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晚上,陪同小平同志视察的市领导回到市委大楼,宋梓南对其他几位市领导说:“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上午小平同志去蛇口视察。”

回到办公室,宋梓南显得异常疲倦,脱掉大衣,往沙发上一躺,就不想动弹了。这时,小马走了进来,替他沏了杯茶,然后说:“亭云阿姨来过电话了。要回话吗?”

宋梓南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让他出去。

小马走了。

宋梓南又默默地躺了一会儿,这才折起身给广州家中拨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儿子宋大康,冲着卧室的方向叫了声:“妈,爸的电话。”然后又赶紧问宋梓南,“爸,您这两天身体怎么样?”

宋梓南应道:“我没事。你妈怎么在家?”

宋大康说:“她有一点头疼,不过也没大妨碍。她来了,您跟她说话吧。”

顾亭云接过电话。宋梓南忙问:“你怎么又离开医院了?怎么又头疼了。”

顾亭云说:“嗨,老毛病了嘛。”

宋梓南说:“老毛病,你就不好好在医院里待着了?”

顾亭云问:“不是小平同志来了吗?”

宋梓南说:“小平同志来了,你就得开小差?”

顾亭云在藤椅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然后赶紧又问:“快说,小平同志怎么样?他看了深圳以后说什么了?你感觉,他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宋梓南沉吟了一下:“咱们不说这个……”

顾亭云略略一惊:“怎么了?他感到不满意?”

宋梓南:“他还没结束整个儿的视察哩,而且首长在视察中间说些什么,也不是你该打听的。”

顾亭云不作声了。

宋梓南郑重地说了声:“别大意,还是赶紧回医院去吧。啊?”便放下了电话,但神情仍有点呆滞。不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他以为还是顾亭云在不厌其烦地追着打听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态度,便很有一点不高兴地拿起电话,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脸地嗔责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中央首长对深圳工作满意不满意,是咱们之间应该拿来闲扯和讨论的吗?”

电话里很快传出周副市长的声音:“喂喂喂,怎么回事?谁跟你讨论中央首长的态度了?”

宋梓南忙道歉:“老周啊,真对不起,我还以为是……”

周副市长笑道:“你以为是谁呢?”

宋梓南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周副市长说道:“是不是有人来向你追问小平同志今天的态度了?谁那么不知趣?”

宋梓南轻轻叹口气:“不说它了……”

周副市长叹道:“我这儿也是,一回到办公室,就电话不断,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来问,怎么样,小平同志对你们深圳说什么了?你们是要上天堂了,还是要下地狱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老人家今天还是挺高兴的。”

宋梓南不动声色地说:“但愿如此。”

周副市长又说:“你也别太担心了,早点休息。也许就像他上午一开始听您汇报时说的那样,这回到深圳来,只是来看看,来听听的,暂时不会表什么态。我想,如果他觉得咱们的问题很大,一定会说话的。一般情况下,也许就不说什么了。”

宋梓南嗒然笑道:“也许是这样吧……你也早点休息吧。”放下电话后,在沙发上呆坐了一会儿,他又给迎宾馆值班室拨了个电话。为了保证接待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市委在迎宾馆设立了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室,专门负责处理小平同志在深圳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值班室由周副市长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市委接待处的主任在那儿牵头做。这时,接电话的就是接待办的张主任。虽然已是深夜时分,但张主任只是和衣而卧,仍亲自守在电话机旁。电话铃一响,他就忙折起身子,一把抓起电话,答应道:“你好,市委接待处总值班室,请说。”

宋梓南问:“是老张啊?”

张主任一听是宋梓南的声音,立即坐起:“宋书记?是我,有事吗?”

宋梓南问:“宾馆那头,没什么事吗?”

张主任应道:“没事,一切正常。我盯着哩,您放心。”

“哦……”

“宋书记,您有事吗?”

宋梓南犹豫了一下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也在办公室待着,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

张主任赶紧说:“宋书记,您也这么盯着,哪受得了啊。这儿有我哩,您踏踏实实回家去休息一会儿吧。真有事了,我会打电话到您家里去的。”

宋梓南立即说:“不,今晚我就在办公室里了。这样,有什么事,临时调度起来更方便一些。你记住,有事就往这儿打电话找我,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张主任忙答应:“好的。”

宋梓南想了想:“嗯……”

张主任问:“您还有事吗?”

宋梓南又犹豫了一下说:“小平同志吃晚饭的时候,你在旁边吗?”

