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个地方做官，首先要融入他们的传统与现实的文化之中，融入他们的生活习俗当中，融入到这些文化所形成的关系之中，而后再慢慢地去潜移默化去影响他们，提升他们。
柳枫被解除了双规。
那双海蓝色的眼睛经过了几天的双规生活，似乎变成了湖蓝色，少了许多奔放，多了一些沉静、悲哀与冤屈。轮廓分明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倔强。
杭维萍显得非常激动，乳白色的半高跟皮凉鞋在黑色大理石地面上快节奏地敲击着，丹凤眼闪着对柳枫既爱怜又恼恨的光，往后捋了捋黑色的长发说：“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你为这个县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引进了许多资金，传播了知识与文明。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在这里的身份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传教士，是县委副书记，是官，不等同于你在省委机关的吏。做官是什么？做官就是个关系！这个关系涵盖面很广，也很深。除了利用好血缘、亲缘、学缘、地缘、姻缘、业缘等关系外，再就是到一个地方做官，首先要融入他们的传统与现实的文化之中，融入他们的生活习俗当中，融入到这些文化所形成的关系之中，而后再慢慢地去潜移默化去影响他们，提升他们。而你呢，一来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比他人高明，比众人聪明的位置上。你处处把每一件事都提到理论、文化的高度去认识，不仅自己去分析，去想，还跟人家去讲，去议论。你以为你在传播知识吗？非也，是对别人的讽刺与批判，是对这里人的不尊重，是对自己知识的炫耀！
“我承认，你读了不少书，你也很聪明，把各种知识的边缘结合融合得很妙。但是，你忘记了‘河水最深，其流也无声’的教诲。现在自然科学、文学、经济学等各方面的文化都进步了，唯独官场文化没有进步。搞科学的人都要去学习西方的知识，而做官的人都到故纸堆里去研究《史记》、《韩非子》。你在工作中处处显示出比别人的高明，却‘佼佼者易折’。你的骨子里根本就是文人，是具有浓厚浪漫意识的文人。虽然你在省委工作时，在那样一种高层官场上练就了不得不有的坚硬的外壳，但那是假的，一遇到合适的环境、氛围，就能看到你多年修炼的坚硬外壳是何等的脆弱。在合适的温度下，你的浪漫灵魂就会不可遏制的膨胀。就像你们县这条土龙河的大堤一样，高高的白杨树，厚厚的黄土堆，看起来是那么雄伟，但洪水一来，便立刻千疮百孔，各种隐性的东西就立刻暴露出来了，或管涌，或漫堤，或浪窝透水，以不同的形式张扬着，跳跃着。狂舞在天地间，你在其中自我陶醉，殊不知，你自以为美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笑话。
“比如这次你跟演出群众打成一片，在文人圈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在这里呢，你的行为就是对洪水的赞美，是与领导唱对台戏，是对老百姓的漠不关心，是对灾害的歌颂，是本性的暴露。你成了一个浪荡公子，一个十足的文化流氓！你说，不双规你双规谁？”
“我看柳枫兄这次被双规是违反了官场的十条潜规则中的一条。”李一道把一支烟蒂按在烟灰缸里说：“我给你念念，自己对号入座——办事得花钱；办不了得退钱；报喜不报忧；领导的意见不能提；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领导身边的人也相当于领导；好处不能独吞；少说话，多请示；多开会造声势；吃喝不犯法。”
“你少插嘴。”杭维萍有些蛮横地打断了他，提起了韵致，继续说，“你和她的事还不十分清楚，但也要悬崖勒马。你心里比我明白，明丽上次在省城给我哭了半天。你说有哪一个正当盛年的女人能容忍丈夫半年不在一起同床共枕，能经受得起这种残酷的惩罚与寂寞？
“我对你说，政治就是协调，是交换。这次多亏我们的大记者抓住了他们随意放水，汛期在海滨度假，水库为自己的利益非法囤水等等欺骗老百姓的辫子，以向中央报告要挟了他们，否则，他们这一次岂能放过你！
