅程，而且你会发现你的技术在航程里大有用武之地。请立即回复。
第二天我收到托尔斯坦发来的电报：
我会来。托尔斯坦。
另外两个人也说好。
至于这个组合的第六个人，我们一会儿考虑这个人，一会儿又考虑那个人，但是每一次都有些不顺利。这段时间，我和赫门也开始张罗给养，我们并不打算在旅程中拿老骆马肉和库马拉马铃薯干维生，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并不想证明我们曾经是印第安人。我们只是意图测试印加手艺的性能和质量、耐航力和载重量，看看是否真的能靠一艘木筏横越大洋到达波利尼西亚。我们的土著先驱当然是依赖带上木筏的肉干、鱼及马铃薯干过活，因为这些食物本来就是他们在岸上的主食。而我们也想试着借由这趟实际的远征，了解他们在大海中航行时能否抓到鱼儿与获得雨水。至于我们的饮食，我打算选用简单的野战口粮，经历过战争，我们已经对这类食物很熟悉了。
刚好在这时候，有一位驻华盛顿挪威大使馆的军事领事助理到任。我在芬马克时，曾在他的连里当副手，知道他是个“火球”，有使不完的精力，遇到任何问题，都宁愿主动出击，全力解决。伯裘恩·罗霍特就是这种怪胎，如果他一路厮杀过去，没有马上看到需要处理的问题，一定会颇感失落。
我写信跟他说明整个状况，然后请他用敏锐的直觉帮我们好好找一找，在美国军队的军用品供应部门中，我们可以和哪个人联络。幸运的话，也许会碰到他们的研究室正在实验新的野外配备，我们就可以帮忙测试，就像我们测试美国空军研究室的设备一样。
两天后，伯裘恩从华盛顿打来电话，他已经跟美国陆军部的对外联络处联系上了，他们想知道我们的计划。
赫门跟我搭第一班火车到华盛顿。
我们在伯裘恩位于大使馆的武官办公室见到了他。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他说，“只要上校为我们写一封介绍信，我们明天就可以进对外联络处了。”
“上校”就是欧托·蒙堤卡斯，他是挪威的军事领事。他是个好性情的人，听了我们的计划之后，就表示非常乐意帮我们写封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信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他最好陪我们去。于是，我们坐上上校的车前往五角大楼美国陆军部的办公室。上校与伯裘恩穿着他们最风光的军事外出服坐在前座，我和赫门坐在后座，透过挡风玻璃仰视眼前高耸入云的五角大厦。这幢容纳三万名职员、拥有十六英里长廊的宏伟建筑物，就是我们与军方“高层”即将进行“木筏会议”的地方。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赫门和我觉得小木筏十分渺小。
经过了无数个坡道和走廊之后，我们终于到了对外联络处的门口。很快，周围出现了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人，我们围着一张桃花心木圆桌落座，坐镇主持这场会议的，就是对外联络处的局长。
这位出身西点军校的军官，就坐在长桌的尽头，看起来严肃、体格强壮，而且魁梧。一开始他还不太了解，美国陆军部究竟与我们的木筏有什么关联，但经过上校周详的解释，以及在座长官鉴定后的一致支持，就渐渐认同了我们的计划，他开始很感兴趣地读着空军军需司令部设备研究室发出的信。然后他站起来，给部属下了一道精确的命令，要求他们经由合适的渠道帮助我们，接着他祝我们幸运，然后就阔步迈出会议室。当会议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一位年轻的上尉在我耳边低声说：
“我敢说，你们肯定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你们的计划听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军事行动，而且不会对我们的日常公务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也是个好机会，可以好好检测一下我们的设备。”
对外联络处立即安排刘易斯上校在军需处的实验室接见我们，还派了车送赫门和我过去。
刘易斯上校是个身材高大又和蔼可亲的军官，而且很有运动员的架势，他马上把实验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叫进来。这些人很亲切、很配合，并当即给我们推荐了许多设备，希望我们可以全面测试一下。他们念出一连串的装备，从野外口粮到防晒药膏以及防水睡袋，各式各样，远远超乎我们的期望。然后他们带我们逛了一圈，我们试吃了包装精致的配给口粮，测试了火柴，发现这种火柴浸过水也一样能点燃，还有新型的普立姆斯炉(8)，以及水桶、橡皮袋和特殊的靴子、能够浮在水面上的厨具和小刀……所有远征需要的东西都有了。