张主任忙说:“在,在,我一直在旁边伺候着哩!”

宋梓南试探着问:“他老人家……胃口还可以吧?”

张主任笑道:“我给他悄悄上了一瓶三十年藏的茅台。老人家喝得可高兴了。晚饭后,他一家人都去院子里散了好大一会儿步,我也一直陪着哩!”

宋梓南终于问道:“老人家说什么了?有什么重要指示嘛?”

张主任说:“老人家夸我们迎宾馆院子整得漂亮。”

“还说别的了吗?”

“再没说别的了。”

“哦……”

“不过……也没准他回房间以后,会给我们写两句,来肯定一下我们这个深圳特区。您不是让宾馆的人准备了笔墨纸砚,还准备了一张请他题字用的大案桌吗?我去瞧瞧,他题了字没有。”

宋梓南忙说:“不用去,这么晚了,老人家不会题的。”

张主任说:“那不一定,反正我觉着老人家今天是挺高兴的。您等着。我去瞧瞧。”不等宋梓南再说什么,张主任就放下电话,穿整齐了衣服,一路小碎步地,上桂园去了。

宋梓南嘴上说“老人家不会题字的”,心里却还是盼着老人家能写上两句的,哪怕批评的话、责备的话,总也比眼前这样不明不白的强啊。中国不能再按前三十年那模样走下去了,这一点,在党内可以说是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文革”的教训沉重地让大家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继往开来,到底怎么才能走出一条强国富民的新路,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强国富民之路,就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了。当下产生的“深圳争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经验告诉他,这场争论所涉及的远远不是深圳某些具体工作的得失,而是整个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如果中央对这一场“深圳争论”继续没有明确的态度,“特区建设”这场仗,下一步就很难打了。宋梓南所谓的“明确态度”,不是祈求中央全盘肯定深圳市委前一阶段的工作,也不是在奢望给予什么高度的评价。不是的,即便是批评,他所要的也只是两句话:第一,迄今为止,深圳前行的方向到底对不对?第二,允许不允许他们突破原有的框框条条,进行试错性的改革?如果说他们干的,方向错了,今后必须也只能在原有的框框条条中进行小修小补,那么……那么……那么,宋梓南觉得自己确实应该退休了,没有那个必要再周旋下去了……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是那么的盼望老人家能到深圳来看一看,说上几句话啊!用宋梓南这一个时期经常在心里翻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就是让我去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啊”!老人家三起三落,当今又身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安危,他应当是能理解像宋梓南那样跃马在改革最前沿阵地上的指挥员的心情的。说不定,今天回到宾馆,兴之所至,走到那张大案桌前,挥笔写下了一两句对深圳的评价和寄语之类的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放下电话,他颇有些焦虑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电话响了。

他忙拿起电话。电话果然是张主任打来的。张主任说:“可能是没题,那张大案桌上的宣纸还是空白的。”宋梓南有些失望地说了声:“你休息吧。快休息吧。”说着便慢慢放下了电话。

夜深人静。越发变大了的雨点铅弹似的击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十分清晰而又密集的噼啪声,使这个本来就十分悠长而寂寥的夜显得越发的悠长和寂寥。宋梓南睡不着,也不想睡。电话铃突然又响了起来,是秦秘书长打来的。“哪位?秦秘书长?你在哪里?还在珠海?什么?小平同志今天给珠海题词了?题了什么?‘珠海经济特区好’?题得好啊!替我祝贺老梁他们,谢谢你给我传递这么个重要消息。”放下电话后,宋梓南却慢慢收敛起刚才那种由衷的微笑,神情一下变得十分的沉重,甚至都有一点呆滞了。是啊,老人家到珠海题了词,为什么不给深圳题呢?这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不一会儿,宋梓南桌上的电话再一次急促地响了起来,是周副市长打来的。周副市长说:“老宋吗?你知道邓大人昨天上午在蛇口给余涛题字以后,昨天晚上又在珠海题了字。”

宋梓南闷闷地答道:“知道了。”

周副市长说:“老人家给珠海题了七个字,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字,字字千斤重啊。有这么七个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梁广大昨天晚上一定睡得特别舒坦。”

宋梓南不作声。

周副市长说道:“在蛇口虽然只是给他们那个‘海上世界’游乐园题写了园名,但在外人看来,也完全可以认为是他老人家对蛇口工作的认可啊。深圳、蛇口、珠海,他看了三个地方。两个地方都题字了,只有我们深圳,他没表态。”话说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了,周副市长没再说下去。

但宋梓南仍然没作声,只是脸色越发沉重起来。

不一会儿,常副市长有些冲动地走了进来。平时说话嗓门儿都不大的他,今天显得特别激动:“老宋,小平同志昨天晚上给珠海题字了,你知道不?”

