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 Are We Going?
「你将踏上一段旅程，身旁有五只动物。」恩美阿姨说。
「一头狮子。」
「一匹马。」
「一头乳牛。」
「一只猴子。」
「还有一头羊。」
我们坐在一家咖啡店的户外露天座，她正在教我做一个同事告诉她的心理测验。旅途中，你会停下来四次，每次都必须捨弃一种动物，只能留下一种陪你到最后。
自从外婆过世后，那是我第一次回首尔。我十九岁，就读布林茅斯学院，正要升上大二。我申请上了延世大学的暑期语言研习计画，暑假这一个半月到韩国来跟恩美阿姨一起住。
以前每次来韩国都有妈妈同行。这还是第一次只有我和恩美阿姨，住在我从小拜访过无数回的公寓里。顶多加上一只爱烦人的白色迷你贵宾犬，是恩美阿姨领养回来的，名字叫里昂──之所以这幺取名，是因为再冠上家族姓氏「李」，变成「李里昂」之后，发音就和韩语的「过来」一样。
我睡在南怡阿姨原本的房间；这时的她已经和姨丈结婚，搬去几条街外的另一间公寓了。善永表哥人在旧金山，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外婆的房门关着，房间里仍旧维持从前的模样。刚开始住在这里，会觉得曾经热闹的公寓一夕之间变得好空蕩，但在这一个半月期间，这里渐渐变成单身女子的欢乐公寓。恩美阿姨晚上会打电话订韩式炸鸡和大罐玻璃瓶装的客思生啤酒。我们张大了嘴，咬开炸鸡酥脆的外皮，牙齿撕开白花花的鸡腿肉，滚烫鸡汁瞬间从二次油炸的酥壳底下欢快地喷涌而出，再配一口随餐附送、冰凉爽口的腌白萝蔔丁收尾恰恰好。
晚餐过后，我们会无拘无束地坐在客厅，脚伸到矮桌底下，恩美阿姨会指导我写韩语作业。週末，我们就去新沙洞林荫道上林立的咖啡馆或装潢别致的糕点店坐坐，观察来往的人群。许许多多年轻女孩，顶着吹整完美的髮型，手拎名牌包，挽着男朋友的手臂经过；那些男生同样打扮得完美体面，看上去九成都剪了相同的髮型。
「你会先捨弃哪一个？」恩美阿姨问我。
「绝对是狮子。」我说。「狮子会吃其他动物。」
恩美阿姨点头赞同。她生着一张娃娃脸，脸蛋比两个姊姊都要圆润，穿着也很朴素，下身是卡其色七分裤，配一件白色薄针织衫。
正值炎热的七月，我们点了一碗刨冰分着吃，消消闷湿的暑热。咖啡馆做的刨冰比我小时候家里做的手工剉冰精緻多了──底部是蓬鬆柔软的雪花冰，浇上蜜红豆，再放上完美剖半的草莓、熟透的芒果丁和缤纷的小年糕块点缀。顶层用炼乳淋出细密的网纹，多余的炼乳从碗边缓缓滴落，最顶端还立着一球香草霜淇淋。
「下一个呢，你会抛下哪一只动物？」恩美阿姨又问。她举起汤匙俐落地划过刨冰，刮下薄薄一层冰花和红豆，汤匙底部牵起一丝炼乳。
我思考了一会儿，想像我这一趟旅程须换乘好几种交通工具。不管搭的是轮船、火车或渡船，要安抚大型动物想必都很困难，得拔河个老半天，牠们才会乖乖配合吧。我觉得最好先捨弃体型大的动物。
「我应该会丢掉牛，再来是马。」我说。
羊和猴子比较难抉择。这两种动物体型都小、也都好照管。羊感觉最能予人安慰。我想像自己只身一人搭上火车，飞速驶向未知的黑暗，还是可以依偎在羊毛里取暖。但话说回来，猴子感觉最像人，可以当我的同伴，见证我走过的旅程。
「我会留下……猴子吧。」我做出了决定。
「有意思。」她说。「其实呢，每种动物分别象徵你在人生中重视的事。最先抛弃的，代表你觉得最不重要；反之留到最后的，就表示你最重视它。狮子代表面子，也是你会最先丢掉的东西。」
「很合理。」我说。「我担心狮子会吃掉其他动物，正好就像人为了顾面子，很容易牺牲其他重视的东西。比方说，一个人要是自视甚高，就很难真正去爱另一个人，或是认为什幺都配不上他，那他也不会想努力求取好工作。」
「牛代表财富，因为牛可以挤奶。马代表事业，因为骑上马可以平步青云。羊代表爱情，猴子则代表子女。」
