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长银滩村报到时，4名村干部在村委会迎接，当时我以为长银滩村就是4名村干部，后来才知道，还有一名不拿工资的支委。
我问骆河生支书为何多了他一个。
骆河生支书说村干部也有职数，一般是3至5人，大村5个，小村3个。长银滩村属于小村，应该配3个。由于计划生育是国策，所以增加了一个计生专干，这样就是4人。村两委选举结束后，出现5名村干部，必须有1人不能拿工资。
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支委兼常务副主任、村委兼文书、村委兼计生专职干事，这些人都是实职，要干事，必须拿工资，只有一名支委没有实职，所以就没有发工资。
我说这名支委虽然没有工资，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村干部，村里的活动还得邀请他参加。
骆河生支书说有时请了，有时没有请。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参加，理由是开会就不能做事，他没有工资，不做事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饭吃，所以就不来开会。他还说，参加可以，得发误工费。标准按南山县农村建筑市场大工计算，一天200元。
村干部每月工资就是450元，请他开几次会就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能不请就不请。
真不请他也有意见，他说上级精神他要知道。
要求合理，但是请他成本太大。想去想来，两套锣鼓一起打。由于他兼任一组组长，之后多开村组干部或党员大会，少开村干部会议，这样等于为村里节约了一笔费用。
我问骆河生支书，工作队来长银滩后群众知不知道。
骆河生支书说知道，但是不清楚来意。
我说有必要开一个村组干部、党员座谈会，我把我们工作队来长银滩干什么给大家讲清楚，顺便征求大家对工作队、对村两委、对村级经济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骆河生支书说行，马上布置。
会议地址就在村委会会议室。
说是会议室，分明是一间废弃了的教室，黑板、讲台、桌椅样样齐全，并且按学生上课的样子原封不动地摆放，连墙上的标语和张贴画都没有动。既然是会议室，就不能是教室的样子。我说把讲台撤走，座位也不要像学生上课那样摆放，摆成四方形，大家围坐一圈，便于交流。
骆河生支书问四方形怎么摆。
我拖了几张桌子，摆出一只角的样子，其他三只角照葫芦画瓢。
骆河生支书马上明白怎么摆放，不过没有主席台领导坐什么地方。我说坐台下。
骆河生支书对没有主席台还不习惯。
我说不是什么会议都设主席台，调研、征求意见、需要大家发言的会议都可以不设主席台。
骆河生支书说明白，马上安排人布置会场。
二
通知九点钟开会。
我八点半从工作队住所出发，到达会场时八点四十分。
会议室只有几个老同志坐在里面聊天。骆河生支书说所有人都通知到了，多数人还在路上。
我问有多少人开会。
程至裕文书说大概20人。
20人？这么少。长银滩村有32名党员，10名村组干部，减去2名重复计算的党员村干部，理应有40人参加会议。
我说不是只来一半，还有人呢？
程至裕文书说只有这么多。他掐着指头算给我听：村组干部10人，常年在家的党员八九人，其余党员或在外打工或跟子女住在城里，估计能赶回来开会的也就是五六个人，这样加起来也就是二十来人。
账算得很清楚，的确只有这么多。
到了九点，我说开会。
骆河生支书说不慌，人还没有到齐，建议我到隔壁农家书屋去看书。
不是农家书屋，其实是村委会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村规民约以及各类领导小组构建图。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乡政府有的机构，村委会也有。
我没有心情浏览，随便瞟了一眼。倒是长银滩村地图吸引了我。正在寻找长银滩村地图，没有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
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甚至上了百度、谷歌地图搜索，找到的都是没有边际的地图，现在有了这张地图，可以以此为蓝本，描绘出一张长银滩村精准扶贫作战图，挂在工作队住所墙上。
然而我看不懂。
本来很简单，上面就是六块位置六种颜色，一个组一块位置一种颜色，标注组名和地名。
看不懂是因为与我所掌握到的方位不对，到底是我情况不熟，还是地图有误。我叫来骆河生支书、程至裕文书，问这张地图是谁制作的。
程至裕文书说是根据镇政府的地图进行加工的，就是把长银滩村那一块剜下来，就变成了长银滩村地图。
聪明，但是抄都没抄对，上面的地名抄错了。
骆河生支书、程至裕文书异口同声地说没错。怎么会错呢？是从镇政府地图上复制下来的，要错就是镇政府弄错了。
我拿着扫帚把子，指着大泉口位置，然后沿着循环公路进口往前推移，第一站应该是下天井，第二站应该是苦桑岭，第三站应该是黄泥立，第四站回到大泉口。
经我指点，程至裕文书说真的搞错了，把黄泥立搞成了下天井，把下天井搞成了黄泥立。
骆河生支书表扬我，说队长有眼光，这张图挂了五六年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有错。
我说不是眼光问题，而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
骆河生支书说怪只能怪太相信领导。
我说镇政府搞错了情有可原，你们熟视无睹不行。因为你们是长银滩人，一眼就知道对和错，而你们却居然五六年没有发现问题。
他俩笑起来。
到了九点半钟，我说人应该到得差不多了，开会吧。
骆河生支书说再等一等，还没有到齐，县城居住的人还在车上。
只能看书。
所谓农家书屋，就是两个铁皮柜装上一百多本图书。估计都是上面统一配送的，门类多、品种杂，一样有几本，翻了几页就不想看。但是人还没有到齐，不能不看，不然拿什么打发时间。
到了十点钟，人还没有到齐。我说不等了，开会。
三
会议由骆河生支书主持。
人还是没有到齐，陆续有人进场。
骆河生支书把我们三位工作队员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村组干部和参会党员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
