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寻求援军

由一名县级干部、两名科级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不能不说力量强大,不能不说是高配。

高配应该高水平、高效率,然而我没有感受到强大,相反还有几分孤独和无奈。

按照文件规定,工作队员由思想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有事业心、有培养前途,并且是单位骨干的同志组成。正是由于我相信这个文件,所以驻村前单位为我配了一名年轻大学生,我没有要。我想,人不在多在于精,三个人够用了。

我的想法大错特错,到村后就开始后悔。其他问题不说,就说年龄,我的两个队员居然都比我大。

当然年龄大并不等于素质差,不能歧视老同志,谁个不老?

老雷是市残疾联就业服务中心主任,58岁进59岁,有效工作时间也就是一年多。按理讲,这个年龄的人一般进入半上班半休息状态,不会给他压重担,更不会派他住村。

他们单位最初方案不是他,而是小郑。

市残联人少、女同志多,住村这种事一般安排男同志。他们单位只有5名男同志,其中2位是领导,这样扶贫工作队员只能在3名男同志中产生。第一人选是办公室副主任小孟,可是小孟是单位笔杆子,写材料离不开他,只能排除掉。第二人选是残联二级单位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小郑,人年轻,也机灵,最适合文件对工作队员的要求。残联报了他的名字,还写进文件里,他也参加了誓师大会,还跟我一起到村里报了到。然而他却没有来,没来的原因有四条:一是领导安排他住村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参加誓师大会、到村里报到是顾全大局的表现,并不等于答应了住村;二是他已经住了两年村(过去叫“三万”工作队),不能老让他一个住村,这种事最好轮流来,一人住一年过,方显公平。事实上,这种做法许多单位在实行;三是他的小孩出生不久,妻子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四是家有70多岁老母,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照顾。

于是他就不来了。

年轻人不去只能让老的去。

老雷是第三人选,不去也有一大堆理由。除了年龄原因外,关键是身体吃不消,他有“三高”,特别是高血压非常严重。

不让他住村非常符合情理。

少的不能去,老的不能去,总得有人去,总不能让一把手本人去。

其实有一个人愿意去,单位副职,残联副理事长。

一把手却不敢拍板,因为他不知道这名副职是真心还是开玩笑。权衡再三,还是做老雷的工作,让老雷去。

没有想到老雷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所以他晚我们半个月到工作队报到。事实证明,他的身体的确不行,几个月时间就住了两次医院,最后一次是凌晨四点被急救车拖走。尽管这样,他出院后还是来住村。不同于以往的是,他的体质越来越差,一边身子有些麻木,不能爬坡、走远路。我曾与他单位一把手沟通过换人,一把手不同意他也不同意。

再说老黄。

老黄比老雷小4岁,是市审计局住村专业户,已有5年住村历史,经历了“小康”工作队、“群众路线教育”工作队、“三万”工作队,以及这次精准扶贫工作队。

在指挥部印发的《工作队花名册》上,他的职务是审计局副主任,其实是副主任科员。严格地讲这个副主任科员也名不副实,因为他是工人身份,工人不能当干部任职。在住村之前他是司机,由于年纪大和不懂审计业务,所以就住村。这一住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住村专业户。他也乐此不疲,说要住到退休。

初次见面,老黄给人的感觉还不错,一身西服,头发梳得油光放亮,方正的脸上泛着红光,讲着一口带有广腔的普通话,有文人学者的风范。

老雷没来时,我和老黄在骆河生支书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入户调查。

精准识别是扶贫工作首项任务。

虽然村委会有贫困户资料,但是很简单,达不到精准程度。我想为每一户贫困户建一份档案,内容包括户主照片、家庭成员信息、收入情况、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等。

山上没有手机信号,在大山中游走犹如与世隔绝。

走着走着却听到手机铃声,四处张望这才发现是自己的手机在响。明明没有信号,电话是怎么打进来的?

骆河生支书说,山上有3处地方有信号,是邻县新阳县的,属于长途。

接通电话,是纪委暗访组打来的,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如实相告。对方显然不信,认为我在扯谎。他说他打了三个电话才打通,手机上显示的号码前面几位数是新阳的区号,证明我不在都宁境内。

对方没有来过长银滩,当然不知道这里的异象,怀疑有理。

我让骆河生支书跟他讲。

对方有一套反扯谎经验,问骆河生支书大场镇书记、镇长叫什么名字,工作队队长、队员叫什么名字。回答正确后才相信骆河生支书不是冒牌货,才相信工作队在住村地方工作。

还是第一次这么严格。

过去住村就是点个卯,一年去不了几次,甚至不去也没有人抽查。现在不同了,文件明确规定,扶贫工作队员必须全脱产,在村时间每月必须在22天以上,也就是说家里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虽然有规定,但是信的人不多。过去也有脱产住村的规定,但是没有人执行。天长日久,大家不相信规定,只相信实事。以为这次住村也是这样,家里的会议照常通知我参加,我不能到会,一次两次尚可,到了第三次就有反应了。一把手说我拿住队来搪塞他,谁没住过队,谁不知道里面的名堂。