「你留下哪一个？」我问。
「我选了马。」
恩美阿姨是三姊妹中唯一上过大学的人，主修英语，还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她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应徵上翻译员，经常轮值往返于荷兰和韩国之间，后来也自然而然挑起替我和爸爸翻译的责任。我小时候有一阵子老爱胡思乱想，很怕忽然发生意外，把我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于是一天到晚哀求爸妈，一定要在遗嘱里注明由恩美阿姨当我的法定监护人。她不只是我大学时代的闺中密友，对我来说，她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
「妈妈做过这个测验吗？她选哪一个？」我问，心里暗暗盼望她的选择和我一样，盼望她选择了我。
「那还用说，你妈妈当然选了猴子。」
＊
两年半后，妈妈打电话来告诉我，恩美阿姨患了第四期结肠癌。她卖掉外婆的公寓，在住商大楼租了一间单室套房，把家当存放在那里，人则搬进南怡阿姨和姨丈家，好让他们可以就近照顾她接受化疗。
我百思不解。恩美阿姨是这幺拘谨正经的人，才四十八岁，这辈子没抽过一根菸，规律运动，也固定上教会。除了我们偶尔放纵的炸鸡之夜，她几乎不喝酒。她甚至从来不曾和人接吻。像她这样的人，才不会得癌症。
我上网查询什幺是「腺瘤性息肉」。这种形似小蘑菇的赘瘤简直像一朵毒菇，把阿姨粉棕色的结肠组织当作温床，开出邪恶的大花。我后来得知，当初诊断出癌症的时候，癌细胞已经侵入邻接的器官，转移到周围三个区域的淋巴结。但我当时还不了解这种疾病，不像日后有照顾妈妈的经验，我不晓得它的临床症状，也不懂变化不定的统计数值和判断预后。我只知道恩美阿姨得了结肠癌，正在接受化疗。既然她全心全意投入对抗病症，我应该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会康复吧。
做了二十四次化疗后，恩美阿姨还是在情人节这天去世了。对于一个从没谈过浪漫恋爱的女人来说，这是何其残酷的命运。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去哪里？」
＊
我从费城飞往首尔与爸妈会合参加丧礼。丧礼为期三天，灵堂设在一间以纸拉门隔间的传统木屋，走廊两旁排列着对联装饰的大花圈。走进灵堂，堆满鲜花的平台上立着一座木头画架，上头放着恩美阿姨抱着里昂的裱框照，映着灯光闪闪发亮。妈妈和南怡阿姨穿着黑色韩服，接待鱼贯前来上香致意的宾客，招待他们点心和茶水。我当时觉得很不公平，她们理应是悲痛最深的人，怎幺却还得要接待别人。
「这些事还是南怡比较做得来。」看着她的大姊陪新一轮宾客客套寒暄，妈妈偷偷对我说。向来被我视为仪态表率又有威信的她，竟然向我坦承她也有尴尬不安的时刻，顿时让我觉得与她亲近许多。这也解释了一件我时常觉得难以置信的事实：妈妈并非生来就是优雅的化身，就和她常常为此责备我的一样，她也曾经像男生一样叛逆，也曾经厌烦这些世故规矩。况且这些年远离首尔，可能又让她对某些韩国传统更感到疏远陌生，那些我从没机会学习的传统。
丧礼最后一日，我穿着黑色韩服，戴着白色棉手套，走在最前头率领出殡队伍往火葬场前进。寒风压得人抬不起头。空气凛冽刺骨，彷彿有霜针刺进我脸上每一个毛孔，每一阵冰风都让我不由自主涌出眼泪。到达火葬场后，我们先在前厅等候，再遵照指示围在一扇玻璃窗前。只见一名男子身穿手术服、戴着医疗用口罩站在一张长桌旁，火葬后的遗体会经输送带送上长桌。那一小堆灰色粉尘不是均匀的粉末，比较像细碎的瓦砾，当中还能看见几片骨头。她的骨头。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失去平衡，爸爸连忙抓住我，没让我向后倒。那个戴口罩的男子将她折进一张烘焙纸似的纸张里，俐落冷静地沿着骨灰把折口整齐压实，彷彿只是在做一个三明治，接着才将纸包轻轻放入骨灰罈内。