至此，参会人员基本到齐，我数了一下，有21人。
这是我来长银滩村召开的第一次村组干部、党员大会，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每个人我都跟他点头打招呼。
一个圈下来，给我的印象是三点：一是老同志居多；二是没有人记笔记；三是纪律松散。给人的感觉不是在开会，而是在菜市场买菜：有的人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有的人叼着烟、跷着腿，有的人交头接耳开小会，有的人大声接电话。
骆河生支书讲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请我讲话。
原计划讲四点，现在增加一点，就是会场纪律。
第一次见面应该讲客气话，但是现场的气氛让我无法客气下来。我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在粮食部门收购粮食与农民打过许多年交道，进城后在两个地方农村住过队，一路走来接触了许多农民及农村干部，但是还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像你们这样吊儿郎当，通知9点钟开会，十点钟人还到不齐。到了之后，一个个当“厅长（听长）”，只带耳朵不带手，没有人记笔记。一般党员不记笔记也就算了，但是村组干部不能不记笔记，特别是组长，你们还有传达会议的任务，回到组里还要向全体组民传达会议精神，你不记笔记回去怎么传达？你以为你脑子好使，都记得下来，告诉你不是这回事，俗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要求，今后开会必须记笔记。
见我这样说，骆河生支书马上让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程礼荣到隔壁办公室拿来了笔记本和笔，每人发了一套。
我接着说，大家都是村组干部、党员，在老百姓面前要树个好形象，然而你们看看自己，有的同志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叼着烟、跷着腿、大声接电话，哪像是在开会？干部要有干部的样子，除了好形象，还要好言行，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干部、你是党员，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长银滩的老百姓就有福气。
我边讲边观察，有效果：身子坐端正了，烟头丢了，手机也调到了静音，会场鸦雀无声。
接下来我讲正题：一、扶贫工作队为什么要来长银滩？二、工作队的任务是什么；三、工作队与两委是什么关系；四、近期要做的工作。
我讲完了，请大家围绕我这四点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开始没有人讲话。我点将，请几位年龄大的同志先讲。
话闸拉开后，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提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
最后我做了梳理，除了4名村干部没有讲之外，17个同志讲了56条意见或建议，涉及4大类17个方面的问题。我说4大类17个方面的问题样样重要，工作队将会同村两委拉出一个清单，逐步落实到位。
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散会后，骆河生支书说我讲得好，说我敢批评人、敢得罪人。
我说不得罪人就得罪事业。
骆河生支书说今天开会的人给了面子，要是往日，可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
骆河生支书说“三个一”，即一顿牌（斗地主），一包烟，一餐酒。无论是几点钟开会，先要过足牌瘾。如果是上午开会，那么就打到11点钟；如果是下午开会，那么就打到5点钟，留出一个小时开会。上会议桌后，一个人得有一包烟。还不能发早了，怕有的人拿到烟后提前退会。会议结束后就得吃饭，吃饭就得喝酒，不喝一个三分醉不下桌……今天是工作队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会议，没有出现“三个一”，等于是给工作队面子了。
闻所未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也有开会吃饭、喝酒这种现象，但是有次数、有回数，要么是偶尔，要么是特殊情况，譬如误了吃饭时间、有人请客等，不会像长银滩这样逢会必烟必酒必牌。
我问谁立的坏规矩。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人立，是自发形成。
小地方鬼大，长银滩村是贫困村，经得起几吃几喝？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办法，如果没有“三个一”，那么他们就不来开会。
不是求他们开会？
骆河生支书说正是。
我说这种行为绝不能纵容……他不来开会好办，让他不当这个组长。
骆河生支书说组长是选出来的，支部不能说不让他当就不当。再说一般人还当不了组长，能当组长的人不一般，如果家族在组里没有势力，一是选不上，二是即使选上了也没有威信，指挥不动。组长还非他当不可。
我说农村宗族势力不可忽视，但是邪不压正，只要村两委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何势力都做不大，就是势力大也大不过党委、政府。
骆河生支书说是，以后开会不会再有“三个一”。
四
县人社局为长银滩村配备了几名保洁人员，但是脏乱差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问骆河生支书怎么看不到扫地的人，骆河生支书说人解决了，工具、配套设施还没有解决。
工作队买回了9台翻斗车，建了28个垃圾池。可是，还是不见扫地的人。
我问骆河生支书是哪些“老红军”在扫地。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老红军”，是组长的爱人。
等于是长银滩村的“老红军”。
