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亮主席宴请过我之后，我就平添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就在这时候，被审查的廖华出来了，自由了。据说从廖华身上什么口供也弄不到，反贪干部就改变了策略，干脆将她放出来。另一方面，却是在抓紧查找证据，企图从另外的线索中揭开他们狼狈为奸的事实。这也许是反贪斗士的一种策略——欲擒故纵。

人，就是怪，当对待一个陌生人的功过是非时，你很自然地会以理智的头脑和规范的道德标准去鉴别他的好坏优劣；但是，如果你与当事人有了诸多的交往和感性的渗透，事情就复杂起来，困惑起来，不好决断起来，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难断的是非，只有难断的情义”。因为摆在面前的事情并不复杂……也许就是这种缘故，最近反贪干部又与我接触时，我就不自觉地有了一种淡然，不想说话，赖得说话，尽管心中并非无话。因为我萌生一种想法，想与潜仁保持距离，不想过问甚至知道他的或是与他有关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我不想以我的见解左右潜仁的是非曲直。我只是想以一种中庸之道应付来自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倾斜与平衡、谬误和中肯；以没有态度的态度，以无为而治的方法，任其众说纷纭、碰撞争端、磨合融汇、求同存异。最后如何裁决，如何结论，我不应该管它，更不应该评论它。就是说，任别人去弄吧，弄成啥就是啥，这事与我俞阳没有关系。之所以使我有一种如此的“飞跃”，也是我有了一种自知之明：

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我毕定人微言轻，我也根本左右不了局势（有时悲观时常有这种想法），左右不了潜仁。既然这样，我何以再卷入那种徒劳的无效打斗中呢。

可是，烦心的事并没有因为我想躲避，我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会成全我的意愿。这些天，市政府大门接连被堵，围堵大门的农民强烈要求，赔偿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白布上黑墨书写的要求惩办侵吞农民土地的官员的横幅，就正面对视着政府办公大楼，你能说不认识那方块汉字吗？群情激昂地呼喊着要见市长讨说法的强烈冲击波！又怎能使我掩而不闻呢？

本来，Q市负责分工信访工作的是市委那边，信访局就归市委管，主管信访的人物是维纲副书记。眼下维书记外出考察20天了。据说凡是春秋两季，他基本上都要出去一趟，在外边游上20余天。有那有心人做过记录，这些时候他大多在风景区和名胜集中的地方考察。有人说维书记是旅行家，他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就是爱好考察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原始部落、天然风光之类的东西。实际上，维纲的这种爱好，一般的人也都有，只是有没有条件去实现。就好像说某某人爱住有小桥流水、有广阔草坪的优雅环境的别墅一样，哪个人不愿意、不爱住这样的房舍啊？

对于维书记，我早已不把他的在家或不在家当回事了。即使他在家，遇上这事，有人汇报到他那，他也只是批几个字，那批语多是：请某某副市长现场办公，处理好此事。或是请某某局长做好上访人的工作。或是请某某主任在政策许可情况下予以解决问题，一定不能让事态扩大等等模式化的套话。所以说他在家不在家是一个样的，他是从来不亲自去处理上访事宜的。至于针对上访群众怎么来处理上访的问题，他是从不写具体办法的，只是那几句放之四海皆可套用的玩艺儿。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甚至他根本就不去想这事。可是，眼前我不想这事不行，我不处理这事不行。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人民公仆——政府官员这样冷淡怠慢上访的农民兄弟。我也无心批示什么由政法委负责指示有关乡镇，采用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套路，疏导围堵政府大门的上访农民。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一直被沿用着，他的问题实质是，能当家作主的人不亲自过问，亲自处理问题，只是叫当不了家做不了主的干部到现场“表演”，然后再将询问的情况转告当家人，当家人再做下一步的推诿扯皮工作；或者根本就没有下一步；或者接待农民信访的干部根本就不再往上汇报，只是哄哄骗骗将聚集起来的农民弄散弄走了事。他们知道，上访的农民聚集起来进城也不容易，那是有代价、有成本的，是要花点钱的。一般的说，被哄骗走的农民，也就不再来第二次了，即使来了第二次，也很少来第三次的。他们赔不起钱，也赔不起时间。不过，这一拨农民不来了，另一拨农民又来了。因为存在土地问题的农民，决不是一方一村一户。这也是因为Q市这么多年中开发的力度太大，占耕地过多，而做法又不大规范的原故吧。