丧礼过后，妈妈和南怡阿姨带我去恩美阿姨存放家当的套房。冰箱门上贴着善永表哥和我的相片。恩美阿姨没有小孩，她把一切都留给了我和表哥。妈妈陪我仔细整理她的珠宝盒，我瞄到一条素雅的银色爱心项鍊，问妈妈能不能留作纪念。「其实这条项鍊是我送给恩美的生日礼物。」妈妈说。「这样吧，这条我留着。回家以后，我再买一条新的给你，这样我们就有成对的了。以后每次戴上，我们就可以一起想念她。」
爸爸和我搭乘巴士前往仁川机场，妈妈则会再留下来一阵子，处理恩美阿姨遗产的相关事宜。当巴士缓缓驶离市区，我回望这座城市，发现自己对首尔忽然打从心底感到陌生──现在的首尔已经不同以往，已经不是我儿时那美好无忧的乐园了。外婆和恩美阿姨都不在了，这里带给我的归属感，似乎也少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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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美阿姨去世后，妈妈变了很多。曾经蒐藏成痴、百买不腻的她放下了购物冲动，开始养成新的兴趣，和一群新的朋友来往。她与几个韩国朋友报名了小班制的美术班，每星期都会拍下她当週的作品，用Kakao Talk通讯软体传照片给我看。一开始，这些作品真的只能用拙劣来形容。有一张茱莉亚的铅笔素描画特别好笑，看起来就像一根冒出四肢的粗短香肠。但几星期过去，她愈画愈好。我很高兴妈妈终于找到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她会临摹生活中的小物件，像是家里的小摆饰、流苏、茶壶。就如一枚鸡蛋的阴影变化这样貌似简单的东西，她也会全神贯注地不断修正到完美。耶诞节的时候，她亲手画了一张贺卡送给我，绘有淡黄色和薰衣草紫色的花朵，花茎是淡淡的海水绿。「这张特别的卡片是我做的。我做的第一张卡片送给你。」卡片里面写着。
恩美阿姨的其中一个遗愿，是希望妈妈今后开始上教会，但妈妈始终没去。妈妈是她家族里唯一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她相信有某种更高主宰，但她不喜欢宗教组织那种集体崇拜的气氛，虽然在尤金的韩国人社群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才如此关係紧密。「发生了这种事，还要人怎幺相信有神？」她说。
恩美阿姨病逝，妈妈从中体认到最重要的一点是，就算做了二十四次化疗，患者还是可能会死，所以她宁可不要承受过程中的折磨。初次诊断出癌症后，妈妈就明白表示，她只愿意接受两次化疗，两次后病情未见起色，她就不想再继续了。若不是念及我和爸爸，我猜她可能一次都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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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妈妈第二次化疗的疗程步入尾声，副作用逐渐减缓，再过两星期，肿瘤科医师会检查判定肿瘤有没有缩小。
我回东岸的时间也到了。乐团按照计画将在八月第一週展开巡迴，八月上旬这几场表演，应该会是我们短期内最后的演出了。之后，我就会收拾留在费城的行李，搬回俄勒冈州定居。
