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ing and Dying

爸爸替我订了从费城飞往首尔的班机。到了首尔，我会先和爸妈会合，在韩国待上两个星期后，三人再一起飞回俄勒冈州。出发当天一早，彼得开车载我去机场。时间尚早，太阳才正缓缓东升，为我们汙陋的街区洒上浪漫柔光，柠檬红茶的空纸盒被扫进了落叶堆中，高高的铁丝网围篱圈起了小联盟棒球场。

「我们是不是应该趁早结婚。」我唐突地开口。「这样妈妈才来得及到场。」

彼得斜眼瞄了我一眼。早起的他还昏昏沉沉的，集中了精神在开车。暖橘色的晨光像百叶窗条似地，飞快掠过他的眼睑。他没回答，只是伸手过来捏紧我的手，我觉得很烦。他和其他人一样，老是不懂该说什幺才好。他安慰我的方法就是默默躺在我身边，等我自己把情绪慢慢平息下来。但也不得不嘉许他一下，这种时候真正能做的，其实也不过就是这样了。

十八小时的航程，我泰半都在昏睡中度过，入境后从仁川机场搭巴士前往首尔，再转搭计程车抵达南怡阿姨家。走进公寓社区时，已经晚间九点多了，天色深沉，空气凉爽，我通过大门和院子走向公寓楼房时，晚风徐徐拂过枝头的树叶，发出窸窣悦耳的声响。我按下电铃，然后搭电梯上楼。还在玄关脱鞋子时，已经听见里昂在某处兴奋吠叫。

南怡阿姨上前来抱了抱我。她身上穿着睡袍，看起来心神不宁。她替我把行李箱推进客房后，没有多说什幺，只是仓皇领我进到她的卧房。原来，爸妈飞行的路途没有预期中顺利。妈妈躺在南怡阿姨的床上，发着高烧，全身不由自主地猛打寒颤。爸爸则躺在她身边，隔着被单抱着她。他坦承，他们还没出发，妈妈就开始发烧了。因为不想取消行程，一路上他都紧搂着妈妈，希望用意志力让烧退下来，用他的体温平复她的高烧。

我站在床尾，看到妈妈全身不停发抖，牙齿格格打颤。姨丈穿着宽鬆的睡衣蹲在床沿，正对着妈妈腿上的穴道施针灸。

「我们应该送她去医院。」我说。

南怡阿姨站在房门口，双手抱在胸前，眉头深锁，拿不定下一步该怎幺做。善永表哥从她身后冒出来，身高足足比她高出三十公分。这幺高大的一个人，却是这幺娇小的一个女人生养出来的，着实令人称奇。妈妈以前都说那是美国饮食的功劳。南怡阿姨用韩语喃喃说了什幺，表哥为我们翻译出来。

「我妈妈觉得……去了医院，医院有可能就不会放她走了。」

「上一次我们延迟送医，她差点就死了。」我说。「我真心觉得应该去医院。」

屋里沉默半晌，随后听到妈妈不舒服地呻吟了一声。南怡阿姨重重叹了口气，转身走出房间，开始替妈妈收拾用品。我们六个人分坐两辆车，驶向就在汉江对岸的一间医院。我依然满心不能接受。我深信妈妈只是需要输液，只要再吊一管点滴，她一定就能稳定下来。我以为我们可以维持现况再活上几年，只要现在能治好她。

＊

我们冀望妈妈能在一週内好起来，照计画飞往济洲岛度假。南怡阿姨已经替我们订好航班和饭店房间。但妈妈的状况持续恶化，一星期过去了，她仍旧卧病在床，饱受高烧的折磨，一整晚不停发抖。我们取消了去济州岛的行程。又过了一週，我们连回尤金的机票也取消了。

我又一次担当起妈妈的夜间看护。我会在傍晚六点左右来到医院，陪着她到早上，直到爸爸中午来换班。然后我才睁着惺忪睡眼，搭计程车横跨汉南大桥回到南怡阿姨家，一头倒在客房床上，设法补足熬夜损失的睡眠。

在医院里，只要妈妈醒着，我也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当她的传声筒。一见她痛得喘气，我就会按下呼叫铃，每一次护理师姗姗来迟，我就会跑到有着日光灯照明的走廊上，指着病房大呼小叫，用不通顺的韩语发出连珠炮似的恳切哀求。当护理师百寻不着妈妈的静脉，注射针在妈妈的手臂上留下四散的针痕，我会毫不客气地把人赶走。我会爬上病床抱着妈妈，等待止痛药起作用，于黑暗中在她耳边低语：「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只要一下下，马上就不痛了。没事的，妈妈，没事的。」

