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方面面的调查组云集深圳的第二天下午，蛇口就接到市里的一个通知，要他们立即停止实行那个“四分钱奖励制”。
一个小时后，工业园区政策研究部的两位主任匆匆走进余涛的办公室，十分不理解地问余涛：“为什么要下令停止实行新的奖励制度？实际效果那么好……”
余涛僵坐在靠背椅上，绷着个脸，不作声。
那个主任说：“你总得说出一个能说服人的理由……”
余涛突然冒出一句话：“别犯书呆子毛病了，啥理由不理由，叫你停就停。”那个主任还想争辩：“可是……”
余涛已经不想再跟那个主任多说什么了，一起身，就向门外走去。
他的专车正在门外等着他。不大一会儿，专车载着他来到了市委市政府大楼前了。
走进宋梓南办公室，宋梓南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宋梓南忙起身握着余涛的手，说了句实话：“稀客，少见啊！”
余涛不想笑，生硬地应了句：“甭管是稀客还是稠客、少见还是多见，反正我今天来就是要你宋书记一句话。”
宋梓南笑道：“别着急嘛，坐下慢慢说。想喝什么茶？乌龙、铁观音，还是云雾毛尖？哦，我想起来了，余董是有点崇洋的，不爱喝茶，爱喝咖啡。”
余涛挥挥手：“你啥也不用折腾，我一会儿就去广州。”
宋梓南明知故问道：“交通部在广州有活动？”
余涛说道：“书记同志，咱们就别兜圈子了。前两天你没派人到蛇口来跟着那帮人一起折腾我，我感激不尽。可是今天一早，我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昨天晚上，市里有关部门下了个通知，让我们立即停止在蛇口码头工程工地上试行新的奖罚措施，一切都回到老的轨道上去……”
宋梓南问：“停了吗？”
余涛冷笑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哪敢不亡？这不是咱这伟大祖国千古不变的光荣传统吗？”
宋梓南说：“余涛同志，你言重了。”
余涛说：“可……可……这难道不是两千年来我们所共同经历、经受的事实吗？”
宋梓南问：“现在工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余涛哼了一声：“怎么样？完全跟预料的一样，今天上午工效直线往下降，估计到今天晚间，总的平均工效，将比前天下降百分之一百二十。到明后天，情况会更糟糕。”
说到这里，他激动地一下站了起来，继续说道：“我们的新奖罚制度只是在工人完成当日的定额以后，每一车奖励两分钱。超额以后再干的，每一车才奖励四分钱。多推一车土，多给四分钱，可怜的四分钱，可是实行这个制度后，工人日均推土量从过去的二十至三十车，一下提高到五十至六十车。最多的一天，现在已经能推到一百车了。我们计算了一下，这样的话，工期能提前两个月，能为国家多创造价值一百三十万元。而多发的奖金数只不过是两万六千元，我们用两万六千元给国家换来了一百三十万元的价值。这样的生意都不想做？这些掌握政策的人心里到底在想啥呢？说中央有规定，必须刹住滥发奖金之风。什么叫滥发？发了奖金，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才是滥发。如果你发给他一分钱，他能给你创造一毛钱、一元钱，甚至十元钱、一百元钱的价值，这样的奖金为什么要限制？为了少发给工人一粒芝麻的奖金，宁可让国家损失十个、一百个西瓜。宁可守着那些过时了的规章制度拿钱去买棺材，也不愿意让别人突破一下拿钱去治病。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人的毛病！书记大人，我说得不对吗？”
宋梓南沉稳地问：“工效变化有书面统计数字吗？”
余涛又哼了一声：“当然有啊。”掏出一张表格递给宋梓南。
宋梓南仔细地看了看说：“这还是今天上午的数字。”
余涛问：“想要今天全天的情况？方便，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宋梓南立即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余涛立即走到宋梓南的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然后对电话说：“我是余涛。码头工地今天的战况统计什么时间能出来？”
指挥部的那个统计在电话里答道：“总得下午五点半左右吧。”
余涛问：“最早能几点出来？”
那个统计答道：“最早也得五点才能出来，再早，就不能反映全天的情况了。”
余涛拿着电话犹豫了一下：“那好吧，如果我等不到五点就去了广州，你们把今天的工程进度战报送一份给市里的宋书记。直接送到他办公室，交到他本人手里。他本人不在，就交给他秘书。”
统计连连答应道：“行行行。”
等余涛放下电话，宋梓南却对余涛说：“你就别去广州了。”
余涛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不仅要去广州，还要去北京、中南海。”
