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10月8日，局办公室小张送来一份文件让我签阅，是市委、市政府关于组建扶贫工作队文件，要求市直各单位安排一名思想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有事业心、有培养前途，并且是单位骨干的同志担任工作队队员。文件还特别指出，本轮扶贫住村时间1至2年，计算基层工作经历，请各单位优先安排没有基层经历的同志到扶贫一线锻炼。对队长单位，文件在工作队员要求外加了一条，必须是局班子成员。

在人们脑子里，班子成员泛指党组成员。我不是局党组成员，应该不在人选之列，加之我有丰富的基层经历，这种机会应该让给那些参加工作就在机关的副局长。

然而，一把手却点名让我出征，理由是，工会主任也是班子成员，是局行政领导班子成员。

这样解释没有错。我打点行装准备出发。

10月17日，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小罗，同时也是市驻南山县扶贫工作团联络员，通知我第二天上午9时赶到南山县政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参加市驻南山县扶贫工作队誓师大会，并让我通知我的两名队员参加。

我申明，我不知道我的两个队员姓甚名谁。不仅如此，有关工作队的情况我均不知道。

小罗说，相关文件两天前已发到各单位。

可我没有看到，加之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要看到这份文件可能要等到星期一。

小罗说那就算了，他来通知。

第二天，我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会场。见面后才知道，团长是我市委党校同学、市委办公室副调研员倪海洋。

他给了我一份文件，正是小罗昨天所说的文件，上面有我的名字以及要去的地方。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到南山县大场镇长银滩村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文件上还有我的两个队员名字：一个叫黄大明，市审计局副主任科员；另一个叫郑刚，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参加会议人员陆续到场后，我找到了我的两个队员。

开始开会。

倪海洋介绍参会人员。我这才知道，除了我们9支工作队队员外，南山县委、县政府各来了一名领导，工作队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也来参加会议。说是誓师大会，实质是对接会议：市把我们交给县，县把我们交给乡，乡把我们交给村。会议结束后，大场镇党委书记金正德找到我们三个，要送我们到村。

到村的路必经大场镇人民政府，金书记要停车，说吃完中饭再到村。正在这时，金书记电话响了，是长银滩村骆河生支书的电话，问工作队接过了没有，他们村干部在村委会等候。既然这样，那就直接到村。前方的路和地形明显出现变化，弯度越来越大，坡度越来越陡，山峰越来越高。下坡后，左前方突然出现一片水域，好大好美的一个湖。

金书记说是富水湖，是人工湖，又叫富水水库，不仅是全县最大的水库，也是全市最大的水库。

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今天才有机会一睹芳容。

金书记说，过去长银滩村就建在这个水库底下，1969年建水库时淹没了村庄农田，长银滩村从此消失，多数村民被转移安置到县城附近的乡镇，怎奈故土难忘，没几年工夫，这些人自发地、陆陆续续地迁回来。没有土地，他们便向荒山乱石索要，在半山腰或山顶开荒凿石安家。家安下来了，却不知道靠什么生存。望着一湖秋水，只能是望“湖”兴叹。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不能走老路赶他们走，只能因势利导，鼓励他们种柑橘，措施是：栽三棵橘树领到一个粮油供应指标。那时人单纯，加之又没有替代办法，一个粮油供应指标硬是把满山石头改造为柑橘园。然而柑橘的价格30年不变，过去4角钱左右一斤，现在仍然是4角钱一斤，不仅如此，丰年还只卖到1毛多一点。不过，歉收之年可以达到1块钱一斤。这样的价格不说混成小康，连温饱都不能解决。改革开放之后，粮价放开，平价供应粮油取消，吃饭就成了问题。没有办法，不能靠水不吃水，最近几年开始搞网箱或拦河围汊养鱼，但是养鱼业对他们这些山里人来说是“半路出家”，鱼苗由嘉鱼人提供，成品鱼靠经销商收购，一头一尾利润被挤走，他们只能赚中间辛苦钱。由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养活不了自己，全村80%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的基本是老年人和一小部分中年人，所以这个地方穷。