我说什么人不好请，请组长的爱人扫地，难怪乎看不到扫地的人。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办法，村干部每个月还有450元工资，组长一年只有120元电话费，叫他们怎么安心工作？村里的工作还得依靠组长，要人家做事就得调动人家的积极性。过去钱不钱，肚子圆；现在又不准吃喝，一点好处都没有，凭什么给你做事。现在好了，让他们的爱人当保洁员，每个月工资650元，比村干部工资还高，心理平衡了，不再提这要求那要求为难村委会，与村两委保持一致。
我说你们调动积极性没有错，但是650元是给保洁员的工资，而不是给你们发福利。
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发福利。
我说拿了钱不做事就是发福利。
骆河生支书说马上给他们提个醒，不扫地就不发工资。
也许是这句话管用，以后早晚看到有人扫地。
4组组长程恭理爱人去世多年，他自己当保洁员。他对我说，4组个别人心肠坏，知道保洁员每个月有650元工资后，有点心理不平衡，故意将烂菜烂叶撒在路上。有的人看到垃圾池没有垃圾，怕他这个保洁员没有事做，挑上几担土倒进去。
我说老百姓计较你是好事，说明在乎你，只要你任劳任怨，我想以后不会为难你。
他说是的，就装着不知道。
正说着，村计生专干程至富找到我，说有事报告。
组长想回避，程至富喊住他一起听。
原来是他侄儿当贫困户的事。工作队精准识别完成后，将贫困户名单进行张榜公布，欢迎大家举报监督。不少人找到工作队，说某某不符合条件，不该当贫困户。来了12伙人，都是点名道姓并说出原因，集中反映在7个人身上，其中就有程至富的侄儿，说他一个人养一个人，家中没有负担，在外打工一个月几千元收入，家中两层楼快建好了，这样人不配当贫困户，一定是他叔叔搞的鬼。
程至富说群众反映有道理，但是也有出入，新房子是程至富的财产，对外声称是侄儿所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侄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谈了几个女朋友均因家中无房告吹。今年春节侄儿可能又要带女朋友回家过年，为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以侄儿的名义做一栋房子。程至富之所以这么为侄儿操心，是因为侄儿是孤儿，4岁时父亲不知去向，5岁时母亲改嫁，他和2岁的妹妹是奶奶和程至富养大。前几年妹妹出嫁，奶奶也有80多岁，虽然他在外打工也有一点收入，但是这个家庭还是叔叔程至富在撑着。如果程至富不管他，就没有人管。评他当贫困户也是组里的意思，程至富没有施加任何影响，这点组长可以证明。
程恭理组长说是回事。长银滩村定贫困户是2013年定的，一次定5年，当时的标准很低，家家户户都可以当贫困户。除了四名村干部不是贫困户外，其他人家要么是2014年的贫困户，要么是2015年贫困户，要么2016年贫困户，反正家家户户都可以当一年贫困户。这样做都没有意见。之前相安无事，今年出了问题是因为来了工作队，有了一些扶持优惠政策，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差别比较大。过去当贫困户什么好处都没有，就是过年时发两袋米，第二年就脱贫了。现在当贫困户不一样，又是给钱，又是慰问，又是帮扶，又是贷款，所以大家眼红，就来告状。要怪只能怪他自己没有运气，谁叫你不是2015年之后的贫困户。
组长的话让我想到，除了贫困户评定搞平均分配以外，低保户评定也是这种现状。我在入户调查时发现，低保户人数与户数几乎相等，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同一个家庭，有人享受低保待遇，有人达到温饱水平。
程至富请求把他侄儿踢出贫困户队伍。
我感谢他支持。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觉悟，想当贫困户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在外打工人员，平时不回来这时回来了。自从贫困户名单张榜公布后，找工作队的人明显增加，有两类人：一种是来举报的，一种是来请求当贫困户的。来者都不知道贫困户划分标准，都是运用比较法说事，与身边的人比较。举报者拿贫困户与更贫困家庭比较；想当贫困户者拿自家条件相当的贫困户比较，总能比出一定的道理。
一组组长程文彬找到我，说他们组还有3户应该当贫困户。我问这3户比现有的17户贫困户是不是还要穷，他说不是，与排名最后的几户差不多。我说不比现有的17户贫困户还穷，说明你们评对了，得表扬你。现在你要增加3户也有理由，但是也许还有3户要跟这3户比又差不多，又得增加进来，如此反复，全组、甚至全村家家户户都可以当贫困户，那么还有没有贫困户？对那些真正的贫困户这样做是否公平。
他无话可说，走了。
工作队坚持一个原则：用事实说话。
公示期过后，工作队、村干部开会讨论，决定将4户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拿下来。同时还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春节临近，这4户人家还去不去慰问。
我的意见还是去，因为贫困户的确定权不在工作队和村委会，而是在县这一级扶贫机构。在县扶贫机构没有批准之前，这4户人家仍然享受贫困户待遇。
然而，我们决定拿下的4户贫困户拿不下来。骆河生支书向我报告，说县扶贫办不同意调整，理由是现有贫困户名单已上报市、省、国家扶贫办，网上信息上报平台已经锁死，不能修改。
我只能摇头，工作队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进行的识别，最后换来的却是这个结果。
五
春节临近，市扶贫指挥部要求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到贫困家中走访慰问。
骆河生支书找到我，说村组干部对慰问方式有意见，过去慰问物资都是由村组干部分发，现在工作队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发到贫困户手中，这样做是对村组干部不放心。继而问我，是不是怀疑村组干部贪污慰问物资。