“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就安心去当你的副总编吧，也不提，也没降，也不算重用，也和外界交代得过去。以后的造化就看你自己了，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啊。赶快学会刚才一道说的潜规则，尽快入圈吧。那里离你的家乡很近，你也曾在那里的一个工厂做过电工，世事更迭，说不定你当年的小兄弟也有成事的，应该有一部分社会关系可利用。但愿你尽快成熟起来，成长起来啊。千万不要再相信那些‘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过了时的老古训了啊。”说完，坐下来喝了一口微凉的茶水，丰满的胸脯起伏着，紧接着又幽幽补充了一句：“希望你早日摆脱文人气质，不然，文职永远对你是最好归宿。”
柳枫站了起来，倔强、孤傲的脸上充满了痛苦，对着窗外泻进来的月光说：“萍姐，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确是鱼龙混杂的，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可能是一块黄铜；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可能是一个浪荡公子；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可能是个鸟人。可总要讲个公平啊，从哲学观点看，这个世界就是在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不断平衡的过程中前进的啊。我来嘉谷虽然时间不长，但仅我引来的资金和上的项目所形成的效益就使这里的总产值增加了八个百分点。不是运动场上选冠军吗？不是以政绩论英雄吗？你们在首都，不知道市里安排干部的规律。一般来讲，县里的常委或者副县长到市里都是平级安排副职，而副书记或者常务副县长都是安排正职，或给予一个正职待遇。我是感到窝囊啊，我在县里一不贪污，二不受贿，三没有安排亲信，只是白抽个烟，白喝个酒而已，真的是为这里的经济发展尽了力的。是贡献与待遇的不平等，不平衡啊。干脆你们给我找个偏远中学去教书算了，讲完课后躺在山坡上看白云悠悠，看日月星辰，偏安一隅，终老此生。”说完，蹲在了地上，两行清泪夺目而出，抽泣起来。杭维萍也跟着眼圈发红。
李一道缓缓地说：“我们知识分子就这毛病，一会儿壮怀激烈，一会儿万念俱灰。看看文人和政客的区别吧：文人总是好高骛远，总是望着蓝天白云遐想联翩；政客总是看着自己的脚底下，所以，最先摔下悬崖的总是文人，而政客总是安然无恙。柳大书记，你说你不平衡，历史上的平衡都是若干年的演化而形成的，不是现时现报。你说对你不公平，给你的待遇不平等，你还记得咱们在工厂时从越南战场上回来的老大哥吗？”
“当然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柳枫低声说。
“他就在这里，是你的子民。”李一道的声音有了少有的悲伤。
“你说什么，在哪里？”
“他长眠在了你们土龙河的北堤上。”李一道合上眼睛，低着头像是默默致哀。
柳枫冲到李一道跟前，抓住他的衣领，几乎要把他提起来，逼他说个究竟。老大哥，老连长，路增老大哥，挽救了他政治生命的老大哥，他一生都不能忘记的老大哥啊。
当年省革委的头头一泡尿冲出了一个战备机械厂。有了工人，靠谁来管理呢？他想起了当兵的日子，便派了一个当年的战友，在南疆服过役，在援越抗美战场上用高射炮打过美国飞机的复员军人来做管理者。那时全国学习解放军，编制也向部队看齐，车间叫连队，工段为排，生产小组为班。复员军人们都当了连长或指导员。电工车间的连长叫路增，络腮胡，大个子，原来是援越高炮部队高射机枪连的一个班长，立过三等功。那时解放军的对空瞭望设备不精确，路增仗着身高体壮，小时候爬树掏鸟蛋是一把好手，就自告奋勇拿着高倍军事望远镜爬到高高的椰子树上观察敌情。在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在树上刚用军用刺刀砍下了一个大椰子，正要享用，忽然发现来了敌机群，立即拿起随身带的自动步枪对空扫射，并大声呼喊着指挥下面的三挺机关炮射击，创下了一个班单独打下一架飞机的记录，因此立功。
