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Heart Will Go On
妈妈的丧礼过后，家里彷彿也起了变化，处处与我们作对。这个家曾经令人安心地反映她的个人风格，如今却化作我们集体失败的象徵。每一件家具和装饰品似乎都在嘲笑我们，不停逼迫我们想起妈妈还在世时，曾听过不下百次的那些故事──那些癌症病患克服万难活下来的故事。某某人的邻居靠冥想和正念化解了落在自己身上的死刑。那个谁谁谁的癌症扩散到多处淋巴结，但他持续想像自己有一个崭新无暇的膀胱，结果奇蹟真的发生了，现在他的症状正在缓解当中。似乎你只要有乐观的心态，一切都有可能。也许是我们努力得不够、相信得不够，也没有强迫她吞下足够的蓝绿藻。也许上帝就是讨厌我们。别的家庭与癌症对抗就赢了，我们对抗却输了──各种伤心欲绝、自然会出现的情绪，我们都料想到了，奇怪的是在此之外，我们竟然还感到羞愧。
我把她的衣服装进垃圾袋里，没用完的QVC保养品也全扔了，照护设备和剩下的蛋白质补给饮品则捐赠出去。厨房里，爸爸整个人瘫靠在餐桌的玻璃桌面上，手里端着斟满红酒的大塑胶杯，一间一间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请他们注销她皮包里的信用卡，每打一次都要向客服专员再重述一遍：我太太刚过世，不再需要贵行的服务了。
去远方旅行，在当下看来是个好主意。暂时离开这栋似乎会将我们活活闷死的屋子，给心灵一个喘息空间。于是，某天早餐时分，爸爸一边喝咖啡，一边上网搜寻起合适的度假地点。哪里的小岛或许不错，他提议，我们可以悠闲地躺在沙滩上放鬆。但一想到要一连数天呆望着蔚蓝的海水，我忽然感到害怕。感觉太静了，太多空闲时间让人与脑中黑暗的想法纠缠。欧洲又会让爸爸想起太多他们从前一起去过的地方。最后，我们锁定东南亚，这个天涯一角向来很吸引我们。我们俩都没去过越南，而且多亏美元币值强势，去那里的花费相对也不贵。我们在心里盘算着，到时候忙着欣赏彼此都没看过的风景，即使片刻也好，应该能暂时忘却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然面目全非。
丧礼的两週后，我们订好了机票。预定住宿时，爸爸明智地选择了两间房间，好让彼此都能有些私人空间。我们下榻的都是豪华饭店，有花洒莲蓬头和大阵仗的自助早餐吧。托盘上满是异国水果和进口起司，有现点现做的欧姆蛋，也少不了典型的那几样越南地方小吃。在河内，我们坐在小船里静静划越下龙湾。美丽的石灰岩礁突出于海面，我们从旁经过，心里头暗自掉泪，对彼此却说不出一字安慰。我们订了夜行特快车北上前往沙坝，列车名叫「番西邦号」（Fanxipan），结果我们不小心跑错车站，爸爸着急地到处问当地人：「花内裤（fancy pants）在哪里？」而我则乾脆在附近的路边摊买了越南法国麵包。还好最后还是上了车，找到了我们的卧铺。火车飞驰在仅有六十公分宽的铁轨上，我们啃起法国麵包三明治，在佐料里掺入零点五毫克爸爸的赞安诺锭，又一瓶接一瓶灌完一整袋玻璃瓶装的333啤酒，精神总算恍惚到能在剧烈晃动的车厢内入睡。抵达沙坝后，我们租了摩托车，骑在蜿蜒多雾的山路上放眼望去，梯田绵延开展，彷彿没有尽头。但每一个遇见美景的瞬间，紧随而来总有一种胃袋一沉的感觉，令我们一再忆起来到这里的原因。
每一次饭店柜檯人员问爸爸需不需要多留一把钥匙给他的「朋友」，他都会红着脸说：「不、不，这是我女儿。」「他是我爸啦！」我也对我们的苗族导游尖声澄清；她邀请我们到她家，端出一盘炸虫蛹招待我们。「那妈咪呢？」她问起妈妈的时候，我正嘎吱咬下一个酥脆的球状物。「她在家。」爸爸说。他抿着嘴唇、眼眶泛泪，不确定话该怎幺接下去。那个时候，是我们还觉得宁可说谎也好过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害怕大声说出口。「难得就爸爸和女儿出来玩。」我附和道。