我看了赫门一眼，他像个跟有钱姑妈逛巧克力店的小男孩，看起来乖乖的、一副满脸期待的样子。上校走在前面，向我们一一展示所有有趣的工具，参观结束后，书记员已经记下了我们所需物品的种类与数量。我以为我们已经赢下了这场战役，只想赶快赶回饭店，在床上躺平，并且静静地把所有事情梳理一下。这时高大、友善的上校突然说：“好，现在我们得进去和老板谈一下，能不能给你们这些东西，他说了才算。”
我一颗心沉到谷底，所以我们得从头再来一次滔滔不绝的说服，而且谁知道他会是哪一种“老板”。
我们发现这个老板是个矮小、极度认真的军官。当我们进入办公室时，他坐在书桌后面，用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审视着我们，然后请我们坐下。
“这两位先生要什么？”他严厉地问刘易斯上校，双眼却直盯着我们。
“噢，一些小东西。”刘易斯上校立即回答。他大略地解释了我们要做的事，这位老板也很有耐心地听着，手指动都不动一下。
“那他们回报我们什么？”他不为所动地问。
“这个嘛，”刘易斯上校以安抚的口吻说，“我们希望，也许，他们在这趟远征之后可以写份报告，说明这些新的口粮和设备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效果。”
这位极度认真的军官坐在书桌后面，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缓缓往椅背上靠去，双眼仍然盯着我们，然后冷冷地说：“我看不出他们可以回报我们什么。”我顿时觉得坐着的皮椅如同一个深渊，而我正向它深深的底部沉下去。
整个房间一片死寂。刘易斯上校用手指摸摸衣领，我们两个则一句话都没说。
“但是，”老板打破寂静，一丝光亮自他的眼角反射出来，他说，“勇气与冒险精神也是一种回报。刘易斯上校，把那些东西给他们。”
我坐在回饭店的出租车上，还陶醉在快乐中，坐在我身旁的赫门开始自顾自地哧哧地笑了起来。
“你不舒服吗？”我焦急地问。
“没有，”他笑着说，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直在想，我们得到的配给品中有六百八十四箱凤梨，那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还有太多事情要做，而且大部分事得同时进行，才能让六个人、一艘木筏和其他货物在秘鲁沿海的一个地方集合起来。而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又没有阿拉丁神灯可以用。
经对外联络处的引介，我们飞到纽约拜会哥伦比亚大学的贝瑞教授，他是陆军部地理研究委员会的会长。后来，他把所有的昂贵仪器和装备，都提供给赫门做科学测量。
接着，我们又飞往华盛顿，去见海军水文研究所的格洛韦尔上将。这位性情很好的老船长，集合他所有的部属，指着墙上的太平洋海图，把赫门和我介绍给大家。
“这两个年轻人要来这里查查洋流图资料，你们帮帮他们！”
当一切渐渐有些进展之际，英国的卢姆斯丹上校率领的军事使团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顺利成功的概率。我们获得了很多很好的忠告，还拿到一批从英国空运过来的设备，准备在木筏远征中进行测试。英国医官很热情地提供给我们一种神秘的“鲨鱼粉”，如果鲨鱼太嚣张，只要在水上撒一些这种粉，鲨鱼就会立刻消失。
“长官，”我彬彬有礼地说，“这种粉末真的管用吗？”
“这个嘛，”这位英国人微笑着说，“我们也想知道答案。”
时间紧迫，我们不得不舍火车而就飞机、舍步行而就汽车，于是荷包开始逐渐缩水，像个枯萎的标本。最后，把我留着买回挪威的机票钱也花掉了，我们只得到纽约找赞助人朋友解决我们的财务问题。不料，我们在那里碰到了令人吃惊与灰心的问题：财务经理发烧卧病在床，他的两名同事无权处理，必须等他回来上班后才能处理。他们仍然很愿意在财务上支持我们，只是一时之间实在无能为力，需要我们先延后计划。但现在要刹车已经太晚了，一切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不可能突然停下来，只能继续。我们的赞助人朋友同意解散这个联合赞助的组织，好让我们独立而迅速地运作。
结果我们回到了街上，塞满口袋的，依然只有自己的两只手。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门说。
“还有三个月零几天的时间，”我说，“但我们必须开始了。”