宋梓南默默地对他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常副市长完全坐不下来,嚷嚷道:“我的宋书记……”

宋梓南又对常副市长做了个少安毋躁,请坐下的手势。

这时候,市里的其他几个领导不约而同地都来了,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当日出版的印有邓小平给珠海题字的特区报。常副市长有点按捺不住了:“给不给我们题字,倒还在其次,但我们总得搞搞清楚,老人家对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到底有什么看法,我们深圳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心里才踏实。”另一位市领导说:“老人家对我们深圳的工作一定会有个总体评价的。为从今后的工作着想,我们也应该知道老人家到底是怎么评价我们的。”“这一个时期来,上上下下对我们深圳议论这么多,力度又那么大,矛头直指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深圳特区到底办得怎么样?这个特区到底还要不要办下去,如果要办下去,到底应该怎么个办法,方方面面都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珠海、蛇口小平同志都给了说法,唯独我们深圳不给说法,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波澜,甚至还会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几个在场的领导都显得有些激动。

周副市长说:“虽然老人家一来就声明,这一回上南方来,只是休息,光听光看不说,但现在他老人家在蛇口、珠海都说话了。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我们能不能主动一点,主动请老人家给我们一个说法?哪怕是最严厉的批评,也让我们有个明确的改进方向。”

大家焦急万分地议论了一番,见宋梓南一直安坐着不作声,便渐渐地也都镇静了下来。宋梓南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已经给省里打过电话了,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任书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小平同志明天回广州,今年春节就在广州过了。关于没给深圳题字的问题,他也挺着急。办好特区,是中央交给广东省的重要任务。深圳特区又是所有特区中最大的,可以说举足轻重。小平同志对我们深圳这几年的工作到底有什么看法,他作为省委一把手,当然也非常想知道。但他确实也不好说什么,只对我重复了小平同志的原话,此次来深圳,原来就定了只看不说不表态的方针,没给深圳题字,大概没有别的意思。小平同志回北京以后,一定会有明确的说法下来的。让我们不要妄自猜测,自寻烦恼。”

这时,一位市领导忽然提议道:“我们能不能主动一点……”

宋梓南忙问:“怎么主动?”

那个市领导说:“派一个同志去,争取小平同志给我们一个说法。”

宋梓南一怔:“争取一个说法?”

那个市领导说:“能拿回一个题字也好。”

宋梓南沉吟了一下说:“能拿回个题字,当然好。那……派谁去?”

常副市长说:“这个同志应该比较熟悉小平同志身边的人,但又不是那么招眼的……最好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也比较熟悉。这样比较好办事……当然,这个同志政治上一定要特别可靠和老练。”

周副市长笑了笑说:“我倒有个合适的人选。”

宋梓南忙问:“是吗?说说,你觉得谁合适?”

周副市长不慌不忙地说出一个人名来,果然让在场的常委和市领导都同声称是。

当天深夜一点多钟,市委接待处的张主任回到家里,刚躺下不一会儿,他床头的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多年忙于接待各方贵客的他,显然已经很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半夜电话”了。他立即翻身坐起,为了不干扰妻子休息,一边接电话,一边拿起座机,就向外屋走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卧室里,放下电话机以后,匆匆穿衣穿鞋,并推醒妻子:“我马上出差……”

妻子睡眼惺忪地说:“出差?马上?”她本能地去看了看放在床头的闹钟。闹钟显示一点十八分。妻子显然也已经习惯了他这种突发性的外出,二话没问,立即起床替他收拾东西。

张主任接到的“立即出差”的电话,是宋梓南打来的,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去广州,寻找机会,请小平同志为深圳题字。

“到广州后,千万要注意方式和方法,千万不可毛糙,更不可莽撞。”宋梓南郑重叮嘱道。

张主任意识到此行任务的艰巨和重大,再加上半夜里突然被叫醒,此时精神上仍然紧张万分,身上一阵阵战栗着,只是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赶紧问:“如果能见上小平同志,让他题啥字呢?”