众多症状来势汹汹，简直像是灾难电影的剧情发展，好不容易才化解一波攻势，更要命的一波又会接着来袭。妈妈几乎没有进食，肚子却像吹气般鼓胀起来。水肿情况从她的脚掌开始蔓延至双腿。疱疹彻底占据她的嘴唇和口腔内壁，她的舌头表面覆满凸起的白色水泡。医生开给我们两种草本配方的漱口水和一种擦嘴唇的药膏，浓稠的绿色药膏能舒缓疮口的疼痛。我们两人近乎虔诚地遵从医嘱服药、擦药，希望至少能治癒其中一种不适。每隔两小时，我就会拿空杯子来给她吐掉唾液，再端水让她漱口，然后用纸巾拭乾嘴唇，涂上那深绿色的浆糊。妈妈会张嘴让我检查，问我嘴里的伤口有没有好一点。她的舌头看起来像一块烂肉，像是被蜘蛛遗忘在灰色厚蛛网上、放了太久的一团腐肉。

「当然了。」我会告诉妈妈。「比起昨天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妈妈几乎无法进食，医院替她吊了一袋乳状的点滴，维生所需的营养多半就靠点滴补充。等她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起身如厕时，院方为她装上了导尿管，我们也开始使用便盆，而清空便盆自然是我的责任。当她无法顺利排泄，护理师就替她灌肠。院方也为她穿上了成人纸尿裤，每一次换尿裤时，液体就像泥水一样从腰际和裤口边缘渗漏出来。但现在，我们已经管不着丢不丢脸，只在乎妈妈能不能活下来，我们只是见招拆招。

＊

天亮后，妈妈如果还没醒来，我会套上医院的拖鞋，搭电梯下楼到外面去透透气。我会到周围街坊走走，看能不能买点东西带回去给妈妈，提醒她我们人在韩国。

医院附近有一间巴黎贝甜（Paris Baguette），是韩国知名的连锁麵包店，专卖法式烘焙点心，口味配合韩国人的喜好稍有调整。我好几次买了光润油亮的酥皮点心和色彩缤纷的果昔回去，希望能激起妈妈的食欲。菠萝麵包的底部像柔软的餐包，上层覆盖酥皮和碎花生，我们以前回首尔常常一起分着吃。一个红豆甜甜圈，一块绵软的蜜地瓜乳酪蛋糕。或是向路边坐在纸箱上就做起生意的大婶买几根水煮玉米。妈妈和我会从玉米穗轴上把硬硬的玉米仁一粒一粒剥下来，和恩美阿姨一样一丝不苟，边剥边想起恩美阿姨以前吃完玉米，只会留下一根完美的穗轴，上头每一个方形的透明胚膜都挑得乾乾净净。我也去韩式中华餐馆买过炸酱麵，回来后就着洗手间的水槽把泡菜沖洗乾净，免得细碎的辣椒刺痛妈妈的舌头。

「蜜雪儿，你说我还能期待什幺呢？」妈妈看到洗过之后萎软发白的泡菜，眼泪直往上涌。「我连泡菜都不能吃了。」

「有啊，你的头髮真的长回来了。」我设法转移话题，伸手轻抚她的头，手掌轻柔地顺了顺她头上稀疏的白色细毛。「以一个病人来说，你看上去还是很年轻漂亮。」

「我有吗？」她嘴上谦虚，其实可高兴了。

「真的啊。」我说。「简直就像那个……你有化妆？」

我现在才注意到，妈妈不知道什幺时候去纹了眉，看上去很自然，没仔细看根本不会发觉。我想起妈妈的朋友永淑阿姨也去纹眉，但是美容师手艺不好，害她右边的眉毛从此歪向一边。

「我纹很久了啦。」妈妈说得云淡风轻。她在病床上挪了个姿势，先伸直了双腿，再左右摆动身体，重新垫高背后的枕头。「其实，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你爸才对。」

「我很乐意在这里陪你。」

「我知道，但他是我丈夫。」她说。「他即使来了，也不懂得照顾我。我请他帮忙我漱口，他把漱口水递给我就完事了，连杯子都没给我。」

我躺回长椅上，呆望着我的脚，左脚勾着拖鞋上上下下拍打光裸的脚跟。两年前，我们在橄榄园餐厅，妈妈曾经语带保留地提起她和爸爸吵了一架。但实际上吵了些什幺，她说永远不会告诉我，要是说了，会破坏我对爸爸的看法──就像盘子摔破了，就算黏回去还能继续用，但从此之后，你眼里只会看见裂痕。

「你觉得爸爸会再婚吗？」

「我猜会，应该吧。」妈妈说。她满脸的不在意，彷彿他们老早就讨论过这种事。「他说不定会再娶一个亚洲女人。」我听了浑身不自在，想到对方如果又是亚洲女性，更是令我心烦意乱。单是想像旁人会怎幺想，我就觉得颜面尽失。人家会说他随便找个人就能代替妈妈，会说他对亚洲人有癖好。这种评价会贬低他们之间的羁绊，会让我们的关係显得廉价。