这种意见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两个月前，三家帮扶单位干部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所以带了一些慰问品和现金。贫困户收到东西后很高兴，便宣传出去，让那些非贫困户羡慕、嫉妒、恨，纷纷找到村组干部，质问为什么他们没有。村组干部也是一样没有，也是一样有意见，有人找到我，说以后这类的事交由他们村组干部来处理，工作队就不用那么辛苦。我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意见惊人一致：平均分。我说不能平均分，给贫困户的物资就只能给贫困户。虽然钱和物资不多，但是对于贫困户来说也许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长银滩村历来都是搞平均主义，上面来了慰问物资、捐款等，从不发给指定对象，都是见者有份。习惯成自然，谁都觉得平均分最合理。
工作队不这样做他们就感到不适应。
我对骆河生支书说，不怀疑你们贪污，就怕你们拿去撒胡椒面，做人情。
骆河生支书说，少数人有大多数人没有会有意见。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拿少数服从多数来评判，有意见很正常，我就是要让他们有意见，没有意见他们以为这笔钱该得，拿得心安理得；有了意见之后，他们就知道这笔钱不该得，就知道是给特定对象的，是给贫困户的，就知道不该得的莫伸手。
骆河生支书说，给几户特困户大家没有意见，给所有贫困户大家就有意见，因为大多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差别不大。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我说差别不大也有差别，贫困户是你们评出来的，你们就得承认并尊重这个事实，而不能变相否认。
骆河生支书见我态度坚决，以后不再主张。
我知道不主张并不等于没有意见，多年形成的习惯不是一下子说了就了，必须在实际行动中加以约束和改进，不给其有任何幻想的机会。
以后只要是慰问活动，无论慰问对象人多人少，我都要求上门到家，不准搞代表式慰问，不准把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村组干部代行慰问。如遇上慰问对象不在家，必须现场与慰问对象打通电话，告诉慰问品名称和数量以及慰问金金额，在征得慰问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委托村组干部代发。
除了慰问，发放扶贫项目奖励资金也是一样对待，不允许村组干部代办，只对贫困户个人开单。
几个回合下来，还是习惯成自然，再也没有人主张平均分配。
六
长银滩村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结束后，方明白说他修路的账还没有结，想请我跟骆河生支书打声招呼。我跟骆河生支书说过，不结的原因不是村委会，而是移民局没有来验收。
方明白所说的路，就是颜飒爽副市长拍板所修的五组通村公路，是工作队来长银滩后第一个项目。正因为是工作队第一个项目，镇、村领导很重视，打算一个月内完成任务。
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工作队刚来，账上没有一分钱，上项目起码要有一点启动资金。骆河生支书说我不懂南山行情，政府项目一分钱没有也有人来招标，何况这个项目还是工作队要上，钱由县移民局出，不怕结不了账。
果然竞争很激烈，4组方明白联合家乡几个人投标中标。
方明白曾当过村主任，还代行过一年多支书，现任骆河生支书是在他任期内入党，他在村里有一定的资历和影响力。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在，所以工程进展顺利，不出一个月完成任务。颜飒爽副市长看了这条路后，还表扬村委会办事雷厉风行，没有想到结账如此艰难。
方明白原本想结完账过年，我也觉得要求合理，毕竟他们是自己全部带资，毕竟他们几个都是农民，虽然现在在县城打工，但是手头不会有多少余钱。我让骆河生支书向移民局反映，并且亲自跟移民局局长打了招呼。
第一步就是要验收，只有验收合格后才能结账。
可是，迟迟不见验收的人下来。
我不知道为何迟迟不能验收，有人告诉我，说县移民局难缠，公家找他办事是能推则推，不是这理由就是那理由不能验收；如果是老板找他，吃一点、喝一点、送一点，办事效率高得出奇，二三天内搞定。
我有点半信半疑，毕竟方明白当过村里一把手，应该知道其中的套路，如果真是这样，他会操作得很顺利。
过完年后，方明白又来找我，他说他怀疑不能结账是村干部在搞鬼。
我要他拿出证据。
他说这个工程村干部许给某某，是他横插一杆断了这位村干部的财路，所以才出现今天这种难结账的局面。
他拿不出来证据，只能是怀疑。
怀疑无效。
我让他自己去县移民局问问，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好对症下药。
他去问了，说是村里没有在验收申请表上盖章。
骆河生支书说早就盖了。
一个说没盖，一个说盖了，我的办法就是重新填表盖章。
他走后，骆河生支书说移民局说了，等雨季过后再来验收。因为现在看不出公路质量好坏，只有经过雨季冲刷后才知道。
也就是说要到七月。
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按照合同执行。
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的话，方明白违约在先。合同第七条规定，乙方应支付青苗补偿费3.6万元，村协调费2万元，勘测费3万元，原路补偿费3万元。开工之前支付村委会，否则合同自行终止。
方明白不仅在开工之前没有支付这几笔费用，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支付这些费用，等于这个合同作废。
方明白解释没有支付的原因是收费不合理。
我说不合理当初就不应该签字。
而合同对甲方也就是村委会基本没有约束条款，特别是结账时间上，村委会几乎不承担责任。合同第十条规定，工程完工后经移民局会同有关单位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工程款的90%，余下10%作为质量保证金暂不支付，待一年后工程无质量问题再行支付。
这样的合同，村委会怎么会主动提出验收结账？
尽管这样，工作队不能不管，毕竟路已经通车，下一步还要硬化。一期工程不结账，二期硬化要受阻。我和骆河生支书到移民局，请求他们迅速派人来验收。此时正是移民局换将时刻，局长提拔当副县长，新局长刚下通知还没有到位。找到两位副局长，说明来意。