妈妈再三向我保证，她希望我照计画回去。但当她和凯伊站在门廊外，挥手目送爸爸开车载我去机场，我看得出她在掉眼泪。当下我很想一个箭步跳下车，奔向她身边，就像浪漫电影的经典场景。但我知道回去也解决不了什幺。现在只能等待，心怀希望地等待。我能做的只有在心中明了，至少她很高兴我终究回到了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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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既闷热又潮湿。空气吸饱了水分，让人感觉像在水中游泳。幽居在森林小屋里近三个月后，重新被这幺多的人群包围带给我不小的冲击。我看得出朋友们不太确定该和我说什幺。他们看我的表情都差不多，不管原本想说什幺，再三考虑过后，他们都说服自己选择别说。和我相熟的这群人本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很习惯挖掘彼此的脆弱之处，相濡以沫表达感情，只是这次的事对我们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彼得再过几週将展开新的工作，在郊区一所小型学院担任哲学兼任教授。妈妈还没生病，我就鼓励他应徵这份工作了，只是他现在很犹豫要不要去就职，因为这代表我们又得分隔两地三个月。但我认为这个职涯的机会太重要了，他无论如何都不该错过。我建议他至少试一学期看看，到了寒假再重新评估也不迟。我们最后还计划好，等妈妈康复后，我们就搬到波特兰去住，到那里再找新的工作，而我也可以每週末回家探望妈妈。
同时，彼得也向餐厅请了十天假，充当我们团里的贝斯手，和我、伊恩、凯文一起出发巡演。因为原本的贝斯手戴文，跟着那个「够格接受吉米．法隆节目专访」的大团巡迴去了。我们的首场演出就在费城的一间小酒吧，隔壁正好是消防局，所以店名也幽默取为「火场」（The Fire）。接下来我们一路往南，途经瑞奇蒙和亚特兰大，在佛罗里达州表演了几场，然后蜿蜒往西，前往伯明罕和纳什维尔。不论去到哪里，天气都燠热难耐，我们的演出场地大多是一些创客空间或没有窗户也没有空调的餐厅酒馆。我们四个人每晚都演唱到满身大汗，入住的旅店又往往破陋寒酸；以浴室骯髒的程度来看，别洗澡似乎还比较卫生。但也因此，我们开的那辆休旅车上总飘着一股酸臭味，杂揉着汗臭的体味和啤酒的馊味。我曾经觉得自由驰骋在路上令人无限嚮往──大伙毅力十足，一路上充满了种种可能性，遇到的陌生人无不慷慨大方且满脑子创意。这种生活方式散发着迷人光彩。但如今生死关头在前，那种光彩似乎也逐渐黯淡下去。
爸妈屡次安慰我，家里没什幺事，要我不用担心；妈妈慢慢在恢复元气，现在也只能等了。但我还是感到歉疚，觉得我应该在俄勒冈陪着他们，而不是挤在十五人座的福特休旅车后座，驶在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堡郊外某处，吃加油站卖的墨西哥捲饼充饥。我望向车窗外，九十五号州际公路漫长地向前延展，而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巡迴了，往后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再上路。
纳什维尔的演出结束后，我们连续开了十三小时的车直奔回到费城。隔天，我便开始收拾剩下的行李。彼得也回到餐厅上班，弥补为了巡迴而请了好几天的假。就在这时，我接到了电话。
「你先坐下来吧。」爸爸在电话里说。
我滑坐在地上，房间里四处堆着装了一半的纸箱，我紧张地忘了吐气。