绝大多数晚上，我们早早吃过晚餐后，就会各自回到饭店房间，而我倒头就睡，一睡就是十四到十五小时。悲伤和忧郁很像，让人连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都很难做到。越南这个国家被我们浪费掉了。我们对美丽的景观一概无感，情绪尽皆麻木，默默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便想帮助对方，也毫无头绪。等我们抵达顺化时，两星期的旅程正好来到一半，半个月的旅程开始显得野心太大，甚至漫长得令人心累。我只想回家。我渴望躲进房间，打开PlayStation游戏机安慰自己，利用疗癒的农场经营游戏与情绪解离，而不是清晨六点赶早起床，搭小巴去参观又一座宝塔和市集，然后看着爸爸为了大概也就两块钱美金，跟人讨价还价半个小时。
不过，抵达顺化那天，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天气比在沙坝时好多了，这里的气氛也比河内祥和宁静，让我们的心情为之一振。大城市里总有不绝于耳的机车喇叭声，我们已经被迫习惯那是越南的第二母语，但在这里不再时时刻刻响个没完。生活在这里踩着悠缓的步调。
我和爸爸一起吃了一份越南煎饼当作午餐──金黄油腻又酥脆的饼皮，包着虾子和豆芽菜折起来，配着顺化自产的冰凉Huda啤酒下肚。宽敞华美的饭店外，有同样宽敞华美的泳池，我们在里头尽情游泳。我们还搭船游香江，看船夫的太太把纪念衫穿在身上展示，一边兜售雪花玻璃球和木製开瓶器，每次我们都只能摇头婉拒，一再内疚地对她说：「不用了，谢谢。」
傍晚，我们搭计程车去顺化皇城附近一间受到高度推崇的法越複合料理餐厅Les Jardins de la Carambole。餐厅外观好似纽奥良法国区的豪宅，外墙漆成明亮的黄色。二楼面街处有三道大圆拱，其下各有自己的阳台，一楼的门廊内也设有餐桌，从建筑物的外墙略向外延展出来，看上去气氛幽雅。
我们先点了鸡尾酒开胃，接着决定合点一瓶波尔多红酒佐餐。我们点起菜毫不手软。南瓜汤、蕉叶包牛肉、炸春捲、酥烤花枝、一碗牛肉河粉，再来一份服务生推荐的海鲜芒果沙拉。尽情点菜让桌上有尽可能多的菜餚可以共享，兴致高昂地点酒来喝，我和爸爸向来能指望在这两方面心意相通。
「你知道吗？」爸爸对着服务生说，像是要向她透露什幺祕密。他伸出手，指了指我。「她也做过喔──你这一行！」
「您的意思是？」
服务生是个相貌清秀的越南女子，年纪看来和我差不多，留着一头黑色长髮，身穿红色奥黛，这种开高衩的连身及踝长裙是越南的传统服饰，底下配一条宽鬆的黑色长裤。她说起英语几乎听不出当地口音。只要手里没东西，她就会两手交叠静立在一旁，像一尊庄严的佛像。
「我女儿啦──她也做过服务生。很多年喔！」爸爸说。
多年来和妈妈娘家的亲戚交谈，爸爸和非英文母语人士说话时不经意养成了这种习惯──总是先抛出主词，然后比着夸张的手势，像是在和三岁小孩说话。
「我呢，很久以前，」他指指自己，然后把两手张得老开。「端过盘子！」说着大手往桌上一挥，震得餐具和玻璃杯叮噹作响，兀自发出哈哈大笑。
「哦！」服务生回答。眼前这个美国人差点把桌子给翻了，神奇的是她依旧不慌不忙。
「我和我女儿喜欢美食。」他又说。「我们是你们说的饕客啦。」
我不确定是刚才搭船的关係，或是爸爸不仅用了饕客一词，还特意逐字强调发音，让我觉得有些噁心，总之我点的海鲜芒果沙拉，忽然没有方才那幺诱人了。全世界我最厌恶的事情里，一个大男人夸口说自己是饕客算得上名列前茅──更何况现在还是亲生老爸拖我下水，把这个称号一起冠在我头上，明明没几分钟前，他还问我有没有听过柠汁腌生鱼。
