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公司那里又出事了。
我对它的出事是有思想准备的，原本一家明星式特大型企业，一下子沦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工人们哪里有这种承受能力，当然更没有这种精神准备。
之所以承受不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是因为工人们压根就认为自己的企业不应当走到这一步。今天走到这步田地，是企业里有坏人做了手脚，有坏人在吃里扒外，有坏人在大发“厂难财”。他们为自己发横财，硬是变着花样，生着法子，把个好端端的自行车公司捣垮。工人们以为，工人们走到眼下欲要讨饭吃的困境，不是自行车产品出了问题，也不是自行车市场出了问题，也不是会不会经营的问题，而是一些手握大权的人物坏了良心，缺了德。工人们以为，人倘若缺了德，坏了良心，就什么样的坏事也敢干，什么样丧尽天良的事也会干。
实际情况到底是不是这回事，我正在深入调查。有一点可以看出，工人们对自己的见解和判断是异常自信的、坚定的。他们说，不能再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发“厂难财”的人再胡作非为了，不能再在无业下岗的地狱里等待了……
今天凌晨，Q市市委、市政府的两家大门一下子被自行车公司的五六百名工人堵死了。白布上书写着黑色大字的条幅，由众多工人做支架，将它展示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大门口，以警示过往的人们。其中有一幅写得很火辣：
“谁敢叫自行车公司破产，就跟谁拼到底！”
由于机关大门封堵，Q市的政治中心已悄然挪至市委第二招待所，现在的名字是财富宾馆。这座看上去与当下那些花枝招展的同类相比显然落伍的宾馆，坐落在距市委市政府不太远的一条街市上。此刻的市委和政府，实际已是一方“空城”。
也是这时间，自行车公司所在的工业大道两端，已有上千名职工严密封堵。Q 市有名的企业都在这条大街上。这是一条被称谓工业咽喉的要道，坐在这里的众多企业的原料供应、产品运出都必须途经这条交通要冲。
自行车公司的工人们为了把大道堵严，不留死角，他们采用了人海战术。1000名工人分兵大道两头，每头至少有8层人墙重叠布防。公司里有的是人，反正也没活干，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有人组织，矛头对的是腐败经理，工人们是一呼就上，一召就来。
在这支可称谓波澜壮阔的队伍中，有一支被说成标语队的成员尤为活跃。标语队的工人们，一人手举一块牌子，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大字。一条标语通常由一二十人才能组成，有的甚至达到二三十人了。这要看标语的长短。举标语牌子的人多是年轻力壮、动作麻利、眼明腿快的男性工人。因为举那标语牌子是要有些气力的，他们还要在专人指挥下做出纵横队列的变化，和高举低放的切换。因为那牌子不能只用一种姿态举着，那样太累，所以时不时地得变变。他们举的标语，内容比市委市政府大门口的那类横幅，火药味浓多了。也挺刺激的，如：
同是公司职工，为什么坏人上天堂（发财），好人下地狱（下岗）！
枪毙腐败罪犯，还我工人当家作主地位……
市委专抓稳定的班子与政府督查办的同志迅速地将最新动态汇报过来。他们特别强调，尽快做通工人的思想工作，撤离工业大道，疏通东西交通。否则，分布在大道两侧的电缆厂、砂轮厂、纺织机械集团总公司、棉纺织业集团总公司、金银电池集团有限公司、五彩世界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神州大地轴承联合集团、中国诚信轮胎橡膠南北强强联合集团总公司等等。这么多企业的惟一进出口通道就是这条工业大道。如果已树立于此的“人墙”不能及时“拆除”，工业大道两侧的企业将陷入休克状态，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与供应方、定货方以及铁路、汽车运输单位签定的运货合同，都将无法正常履行。真是十万火急的事！
由于事情发生在Q省的政治中心Q市，消息很快波及到Q省高层领导那里。大约在9点钟，刘书记已从省委回到Q市临时办公地点——财富宾馆，他是8点钟被省委招呼去的。这时，我正在三楼的一幢套房里布置工作，刘书记进门后，就把几个主要领导召集过来，传达省委领导对自行车公司工人群体上访的指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Q市自行车公司的群体上访。针对目前事态状况，省委、省政府要求Q市市委、市政府做好上访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导向，控制大局，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宗旨。依照以下三点要求做好工作：
（一）必须在6小时内，将围堵政府机关与交通要道的上访工人撤离现场，以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与工业大道的运行畅通。