即使很多事情都不确定，有一件事情我们却绝对清楚：我们的航行是有目标的。我们可不是那些可以坐在空桶里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面滚下来，或是坐在旗杆握柄上长达十七天的特技演员。
“开弓没有回头箭。”赫门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深深地同意彼此的意见。
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挪威方面的资助，但那还是无法解决我们在大西洋这一边的问题。我们可以申请赞助，但这个有争议的理论实在很难拿到钱，而这正好就是我们必须进行这趟木筏之旅的原因：我们要让这个理论不再具有争议性。然后，我们马上发现，无论是新闻界、私人赞助者或是所有保险公司，都不敢把钱投注在这个他们认为是自杀之旅的项目上。但是如果我们安全而且成功地归来，则又另当别论。
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希望，有好几天的时间我们甚至觉得好像在海上漂浮，没办法着陆似的。这时挪威军事领事蒙堤卡斯上校出现了。
“孩子们，你们遇到问题了？”他说，“先给你们这张支票，等你们从南太平洋群岛回来后再还我。”
其他一些人也慷慨解囊，很快，我们获得的私人借款已经绰绰有余，不需要再仰赖任何团体的赞助。我们就要飞往南美洲，开始建造木筏了。
老秘鲁人的木筏是由轻木制成的，这种木头在干燥状态下比软木还轻。轻木树只生长在秘鲁，而且要安第斯山脉上才有，所以在印加时期，水手们会沿着海岸到厄瓜多尔，在太平洋海岸边砍伐轻木树，我们现在也打算这么做。
当代的运输问题已经跟印加时期不同了。我们有汽车、飞机，也可以找运输局，但是事情并没有变得简单一点，因为海关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永远不相信你说的话，乱翻你的行李，如果你幸运地入境了，他们就拿各种盖着印章的表格来刁难你。我们真正害怕的就是这些穿制服的人，因为他们有权决定不让我们轻易地带着装满奇怪物品的大包小包、举起帽子、彬彬有礼地用一口破西班牙语请求入境，然后再坐木筏离开，搞不好我们还会被关进牢里。“不行，”赫门说，“我们一定要有官方介绍函。”
之前解散的联合赞助组织中，有一位朋友在联合国担任特派员，他开车载我们去那里。当我们进入壮观的会议厅时，一位黑发的俄罗斯人正站在巨幅的世界地图前演讲，我们看到各国人员肩并肩地坐在长椅子上安静地聆听，这样的场面令我们震撼。
我们的特派员朋友，抓住一个空当找到秘鲁的代表，之后又找了厄瓜多尔的代表。在接待厅柔软的皮沙发上，他们津津有味地聆听我们的航海计划，知道了我们横渡海洋是要证明在他们境内古文明的人们，是第一批到达太平洋群岛的人。两位代表都承诺要通知他们的政府，并且保证当我们到达他们国家时，会给我们支援。崔佛·利埃(9)经过接待厅时，听到我们是他的同胞，就走了过来，还有人建议他和我们一起上木筏航行，不过他在岸上所面临的巨浪已经够他应付的了。联合国的一位助理秘书，来自智利的班哲明·柯罕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因为和秘鲁总统有私人交情，还帮我们写了一封信给他。我们还在大厅遇到挪威大使——摩根斯提奈的威尔翰·范·穆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全力支持这趟远航。
于是我们买了两张机票，飞往南美洲。当飞机的四个大涡轮开始一个接一个转动时，我们瘫坐在座椅上，精疲力竭。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如释重负的感觉难以用笔墨形容。现在我们就要飞往探险之旅的出发点了。
(1)轻木：美洲热带生产的一种轻质木材。为木棉科轻木属植物，叶呈椭圆至圆形。
(2)格陵兰岛：北美洲东北部的一座大岛，丹麦属地。
(3)皮船：因纽特人设计的一种头尾相似的小船，与筏艇相像，但除了留一个很小的坐舱外，其余部分全部密封。用可拆卸的防水甲板附在伐桨者身上，将船身造得密不透水。通常用一种头尾相似的桨划行。
(4)特隆赫姆：挪威中部的一个海港，临特隆赫姆峡湾。
(5)主要指西伯利亚北部。
(6)盖世太保：德国前纳粹政府的秘密警察。
(7)奥斯陆：挪威的首都。
(8)普立姆斯炉：商标名称，指一种用来做饭、烧水等的轻便炉子。
(9)崔佛·利埃（Trygve Lie）：挪威律师及政治家，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任联合国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