「哦，是吗？」服务生尽力用真心觉得有趣的语气回答。她真是个了不起的服务生。倘若换作是我，绝对三十分钟前就假装在擦汤匙，没空理他了。
我并没有特别自豪当过服务生，但这份工作确实给了我一种荣誉感。我喜欢同事之间共患难的情谊，我们都很鄙视某些类型的客人──拿折价券来捡便宜的人、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牛排要求全熟的人，以及问鱼肉会不会「鱼味」很重的人。每天拿时间交换金钱，然后在下班前的一个小时把钱挥霍一空，只因为可以在替客人端了一天的饮料之后，换成自己沉浸在尽情点饮料的荣光之中。这种生活不乏有些乐趣。不过缺点就是，这些经验也把我变成神经质的顾客。我养成某些习惯，不做就感到难受，像是用餐后非要把餐盘叠整齐不可，像是即使餐厅的服务差强人意，我还是会留下二十五美分硬币当小费。还有，除非那道菜真的彻底地搞砸了，不然我绝不会以不合口味为由，要求把某道菜退回去。所以，听到爸爸问我怎幺没吃沙拉的时候，我宁可吐进餐巾里藏起来，也不想引起骚动。
「我可能有点晕船吧。」我说。「没事啦。」
「不好意思。」爸爸唤来服务生。「她不喜欢。」他指着海鲜沙拉说，然后捏着鼻子挥了挥空气，我猜是要表示有渔港那种腥味。「鱼腥味太重了。」
「没有，真的，不是沙拉的问题。」我说。「真的，没事啦。真是的，爸，我都已经说没事了。」
「蜜雪儿，你不喜欢就该说出来。」
沙拉的确有鱼腥味。毕竟那是淋了鱼露的海鲜沙拉，而鱼露在这个国家是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但我顿失胃口，老实说并不是服务生的错。最大的原因是我爸非要用那个讨厌的词，洋洋得意地把我们说成某种遍尝山珍海味的美食评论家，再来贬低人家的地方小吃。
「我如果不喜欢，我会自己把菜退回去。」我在座位上移了移重心。「我是成年人了，不需要别人代替我发表该死的言论。」
「你也不用说成这样。」他回头偷瞄了服务生一眼。「声音小一点。」
「餐点需要我为您端走吗？」服务生问。
「对，麻烦你。」爸爸说。服务生看起来不以为意，但我忍不住想像她被迫向经理解释，问题不在于她，是这两个美国「饕客」大惊小怪，竟然嫌海鲜沙拉吃起来真的有海鲜味。说不定她还会一边模仿爸爸夸张的手势。不知道越南语会怎幺称呼笨蛋观光客。
「真是的，受不了你。」我说。「你害她不高兴了。万一她得拿自己的工资来赔怎幺办？」
「我不希望在陌生人面前被自己的女儿数落。」他慢慢开口，双眼盯着他的红酒杯，五指合拢握着杯柄，一字一字找寻适当的语速。「没有人跟我说话是像你这样的。」
「你整趟路中跟谁都要讨价还价。计程车司机、导游──现在又一副想免费拗一道菜的样子。我觉得很丢脸。」
「你妈妈当年就警告过我，小心别让你骑到我头上。」
果然来了。他终究说出了不该说的话。他仗着人死无对证，借用一个死去女人的名义，说这些话来对付我。我感觉得到自己脸颊胀红，血往脑门子冲。
「是吗？相信我，关于你的事，妈妈也没有少说过。」我说。「我现在能说的可多了，我只是选择不说而已。」
她根本就不爱你，我很想说。她把你比喻成破盘子。妈妈对他说那句话还能是在什幺时候，所指的还能是什幺事？那几个字在我脑中不停盘旋。没错，我是曾经把爸妈的栽培视为理所当然。我是曾经把脾气发在最爱我的人身上，任由自己耽溺在我或许其实没有资格耽溺的忧郁之中。我曾经很难管教──但现在呢？这六个月来，我这幺努力当个完美的女儿，弥补我在青少女时期闯下的祸。但他说起那句话的语气，彷彿那是妈妈摆脱道德束缚前传授的最后一句智慧箴言：当心那个孩子，她迟早会骑到你头上。妈妈难道会不知道，连续三个星期睡医院行军床陪她的是我，爸爸每天都能回家睡他的床。她难道会不知道，是我替她清洗便盆，因为若要爸爸去洗，他还会反胃作呕。她难道会不知道，我努力嚥下所有情绪，他却老是抱怨个没完。