（二）在处理这一上访工作中，严格把握政策界线，既要执行城市信访条例，又不伤害工人感情；既要动用政府行为，又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既要达到省委的要求，又不留下隐患阴影。
（三）如发现有个别惟恐天下不乱的坏人肆意滋事，无端挑衅，当严格监视，加以控制。必要时可动用法制手段，以控制事态扩大。但是必须注意，要严格区分故意肆扰社会治安的极少数人与大多数正当上访工人的界线。做到既要孤立、打击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又要取得大多数工人群众对政府的理解。
在比较上规模的突发事件到来时，上级领导总会这样地下达几点指示的。这种指示往往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比如在每年都会发生的抗洪抢险中，坐在指挥部的高层领导会这样发号施令：“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一定要护住大堤。”或者是“一定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出问题，拿××是问”等等。
说实在的，领导的这种套话，谁都会说。要不，为什么有人说在中国当官很容易，关键时刻，只要指手划脚地吆喝几声，叫下边的同仁一定把××做好，一定完成××任务，一定不准失误，一定……至于怎么保证这一定后边的内容的实现和落实，至于应该制定什么样的策略和措施，至于实施过程中的章法、节奏、谋略等等内容，那都不是上级领导考虑的事，上级领导只是向你布署任务与完成任务的指令。而当你没能照上级领导的部署完成任务时，上级就又出场了，开始对你的失误品头评足，且说得头头是道。倘若你完成了上级部署的任务，功劳薄上千万记住，第一功勋是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英明指导。
听罢刘书记的传达之后，我已意识到事态比意料的严重。严重的是可能要发生惨痛的事，要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做政治的人知道，今天自行车公司工人们如此规模、如此势头的行动，如不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恐难在几个小时时间解决问题。凭我个人的经验，中国的农民也好，工人也好，他们还是吃硬、不吃软。有时候，对他们好话说尽也不行，反而有那类给个鼻子就上脸的得寸进尺的人，直闹腾得你哭笑不得，最后不得不动动政府的手劲——抓人。一般情况，只要抓人，当然得抓得准，就会产生树倒猴荪散的效果。不过，眼前对自行车公司的工人们干这事，我的确下不了手，尽管这种抓人在许多时候只是权宜之计。也许是我前些时去了自行车公司，特别是去了他们的家属大院，与那么多的工人见了面，说了话，交了心。这人，见面不见面，认识不认识，了解不了解，就是大不一样。倘若我压根就不知道自行车公司在Q市的什么地方，就没有见过他们的职工和家属，也许，就不会有过多的顾虑和思考。可是，现在不行了，我的面前出现了难题。当然，处理这种事情，多是以政府为主的。政府牵头的事，当然我是决策人。特别是今天这事，我已责无旁贷。
该我说话了，刘书记传达过3点指示后，就离开了这里。通常是在书记指示之后，市长就该动作了。在政府机关中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嘛：“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我在刘书记传达的3点指示中寻觅契机，找到突破口，以使这次的行动宗旨往我的意图方向倾斜。是的，同样的方略与政策，不同的人去操作执行，就能执行出两种结果。
“同志们，我们都听到了刘书记传达的内容，对省委的3点指示，我完全同意，坚决照办。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省委要求6个小时之内解决问题，我算了算，是到下午3时之前，必须把工作做得彻底干净。这里有一点我要说一下，省委强调，既要动用政府行为，又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既要达到省委要求的结果，又要不留下隐患阴影。特别又提到，不要伤害工人感情。什么感情，就是工人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工人对政府信任的感情。要做到这些，是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执法水平和操作手段的艺术水平的。省委对这次行动不仅要求效率高，还要求质量高，这是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懂吗？我们要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有人说了，不就是千把工人嘛，我们调上2000名武警，人不够，可求省武警总队支援吗，用两名武警去照料一个上访工人，还怕弄不走他们。是啊，工人们哪里是武警的对手！？是啊！这办法，过去我不是没用过，关键是看在什么场合，是因为什么事端。同志们，今天的突发事件，我以为，并不是突发。