信访局长和秘书长已走进我的办公室。尽管我知道他们要汇报的土地问题与潜仁有关，我本不打算过问有关潜仁的问题。但是，眼下我却又改变了主张，还是要亲自过问这种事的，因为它已不是小事，更不是能躲得过的事。

信访局长告诉我，这一拨农民上访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的问题属遗留的老问题了。这些问题在我没来Q市任职以前，就上过市委常委扩大会，扩大会上也是吵吵一番，争论一番，最后也没个明朗的意见。所以一直拖延至今，信访局长特别强调，是最近媒体上报道了国家重要领导人对信访工作的重视和批示，这些长期上访无果，已泄了气的农民，方又有了一种动力，推起了眼下的上访高潮。

是的，当我读到中央领导对信访工作的批示时，也颇为感动。我很赞成国家领导人的英明见解，那批示中有两点使我一直铭记心中：有80%的信访是有道理的，信访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有80%的信访中的应该解决的问题，地方上是有能力也有条件解决的……可是，这些应该解决又能解决的问题何以不去解决？何以让农民遭受的冤屈和损害长此下去？有权的官员却置若罔闻？我对了对号，发生在Q市的上访问题，决不在国家领导人判断的范围之外，要害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干部。像Q市，主管信访工作的最高官员是维纲副书记，这样的干部啥时间想过对平民百姓负责任。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仕途，只是能掌握自己仕途命运的那些大官，他只对那些手握权力的人物负责。维纲这类人物，最懂得的学问就是怎么做官，怎么把官做得稳，做得大。所以他的工作和为人原则是：只唯上，不管下；宁可得罪千万百姓，不可慢怠一位官员，特别是那些身处要害位置的官员。这就是维纲的做官哲学，问题严重就严重到这世上并非只有Q市的一个维纲。在Q省，乃至全国，是有难以数计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维纲的。所以就使本来80%的能解决的上访问题，成为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以至于弄得怨声载道，积重难返了。

信访局长陈述的其中一个涉及潜仁的问题，使我再一次地觉察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Q市北侧，好几年前就规划的高科农业园区里，那时还在福市的潜仁，就以他的战略眼光和超群气魄，一举拿下了2000亩土地，挂出了“潜村人高科农业开发园区”的牌子。不久后，就更名为“中国索菲丽亚生物花卉有限公司”。潜仁之所以一下能弄走这么多土地，当然还因为他与政府上上下下管事的人物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不然，他个潜仁怎么能一下子弄到手这么多土地，况且潜仁当时并非有钱的开发商，他的身份应该是半官半商那一类的。也许正因为这种身份，使他在这方天地办起事来如鱼得水。那时候能拿到这类开发区的土地，条件是极优惠的。因为政府看重的不是土地的出让金，也就是说政府不在乎让给开发商的土地能回报多少钱，而是希望开发商拿到土地以后，能积极投资，在这方田园开发高科技农业。高科技农业一旦开发的上了规模，成了气候，财源就随之滚滚而来。在当时主张并决策搞这么个开发区的领导与专家的心中，对这里未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期望值可谓高得要命。那时有的领导甚至说，只要把商机引来，我们的土地白送人家又有何妨。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嘛！搞开发就得用大手笔，有大气魄，哪里能还是那种小农意识，小打小弄，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思想……