他还抱着老皇历看问题。这一次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不仅是脱产住村的问题,而且还是提头来见的问题——完不成脱贫任务,头上的乌纱帽就要被摘掉。

书记、市长说,在摘掉他的乌纱帽之前,他先要摘掉手下人的乌纱帽。

当然也包括我这个工作队队长。

为了实施有效监督,市扶贫指挥部要求每个工作队安装固定电话,并上报房东名字、房东电话。只有固定电话、房东电话、工作队电话内容一致,才能证明工作队员没有说假话。

指挥部办公室还经常晚上打固定电话来布置工作,其实是检查你在不在村。

放下电话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市政府洪中华副秘书长来电,说颜飒爽副市长要来长银滩检查指导扶贫工作,要工作队做好汇报准备。

汇报?拿什么汇报,我也只来长银滩三天,长银滩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长银滩村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市35个重点帮扶村之一。市委、市政府对重点帮扶村非常重视,指定一名市级领导干部挂点,一支市级工作队驻扎,一定五年,市财政每年给20万元帮扶资金。

长银滩村是颜飒爽副市长联系点。

颜飒爽副市长分管农业,同时担任全市精准扶贫指挥部副指挥长。整个都宁市对扶贫工作非常重视,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挥长,副书记任常务指挥长,分管农业副市长任副指挥长。县市区参照市里做法,配备扶贫指挥机构。

市长要来不能不重视,何况长银滩村还没有地市级干部正儿八经来过,必须立即向镇党委和镇政府报告。

然而又没有信号。

我说要解决这种现状,要在山上建一个移动信号发射基站。

骆河生支书说好,老百姓会喊工作队万岁。

下山路上遇见一位老人,我主动上前与之攀谈。骆河生支书一旁介绍,说他是6组低保户,叫龙仕新,今年79岁。

他养了4个儿女,没有一个跟他姓,也没有一个跟他爱人姓。老伴2001年去世,3个女儿全部出嫁,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已有4年没有与他联系,如今他一个人过日子,有些孤独。

龙仕新老人说,他34岁来到长银滩村龙岩湾,到寡妇赵细红家顶门(顶替丈夫)。之前他一直未婚。赵细红的丈夫去世时留下三个女儿,大的只有11岁,小的还在娘肚子,家庭十分困难。他扛起了家庭重任,真心实意地与赵细红过日子。不久,赵细红的小儿子出生,他又多了一份做父亲的责任。一年后妻子怀孕了,这次怀的是他儿子,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然而老天不公,妻子得到子宫瘤,孩子不能留不说,妻子的子宫还得拿掉。为了妻子的生命,他选择了手术。从此妻子不能再怀孕,他无怨无悔,只要妻子健康他就舒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三个女儿陆续出嫁,好日子就在眼前,然而妻子却撒手人间,他悲痛欲绝,把全部的爱给了小儿子。

小儿子也大了,也走了,到浙江砖窑厂打工。他一个人很孤独,盼望孩子们节假日来看他,给他电话。有时他也去女儿家,由于不是亲生的,因而特别在乎女儿的脸色,稍不如意他就会伤心,有时一个人偷偷大哭。总的来说女儿对他还不错,特别是二女儿跟他侄儿结婚,亲上加亲,等于是他的女儿兼侄女。

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小儿子,4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他怕九泉之下的妻子说他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其实,他想抱孙子,也想问一下儿子什么原因,蓦然间他发现,父子之间共同语言不多,话越来越少,发展到现在几年不打照面,几年不通电话。他知道儿子在外打工很辛苦,不奢望儿子经常回家,只希望过年时一家团聚,实在不行打个电话也行。

然而,儿子4年没有回家,现在是杳无音讯,他茫然不知所措。

说着说着,龙仕新老人流下伤心泪水。

我对骆河生支书说,应该为龙仕新老人申报五保户。

骆河生支书说想到,是他不要。他说自己有儿有女,日子还过得去。

我问龙仕新老人想不想当五保户。他说无所谓,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儿子带着媳妇、孙子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颜飒爽副市长来了,同时带来了三个工作队单位一把手。

南山县相关领导也来陪同。

颜飒爽副市长一行考察了桃园、橘园、移民安置点,还特意到工作队宿舍兼办公室走一走,然后到村委会召开座谈会。

骆河生支书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领导,汇报时有点紧张,说话不大流畅。好在镇党委书记情况熟,他全面地介绍了长银滩村的情况。