自行车公司的问题由来已久了，工人们不是没有向政府反映过，信访局的门槛都叫人家踢烂了。可是，我们却始终没有认真对待这事，甚至连真正下去调查研究的工作都没做好。这方面我有责任。尽管前些时我去过自行车公司，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是并没有做实质性的解决。我们在座的抓工业的领导，抓稳定的领导，你们也有责任啊，如果咱们处理好了，事态会发展到今天吗？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责怪工人，工人今天的行动是事出有因，而并非滋事寻衅。当然，他们的这种方法确实不妥，可是，话说回来，他们的这种方法也是被政府拖沓的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逼出来的。大家说说，人家若还是和风细雨地跟我们讲问题、摆困难，能引起我们的行动吗？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是提醒大家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更重要的是，为使这事的处理结果不留后患和阴影。为了处理好今天的上访事问题，我要把韩鑫请来，协助政府做好工人的思想安抚工作。老白，你通知韩鑫，让他马上赶到这里。赵镔，你去找后勤科徐科长，定1500份盒饭，准备1500瓶矿泉水，中午12点时组织干部去工人中发放午餐，一人一份。”同时，我又指示一位抓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准备两辆宣传车，开到工业大道两端，现场进行宣讲，导向工人理解政府，配合政府，与政府同舟共济度过难关。
最后出的一张牌，是我和韩鑫到自行车公司的小会议室，与上访工人代表对话，解决问题。同时使上访的1000多名工人撤离现场。
有人问道，倘若这些办法都用上了，工人们还不撤离，咋办？
有人答道，那就动用公安干警、武警，即使放催泪弹，也得将人群驱散，翻正不能叫他们把路堵死。
当然，这属于山穷水尽之后的办法，也可谓不是办法的办法。如果事态真到这一步，尽管人群驱散了，那也是失败啊！
工作部署罢，大家就兵分几路，各干其事了。这时，韩鑫风风火火地来了，一进门，我就惊喜地道，真是及时雨啊！老韩同志。
“那敢高攀及时雨，听说今天你唱主角戏，我来帮你敲敲边鼓，充其量也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嘿嘿，真不愧是大老板，会赚大钱的人上人，连说话都高人一筹的。叫秘书长专门请你来，是让你出场挂帅，来解决燃眉之急的啊！老白把事讲明白了吧。”
“明白了，都讲明白了。说是大市长亲自点我的将，将我的军，你这样看得起我，我敢不来，嘿嘿。”
“老韩，你这一来，我底气足了，心也不慌了。你毕竟做过自行车公司的老总，在工人心里你德高望重啊。”
“先别慌着戴高帽哩，俞市长，你可能还不大知道，工人们都是讲实际的，今天咱俩可不能只是跟人家讲空话，放空炮，不动真格的，也许，工人们头一回遇上这种空投支票，还会给个面子，勉强配合一下。可是，以后日子就难过了。我的意思是，得来点真格的。老白对我讲了你的打算和部署，我就一直在想，工人们半年多没能正常领到工资了，今天与工人要面对面了，他们肯定要提到落实工资的事，或是说要最低生活保障费，不知你有没有对策。”
“我想好了，这次狠狠心，也得动用市长备用金了。”
“俞市长，这事我也想了，你的那几千万元市长备用金，是搁不住花的，只要开这个口子，立马就有数不清的企业来找你。Q市停产下岗发不了工资的企业可不止自行车一家啊，至少有一二十家，要是人家都来向你要工资，就是要生活最低保障金，你拿得起吗？市长大人。
是啊！老韩说的都是实情，Q市眼下不能正常发工资的企业有10多家了，若是用市长备用金堵这窟窿，根本堵不住。再说，肯定还会出现更急需用钱地方，到那时，我可成热锅上的蚂蚁，无路可走了。这问题我不是没想过，也清楚动用备用金解决工人工资，不是高明的上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一种无奈，也可谓一种应急之策吧。先堵住一头说一头，谁叫他们跟我留下这个烂摊子呢。我琢磨着这些道理，没有说话。
“俞市长，我倒有个主意，今天去与工人对话，咱们就答应发些生活保障费，这笔钱由我们Q电出，先拿出个三四百万元，聊做工人生活补贴。这样做，是为你解除后顾之忧。否则，你这头冒风险办着好事，那头却惹了一大片工人，你想，只要这个头一开，肯定就有接二连三的企业找你要钱，能都给吗？俞市长，这地方就这样子，啥事只要一开口，各方的人就蜂拥而至。你跟张三发了钱，没跟李四发钱，李四就告你厚此薄彼。还有，今天你主张发给上访的1500名工人的午餐盒饭，别看这是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一旦形成事实，有人就告你擅自用权，向闹事上访的工人发饭吃，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支持工人闹事吗？到时候，这事还真说不清。以后再有上访的人呢，上访的群体要愈来愈多呢，你都得发盒饭吗，这种发法，行吗？所以，就这价值几千元钱的盒饭，就叫我韩鑫报账吧。俞市长，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别叫好人做了好事，再叫坏人抓住把柄。像你这么正这么好的人不多啊，我遇上了也是有幸，我就得叫好人把官坐稳、坐大，你坐稳了，也好帮我啊，嘿嘿。再说我这企业，做这事比政府灵活，没那么多辫子叫人抓。”