此时我没有感受到穷，而是美，大美。

小车开始沿着湖边行驶，一边是烟波浩渺的富水湖，一边是金灿灿、油光放亮的香橘，将车和人置身于画中，好不惬意。

到达村委会。

4名村干部上前迎接。

金书记一一做了介绍。

我坐不住，要到湖边走走。

骆河生支书说快吃饭了，吃完再逛。

我等不住，宁可饿肚子也要先感受一番大自然的美景。

他们熟视无睹，我却处处新鲜。

我只顾看风景，对他们的话答非所问。骆河生支书说，长银滩很穷，工作队不是来扶贫，而是来受苦。

这句话我听清楚，我指着眼前的富水湖和身后的龙岩山说不对，工作队是来免费旅游的。

他们哈哈大笑。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游”，直到第三年二月底才离开。

二

骆河生支书把我带到一栋二层白色小楼前，说工作队今后就住在这里。

我想进去看看，骆河生支书说房东在外打工，已派人到她亲戚家拿钥匙，马上就会来。

过了一会，房门打开，进去后才知道是一栋旧房，分两个单元设计。

骆河生支书说整个二楼都给工作队。

上二楼，这才知道没有装修，墙上的红砖高低不平，房顶上还遗留着没有拆走的模板，地上堆放着几堆建筑滓土，并且没有水电，没有网线，没有房门，没有窗户，根本不能住人。

骆河生支书说放心，马上安排人装修。

装修这笔账肯定记在工作队身上，我怕把费用搞大，工作队没有装修这项开支，于是交代只把墙刷白、把水电安上就行了。

骆河生支书说不能太简单了，说我们是贵客，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是长银滩村自1949年以来第一支由地区派来的工作队，所以不能亏待。何况工作队还要在这里住五年，至少要来三批工作队员。

这里人叫地区叫顺口了。都宁市过去叫都宁地区，地改市将近20年。

听骆河生支书的口气，这笔费用由村里出。

要是这样的话，更不能豪华。

时间不等人，指挥部要来检查工作队到位情况。我给骆河生支书三天装修时间，三天后无论是否完工，工作队都得住进来。

还不放心，再三强调不能复杂，墙上最好用石灰水粉刷，家具最好用房东的或者找附近农民租借几件旧家具，不是怕花钱，而是为了减少装修污染。

说话算话，三天后我们住进来。

此时装修还没有完工，磕磕碰碰持续了上十天才结束。

三

房东骆旺贤大姐回来了，是一位50出头的妇女。

我叫她骆大姐，其实她年龄与我不差上下，只不过有些显老。她丈夫前几年去世，儿子儿媳在武汉打工，所以她长期在武汉带孙子。由于丈夫生病住院治疗欠了一些债，加之她与儿子儿媳分了户，所以她也是贫困户。

工程完工后，装修队包头找我结账。

我问他是不是找错了人。他说没有找错，找的就是我。

我觉得奇怪，装修师傅不是我请的，事不是我要他们做的，价不是我谈的，凭什么找我要钱？

包头承认不该找我，谁请他做事他就找谁结账这个道理他也都懂，但是找骆河生支书没有用，因为骆河生支书会说村里现在没有钱。他是本村人，几个村干部的脾气他摸得一清二楚，大多数日子是结不起欠得起，欠到何年何月没有谱。系颈寻大树，所以就找我，找我就能立马解决。

还有，这个房子是工作队居住，不是村委会干部办公，谁住就得谁出钱。

有几分道理。

不过自始至终我没有让村委会支付这笔费用的想法，尽管骆河生支书已明确地给我讲，由村里出资，但是我怕传出去影响工作队声誉，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增加村委会负担的。这笔钱我打算在工作队生活经费中开支。

市政府给我们每个工作队安排20万元经费，其中5万元是生活经费，15万元是帮扶资金。

我表明，我不会直接跟装修队结账，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工程量以及当初合同约定的价格。要结账，也得让骆河生支书一起来。

骆河生支书来了，当着我的面把装修队包头训了一通，说他不该打搅我，向我道歉。

到了这个时候，骆河生支书仍然坚持这笔钱由村委会支付。

我问怎么支付，进村第一天我就摸了他们的家底，长银滩村是四无村，即无村级集体经济，无县乡项目落地，无大户带动，无回乡人员创业，拿什么钱开支？

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更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

骆河生支书见我态度坚决，便顺水推舟。

事后我知道，村里虽然无集体经济，但不等于没有收入来源。村里每年有一笔可观收入，即财政每年给30多万元移民后补资金。

所谓移民后补资金，是因为兴建富水水库造成农民移民，对移民后出生人口进行生活补贴。按人头计发，凡是1969年9月30日（含30日）之后出生的移民人口，财政每月给予50元补贴，这笔钱由村委会统一掌控，用于移民开发。

有后补就有前补。前补的对象是水库未淹前、在库底下生活的农村居民，即1969年9月30日之前出生的移民人口，金额与后补一样。不同点是直补，直接将钱打到移民人口本人存折上。

该村一、二、三组几乎是移民人口，四、五、六组部分是移民人口。

我庆幸出了这笔钱，不然无意之中让村委会背了一个挪用移民开发资金的罪名。

骆河生支书给我一张清单，里面记载装修加购买家具电器的名称、数量、价格，一共是7万多元。

7万多元？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原计划这笔钱从工作队生活经费中列支。现在看来不可能，得另辟蹊径。