别看他人长得凶，但为人忠厚、正直，对小学徒工们从不摆架子，关爱有加。有一年冬天，刮着七级大风，铸工车间外边的两根高压电杆上的横担螺丝松了，在风中叮当作响。生产科一个家伙非逼着柳枫上去拧紧不可，柳枫看着在风中呜呜响着的电线，心里发怵。正好路增路过，说，这么大的风，非今天干啊，又不影响送电。那个家伙说，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路增看着这个瘦猴样的家伙，把柳枫的工具袋拿过来说，行，今天咱俩给新学员做个榜样。来，你一根，我一根，谁不上是孬种。那家伙一溜烟跑了。
路增在越南战场上从一架美国飞机的残骸里捡了一只漂亮的口琴，是逃生的美国飞行员扔下的。那时部队生活单调，亚热带的气候又傍晚特别闷热，路增没事了就拿着口琴到椰子树下吹。也许他有点音乐天赋，后来还真吹出了几个革命歌曲调调。因此他也愿看节目，每逢厂宣传队演出，总是早早的去，坐在第一排，有时还帮着他们摆摆凳子，拉拉幕布，也就和文艺宣传队的青工成了朋友。毛主席曾对解放军发出了一个号召，说“野营拉练好”，工厂也列入了学习的内容，复员军人理所当然变成了野营拉练的指挥官。
春天的原野，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麦苗青青，英姿飒爽的拉练队伍脚步沙沙，歌声阵阵，成三路纵队行进在机耕路上。尖兵队列由篮球队的三个人打头，两个大个子打着两面红旗，在风中招展，中间的柳枫捧着一尊毛主席去安源的、足有半人高的涂了金粉的瓷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柳枫感到幸福极了，热血沸腾，神采飞扬。晚上，他们在小村庄宿营，柳枫揉了揉发酸的胳膊，铺开背包，恭恭敬敬把伟人像放在炕头，躺下就睡着了，半夜内急，走了一天路的他困得睁不开眼，迷迷瞪瞪下去小解，又怕惊醒旁边的队友，便直接下炕，一脚把伟人像踩到了地上，“咔嚓”成了两半。他吓傻了，睡意立即跑到了爪哇国里去了。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大会小会的批斗，还有可能以反革命罪被判几年徒刑，在高墙、铁丝网和监牢内度过后半生。正当他徒劳的把两个断面往一起对的时候，路增进来查铺，看看炕上熟睡的几个人，把手指头搁在嘴上“嘘”了一声，悄悄地把伟人像抱起来，招呼着柳枫拿上铁锨来到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路增把伟人像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挖了一个坑掩埋了，踩实，又从湖边挪来了几块水分大的草皮盖在了上面。老大哥对他说，有人问就说送给驻地的一个老贫农了。这件事最终也没保住密，睡在同一个炕上的家伙当时假睡，事后向厂里的头头告了密，厂革命委员会立刻专门成立了专案组，把二人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审问了3天。老大哥一口咬定是自己在查铺时踩碎的，与柳枫无关。最后看在路增三代贫农，又是援越抗美军人，又在战场上立过三等功的份上，给了一个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分到铸工车间搬铁块，整天看着冲天炉化铁水，抡铁锹拿沙冲子打端盖，铸电机壳。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家中孩子小，地多，老婆又有病，他就想办法调回了家乡嘉谷县机械厂，白天在车间上班，一早一晚回家种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机械厂越来越不景气，先是产品卖不出去，后是停产，再就是欠发工资，最后只是发生活费了。这几年化肥、农药涨价，农业增产不增收，路增的家境每况愈下，他有个初中毕业在家辍学的儿子，还有个正上学的女儿，常常看见别人吃肉泪汪汪的。这次抗洪，他加入了北堤的民工队伍，于大头出台了中午一卷大饼熏肉的政策，路增每天都吃家里带来的老咸菜疙瘩和玉米面饼子，把熏肉卷省给儿子吃，尤其是那天堤上冒沙抢险，于大头当场宣布多扛一个草袋多发一个饼卷，路增为了多挣一个熏肉卷，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扛两个，酿成了惨剧。
可以说，他是饿死在大堤上的啊。
柳枫放开李一道，喃喃地说：“我只知道北堤上死了一个民工，但不知道是老大哥啊。”说着蹲在地上抽泣起来。