我静静地听着，轻轻地点着头，心里自言道，好人啊，老韩，好人！这样理解我。我何尝没有想过这些事呢，只是不愿为难企业家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也很艰难，这时就随口问道：
“这又难为你了，老韩，近来运营情况怎样？”
“我就是要找时间向你汇报呢，Q电的形势非常好，特别是引进日本的那套系列设备之后，业内相关企业，得悉Q电已采用新世纪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定货数字直线上升。眼下在国内，咱Q电已成为同行业中当之无愧的排头兵。一年之后，Q电的经济效益将翻一番，上缴税金会排在咱市的前二名。不过，Q电的目标不应该只是瞄着Q市Q省，应当盯着全国，放眼世界。所以，我有一些想法，又不敢马上提出。”
“为什么？”
“上次在日本，我的那种将在外，不服皇的动作，差一点叫他们把我弹劾了。要不是你俞市长挺身而出，为我说话，我这孤家寡人就难混下去的。因为有的商机，只能是‘独见商机，一意孤行’才是商机。如果大家都能发现的商机，那还有什么高低之分，其实那已不成为商机了。如果大家都去做的事情，实际是欲要做滥的事，这就是企业家与企业工作者的差别，也是专家与技术工作者的差距。当你身边众多的人尚未理解，更未悟出发财的机遇已经走到身边时，你千万别使你自己独有的发现受那般芸芸众生的指手划脚与批评抨击而动摇，而怀疑自己的见解。这时候，你要坚定决心，顶住压力，一意孤行。”
“你是否觉得，好机会又一次地来了，你又要一意孤行？”
“知我者，俞阳兄也。嘿嘿，真是这回事。俞市长，据我所知，眼下两家Q电的同行业企业马上要倒闭了，这是个机会，我们Q电应当把他们兼并过来，现在兼并，廉价得叫人吃惊啊！可谓事半功倍的好事。可是，这话我不敢说。”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种商机只能独见，没有共识的。所以也只能一意孤行，不可能众人同步，令他人认可的。”
“就是这回事，俞市长。你若理解我，就想办法支持我，这事做成了，Q电的效益就能连续翻番。”
“好——好，老韩，我先表个态，支持你有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是要把企业做大做大再做大，把Q电做到全世界去。不过，这事回头再细细磋商，眼下你得放下私心，鼎力支持我，去摆平自行车公司的事。”
“好，俞市长，你说吧，叫我怎么支持你？”
“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我同意你的说法。”
“噢，对，今天这事，是你请客，我买单。”
“好，老韩，有你这句话，我也财大气粗了，走吧，该上前线（指被工人围堵的工业大道现场）了。”
我和老韩及赵镔驱车到工业大道东端。笔直宽敞的路面被黑压压的人群堵塞的水泄不通。这时候，已时值正午，政府的人开始向工人发放盒饭，宣传车上捆绑的大喇叭正播放着劝解工人散去的话语。在厚实的人墙外面，有几个人像是工人们的领袖，正与政府的人在激烈地争执着什么。我们一下车，就围过来一群工人，有认识的在相互通报着：
韩老板亲自来了，俞市长也大驾光临了……
这时老白也挤了过来。真不愧是秘书长，什么时候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刚到这里，他就在这里出现。老白手中还掂个携带型的扩音喇叭，他看着围到我身边的重重叠叠的人群，大概是担心被困死在这里，就对着喇叭向工人们说道：
“工人兄弟们，俞市长今天亲自来看大家了，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可是，咱们这种形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怎么推心置腹地谈心啊！还是我刚才说的办法，咱们选出工人代表，有话慢慢说。其他同志们各忙自己的事，不要都挤到这里。”
“我们请求俞市长讲话。”
“对——俞市长评评这个理。”
有人在我身边高声的喊道，这时，一位老工人突然走至我身边，面带苦笑地说：
“俞市长，还认识我吧，我叫任长民。”
“噢，任师傅，怎能不认得，我不是去过你家，还专门喝过你的茉莉花茶，抽过你的丝绸之路香烟嘛。”
“好记性，真好记性。俞市长，我们对不起你呀，你刚来做市长，就跟你找麻烦了。”任师傅很诚恳地说。
“哪里的话，是我不对起你们，工人兄弟们，是我这市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我是来向你们做检讨的。”
“不是俞市长对不起我们，也不是俞市长的工作没有做好，是那些贪官对不起我们，对不起自行车公司。”几个工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罪孽啊！一个多好的企业，他们就是生着法子把它整垮。”
我不能顺着工人的话往下说，那样要激化他们的情绪。我得想法，尽快使云集起来的工人们撤军。我捅一下老韩，意思是该他登场了，老韩当然明白，自己该扮演啥角色。他把老白手中的喇叭拿过来，就开门见山地说：