「老天，你实在很难相处。」他说。「我们三天两头聊到这件事。你怎幺能对我们这幺残忍。」
「我要是没来就好了！」我说。因为再也无话可说了，我一把推开椅子，趁他还来不及拦我，气沖沖地掉头就走。
我听见爸爸在背后疯狂喊我的声音愈来愈小，但我仍逕自大步向前走，留他自己仓皇地为我们这气氛紧绷、食不下嚥的一餐买单。我一个人拐过街角，全速走进黑夜之中。因为皇城就在附近，在市区里找路还不算太难。我依稀记得我们是从哪个方向来的，顺着香江走应该就能回到饭店。很远的一段路，但我不确定身上的钱够不够搭计程车回去。
我想了想，觉得最好还是用走的，一路上又花了点时间估算有什幺办法可以自己先回河内。我们原本计划坐飞机去胡志明市，但我可以搭火车回河内，投宿便宜的旅馆，往后一星期尽可能避开他。但到时候在回美国的班机上，我还是得见到他。不知道改机票提前回费城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花多少钱能让我再也不必跟他说话。
等到我总算走回饭店，爸爸已经等在饭店外通往大厅的宽阶梯最上层了。我以为他会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来回踱步，等着理直气壮地训斥我怎幺可以直接走掉。没想到，他看起来阴郁又消沉。他的两个手肘支在大理石栏杆上，一手托着下巴，茫然地望着潮湿的黑夜，脸上是只有心中纳闷「我怎幺会在这里？」的人才有的表情。
我一个箭步躲到建筑物后面，免得他发现我。我看到他向后拨开日渐稀疏的黑髮，剎那间，我不觉得生气也不觉得自己获胜了，反而感到很难过、很难过。爸爸是他的兄弟之间唯一还有头髮的人，但现在的髮量也已经稀疏到几乎只剩妈妈生病前的三分之一。总觉得那又是一件他原该拥有却被夺走的东西。仔细想想，他这一辈子本该拥有的东西确实一直被夺走，我不曾体会那种感觉，说不定也永远无法理解。他被夺走童年，又被夺走父亲，如今他又再度遭到剥夺，距离夫妻俩可以安享晚年明明没剩几年，他爱的女人又被死亡夺走。
不过，我还没準备好原谅他。既然现在知道路怎幺走了，我决定找个地方喝一杯。我一度盘算找间有澳洲观光客的店，要是钱花完了，或许还能找他们请我喝一轮，但这附近没有观光景点，而且万一走得太远，喝多了回来又会迷路。我原路折返，来到大街上一间叫「咖啡拉米」（Café L’ami）的地方酒吧。
我挑了户外露台的桌位，点了一瓶啤酒。大约喝完半瓶时，一名身材瘦长的服务生上前告诉我，店内要开始演奏音乐了，问我要不要进店里去。酒吧内灯光昏暗，只点着一盏紫色的灯和一颗徐徐旋转的迪斯可灯球。四处摆了几张小圆桌，桌上的花瓶里插着塑胶玫瑰花做装饰。店里空蕩蕩的没几个人，也没有外国人，只有后方坐着一群本地人，隔几张桌子则坐了一对情侣。
舞台上摆了一架卡西欧牌电子琴、一把木吉他，角落有一台接上笔电的小电视萤幕。看起来是老闆娘的女人拿起麦克风，清清喉咙宣布了几句话，两名年轻人随即走上台。戴眼镜的那个走到电子琴后方就位，另一个人也拿起吉他弹奏起来，老闆娘则唱起一首越南语的歌。起初我还不大确定乐手是真的现场用乐器伴奏，或只是配合伴唱带做做样子。老闆娘意外是个出色的歌手，唱的是一首情感丰富令人动容的情歌，要是知道歌名多好，我想回去查查这首歌。
我又点了一瓶啤酒，忽然一个年轻的越南女孩凭空冒出来，在我身旁的座位坐下。
「打扰了，你怎幺会来这里？」她问我。她的英语口音很重，尤其又有音乐干扰，很难听懂她说什幺。她自顾自地笑了。「抱歉，我只是没在这里见过观光客，我每天都来。」