所以说这种高科农业的实体是享受着优惠政策进来的，那土地一半是出让，一半是赠送。当然，政府有政府规定，能享受这种优惠政策的必须是带着高科农业开发项目，并带着充足资金，带着高科技人材的实体，方才准许入门。即使今天去验收昨天的这些规定、政策，原则上讲，那纸上写的东西也还算正确。不过，纸上并不错误的东西，一旦实施起来，操作起来，就复杂了，变味了。一个地方操作的一个样，一个部门操作的一个样，甚至一个人操作的一个样。像潜仁这人，谁都知道，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著，他有什么项目，他有什么人材，他即使有钱，那钱也是他从银行磨出来的。可是，就是他，竟然从高科农业园区划出了一大片土地，用他的话说，没有项目，可以引进项目，没有人材，可以借梯上天，没有资金，可以借鸡生蛋，谁能说人家说的不对，只能夸奖人家有开拓意识和进取精神。自那个很是洋气又诱人的“索菲丽亚生物花卉有限公司”的牌子挂出之后，就见这个偌大的园区里有了塑料棚式的温室，有了满口闽南语的南蛮子，同时种起了玫瑰、山茶、月季、腊梅、郁金香之类的花卉。不久，又有了苏铁、罗汉松、凤尾竹等。只是面积不大，产量不多，且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那2000亩的肥沃耕地，大多地块还闲置着。不久以后，政府发现有些进高科农业园区的开发商并没有真正的项目开发，也没有相应的人材和资金，他们只是为了想享受政府出让土地的优惠政策。土地到手以后，却无动于衷，政府就想将这种伪开发商驱逐园区。这时的潜仁的索菲丽亚园区（以下简称）却积极开发起来，花卉也种得多起来，还常有买卖成交。不时可见装花卉的汽车、平板车来来往往，往外运货。索菲丽亚园区还不断邀请媒体采访，发布经营消息，结论当然是靠种花要比原来的种粮强上10倍20倍了。正当政府将极少量的伪开发商驱逐出园区之时，大家都称赞潜仁的索菲丽亚园区是最成功的。可是事过两年之后，一个曾被潜仁聘用的闽南花匠却在外地散布“谣言”，说索菲丽亚园区开发的花卉没一点高科含量，那花卉根本卖不出去。不要看他们一汽车一汽车的往外拉运，实际都是假的，那车上的花卉只是表面一层。就那一层铺面的花卉，白天拉走，夜间又拉回园区，供第二天再往外“卖”，不然，就断货了……有人问，潜仁何以要这么徒劳空转？答曰：为了守住这方土地，这土地日后要值大价钱的。那个南蛮子何以要揭发索菲丽亚的丑闻？据说是潜仁没有按合同付给人家年薪。对于这种道听途说，虽然传得绘声绘色的新闻，却毕竟是耳听为虚，没有人去落实，也落实不了。不过有一种现象却成为铁的事实，是在政府换届以后，Q市又将聚光点集中到了新的开发区时，大伙也都以为高科农业园区已基本告一段落。有人说其是失败的园区，有人说其并不失败，只是美中不足，但没人说它是成功的园区。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其中有不少园区已几易其主，有的园区就改变了先前的园区性质，干起了其他营生，有的索性开发起商品住宅，有的园区开发商本来就是房地产商，到这时候方现出了“原形”。而潜仁的索菲丽亚园区，也四分五裂了，其中有五六百亩地转手出让给了一家名字叫金子城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商。也有人说潜仁是与那家房地产商联手开发田园别墅的，还有一块土地，是他与一家企业合伙上一个橡膠项目。不过，那花卉还在种植，但是规模比先前还小。当然，土地使用的如此变更，都是有合法手续的。规划局、土地局、科技局，直到开发区，都在土地变更申请上批示着“同意”的字样，还盖着大红印章。人家潜仁并没有违犯章法，该磕的头都磕到地方了，该烧的香都烧到位了。你能怎么样人家？