我还没有吃透村情,只能简单地讲了一些想法。

市直单位领导、南山县领导作了表态性发言。

大家讲完后轮到市长讲话。

颜飒爽副市长说,她这次来长银滩是三件事:一是认个门。二是看望工作队队员。三是摸一下情况。

三句话说得我心里暖和和,顿时有了“工作队不是孤军在奋斗”的感觉。

当然不只是这三件事,还要谈想法提要求。

一共是五点要求:一是建立协调联络机制。颜飒爽副市长要求工作队进村后,要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开展扶贫工作。县乡要建立协调联络机制,镇政府要指定专人做好联络工作;二是走访困难户。颜飒爽副市长要求工作队对长银滩村建档立卡的65户困难户进行再识别,要户户走到,建立工作队自己的贫困户档案;三是拿出措施。情况摸清后,工作队要拿出扶贫措施,一户一策,对口包扶,结对帮扶,要像走亲戚一样,送钱,送物,送温暖,送技术;四是搞好开发。对有意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的贫困户,要做好培训工作,提供资金和贷款。五是发展集体经济。要引进能人、老板来长银滩村发展旅游业、种养业,承包荒山,连片开发。同时要求县政府在发展项目时,要考虑安排在长银滩村,不能把长银滩村遗忘。

颜飒爽副市长还拍板上两个项目:一是打通五组至龙岩山循环公路,也叫通村公路;二是在山上建一座移动信号基站。前一个项目由县政府出钱,后一个项目由工作队联系。两个项目都由工作队督办,下次来时要见效果。

上车前,颜飒爽副市长对我提出一个要求,要我把扶贫气氛营造起来,把扶贫政策、工作队职责、贫困户名单、帮扶措施、项目规划等资料挂在工作队住所墙上,让老百姓知晓扶贫政策,让老百姓监督工作队行动。

颜飒爽副市长走了后,我收到指挥部发来的QQ文件,要求工作队填写本村贫困户资料,并上传到网上。

文件附有一张《入户调查表》,里面栏目很多,有18大类、上百项内容。

我实验了一下,填写一张这样的表格得花上一个多小时。前提条件是熟悉情况,如果不熟悉情况,一天只能填4张表。

为了加快进度提高效率,我决定带笔记本电脑入户调查,这样可以省去录入纸质版环节,直接把调查到的资料现场输入电脑,变成电子版。

想法很好,电脑却不配合,开机只有3个多小时就没电了。

又回到原始办法。

晚上充电开机,有部分资料丢失。

不能凭印象补齐,精准识别重在精准两字。叫老黄把他的笔记本拿来补充。

翻开才知道,不叫笔记,叫天书。我看不懂里面的内容,问他是什么意思,他也看不懂。

不能怪他,他是广西人,南山话他听不懂。

这里的农民只会讲家乡话,但是能听懂普通话。

我是安咸人,安咸话与南山话有点区别,但是区别不大,加之长银滩与咸安相邻,两地的话基本一致。

第一次开会时我讲普通话,第二次我讲汉话,第三次我讲安咸话,得到他们的认同,以后我就讲安咸话。

入户调查结束后,老雷来报到,正好许多事要做,分工分头负责。

当务之急是整理入户调查资料、填报入户调查表,以及编写上墙宣传资料,还得写一个长银滩村贫困户调查报告给市长和指挥部。

然而无法分工。

他们两个都不会电脑。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来村之前我还特意安排信息中心调剂两台旧电脑给我带到村里,没有想到他俩不会。

开始我还有点不信,以为他俩不想做事。因为昨天老雷、老黄双双来到我的宿舍,非常严肃、也非常正式地给我讲,要笔记本电脑。

也许他们以为我手头的笔记本电脑是用工作队经费购买,依此类推,队长有,队员也应该有。

我说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单位所配,用了一年多,是一台旧电脑。

他们说知道,说工作队经费肯定有结余,买电脑是工作需要,又不是乱开支。

很有道理,我答应考虑。

然而今天他们就说不会。是因为没有得到笔记本电脑而“罢工”?

完全排除,两台台式电脑空在那里一直空着,没见到他们沾过。

还真是问题,不能什么事让我来做,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当务之急是撰写《长银滩村65户贫困户调查报告》。

写文章他们更不会。一个15岁当兵,一个16岁当知青,都没有读多少书。参加工作后,一个当司机,一个做生意,机关公文基本是门外汉。老雷会一点,但是前期没有参与入户调查,情况不熟。

扶贫指挥部办公室又来指令,《入户调查表》不仅要打印稿,还要附上电子版。

找骆河生支书要人。村干部没有会电脑的。村两委一共5个人,2个20世纪50年代出生,1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骆河生支书和计生专干程至富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

拓展到全体村民。答案是:会的在外打工,不会的在家务农。

请求大后方支持。单位一把手说,当初给你配一个助手你不要,现在叫谁去?