好在三家工作队组建单位非常支持，7万多元费用由三家分摊。

四

装修队拿到钱后满意而归，可是知情老百姓不满意。7万块钱不是小数目，在这里可以建一栋110平方米的空筒房。

有人找到我，并且不是一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说骆河生支书假公济私，用公家的钱为自己亲戚家搞装修。

是亲戚不假，到村第三天我就知道。但是这里的人彼此都是亲戚，还找不出不是亲戚的。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彼此之间叫平辈也行，叫晚辈也可以，叫长辈也没有错，有几层亲戚关系，怎么讲都顺口，错了也有理。

可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骆河生支书与房东骆旺贤不是至亲。

是不是至亲老百姓不关心，他们就是不想让私人讨好。在他们眼里，工作队应该住在村委会，装修的钱应该花在村委会房子上，这样才算合理。

有道理，我也觉得工作队应该住在村委会办公楼上。

村委会办公楼有三层，第一层办公，第二层是村小学用房，第三层空闲，工作队可以住在第三层上。

骆河生支书说不行，整座楼是危房。

此言不假，我也看到每层楼每间房都打有补丁。可是30名小学生可以在这里上课，工作队就怕死，就不能住进去？

骆河生支书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三楼一直没有住人，要住就得进行必要的装修，但是整栋楼就像病入膏肓的人，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万一装修时垮了就说不清楚。加之楼顶漏水，住人必须大修。

就是这么矛盾。所以工作队就不能住在村委会。

尽管老百姓不接受这个观点，但是多少消除了一点误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没有想到的是，房东骆大姐不满意，她说装修花了7万元实在是冤枉。她认为没有花这么多钱，平白无故让她背了一个贪了7万块钱好处费的恶名。

她的依据是：地上没有抹水泥，一扫地就起了一层沙；房顶漆黑，既没有抹平，也没有刷白；门没有包，还有几扇门没有装上；楼梯间的墙没有粉刷，留有几个洞好让老鼠串门；木沙发没有坐就掉了板。她很生气，说不叫装修，叫敷衍了事……并断定背后有名堂，叫我好好查一查。

我理解她的心情，大家都说她讨了硕大的便宜，她觉得委屈，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好处。

此事还没有结束。过了一段时间，骆大姐从武汉回来，找到我，问我为什么取消她贫困户资格。

我说没有。

她说组长已通知了她。

我问骆河生支书有没有这回事。

骆河生支书说有。

之所以要取消她贫困户资格，是因为群众意见大，说工作队把她家装修得像别墅，每年还要给4000元租金……再当贫困户说不过去，干脆就给取消了。

有租金也不假，每年4000元。但是第一年不给，要扣水电安装费，到第二年才有。

骆大姐见我不知情，发了一顿牢骚就走了。

五

工作队驻地位于一组与二组中间位置，叫大泉口。

过去没有修富水湖时，这里有一口泉水井，涌出的泉水冬暖夏凉，并且流量很大，所以叫大泉口。现在被湖水覆盖，变成了一道湖汊，大慈公路在这里弯了4道弯才有直路可走。

大泉口一共有13户人家，沿湖依山而建，属一组地盘，距离村委会有三里路程。

从地图上看，这里是长银滩村中心位置，村委会建在这里更合适一些。

之所以没有选择这里，不是当地人没有眼光，而是历史原因造成。

过去的长银滩村叫长银滩大队，辖三个生产队，即现在沿湖一带，大队部设在中间生产队，即现在的二组。区划体制调整改革后，大队改村，生产队改组，小村合大村，长银滩村与山上的龙岩村合并，组建新的长银滩村。过去的龙岩大队由6个生产队组成，大队部设在苦桑岭。两村合一村后，老龙岩村6个生产队合并成三个组。由于老长银滩村在水库边、公路旁、名气大，加之老龙岩村出入必须经过老长银滩村，这样老长银滩村便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老龙岩村，成为新村代名词。

大泉口是山上三个组即过去龙岩大队的山门，同时也是山上循环公路的进口和出口点，两口之间的距离只有100来米，所以说大泉口地理位置特殊，应该成为长银滩村人流物流中心。

然而这里却非常冷清。

开始我还没有感觉到这种状况，因为大慈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每天有20多名修路工人进进出出，加之村卫生室和公交停靠站设在这里，看起来还非常热闹。

随着公路改造工程完工，筑路工人撤走，加之村卫生室程进呈夫妇搬进县城居住，这才感觉到大泉口是一座被遗弃的村庄。

尤其是晚上，公路没车，湖里没船，路上没有行人，周围黑灯瞎火，加上山风裹挟着湖风，发出的怪叫声一阵接着一阵，让人不寒而栗。

大泉口有13户人家，和我们做伴的只有陈敬珀、徐尔娥夫妇。两位老人接近70岁，四个女儿都已出嫁，两层楼的新房显得有点空荡。两位老人非常勤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晚上，整个大泉口只有工作队房间有灯光，老远就都望到，格外醒目。同时也在提醒行人和过往船只，这里不是无人岛，这里还有守夜人。