常副市长说:“如果能跟珠海一样,题一句‘深圳经济特区好’,那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一个市领导说:“如果小平同志嫌字数多,就题‘深圳特区好’这五个字也行。”

另一个市领导说:“真要能给我们题这五个字,那就上上大吉了。”

宋梓南想了想说:“如果小平同志愿意给我们深圳题字,题什么,当然由小平同志自己定。也可以让秦秘书长拟几句备用的带上。但是千万千万要注意的是,如果小平同志不愿意题,或者他有他自己要题的内容,我们一定不能表示出半点的勉强和不高兴……千万千万。这可是头等重要的政治纪律!在这一点上不能有疏忽和闪失!”

张主任忙点点头道:“您放心,这个我懂,我懂。”

张主任连夜赶路,到凌晨时分,已到达小平同志下榻的珠岛宾馆。车身上溅满泥浆。宾馆里边,戒备森严,气氛也越发肃穆。这时,车慢慢地在宾馆大门口停下,张主任赶紧下车,向警卫人员交验证件。张主任当然不能说是来找小平同志的,只说是来找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警卫人员看过张主任的证件,又和警卫局的那位领导联系过以后,正要放行,发现那辆车太脏,便让张主任他们把车洗刷干净后,再进院子。张主任立即和司机一起,从大门旁拉过一个橡皮水管,起劲儿地把车冲刷干净了。

张主任提着一小筐南方的水果,找到警卫局的那位副局长时,这位副局长刚从外头查哨回来。“张主任,这一大早的,从哪儿来?”副局长热情地握着张主任的手问候道。

张主任却立即打了个立正,给副局长敬了个礼:“报告局长,我从深圳赶过来,来求您帮我们深圳人民一个忙啊!”

副局长笑道:“啥事呀,说得那么严重?!快进屋去坐会儿。”

张主任把来意给他说明了,把这件事对整个深圳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副局长答应在适当的时候,把张主任引荐给小平同志身边的人。然后,张主任立即打电话给宋梓南,汇报了情况:“我已经见到中央警卫局的孙副局长了。他挺热情的,答应见到老人家,替我们说一说……然后,我今天再去见省里的任书记,还有那些曾经在我们深圳工作过的老领导,请他们到尚昆副主席和王震、谷牧等领导跟前再做做工作,请他们再跟老人家说说。”

到第二天上午,张主任正和司机一起在收拾那辆车子。见中央警卫局的那位孙副局长匆匆走来,张主任便赶紧迎上去问:“有消息了?”孙副局长笑了笑说道:“走走走,上屋里去说。”

进到张主任住的那排平房里,孙副局长说:“昨天我去见老人家了,特地说到了你们这档子事。老人家很爽快,一口答应给你们深圳题字。”

张主任惊喜地差一点跳起来:“答应了?!好啊好啊!孙局长,您可为我们深圳人民办了件大好事啊!怎么谢你才好呢?”

孙副局长笑道:“谢我干什么?我感觉,老人家是早有考虑的。我一说,他都没犹豫,就应下这事了。他说,给深圳题个字?好啊。”

张主任心跳加快:“他怎么说的?您再说一遍。”

孙副局长放慢语速,又复述了一遍:“‘给深圳题个字?好啊’。”

张主任忙把这句话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孙副局长接着又对张主任说道:“这下行了,你赶紧回去过年吧。老人家说,等他回北京写好后,再寄给你们。”

张主任一听,惊愣住了:“什么什么?等他回北京以后再给我们写?这怎么行呢?”

孙副局长说:“老人家说了要写,就一定会替你们写的。早写晚写,有什么区别?你们就别在这里傻等了。”

等孙副局长走后,张主任赶紧又给宋书记打了个电话:“小平同志答应给我们题字,但是要等他回北京以后再给我们写。”

宋梓南问:“他会题什么字,还不知道喽?”

张主任说:“那是。孙副局长的意思是,让我回深圳等,别再耗在广州了。”

宋梓南问:“你的意思呢?”

张主任说:“老人家人在广东,深圳的事就是他看得到、摸得着的一件大事。等他回到北京,全中国全世界那么多的大事都摆到他面前了,他虽然还是会重视咱们这个深圳,但什么时间才能腾出空来给我们题字,就难说了。我想我既然已经到广州了,当然不能轻易就走。我再去找找省里的任书记、吴书记,让他们通过其他领导同志去沟通一下,再请警卫局的孙副局长给想想法子……我就在这儿耗上了。老人家一天不离开广东,我就再在这儿努力一天。您看行吗?”

宋梓南立即答应道:“好,你全力以赴办这件事。随时跟家里保持联系。我们等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