「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说。「我觉得我无法接受。太噁心了。」

我隐约可以想见一种危险却难以启齿的可能性，好像未来少了妈妈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和爸爸可能会渐行渐远。我知道对妈妈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我之于他就不是了。我能想像之后将有好一阵子，我和爸爸若想一起生活，免不了会很辛苦。我们有很大的机率会各过各的人生，我们这个家将会全盘瓦解。我等着妈妈斥责我，声明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的血亲。我以为她会骂我娇生惯养、自私自利，怎能这样说赚钱供我们母女温饱的男人。但妈妈只是用手轻轻按着我的背，不言自明地表示她懂我想说什幺，但她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事实。

「你尽到你的责任就是了。」

＊

我们的悲惨假期迈入第三个星期的第三天，我来到医院準备接班，发现爸爸人在走廊上，对着善永表哥和一名护理师叫骂不休，整个病栋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大块头美国人，大发他美国人的大老爷脾气。

「那是我老婆！」他吼着。「给我说英语！」

「怎幺了？」我问。

爸爸指控善永表哥故意瞒着消息，不翻译给他听，不想让他知道最坏情况。善永表哥没有回嘴，只是默默点头。他把双手放在背后专心听训，任由我爸发洩怒气，好像随时準备鞠躬行礼。护理师则神色慌张，恨不得后退离开现场。妈妈躺在病房内不省人事，嘴上套着氧气罩，管线连接到一台乍看像高科技吸尘器的仪器。南怡阿姨站在病床边，拳头紧握抵着嘴唇。她一定打从最初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

善永表哥和我爸回到病房后，我们年轻漂亮的主治医师跟在后头走进来。我很惊讶韩国的医生肯花这幺多时间与家属沟通。反观在俄勒冈的时候，我真不记得有哪一次医生不是待不到一分钟又匆匆赶往下一个病房，剩下的全部交由护理师负责。在这里，医生看来是真心诚意想帮助我们；我们刚入院时，医生甚至握住妈妈的手安慰她。感觉医生的英语其实挺好的，但她总是再三为自己不流利的英语致歉。她告诉我们，妈妈发生败血性休克，目前血压低到有生命危险，可能必须接上呼吸器才能维生。

生与死的界线，我向来以为泾渭分明。我和妈妈一向有共识，我们宁可结束生命，也不想变成植物人苟延残喘。但现在生死关头当前，对身体仅存无多的自主权每一天都被撕扯得愈加破碎，生与死的分界也愈加模糊。她卧床不起，没人搀扶就无法走路，肠胃不再运作，只能透过注入手臂的点滴袋摄取营养。现在就连呼吸也得依赖机器的话，每一天都愈来愈难宣称这样算是活着。

＊

和爸爸搭电梯下楼时，我看着电梯的楼层灯号从五跳到三，跳过不存在的四楼，因为数字四的发音与韩语的「死」字相近，民间认为触霉头。爸爸和我没有说话。我们决定先出去透透气，再回来面对这个决定：假如真的演变到那个地步，我们该让妈妈插管续命多久。外头天色已黑。夏末夜里的飞虫将路灯团团包围，我们在昏黄街灯的映照下晃过了几条街，最后钻进附近一间酒吧。我们点了两瓶Kloud啤酒，拿上屋顶去喝。屋顶上空蕩无人，我们找了一张野餐桌面对面坐下，爸爸向我伸出手，用他粗硬结茧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

「所以，这一天真的到了。」他说。

他瞇眼盯着野餐桌的桌面，空出的那只手用食指抠着木桌上突起的节瘤，接着大声吸了一下鼻子，手掌往桌面一扫，像要撢掉桌上的灰尘。他喝了一小口啤酒，回头望向市街，似乎想请教这座城市有何看法。

「呼。」他叹了一声，放开我的手。

一阵凉风吹来，我感觉到一股寒意。我身上穿的还是同一套棉质夏日洋装和医院的拖鞋，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几乎每天都穿着这身衣服。机车的引擎声在下方路面呼啸而过。我想起五岁多的时候，爸爸曾经骑机车载我出游。他会把我放在他的两腿之间，手就抓着油箱维持重心。有时路途迢迢，隆隆的引擎声和座下油箱的热度令我昏昏欲睡。等我醒过来，我们已经回到家门前了。我好希望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回到那个对于世间种种不幸还浑然不知的时候。