杭维萍看着他说：“你还冤屈，还不平衡，还有脸在这里哭。和老大哥比起来，你这点冤枉又算得了什么？拿着手炉，烤着上好炭火的林黛玉哪里知道北京街头捡煤核老婆子的辛酸啊。”
她这样一说，柳枫更悲切了，伴随着哗哗的泪水放出悲声。杭维萍和李一道知道，他这不是为自己而哭，是为老大哥而悲痛，是一种深深自责的悲哀。二人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老大哥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他不知道我在这里吗？别的权力没有，给他调换一下工作，让他们家衣食无忧我还是做得到的啊。”
杭维萍说：“其实，你一来他就知道了，在你召开的县直企业改制的动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了你，并打电话问了我，但并没说他的家庭情况。我让他有事找你，他说不，说在会上看着你的情绪不对，虽然讲话时情绪激昂，但你的眉眼里有忧愁。他说，‘小枫从繁华的省城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这里边一定有什么事，我们这里原来就是充军发配的地方，看来是上面是盯着他呢’。他坚决不让我告诉你他在这里。说县里的情况复杂着呢，排外、欺生厉害，等过两年你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再说。谁知……”杭维萍说着也说不下去了，哭泣起来，李一道也跟着在一旁抹开了眼泪。
说什么都晚了。老大哥走了，把他的妻儿照顾好吧，这是唯一能做的事了。
下了一上午的小雨停了，天空还布满着阴霾，一丝风也没有，白杨树肃立，河畔的柳树枝条低垂，已经结了籽粒，发黄的草棵不断滴着雨滴。
一辆丰田越野吉普车载着柳枫、杭维萍、李一道，越过洪水过后露出的桥面，爬上北大堤，顺着斜坡下道，在满是泥泞的土路上艰难地走了好一会儿，来到了老大哥路增的村子沙岗头。
展现在面前的路增的家是三间砖挂面的土房，是一圈用丛生刺槐自然围起来的小院。一个前后进深不足2米的简易门楼，两扇年代久远的柳木门斑驳陆离，露出了惨白的原木色。院子里有几件农具，一个20多岁的翻着白眼的小伙子，正拿着一束杨树叶子喂一只浑身沾满了黄泥的羊，嘴里嘟囔着：“快吃，到年扒你的皮，吃你的肉。”说着，嘴角流出了口水。
“你们是？”领居“快嘴二婶”迎上前，说：“你们是来扶贫的吧。他家可是俺村第一大困难户啊！当家的为了多挣几个大饼卷累死了，值当的吗？家里光剩下了娘们孩子。你看那个大小伙子，原来好好的，前两年非要去当兵，连着两年都验上了，都让镇里头头的亲戚顶了。他在那里给人家下跪，后来又撞到暖气管子，结果成了脑震荡，学上不了，连活也干不成了。还有他家的那个小闺女，一年到头清汤寡水的，长得像个小黄毛。我看着你们都是有钱人，快快帮帮他们吧。这个大增也是，在外边当了这么多年兵，还有工作，把日子混成了这个样！有一次喝了点酒还吹牛说，他有个好兄弟在县里当书记，俺看是说胡话，胡日鬼哩。这年头，甭说有个县委书记，就是有个亲戚当个副乡长，家里也能富得流油。俺娘家当院里开小饭铺的二兄弟，就是因为他妹夫给县委的书记开车，这次给河工们做饭，不几天就赚了八千多块，更别说和县委的书记好了。”“快嘴二婶”絮絮叨叨一口气说完，瘪了瘪嘴。
屋门开了，走出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快嘴二婶”又指点着说，“这就是大增媳妇四满，也是个苦命人啊！娘家兄弟姊妹七八个，连小学都没念几天，就砍草拾柴禾挣工分。嫁到这个村说是找了个当兵的，表面上挺光荣，其实也没过几天好日子。”
四满没理会她的叨叨，愣愣看了柳枫他们半天，说：“你们就是大增早先在省里厂子里的朋友？”杭维萍急忙点头，刚要说什么，四满不理他们了，脚步沉重地往屋里走。柳枫他们跟进门，看四满拿出了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柳枫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他编剧、李一道谱曲、杭维萍主演的小歌剧到省直汇演得奖后和老大哥一起在小河边照的。那是一个小麦伏垄黄的夏天，厂里仅有的一台东风牌卡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后，被一个厂生产科特讨厌他们蹦蹦跳跳的科长调走了。