“老伙计们，我早该来看大家了，今天是俞市长特地约我一道来看大家。”四周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带头高呼：“我们要韩总回公司，不要合达贲。”随着这呼声，是群声的呼应：
“要韩总，不要合总，要韩总，不要合总——”
“静一静，静一静，老伙计们，怎么不听我的啦！”随着韩鑫的喊声，场面终于静下来。“伙计们，兄弟们，姊妹们，我知道大家有许多知心话要对俞市长讲，要对我讲。俞市长也有许多知心话要与大家交流，伙计们要是支持俞市长和我，要是愿意说说心里话，还是得选出咱们工人的代表来谈心。要不，咱们这几百口子人，咋个说啊！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要是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就选咱们自己的代表，选出能真正代表咱们工人的人，与俞市长认认真真地交流沟通。俞市长和我到咱公司的会议室等着你们，不见不散，兄弟姊妹们。”
接下来又是一阵掌声。显然，韩鑫虽然早已调离自行车公司，但他的威信依旧。
此刻，厚厚的人墙中就裂开一道缝隙，任师傅和几个工人招呼着我和韩鑫走进工业大道。随之，那缝隙很快加宽，司机大张开着汽车尾随进来。这时，我对跟在身边的老白说，抓紧做好工人的工作，同时让这里的工人与大道西口的工人马上沟通，选出工人代表，尽快使围堵道路的工人撤离。
韩鑫又将几个工人召集在一边，这几个人像是负些责任，有点小权威的样子。他不时拉住一个人的手，不时又拍着另一个人的肩，像是久别的战友，谈笑风生，有时又严肃得像首长对下级下命令。他与那几个人的话说过之后，就和我一道钻进汽车，直驱自行车公司，进了办公大楼里的会议室。这时，我的心情平静多了。对完成省委的指示似乎成竹在胸了。还是我一贯的认识，当某项工作决定由什么样的人物去做时，它的结果基本已定下了。当那么多的围堵大道的工人们亲眼目睹他们期盼怀念的救世主，是的，他们是把韩鑫作为了已濒临灭顶之灾的自行车公司的救世主。在工人心中，一个企业的命运就系在一个厂长的身上，厂长是好人，企业就坏不了，厂长坏了，即使下边的人玩命地干，也没用。就好像老百姓期盼清官。他们以为，一方天地，只要有一个包公，这方王国就政通人和，太平盛世，庶民百姓就可安居乐业了。大凡工人百姓的心中，一个他们钦佩崇拜的领导，就是神，就是一切。这样的人物不仅可率领三军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应该有在逆境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传奇功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位被工人神化的人物邀来与我结伴行事，实在是狐假虎威的新版再现。尽管我是一市之长，但是，在当今社会的世风中，工人百姓并不认为当官的都是他们佩服和赞成的人物。特别像我这样，尚未在Q市做出什么政绩的新官，更没有资本令人家信任。只是有一点，我做到了，也是我眼下仅能做到的，即我出场了，我与工人们面对面地对话了，我没有耍滑头，没有逃避。我很清楚就这一点是许多当官的做不到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如今的官们，遇到这种麻烦，多是耍滑，推卸责任，就采用回避的手法。作为市长，想回避这种事也是很容易的。当然，他们的回避是躲藏在幕后，派手下的人做马前卒进入扯皮推诿的踢皮球运动之中。我对做好眼前工人的工作，之所以很有信心，因为我相信，人，只要真诚，只要以诚相待，问题终归是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的。
果然，事情不出所料，在我们进入会议室之时，围堵大街要道的工人就开始撤离了，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今天总算没有辜负省委、省府的要求。大约是在2点钟，工人们选出的10名代表在老白几个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我和老韩所在的会议室。工人们一个个很友好很真诚地与我俩握手，自我介绍，而后落座在会议桌的四侧。
这种形式的对话是认真又细致的。老白招呼着参加对话的人落座，赵镔已打开录音机和笔记本，准备记录对话实况。
工人们中，除任长民这样的老师傅外，还有40来岁的中年人与20多岁的青年人。
对话整整进行了三个钟点，其中印象深刻也是最棘手的麻烦事有两件。第一，工人们要求清查总经理合大贲的账目，核实企业资产流向，将合大贲逮捕法办，绑赴刑场枪决，即使枪决不了，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工人们就这样，在并没有掌握合大贲确凿的罪证之时，他们就坚信，合大贲的滔天罪恶是千真万确的，关键是政府处理不处理的问题。工人们的这一条要求，我只能说一些套路上的官话，向他们解释，怎么惩处合大贲，是需要证据的。执法机关只能根据证据进入法律程序，定夺他的罪刑。作为政府，是不能包办替代执法机关的职能的。