可是，如今来政府上访的农民，有不少就出身那方高科农业园区的。他们称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那片沃土繁衍生息，只是在几年前政府出台了搞高科农业园开发区的政策之后，才将他们的耕地划拨出去了。如今，是他们发现当年政府打着搞高科农业旗号，请他们离开家园的，可是家园却没搞成什么高科农业，反倒弄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工厂、小作坊，直到如今盖起商品房。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了，觉得上当受骗了。其中也有政府给的土地赔偿款太少的原因，也有这些农民自离开土地转为城镇户口以后，生活就不如先前的原因。有人说，为什么同样是这个园区的农民，许多人就没来上访？有人回答，这些没来上访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家，自离开土地后，现在生活的比先前还红火，有的做买卖还发了财，成了款爷，他还来上访个球哩。农民这事就这样，你不动他，啥事没有，你若动他，一定得安置得比原来好，不然，就有事了。

尽管对这种上访看法不一，但是我觉得，政府的确是有过失的。仅看看高科农业园区今日的面貌，当年的决策人能不汗颜吗？不能怪农民闹事，倘若本无事，何以来闹事？

是信访局长与秘书长共同把这些导致农民上访的往事说清楚之后，我开始问他俩，事到如今，你们有啥办法？他俩都说，没啥好法，生米做成熟饭了，现在咱不能把人家办的小工厂、小作坊扒了，把房地产商开发的商品房崩了，把开发区的土地复耕了。人家建的不管是啥，也是经过政府的各个关口同意的，再复原是不可能了。

是啊！复原不可能，初衷的目的又没有实现，这不是造孽吗？拿着金贵的耕地去下赌，结果赌输了！不，岂是下赌，是用土地谋私，罪恶啊！罪恶！可是，谁会以为这是罪过，谁又承认这是罪过？我只是想，不能再重犯这种罪过。就从文件柜里搬出了前些时让土地局长送来的机密材料，对老白说，你看看这材料，为开设开发区，咱Q市圈划了多少耕地？还有，就潜仁这一家，以开发区名义占用了多少耕地？

老白说，Q市弄的各种名堂的开发区真是不少了，潜仁他们总是跟领导最紧的，只要一宣布要搞什么开发区，准有潜仁的份，而且他总是率先带头搞开发。从Q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经济园区、高科农业园区，直到高教园区，都有他们的份。

我还真不知道，连高教园区，潜仁也不放过，就问：

“怎么，他们在高教园区划地干啥？”

“办大学啊，国家不是出台，大学也可以民办嘛。据说，潜仁要与一家房地产商联合办大学，人家出钱，他出土地，就这样，在规划的高教园区，他又划走800亩地。”

真不得了，我马上想到，他们哪里是办学，就凭他们的综合实力，根本办不成真正的大学，他们是廉价收购国家耕地。国家有政策，对教育用地是十二分优惠的，他们不过是故伎重演，先廉价拿到手里土地，随后再变更用地性质。但是，如今与往时已不大相同，国家专门出台了文件，凡以办学名义划拨的土地，不允许转作它用，否则，将追究当事人责任……看来，国家也学的比先前精明了，不再那么做冤大头了。但是，这事还是难以令人放下心来。因为时下的事，总是叫人觉得没个规范的原则，许多不可思义，不应变更的事情，只要去攻关，总是会出现奇迹的。唉！这些想法眼下还不能亮出来，只有在心里嘀咕。不过，对眼前的事，总得有个态度，下一步怎么办？我想了想，对信访局长说：

“你联络政法委的同志，一道做好上访农民的思想，现在只能这样了，任何实质的东西都不能许诺，否则，又会造成新的不平衡。”然后对老白说，“你与土地局长一块把以往各种开发区汇总一下，特别是划拨出去的土地，哪些已经开发了，已开发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哪些是变更了原来的用地性质后去开发的，还有哪些土地根本就没有开发，或者是假开发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罗列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弄好以后，让我过目一下，该透明的东西就透明出去。”

他们走出去之后，我突然又想起什么，就把老白叫回来，叫他与土地局长一块查一查，当年赔偿这些农民的土地款依照的什么标准，对出让土地的农民，还有没有可利用的政策关照他们。我想为这些农民做点实事。待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悟：

该悬崖勒马的事情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