六

慢慢我适应了当守夜人。

既然是守夜人，就要出去巡查。

虽然没有巡查任务，但是我有晚上散步的习惯，一个人在湖边、山脚下行走，是别样的惬意。

风高月黑之夜，我怕惊吓村民，隔着老远故意咳出声来，是在提醒对方我是人不是鬼。这里村民仍然相信鬼神的存在，红白喜事都喜欢请风水先生来鼓捣一番，这才放心行事。

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要做一件事——数灯光。

不是无聊，是想做一项调查，看村里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户在家。有人才亮灯，灯光就是人气，就是在家务农户数，得出在家户数就等于知道在外打工户数。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全村在外务工人数，领导问起来，一次一个答案。好在这是个动态数字，每次答案不一致也没有人追究。但是，不能老是凭印象和感觉回答问题，还得有个接近准确的数字。

主意已定，我便有事可做。

当然，此项调查仅限于湖边三个组，山上三个组山高路远可望而不可即。

方法是很简单，有时一晚上数遍三个组，有时一个组数几轮，插花轮流，间距时间不宜过长。

每晚数字不同，但是区别不是很大。

一个月下来，得出一组数字。

还不能下结论。为了保险起见，白天进行走访。特别是山上的三个组，完全靠走访掌握数字。好在上面三个组在家的人数户数屈指可数，掌握到的数据更加接近事实。

得出了一个结论：长银滩村在家的人数是373人91户，其中一组110人27户，二组93人23户，三组63人15户，四组70人17户，五组19人5户，六组18人4户。

现在可以回答在外打工人数。

问题又来了，骆河生支书给我的全村数字是386户1472人，而统计报表上的人数是306户1316人。

到底以哪个为准？

可以肯定地说，都不是准确数字。除了计划生育瞒报人数外，关键是人员流动频繁，并且具有不确定性。有人外出打工几年不回，有人几年不与家人联系，甚至有人断了联系，说不定哪一天回来时，多了一群人或者少了哪一个也说不清楚。

七

我在长银滩待了一年四个月时间，最有人气的日子不是过年，而是清明节和七月半（中元节，俗称鬼节），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外出打工人员一般会在这两个日子回乡祭祖。

不过，都是来去匆匆，许多人只听说回来过，却未能谋面。

在这两个节日里，白天你感受不到人流，但是晚上气氛浓厚，漫山遍野的灯光就是游子回家的记号。

这里祭祀流行点长明灯，就是在先人坟茔上点上一支祭祀专用蜡烛，如果不起大风，蜡烛可以燃烧72小时，也就是三天三夜。

八

大泉口13户人家，我只见到6户。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户外，还有4户我也见到过。

工作队隔壁一户是移民回迁户，由于回迁晚，集体田地分完，他们便在山上开荒造地，栽了上千棵橘、李、桃、枇杷树。同时他们也是半边户，男主人在县化肥厂当工人，现在退休了。女主人是农村户口。20世纪90年代，他们全家搬到县城居住，在县城购置住房。这对夫妇经常开着小四轮回家打理农活，特别是水果成熟季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还有三户都是贫困户，其中一位是单身汉，人到60还是单身，以打零工度日，偶尔回村小住。

4户中，在家时间相对长些的是贫困户陈敬枊，每年暑、寒假都会回来，并且带着老婆、女儿、儿子一起回家。严格地说，他是被动进城打工，因为女儿在县城读高中，他便带着全家进城陪读。像他家这种陪读情况很少，一般人家是由老人或者老婆进城陪读。他家没有老人，老婆有病自理能力差，儿子眼睛不好，他是家中顶梁柱，全家人都需要他照顾。

最后见到的一户贫困户回家有点特殊，说起来有点心酸，户主因为脂肪癌和尿毒症到了晚期，他不想死在医院，也无钱住院。他的妻子也是患尿毒症去世，两个病人把全家拖垮，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下一大笔债。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不愿客死在他乡，执意回家等死。

大病是致贫的最大杀手，何况他家是两个病人。

他走了，大泉口又只有工作队和陈敬珀两家人。

在长银滩村唱空“村”计的不只大泉口一个湾，各组都存在，尤其是五、六组较为严重。

五组开群众大会得在县城召开，因为95%的组民居住在县城。少数服从多数，组长得搭车去县城主持会议。

像我这样当守夜人的还有一户人家，就是五组窦家山自然湾85岁的徐生友和75岁的陈敬花夫妇。

过去我只知道年轻人喜欢外出打工，现在遇到整湾“出走”，还真有点脑筋急转弯转不过来。过后细想是好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