我们不顾医生反对，冒险飞来了韩国。我们努力计划了一趟值得为此奋斗的旅程，谁知道处境却一天比一天凄凉。我们不想等死，所以选择努力生活，结果这竟成了要命的错误。我和爸爸又喝了一轮啤酒，以为用酒精就可以沖淡悲伤。

＊

我们外出顶多不超过两小时，但回到医院时，妈妈已经坐直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警醒，像个小孩凑巧走进房间，意外打断了大人的严肃对话却还满头雾水的样子。

「你们吃过东西了吧？」她问。

我们把这当成一个预兆。爸爸开始安排医疗后送途径，要带妈妈回尤金。我们必须与一名有执照的护理师同行，而且飞机一抵达尤金，就要立刻住回河岸医院。我走出病房打电话给彼得，希望回去以后，至少有些事可以期待。

我走到走廊尽头，悄悄推开门溜上了逃生梯，水泥阶梯的边缘围上了锻铁栏杆。我在其中一阶坐下来，把脚舒展到下一级阶梯上。彼得这个週末随家人去玛莎葡萄园度假，那里现在应该是清晨。

「我们现在就得结婚。」我说。

老实说，我对结婚没有太多想法。虽然从少女时期开始，我一直很享受恋爱、交往的滋味，但我的未来展望大多绕着乐团打转，只想着如何能和我的乐团一起成名。单是为了这个梦，就用去了我整整十年。我不晓得各种样式的婚纱领口或腰身剪裁叫什幺名字，不懂花卉的品种，也不了解钻石的切工。婚礼上要梳什幺髮型、要铺什幺颜色的桌布，我从未在脑中任何一个角落动过一丝模糊的念头。我只确定一件事：到时候听妈妈的话就是了，对于怎幺打点我们两个，她早就有充分的主张。事实上，我从来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假如我真的要结婚了，妈妈一定会确保婚礼面面俱到。要是没有她，我肯定会整天揣测她的想法。餐桌布置是不是很廉价，花束设计是不是很庸俗，我的妆会不会太浓，礼服够不够亮眼。没有她的认可，我很难说出漂亮二字。她要是不在场，我知道我一定是个闷闷不乐的新娘。

「如果你能想像自己五年内会动念结婚，那我们不如现在就结，不然到时候，我恐怕很难原谅你。」我说。

电话另一头是一阵意味深长的停顿，而我这才猛然想到，我连玛莎葡萄园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其实是一座岛屿的名称。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全家真的去了哪一座葡萄园，看尘土飞扬的果树丛。正是这种东岸人和西岸人之间的新奇差异，三不五时会电到我，好比他会把海滩称作海岸，或是看不出各种萤火虫长得有何不同，却也不以为意。

「好。」

「好？」我又问了一次。

「对，好！」他说。「我们就结婚吧。」

我三步併作两步，奔向消毒无菌、灯光惨白的走廊，胸口扑通扑通狂跳。一路经过其他病房，有的布幔没有拉上，幽暗中能看见病患的心律监测器闪着亮光，绿色线条起伏跳动。我一回到妈妈的病房，马上叫她一定要好起来。她要平安回家，回尤金去，亲眼见证她独生女儿的婚礼。

＊

隔天，我立刻上网找好了婚礼顾问。我在妈妈的病房外来回踱步，向顾问公司说明我的处境，终于找到一家公司愿意在三週内策划执行。对方一小时内就寄来了一份清单供我对照办理。

善永表哥载我去店里试穿婚纱。我用手机把试穿了各种款式的马甲和纱裙的照片都传给妈妈看。最后我们选定一件四百美元的露肩礼服，下摆是简单的及踝纱裙。裁缝师量好我的身型尺寸，两天后就将婚纱送到了妈妈的病房，我当面试穿给她看。

南怡阿姨和善永表哥都觉得我疯了，我知道。万一妈妈在婚礼前一天嚥气呢？或是病重到站都站不住呢？我知道情况已经够混乱了，再带给她压力只是徒添风险，但我总觉得，想要照亮至黑至暗的景况，这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与其每天衡量抗凝血剂和止痛药的剂量，我们可以讨论宴客要用哪一种椅子、招待哪一家的马卡龙点心、穿哪一款婚鞋。我们不用再聊褥疮和导尿管，话题可以换成婚礼配色、新娘髮型、鲜虾鸡尾酒盅。一件值得奋斗的事，一场值得期待的庆典。

六天后，妈妈终于获准出院。我们推着她的轮椅正要去搭电梯时，医生在走廊上喊住我们，表示临别前想送妈妈一样礼物。「我看到这个就想到您。」医生说着，然后拉起妈妈的手。那是一尊小巧的手工木雕，刻的是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女儿相互拥抱。人偶没有脸孔，只是紧紧依偎，似乎是同一块木头削出来的，三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