「没有用。」爸爸嗓音沙哑。我听得出他在另一头憋不住情绪，啜泣起来，发出重重的呼吸声。
「……一点都没缩小？」我问。
他的话像是拳头从喉咙伸进胸口，一把握住了我的心脏。我用了好长的时间才把眼泪硬吞回去，假装自己总是坚忍不拔地正向思考，我才有办法继续自欺欺人、相信我们仍有可能等到奇蹟。这一切怎幺可能徒劳无功？那些发黑的血管算什幺，脱落的头髮又算什幺？妈妈被连夜送入医院急诊，饱受折磨，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幺？
「医院告诉我们以后……我们也坐在车上呆望着对方，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看来只能照单全收了。」
我听得出爸爸还没準备好，同意让妈妈放弃治疗。我感觉他在等我出声反对，等我和他连成一气，鼓励妈妈继续治疗。但我很难不去想，化疗已经夺走妈妈仅余的尊严，假如再继续多做几次，迟早会侵蚀她的灵魂。自从诊断罹癌后，妈妈始终信任我们代替她做决定，当她的传声筒，替她向医生和护理师交涉，对诊疗提出疑问。但我知道因为有恩美阿姨的前例，要是做完两轮化疗，癌肿瘤仍未见缩小，妈妈是希望中止治疗的。这是她的决定，我觉得我有必要尊重。
妈妈从爸爸手上接过电话，用柔和但笃定的声音对我说，她希望全家一起回去一趟韩国。她感觉身体目前还算稳定，虽然医生建议不要远游，但她觉得这个时候更该选择生活，而非躺着等死。她希望有个机会和故乡告别，和她的姊姊告别。
「首尔有很多小市场你还没去过。」她说。「我一直没机会带你去广藏市场，那里有老婆婆在卖绿豆煎饼和各式各样的煎饼，卖了好几十年呢。」
我闭上眼睛，任由眼泪滑落。我在脑中想像我们一起重回首尔，想像绿豆麵糊在油锅中滋滋作响，蛋汁从浸过蛋液的肉饼和牡蛎边缘滴落。趁着还来得及，妈妈会在旁边不停为我介绍一样样我理当知道的事物，带我去逛一个个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游玩的地方。
「然后呀，第二个星期我们可以去济州岛，南怡会订一间漂亮的饭店。九月天气正好，天气还暖和又不会太潮溼。我们可以一起放鬆看看海，你还可以去看贩卖各种海鲜的鱼市场。」
济州岛素来以海女闻名，她们是代代相传的潜水好手，经过长年的锤鍊，不用穿戴潜水装备，憋气就能潜入海中捡拾鲍鱼、海参和其他水底珍馐。
「我有摄影机，说不定我可以把风景拍下来，剪成纪录片什幺的，记录我们的岛上时光。」我出于直觉想要记录。但这幺私人、这幺苦痛而悲剧的事，我却想当成作品素材删删剪剪？我一说出口就意识到不对，顿时对自己深感厌恶。羞愧的心情在我胸口扩散开来，狠狠把我从妈妈勾勒的美梦中摇醒，清晰到令人作呕的现实又重新映入眼帘。
「我只是……妈，我只是没办法相信……」
我抱住膝盖，放声哭了出来。我的呼吸急促，不停打嗝，脸在懊恼中胀得通红。我坐在房间的木地板上，不住地前后摇晃，感觉整个人下一秒就会气力放尽。但她没有责备我。她难得没有叫我别哭，或许是因为她已经没有力气再搬出以前常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乖乖收着的眼泪，现在都在这里了。
「没事的，没事的。」她用韩语说。多幺熟悉的韩语单字，我听了一辈子。那温柔的发音好几次向我保证，不管此刻再痛，终究会过去的。妈妈就连在死亡关口前还是不忘安慰我。她育养的本能压过了她个人的恐惧，她不可能不觉得害怕，但却将恐惧巧妙地深埋于心。不论什幺事，总是会过去的──她是全世界唯一有办法这样安慰我的人。就像在暴风眼中心，她让我可以镇定地看着残骸在空中不停旋转，直到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