宋梓南说：“你不就是要解决这四分钱奖金的问题吗？”
余涛说：“你这儿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宋梓南说：“何以见得？”
余涛说：“就是你市里的有关部门叫停我这个奖励制度的。”
宋梓南说：“我已经批评市里叫停你们这个奖罚新制度的有关部门领导。”
余涛马上说：“我已经了解过了，这件事的根子还不在你们市里，甚至都不在省里，是最高方面的有关部门发了指令。反正我一级一级地找，实在不行，就去找总书记，再不行，就直接去找小平同志。既然允许我们蛇口搞试点，那就放开我们的手脚嘛。用你当初说过的一句话，搞错了，杀我的头，可是你不能不让我搞不让我试啊。中国再这么墨守成规下去，真没法救了。”
宋梓南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四分钱是个大事。但我觉得，现在就去闯中南海，好像还早了点。”说到这里，他看见余涛的手一直还没离开电话机，便对余涛笑道，“能把你的尊手离开一下电话吗？”
余涛醒悟似的忙缩回手。
宋梓南拿起电话，按了一个按钮：“小马，让唐大记者上我这儿来一下。”
不一会儿，唐惠年便走了进来。宋梓南向唐惠年介绍道：“余涛。”唐惠年忙上前握手：“久仰久仰，我去蛇口采访过您。余董是大忙人，可能不记得了。”余涛一边追忆着，一边礼节性地握着唐惠年的手。宋梓南赶紧向余涛介绍：“这位是《人民日报》驻我省记者站的军事记者，赫赫有名的大记者唐惠年。”这一下，余涛的态度立即热烈起来了：“哦，唐惠年，知道知道。几十万边民逃港事件给中央上过磕头帖的大记者，久仰久仰。你们这些记者啊，的确不能只说好话，只说上边爱听的话，得报一点实情。”唐惠年笑道：“我现在改行了，不跑军事口，改跑经济口了。”余涛笑道：“哦，也下海了？”唐惠年笑道：“是的是的，也算是下海了，赶个时髦吧。”
余涛转过身来对宋梓南说道：“你是想请唐大记者捅一篇内参上去？”
宋梓南点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
余涛用力挥了一下手说道：“好！这个点子好！”马上转身对唐惠年说，“你需要什么材料、数据，我负责供给。要什么给什么。”
宋梓南笑道：“那当然得由你余涛负责供给啦。你余涛不供给，谁供给？”
宋梓南、余涛和唐惠年共同策划的这份内参，很快就送到了中南海。那天晚上，谷牧副总理还在办公室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桌上那部很醒目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谷牧立即对那些与会的同志低声地说：“各位稍等一下，中央领导的电话。”他拿起电话，果然是耀邦同志打来的。耀邦同志先问：“谷牧同志，没打扰你休息吧？”
谷牧忙答：“没有没有，我们正在开个小会。总书记，您有什么吩咐？”
胡耀邦说道：“几分钟前，我批了新华社一个关于蛇口码头由于停止实行奖励制度而延误工程进度的内参，请你看到后，立即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问题时，并没有哪位同志赞成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硬性规定。为什么我们有些部门要死守住以往的老规矩办事，而且还办得这么积极？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是在搞真正的改革，仍然依靠做规定发号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这件事，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整个工交财贸战线上的同志们重视。”
放下电话后，谷牧对与会的同志说了声“请各位再稍稍等一下”，便马上走到外间，问秘书：“有个批给我处理的新华社内参，中办转过来了吗？”
秘书查看了一下收发文登记簿：“还没有。”
谷牧说：“你马上去取一下。总书记刚才打电话来催问这件事了。”
到散会时，秘书已经把那份有总书记批示的内参取了回来。谷牧很快看完了那篇内参，又认真地读了总书记的批示，拿起红笔，沉吟了一下，准备下笔圈阅，但想了一想，重新拿起那篇内参，又看了一遍，这才很快做了批示，交给秘书：“马上送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时，特区建设的许多工作，在国务院由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来负责处理。
秘书一边回答：“好的。”一边拿起那份批件就要走。
谷牧笑道：“我还没说完哩，是不是困了，有点迷糊了？”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来钟了。
秘书略略红起脸：“没有没有……”
谷牧说：“找一下进出口管委会的江副主任，如果他还在办公室，请他接个电话。”