我悔不当初。

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白天要干面上的事,晚上加班加点整理资料填表。

就在有点眉目时,QQ群中又弹出一条信息,是指挥部文件,赶紧下载。

点开,人要崩溃,之前所填入户调查表不行,换上全省扶贫指挥部设计的表格。当然有许多雷同的地方,但是还得一笔笔输入。

群里同仁开玩笑,号召大家不要急于填写,也许还有一张全国统一格式的调查表等着。

真被言中,真有一份全国统一格式的调查表。

我实在没有精力来应付这些表格,请求援军。

正在这时,南山县人社局局长胡虎冰来看我,问我有没有困难需要他们解决。

正对我路,说到我心坎上。我不再客气,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派一名会电脑的年轻仔来帮我三个月;第二,为每个组安排一名清洁工,工资从公益性岗位中解决;第三,举办一次种养殖技术培训班,为村民讲授香菇、黑木耳等食用菌种养以及水果栽培、淡水鱼养殖技术。

胡局长照单全收。

第三天,南山县人社局工会梅主席就把人给我带来。

梅主席指着随行的小伙子对我说,就是他,叫吕炜,九宫山人社中心骨干,已参加工作四五年,绝对符合你的条件。

我望了一眼小伙子,第一感觉是帅,第二感觉是身体棒,第三感觉是单纯。

吕炜的母亲也跟着一起来。她对儿子有点不放心,毕竟吕炜是家中独生子,年龄还不到30岁。儿媳在县公安局上班,还有一个3岁的小孙子。

为了吕炜的到来,我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套铺盖。

吕炜说不用,他有一台小车,早出晚归。

这样也行,但是工作队不能承担小车费用。

梅主席说不用承担。来之前与胡局长商量好,吕炜在市工作队上班,享受南山县扶贫工作队待遇。

这样最好,不能让人无名无分白干一场。

吕炜很自觉,也没有临时思想,每天早上9点之前赶到工作队住所,下午都是我催他走他才走。

我担心天黑不安全。毕竟人家是独生子。

吕炜的工作不只是填报表。

由于许多工作必须在电脑中进行,所以大事小事离不开他。有时外边来人,我要到山上考察,还得动用他的私家车。他除了当司机外,还要当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考察完了之后就写信息,向指挥部报送工作队动态,许多信息被指挥部和报刊采用。

不到半个月,他把全村情况装进脑子里。

有一次,我在山上陪福建商人考察基地,市指挥部检查组来长银滩,吕炜一边与我联系一边接待客人,等我忙完后赶回工作队,检查的人要走。我还以为对方生我的气,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完成任务,该了解的情况吕炜已经汇报清楚了。检查组还表扬吕炜情况熟,说话有条理。

当得知吕炜是一名“临时工”时,检查组更是赞不绝口。

全国统一格式的《入户调查表》下发后,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减少上下班途中时间,我让吕炜带着资料在家中填写。

正常情况下没有十天半月填不完,他却只用五天就结束战斗。

五天他没有离开家半步,吃饭填表,填表吃饭,每晚都要加班三个小时。

这期间,我还让他替我参加一个会议,是南山工作团阶段性总结会议,指名要队长参加。由于那天正好是长银滩村种养殖技术培训班开班,县就业局、培训学校、专家教授来了一大批,老百姓反响也强烈,开幕式不能没有我这个主角。

我这边进展很顺利,开幕式结束后我想到吕炜那边会议,正好他打来电话,说会议已结束,效果很好。他说他汇报了三点:一是前阶段的工作;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下一阶段的打算。大约讲了十分钟,团长还表扬他讲得好。

让我惊奇的是,他讲的观点与我如出一辙。

难道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他说不是蛔虫,是跟屁虫,每天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不会也会了。

我认为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用心不用心的问题。我们队长在一起开会时,有队长说,他们工作队有个队员,在村里住上一年半载却连村里基本情况都说不清楚,一问三不知,这样的队员就别指望他做事。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就要到期,吕炜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我的预期,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基本完成,过完年之后吕炜不再来工作队上班,到了该说声再见的时候。

老黄、老雷建议我给吕炜表示一点,或者发点钱,或者发点纪念品,更何况马上就要过年,发点过年货也合情合理。

但是不合法。

谁敢与中央八项规定对着干?

吕炜走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又来了两名年轻小伙子,一个叫薛猛,大学本科毕业,是市人社局法规科科长;另一个叫胡维,硕士毕业,是市人事考试院副院长,同时也是市委招硕引博人才。两个人不是扶贫工作队队员,是“三万”工作队队员。好在扶贫工作是“三万”工作的重头戏,两套锣鼓一起打,我兼任“三万”工作组组长。

他们的任期只有四个月,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