工人对我的话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一步到位的痛快的淋漓尽致的答复，倘若我不负责任地说：“好吧，合大贲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回去就指令政法部门立即将其逮捕，执行枪决。”如果工人们听到这种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承诺，他们会当即振臂高呼，“领导万岁”的口号。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有人直率地问我：
“俞市长，听你的话音，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合大贲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么说‘怎样惩处合大贲，是需要证据的’这样的话。难道说一个好生生的企业都叫他捣垮了，厂里的几千号人都没了饭吃，他合大贲还是花天酒地天天腐败着，这还不是证据？不是他犯罪的证据？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证据？还要等他把整个Q市都腐败光了再枪毙吗？”
我很清楚，为什么许多领导人物，都不愿意面对面地回答上访者的一些质问。通常在这种场合，来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种偏激情绪和沉淀长久的积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气发泄的对象（像我这样职位的人），当然就不择方法地狂轰乱炸，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刺激怎么讲。作为领导，当然应该理智，也应该理解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蛮横”的由来。通常还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对该处理的事端没有及时解决，甚至是采取了贯用的推诿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间和承受时间全部耗干用净，到他们天天要骂娘造反的份上，才姗姗出场过问这早就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人家还能讲方法讲政策吗？还能冷冷静静地、理智的、温和的、不紧不慢地道来个中苦楚吗？想到这些导致工人们穷急横生的原因，我的心态平静多了，对他们看似过分的过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种理解和同情。正是这种情愫，使我在这样的短兵相接的场合，没有失去应该保持的理智和一个市长的风度。本来我就是有备而来，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做了判断和精神准备的。特别是有韩鑫保驾，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事情，它也坏不到哪里。也许正是这种因素，尽管开始的对话不大顺畅，但是在以下双方交流磨合中，他们的火气还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们要求自行车公司不能破产，要求政府改组公司领导班子，现任班子的成员，必须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立即回答的，尽管我是市长。企业破产与不破产，能破产不能破产？都是有具体规定的。倘若自行车公司经过审计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谁还敢继续支持它，哪家银行还会贷款给它。旧债都还不了的主了，再借钱给他，那钱肯定是扔到爪哇国啦。至于改组公司领导班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还存在，原总经理合达贲他们又确实出了问题。可是，这类问题都是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事，并非某一个人可以随意答复许诺的事。但是，面对工人代表们张张热诚、期望、诚实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绝回答，无可奉行的冷酷语言去熄灭他们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大千汉语辞典的世界里，寻觅着一种既不毁灭工人希望，又不弄虚说谎的词语。但是这种东西，虽然善良，却不乏圆滑；虽不是谎言，却混浊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却有极大的伸缩空间。工人们想要的是开门见山的表白，一针见血的承诺，板上钉钉的结论。这阵子，我却不能为他们一时的高兴，来满足这种强烈的渴望。这是为什么？
工人们等待的太久了，当官的出场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