郭副局长说下个星期四他亲自来长银滩。
真的说话算话，星期四我在长银滩见了他一面。
可是回去后仍然没有消息。方明白又来找我，说他去了移民局几次，又是这理由那理由，他说等不起了，借的钱要还，债主讨债不离门。
这一次我不找移民局，直接找县领导。
我打电话给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胡金云，说明事由，请他督办。
他说行。接着给我说对不起，让我操心了。
以后方明白再也没有找我，估计事情办妥。
五组通村公路开始硬化。
七
进入6月，是梅雨季节，雨大风大雨勤，工作队门前公路被山洪冲走一边，洪水漫过溢洪道从路面进入富水水库。
我在南山精准扶贫微信群上发了一条消息，告诉来往大慈公路车辆改道行使。
雨越下越大，骆河生支书和大场镇镇长程刚毅约我一起上山，说隔壁村有户人家昨夜房子倒了，好在人已撤出，不然就是安全事故。长银滩村山上三个组还有几处危房，昨天做了工作，还发了遣送费，听说还没有撤出，请我一起去做工作。
程刚毅镇长的车就停在破损公路前面，我们蹚水过去。
沿途骆河生支书不停接到电话，是六组贫困户汪会红打来的，不停地追问一个问题，即她儿子为什么不符合易地搬迁建房条件。
这个问题骆河生支书已在一个星期前就作了解释，到目前为止少说也有二三十遍，怎奈对方就是不信，不停地打电话，要与骆河生支书当面理论。
骆河生支书说现在没有时间，叫她找组长。
她说找了，组长说管不了，叫她找骆河生支书。
等于是白找。
六组组长方大海在组里做不了主，话语权被在县城居住的组民把持。之所以当组长，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六组90%以上的人在县城居住，留下他一个青壮年劳力。他吃苦耐劳远近闻名，找他帮工的人排成队。他不看人，也不挑事，无论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无论是苦活还是轻活，都是一个价，都是实打实地干满一天，让你感觉物有所值。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天必须结账，即使明天还在这户人家做事，也要当天结账。他说不是怕你跑了，就怕扯皮拉筋。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性格，从来没有人跟他赊账。
他在家里有干不完的活，赚不完的钱，所以懒得进城打工。不过，事多就没有多少心思放在组里的工作上。他的态度是，当不当组长无所谓。
汪会红认为，骆河生支书让她找组长是在躲她、搪塞她、敷衍她。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此时正跟队长和镇长在一起。
那好，就在工作队等骆河生支书。
双方说话算话。
我和骆河生支书回工作队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进门就看到汪会红。不只她一个人，还有她婆婆和儿子。
汪会红和她婆婆我都认识，孩子是第一次见面。
小孩见到我便跪在地下，搞得我莫名其妙。
由于她找的人是骆河生支书，暂时没有我的事。我上楼换衣服。身后传来他们火药味的对话声。
马上到了晚餐时间，我下楼吃饭。
厨师将饭菜端上桌。
我以为工作队吃饭，他们会回避。
却没有走的意思，还在唇枪舌剑。
什么事这么难扯？
老黄和老雷看到这个阵势，挟着菜上楼去吃。
我不能走，也不能吃。村里的事也是工作队的事，现在双方言语激烈，辩论正酣，不分胜负，我不能不管。
听了一阵，没有听出名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双方一下子扯东，一下子扯西；一下子扯那事，一下子扯这事，完全没有章法。
只能说他们嘴巴厉害，还有点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之势头。
这种状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骆河生支书虽说文化不高，讲话有些怯场，但是辩论绝对是一流水平，往往只需几分钟，就能击败对方。
这一次为何不分上下？
主要是对手——汪会红的婆婆能言善辩。
不对，还有一层意思，我想起来了，汪会红的婆婆长骆河生支书一辈，还有点亲，没有出五服，所以骆河生支书有顾虑，放不开手脚。
终于听懂了一句——汪会红的婆婆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她就让村委会给她养孙子，把孙子放在村委会。
骆河生支书说吓不了人，你前脚送来，我后脚送到福利院。
对方说那你就送吧。
骆河生支书说送就送，到时受指责的不是村委会，而是孩子的家长还有你这个当奶奶的人。
我看了一眼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着实让人心寒。孩子虽然只有10岁，不大明白大人之间的事理，但是开口闭口要把他送走，不知他内心有何感受。
我不能不说话，我请他们安静，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争着给我讲……
我打着手势制止。我说一个个来，汪会红的婆婆先讲，再汪会红本人讲，再骆河生支书讲。
起到作用，不再是热闹、无序、火药味十足的争吵场面，而像是回到严肃的会场。
中途，汪会红的婆婆几次都要插话，均被我制止。
都讲完了，意思我清楚了：贫困户汪会红要求村委会为他10岁儿子申报一套易地搬迁房屋，理由是她这个儿子是前夫所生，前夫去世多年，她又嫁人，等于这个儿子是孤儿，符合易地搬迁政策。骆河生支书的意思是，孩子不是孤儿，因为孩子有娘有后爸，并且这个后爸还是孩子的叔叔，是汪会红前夫的堂弟，等于还是一家人。汪会红的婆婆认为，骆河生支书不给孩子办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送礼。所以这次她准备了一个“大礼”，买来了草纸、红烛、一炷香、鞭炮，说要给骆河生支书烧纸、敬香、下跪、叩头，把骆河生支书当神对待。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当神，而是当鬼。
把活人当鬼，这个意思再清楚不过。
我瞟了一眼餐桌上堆放着的草纸、红烛、一炷香、鞭炮，明白了这些东西的用意。
本想指责几句，都不想跑题，更不愿意激化矛盾，就当着视而不见。我问，你们争论的焦点是孩子是不是孤儿对吗？
双方又开始争论起来，一方说是，一方说不是。