秘书一想，这时候江副主任很可能已经不在办公室了，便问：“要是不在办公室，已经回家了呢？”
谷牧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那也得找到他。”
江副主任居然还没离开办公室。
“江副主任吗？深圳蛇口那边又出了点事啊。”谷牧说道。
“蛇口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余涛天黑前给我打了个电话，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个多小时。这个余涛真应该去搞宣传工作，说话很有煽动性，很有激情，也有一定的理论高度。”进出口委员会的江副主任说道。
谷牧说：“总书记非常关心深圳蛇口改革的进度，对我们一些同志仍然用老的规章制度制约深圳和蛇口，很不满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是不是真心在搞改革，想不想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进行下去的高度来认识。我想请你亲自去处理一下。总的方针就是，既然在深圳、蛇口实行特殊政策，那么，某些部门的某些规定在深圳、蛇口就可以不实行；如果同意这个方针，也请通知他们省里。”
江副主任立即答道：“好的。”
谷牧又嘱咐：“要快。”
江副主任笑道：“一定尽快落实总书记的批示。要不，余涛他天天往我那儿打电话，我也受不了啊！”
谷牧说道：“我马上派人把总书记的批示和那份新华社内参给你送去。”
这时，在蛇口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的那个小会议室里，灯火还通明着，但会议室里并没有更多的人，空荡荡的只坐着冯宁自己。不一会儿，余涛在几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冯宁忙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余涛微笑着打量了一下冯宁，然后回过头来问那几个工作人员：“你们在哪儿找到他的？”一个工作人员笑道：“真费了我们牛劲儿了。你让他自己说说，怎么跟我们捉迷藏来着！”
余涛笑着冲那几个工作人员挥了下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那几个工作人员立刻走了。
余涛走到冯宁面前坐了下来，问：“冯宁？”
冯宁忙站了起来：“是的。”
余涛看了一眼手上的资料：“二马冯？列宁的宁？”
冯宁答道：“是的。”
余涛做了个手势，示意冯宁坐下，又问：“退伍军人？”
冯宁说：“是的……”
余涛说：“你给我们工业区捅了个大娄子，还惊动了中央主要领导。”
冯宁惶惶地说：“对不起……”
余涛哈哈大笑道：“别对不起呀。我要重奖你。”
冯宁一愣：“重奖？我经受不起，别赶我就行了……”
余涛说：“啥意思？不相信我会重奖你？”
冯宁默不作声。
余涛问：“怎么回事？”
冯宁仍然不作声。
第二天，余涛把几个工作人员都找了来，问：“你们昨天找到这个小青年时，对他动粗了？”
一个工作人员说：“怎么可能嘛！当时我们瞅见他搂着一个小女孩儿在一个居民楼的门洞里亲热哩，都没敢打扰他俩。足足等了有十来分钟，等他俩完事了，走出门洞了，才上去叫住他的。”
余涛问：“真的没对他来硬的？”
那个工作人员说：“您跟乔部长下的任务是一定要找到他，把他请到您这儿来；乔部长也是这么给我们下的任务，把他请到您这儿来。我们再没水平，‘请’这个字还是听得懂的嘛。既然是‘请’，我们还能怎么的他了？”
这时，另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道：“冯宁这小子跑了！”
余涛一惊：“跑了？怎么又让他跑了？”
那个工作人员说：“昨天晚上您跟他谈过后，我们就按您的意思，给他在工业园区招待所开了个房间，说好今天上午十点，再陪他过来一起见您的。可是，刚才上他房间去一看，他已经不在了，临走时，把房门钥匙都交前台了，也没留任何话……”
余涛非常生气地说：“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跟那个年轻人谈的？”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说：“我们劝他暂时离开蛇口……”
余涛问：“让他离开蛇口？为什么？”
工程处的那个领导欲言又止。
余涛道：“说呀！”
工程处的那个领导说：“当时我们认为，那个‘四分钱’的点子是他出的。他走了，上头就没法追究下去了……”
余涛哭笑不得地说：“他一个年轻打工仔，不管出什么样的点子，没有我们这些手握大权的人点头、批准，这个点子能全面推广实行吗？点子是他出的，但责任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上面开始追究了，你们就把责任全都推到他一个年轻打工仔头上去了，怎么都那么聪明，那么会当官呢？”