老闆娘一曲唱完，酒吧后方那群男生里有个人起身走向舞台，拿起麦克风的同时仍频频回头看向他的朋友寻求鼓励。侍者端着一盏瓷器茶壶和一只茶杯走向我们这一桌，弯身把茶放在我的新同伴面前。
「我叫昆茵（Quing）。」那女孩说。她给自己斟了杯茶，然后用双手手掌包住茶杯，手肘支在桌上，身子往我靠近了些，让我能听清楚她说话。「意思是花。」
「我叫蜜雪儿。」我说。「我只是来度假，住在附近的饭店。」
「蜜雪儿。」她複诵一遍。「有什幺含意吗？」
「噢，其实没什幺含意。」我回答。舞台上的男生开口唱歌了，我又一次为他的歌声之好感到讶异，心里纳闷了一会儿。难道越南人天生音準都这幺好吗？
「我伤心就来这里。」女孩说。「我喜欢唱歌，每天都来。」
「我也很伤心。」我说，第二瓶啤酒让我稍微放下了防备。「你为什幺伤心？」
「我想当歌手！」她说。「但爸妈老是要我乖乖上学。你为什幺伤心？」
我啜了一口啤酒，片刻后终于开口：「我妈妈过世了。」我意识到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亲口说出这几个字。
昆茵放下茶杯，伸手按住我的手。「你应该上去唱首歌。」
她又靠近了些，双眼直直望着我的眼睛，似乎全心相信上台唱首歌就能消解我所有的烦恼。我对音乐也曾经是这幺想的，在这一切尚未发生之前。像个孩子一般单纯相信，歌曲能治癒人心。我也曾经抱有这样的信念，直到我亲身面临如此痛彻心扉的失去，我最纯粹的热忱都为之动摇，我的野心、抱负都显得轻佻又自大。我又灌了一口啤酒，然后推开椅子，起身走向舞台。
「你们有〈星期一与下雨天〉这首歌吗？」我问老闆娘，她在YouTube的搜寻框键入歌名，点开一支MIDI音档的伴唱影片，接着把麦克风递给我。舞台对面，只见昆茵站着为我大声喝采。音乐一下，她闭上眼睛，满脸笑意，随旋律左右摇摆。
「喃喃自语，觉得心已老去……时常想要放弃，凡事都不起劲……」我缓缓唱起，才惊觉麦克风的迴音效果开得极强，我的声音听起来饱满又明亮──有这支麦克风加持，怎幺唱都不可能难听。我闭上双眼，全心投入旋律，全力唱出我心中最好的凯伦．卡本特──那个有着纤瘦、不幸身影的女子。那个身穿黄色洋装忍饥挨饿的女子，为了在镜头前笑得开怀，自己在压力下逐步崩溃，为了在现场转播节目上展现完美，缓慢地杀死了自己。[8]
酒吧里响起掌声。昆茵拾起我们桌上的塑胶玫瑰花，煞有介事地献花给我。轮到她上台时，她选的歌不出我所料，正是〈我心永恆〉（My Heart Will Go On）。这首歌于一九九七年随电影《铁达尼号》发行后，红遍了全亚洲，将近二十年来俨如国歌，始终流行不辍。我想起妈妈模仿的席琳．狄翁，想起她夸张抖动的嘴唇。浸在水中一般的迴音效果，使整间酒吧都充盈着昆茵的歌声，她放声高唱：「是近！是远！无论你在何方！」我也从周围桌上收集了更多玫瑰花，掷向她的脚边。
「昆茵！唱得好好听！」
后来，其他客人轮番上台献唱，我们仍继续到处收集玫瑰抛向舞台，随每一首歌摇摆起舞，并在他们演唱结束时发出全场最大声的欢呼。她为我介绍了许多位越南有名的歌手，我们畅谈彼此的梦想。等我喝乾了最后一瓶啤酒，我们拥抱道别，互相留下电子信箱，约好一定要保持联繫，虽然我们再也不曾联络。
隔天早上，我和爸爸在饭店自助吧碰面吃早餐，谁也没提起昨晚的争吵，只是若无其事地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我们搭火车去了会安市，在那里游玩两天。我们漫步在历史古蹟汇聚的古镇区，沿着运河两岸拍了许多照片。街道两旁有成排的摊贩兜售缤纷多彩的灯笼和立体纸卡。我们在那座日本人修葺的着名古桥上停下脚步，欣赏当地人在小纸船上点亮了蜡烛推入水中，浑然不知「会安」的意思，就是平安相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