我再次打着手势制止。
按理讲，孩子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孩子应该是孤儿，这就是汪会红追着骆河生支书讨要说法的原因。但是，按照易地搬迁的政策，享受者必须是贫困户，并且没有享受过其他建房优惠政策。汪会红是贫困户，全家符合条件，但是她家在前年享受了危房改造政策，建了一幢新房，这次就不能享受。她有些心不甘，这次易地搬迁政策比危房改造政策好上几多倍，不能错过，于是想到以儿子是孤儿的名义，再申请要一套。
其实这个事与孤儿无关。
我先回避孤儿这个话题，先批评汪会红的婆婆，不该把孙子当外人看待，既然接纳了汪会红这个儿媳妇，就应该接纳她的一切，包括她前夫所生儿子。何况汪会红的前夫还是现任丈夫的堂哥，他们之间有着双层的关系。
汪会红的婆婆插话，不承认不接纳这个孙子。
我说接纳了就不该一口一声孤儿。
其实我知道，她对这个孙子还不错，平时在一起生活也很照顾，没有说过这个孙子是孤儿，现在打这个招牌就是为了要一套住房，也是为了这个孙子今后生活着想，没有坏心，只有好意。
却有点私心。
我说孩子只有10岁，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他的一切活动都受监护人保护；监护人有吃的他就有吃的，监护人有房住他就有房住；他的监护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母。
我所说的这些他们也许清楚，不然早就送孩子进福利院。不过，他们现在关心的不是法律术语，而是房子问题。祖孙三代冲这套房子而来，不说清楚是不会善罢甘休。
我说，做父母的做长辈的为孩子的明天打算值得肯定，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做房也要等到他18岁之后，也就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由他自己做出决定。在此之前，父母有义务照顾他、呵护他，而不是拿孩子的不幸来寻求当前的利益。现在你嫌他是负担，等你们老了，孩子大了，需要他来赡养你们的时候，孩子如果像你们今天这个态度，那么你们又有何感想？现在你们养他天经地义，将来他养你们也是天经地义。孩子已经10岁了，记事、懂事、有自尊心，长辈的言行对他幼小心灵会产生很大影响，请你们不要再提他是孤儿，让他感受到家庭温暖比一套房子更重要。现在你对他好，将来他对你好，付出与回报对等……
我讲完了，他们沉默了。我知道，也许是18岁这个关键词在起作用。在此之前他们肯定听说过，18岁是人生的转折点，18周岁以上的公民才是成年人，才能享受公民待遇。
现在双方都知道为此纠结的“孤儿”一钱不值，口水战打了一个多星期等于白打，之前所说的过头话、所做的过头事除了伤人伤己再也没有纠结的价值，只能说是一场误会。
汪会红的婆婆连声说对不起，掴（吵）了我的耳朵。
我好生感动，原来他们婆媳如此通情达理。
八
晚饭后沿富水湖边散步已形成习惯。
途经二组时，有人喊我，是贫困户程进仁。他告诉我，二组出大事了。
我紧张起来，忙问什么大事。
他说今天上午来了两台车，下来一群拿长刀带短枪的家伙，将正在安置点施工的一伙民工逼停，说工程是他们承包的，其他人立即离开工地……双方差点打起来。
上午我在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事态比较严重，我立即去找二组组长程浩渺询问。
组长不在，我告诉他母亲，等程浩渺回家后让他到工作队找我。
接着我去找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程礼荣，问他是否清楚上午的情况。他说不大清楚。
我再打电话问骆河生支书，骆河生支书说知道一点，但不是十分清楚。
第二天上午，常务副主任程礼荣到工作队，他说问清楚了，是两家公司为二组易地搬迁安置点填土工程承包权发生冲突，双方都要承包，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放出狠话，下一步可能要发生械斗。
我问招标了没有。
程礼荣说还没有到这一步。
没有到这一步，怎么会有两家公司来抢工程？肯定有人许诺了他们。我问程礼荣是不是他许诺了什么。他说没有，是骆河生支书介绍了一家公司来承包。
我想此事不应该这么简单，可能另有隐情。
他走后，二组组长程浩渺来见我，说有点复杂，还不只两家公司，他也答应了一家，一共有三家公司来竞争。
我说形成竞争关系是好事，最后以中标的那家公司为准。
他说根本就没有想到招标。
我问有多大的工程。
他说30万左右。
我说30万必须招标。
他说有一家协议都签了，是骆河生支书介绍的那一家。
我问怎么签的。
他说骆河生支书、常务副主任程礼荣都在场，还找了几名民意代表，大家议了一下，认为可以，就签了。
我说谁给你们的权力。
他说签的不是承包合同，是意向性协议。
我问了协议内容。
听完后我说，与承包合同没有多大区别，实质是答应了人家。
既然签了一家，怎么出现第二家。
他说之前常务副主任程礼荣答应了一家。在这之前他也答应了一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个项目申请上报后没有下文，而老百姓又盼望工程早日开工，骆河生支书让常务副主任程礼荣专门负责跑这个项目。程礼荣没有办法就叫组里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找了一家公司，让人家带资承包。正在这个时候，村里接到通知，南山县全面启动易地搬迁工程，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经费有着落了，于是管的人又多起来。
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他说有。就在昨晚我去他家后，他意识到我知道了此事，再瞒是瞒不下去。之前他们统一了思想，不想让我知道，因为我会要求他们按程序、规矩办事。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那么我可能真的不知道。偏偏出了岔，还很棘手，还怕把事闹大，这才想到我，想给我汇报，但是又怕挨批评。既然现在工作队知道了，必须做好两全准备：一是如实汇报，二是想出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少挨批评。
他们商量的意见是：谁都不给，学窦家山，自己组里的事自己做。