演出结束后，几个人本来想坐公共汽车回来，但凑了半天也凑不够车票钱，只得背着乐器步行往回走。开始大家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战歌，但在骄阳的灼烤下，一会儿就没了精神。人困马乏，嗓子渴得冒烟，肚子里饿得直叫唤，早晨睡懒觉未来得及吃饭的李一道竟虚脱了，躺在了路边的一棵被来往汽车撒满尘土的小槐树下。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一辆黄河大客车停到了他们身旁，老大哥和他在长途客运公司当司机的战友抬下了一大桶凉白开水，掂下了一袋子馒头和十几根灌肠，众人一片欢呼，吃饱喝足后上了汽车回到了厂里。那一次，花了老大哥半个月的工资。午休后，大家拉着他跑到厂区后面的小河边照了一张照片，也是和老大哥唯一的一张合影照，除了他们三人，还有几个跟着李一道在乐队伴奏，跟着杭维萍在台上跳舞的小伙与姑娘。
三个人激动起来，三个脑袋急切地凑上去，三只手同时伸了出去。但四满并没有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把照片往高处举了举，依然眯缝着白多黑少的眼冷漠地指着三个人说：“这是你。”柳枫点了点头。“这是你。”杭维萍点头。“这是你。”李一道点头。四满回过头来又指着柳枫说：“你就是那个秘书书记？”
“是是，不过，现在不是了。”柳枫有些尴尬地说，心中充满了羞愧感。
杭维萍看着破落的小院和家徒四壁的堂屋，鼻子有些发酸，上前握住四满的手说：“大嫂，你这么多年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和老大哥。”
“不，”四满尖声叫了起来：“是俺命苦，是他对不起俺，他有外心。”说完，一屁股蹲在地上呜咽起来，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到了已经看不出颜色的上衣上，一会儿就湿了一大片。
“哦？”杭维萍三人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是哩，”快嘴二婶在一旁帮腔说，“自己家里穷的屁股用瓦片盖着，还养着陕西窑洞里的一个娘们。也不见他去，也不见那个女人到这儿来。这么多年了，月月给人家寄钱，连面都见不着，更不用说摸摸上炕俩人高兴一阵子了。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还有喜鹊搭桥见面亲热亲热呢！这个大增真不知道在哪里吃错了药，犯了那路子病。”
“不可能吧。”李一道茫然不解地看着她们。
“俺有证哩。”四满不哭了，呼地站起来，从用砖头支着的几块床板底下拿出一个用炮弹皮做的铁匣子，哗啦摔在只有三条腿，裂着大缝的破方桌上说：“你们看看。死鬼活着的时候老是锁着，不让我看，死了以后我砸开的。原以为是留给俺们娘们过日子的营生，闹了半天是他养小婊子的字据。别的字俺不认识，钱字俺知道。俺庄稼人就是跟钱亲，谁叫俺穷哩。人穷就不要脸了，俺也不怕家里的丑事往外张扬了。你们都是体面人，随便看吧。呜呜……”说着，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
杭维萍赶紧扶住摇摇晃晃将要倒的方桌，拿过铁匣子，见里面有几百张类似明信片的硬纸片，除了抬头第一行的地址不一样外，下面一律是一个长方形的戳子，上面写着“钱已收到，田素素。”下面的落款都一样。旁边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的笔记本，封面的中间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的人头像，旁边有两行竖字，一行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一行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下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X部队援越抗美纪念册”。
杭维萍强忍着没掉下来的眼泪，拉开鳄鱼手提包，掏出厚厚一叠钱递到四满手里，带走了路增大哥的遗物——那个笔记本。
四满没有反对，对这个已经麻木悲伤的女人来说，她的世界已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