我问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
他说有。他们组在外承包工程的小老板不少，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有机械，无钱无机械的出力，一定能成功。
精神可嘉，但是与窦家山造林有所不同。他们是自己拿钱创业，这个项目是国家出资、财政拿钱，也就是说要走招标程序。我问他们怎么招标。
他一脸茫然，根本就没有想到招标。
没有招标意识在乡镇、村组是通病。来了项目，没有人想到招标，首先想到的是给谁做。工作队刚进村时，上五组通村公路项目，市领导刚走，镇领导就要求第二天开工。我提示开不了工，因为招标需要时间。这名镇领导说，不管这些，先开工后招标。
上行下效，所以才有这个局面。
不过，给自己人做最有说服力。因为三家公司个个都不是吃素的队伍，给谁做另外两家都有意见；或许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提出一个假设，假如三家公司都不同意这套方案怎么办？
他说他们有办法摆平，万一摆不平再请工作队出马。不过他自信能摆平，因为全组所有人都支持这个方案。
既然这样，那么就按他们的方案办，不过我还有三点意见要说：第一，做好三家公司的协调工作，不能发生群体械斗事件。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向工作队报告；第二，同意你们自己来承包，但是该走的程序不能省，特别是不能搞变相转包；第三，万一转包，必须走招标程序。
他说行。
我最担心火并的事没有发生，直到工程完工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正待我要表扬他们时，得到确切消息，他们花了2万元、两桌酒才把这三家公司摆平。
九
从村委会回来的路上，遇到四组五保户方礼河。他说正要找我，想办一个事。
我问什么事。
他说不愿当五保户。
怪，有人削尖脑袋想当五保户，他却不干。我问他跟村组干部讲了没有。
他说讲了，村组干部说管不了，叫他找工作队。
自从有了工作队后，村组干部也有了退路，能解决的事、不能解决的事都可以推给工作队。不过这一次不是推，而是懒得跟他解释。在他们眼中，他是神精病。好不容易给他争取到的五保户，他却不干，要是换上别人会感恩戴德一辈子。
当初定他当五保户时，村组干部承担了风险，因为他没有60岁，不能当五保户。
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当五保户。
他说他不够条件，因为五保户只有无儿无女的人才当，他有儿子，当五保户说出去不好听。
明白了，不是因为没有60岁，而是怕别人说他是孤老。
我知道他有儿子，叫方明春，今年28岁。可是他九岁时就被他老婆阮满珍带走，至今下落不明。由于妻儿突然离去，他受不了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不能左右自己，四处流浪，幻想有一天能突然遇见妻儿。随着年龄增大，劳动能力下降，他不能养活自己。村组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提前两年为他申办五保户手续，这样他每个月就有450元生活费保障。
现在他提出不要，那么他靠什么生活。
他说他可以申报低保。
我叫低保户每个月只有几十元补贴，不够他日常开支。
他说可以。他还可以节约一点，还可以打点零工补贴一点。
我知道没有人请他打零工，因为他脑子不管用，三分钟热血过后就“罢工”，干着干着突然不知去向。我曾经跟几位大户老板说过，需要人帮忙时就请他帮工。他们都是三摆手，说宁可自己吃苦、加班加点，也不会请他。我也亲自跟他谈过，说要做事，不要到处闲逛，因为只有做事才有钱，只要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老婆才会回心转意。他答应得很好，说去做事，还要我跟他介绍工作，就是不拿出实际行动。
我以为他怕吃苦，但是看到他家一堆废砖、废钢筋就知道他是不怕吃苦之人。这些废料都是从山下捡回，是用蛇皮袋背上山，他不觉得累，走路快如飞。我问他捡这些废料干什么，他说想做一个厨房和厕所，加上政府给他做的两间正房，他就有两房一厨一厕。如果有那么一天儿子回来，儿子就有房子安身。
他儿子能回吗？
我问过骆河生支书和他的隔壁邻居，都说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他坚信儿子会回。
他经常问我，儿子会不会回来。
我只能说会。
我想帮他找回儿子，尽管这种可能性渺茫，但是我想试一下，因为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每期都有奇迹发生，说不定这个奇迹也会降临到他身上。于是我问起他老婆孩子的情况，他东拉西扯说不清楚，连儿子小时候的照片都提供不出，让人非常失望。
他又跟我谈起找儿子的事，这次是听人说，工作队已经帮他联系上他老婆。
我知道是有人拿他开心，因为他每天想着这件事，老是问人家这个问题，把人家问烦了，随便敷衍他一下。
不过他不觉得是敷衍，反而还能开心一天。
我说我们会尽力。
吃完中饭后，我带上薛猛、胡维两个才子上山，找他的邻居了解情况。
最清楚这件事的人是他的邻居兼姑姑方菊花和姑父陈志洪夫妇。两位老人都70多岁，记忆力也很好，谈起此事就像昨天发生的故事……
回家后，薛猛草拟一份《六旬残父近20年寻子路》的寻人启示，发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上。
失散经过是这样写的：
1997年10月，湖北省南山县大场镇长银滩村4组9岁幼童方明春（1988年3月出生），被其生母阮满珍（1964年10月出生）带离家乡，去向不明。期间，阮满珍曾给家中寄回一封信，要求与丈夫方礼河离婚。信封并未留下地址，仅在邮戳上显示湖北省黄冈地区。由于经济困难，加之方礼河以为妻子过一阵会回来，所以没有前去寻找。谁知道从此音讯全无。近20年间，方礼河逢年过节都去到拜望岳父阮战成，希望碰到妻儿。然而都是失望而归。如今方礼河年近6旬，儿子已28岁，人愈老愈发思子心切，以至于精神恍惚，脑子想出毛病，身体也越来越差，生活贫困。当地政府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为他申报贫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他就是不愿接受五保户，理由是他有儿子。2015年政府花了7000元给他建了一栋50平方米住房，他自己住一间另空一间，说要留给儿子回来居住。现在他非常渴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儿子一面，那怕是看到一眼，再听他叫一声爸，这样他就满足了。恳请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能为他圆梦。
寻亲公告发出后，收到许多热心人来信来电。由于他不能提供一点有用证据，寻亲之路很不顺畅。
有位作家在他寻亲贴子上留言：朴素的农民，残缺困苦的家庭，宁愿放弃国家的补贴，也要选择有尊严地活着。在他心中，老婆和孩子会回来的，他的日子会好起来的。祝愿农民大哥早日圆梦！
十
晨练回来，扭开水龙头不出水，经验告诉我，水管又被堵塞。
工作队用水与一组居民共一根管。长银滩村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家水管坏了谁家修；公共水管坏了，下游用水居民联合修；水池水管堵塞了，集体修。
这种现象已出现四次。第一次发生在冬天，水管被冻裂，下游是大泉口13户人家，可是只有2户在家，即工作队和陈敬珀老夫妇，维修费自然归工作队支付。以后3次都是水管堵塞，发生在6、7、8三个月，因雨水过多，泥沙俱下，水管口径小，一不小心就堵塞了。
这类情况自然归集体维修。
我正要下楼到卫生间热水器取水，一组组长程文彬甩开膀子进门，他说水管被泥沙堵塞，刚派人去疏通。由于水管老化，把管子弄破了，必须更换，否则无水可用。
此时正值8月大热天，不能无水。
按理讲，住在富水湖边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不缺水。
十年前可以这样讲，现在不敢讲，因为富水水库成了养殖场，沿湖岸边老百姓搞起了网箱养鱼。尽管这样，富水水质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但是不能直接饮用，必须经过过滤处理后才能使用。过滤需要建水池，送到各家各户需要购建水塔等设备，费用大、成本高，所以沿岸居民基本弃用湖水改用山水。
长银滩村山下3个组用的都是山泉水。
山泉水看似很清，烧开后才知道杂质很多，晴天有一成杂质，小雨天有两成杂质，大雨天有三成以上杂质，甚至堵塞水管。开始我们不知道，知道后用茶叶吸杂，再后来烧开后放上一两个小时，等杂质沉淀后小心倒出上面一层清水。
杂质多除了雨水作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落差大，2千米水沟形成了11个瀑布，山水几乎是垂直降落到富水水库。
就是这样的落差，也能把水管堵住，可见泥沙量之大。
我问需要换多少米水管。
程文彬组长说全部老化，都得换。
我知道他的用意，想趁此机会让工作队放点“血”，把问题彻底解决。
其实工作队早有安排，山下3个组“人饮工程”项目已报县、市水利局，现在处于等待实施阶段。我说没有必要全线更换，只换坏掉的部分，把水接上，有水饮用就行了。
程文彬说需要钱买管。意思是工作队出钱。
我满足他的要求。
正准备离开，他又转过身来，说天热人难请，请一个工得200块钱，前几次几千块钱都没有结，这次又要请人，不知人家愿不愿意来。
我问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说人工费加水管钱，恐怕得一两万元。
我知道他报水荒，但是我不能确定到底有多少，只有等清单出来后再来算账。我说行，你把账记好，不要有水分就行了。
他把胸膛拍得叭叭响，说他不是这种人。
整个夏天他都没有穿衣服，每天是一条红短裤，一双拖鞋，一辆摩托车，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的大喉咙。如果是喝了酒喉咙会更大，并且不讲道理，加之长得五蛮三粗，眼睛又大，还蓄着络腮胡子，十足的李逵再现。
刚来时我不了解他，看到他在会场上蛮搅胡缠不讲理的表现，散会后我就建议骆河生支书免了他组长职务。骆河生支书替他圆场，说他不喝酒是个不错的干部，喝了酒就爱发酒疯，发起酒疯来天王老子都不认。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证实了骆河生支书所说。
不过，涉及本组及本人利益，他是锱铢必较。有一次他借着酒疯，在会桌上逼骆河生支书为他们组安装太阳能路灯。还有一次他向我讨要开办农庄补贴。
我曾在会上讲过，国家对贫困户开办农庄有补贴，标准是一万元。不是贫困户开办农庄的，吸纳贫困户到农庄打工也有补贴，每吸纳一个有2000元。于是他开了一个农庄，由于种种原因补贴没有到位，他便找到我，说我说了，只要开办农庄，工作队就奖一万元现金。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并提醒他是国家给予补贴，而不是工作队。
其实他知道，申领补贴的资料已报到县劳动就业局，正在走审批程序。由于涉及财政拿钱，审批程序比较复杂，拖了很长时间第一批补贴才下来，没有他，他很失望，于是又找我要补贴。我打电话问就业局局长怎么回事，原来是分两批进行，先审批贫困户开办的农庄，再审批吸纳贫困户就业的农庄，他属于第二批。
有他就高兴，静待好消息。
谁知道快要过年，补贴还没有下来，他以为没有了，便故伎重演，借着酒疯第三次向我讨要补贴。我当然不答应。
不答应就组织人堵路，威胁我就范。
我不为所动。
好在他头脑还清醒，只是说说而已。年后补贴下来，这才安静下来。
晚上来水了，我表扬他办事雷厉风行。他说不要表扬，多给点维修费就行了。他还拉着我去看他们组正在砌的石头墙。他说这面墙砌成后，通向祖坟山的路好走了，墙下的地基准备建一个群众娱乐服务中心，以后组里开群众大会也有个落脚地方。
我肯定了他的做法。
他说肯定就得支持，支持就得给一点费用。
我问多少钱。他说得七八万元。
我说工作队就那么一点钱，并且主要用于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上，这类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不过为了鼓励他们为群众办实事，工作队可以表示一点。
他说谢谢，明天就去工作队开票。
我说等工程完工后才能给钱。
他有几分失望。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两个工程下地，工作队给了一组一万块钱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