工程处的领导都不作声了。
余涛非常生气地说：“这事传出去了，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咱们蛇口，啊？谁还敢到咱蛇口来？就是来了，谁还愿意替咱们出新点子？谁都不出新点子，谁都按老框框、老条条做事，咱们这个蛇口还搞什么试验，搞什么改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出这么一点事就赶紧把责任往下面推、往老百姓身上推，眼睛里只有自己头上这顶乌纱帽，为了这顶乌纱帽，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忽略和伤害老百姓应该享有的权利。这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吗？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在蛇口！”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慌忙应道：“我们马上派人去找他……”
但这时，冯宁已经上了巴士，他没有买到坐票，就站在车门附近。挤满旅客的巴士车缓缓地驶出了车站大门，面前的公路似乎漫无尽头。车里的人昏昏欲睡，冯宁也有些瞌睡了，但因为无依无靠，他不敢真正睡过去，只能一手抓住车门把手，偶尔地打个盹儿。这时，在他旁边座位上坐着的一个年轻母亲从随身带着的旅行包里掏出一包食品给孩子吃，然后就随手把包食品的报纸扔在了地上。
报纸飘落在了冯宁脚旁。
瞌睡中的冯宁当然不会在意这张并不完整的旧报纸。但是不经意间，他忽然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工程处总结改进劳动付酬方法，余涛董事长在大会上勇做自我批评”。
一下子，瞌睡醒了，他忙弯下腰去捡起这张报纸。在字里行间，他竟然多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冯宁”，并且还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工程处的同志现在急切地想找到这个叫冯宁的年轻人，还要表彰他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敢突破、敢创新的改革精神。”
冯宁震惊了，他呆住了，他拿起报纸向司机走去，他想下车。他对司机说：“师傅，您能停一下车吗？我有东西落在车站了。”
司机瞥了他一眼：“回车站去取东西？我可没法等你！”
冯宁忙说：“不用您等。不用……您只要停一下车就行了。”
蛇口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那个自行失踪的冯宁居然又“自行”跑回来了。秘书急匆匆去向余涛报告了这个消息。余涛也觉得“不可思议”，笑道：“这小伙子，跟我们在玩啥呢？”一直到冯宁掏出那张旧报纸，放在余涛面前，说明了，要不是报纸上的这个报道，他还真不敢再回来见董事长，甚至都不想再回蛇口。
余涛拿起那份报纸看了看，笑道：“看来，这报纸媒体什么的，还真管点用。”
冯宁不好意思地笑了。
余涛说：“小伙子，我说过，要重奖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当过兵？”
冯宁说：“五年。”
余涛说：“好，我们要建公安派出所。怎么样，去当警察吧？再给你一个蛇口的正式户口，还想要啥？”
冯宁却说：“谢谢余董。”
余涛问：“听口气，你好像不太满意我这点奖励？”
冯宁忙说：“不是……”
“那到底有什么要求，快说！”
“今天能见到余董，我特别高兴……”
“少说这些废话！”
“我到蛇口来，有两大心愿：一是想感受一下咱们蛇口的改革气氛，再一个就是妄想着有朝一日能近距离见见您余董。”
“我又不是什么明星。”
“明星有什么好见的，不过都是一些水上浮萍而已。”
“好大的口气。”
“我爸是个老革命，市实验中学的老校长。今年死在我老家看守所的监室里了……”
“他改行去看守所工作了？”
“不，他当时的身份是看守所里的一个嫌犯……”
“哦？”
“我爸是一个特别正派老实的好人。您一定会很奇怪，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关进看守所的。”
“你知道我的经历吗？我在中国最高等级的一个监狱里被关过五年，其实我也是一个特别正派、特别老实的大好人。”
“但您那时是在‘四人帮’时期，我爸不是……”
“‘四人帮’倒了，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年轻人，你也要看到，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变迁，不跟开灯关灯似的，‘啪’，拉一下灯绳，全都亮了。‘啪’，再拉一下灯绳，又全都黑了。几十年来的许多习惯势力、许多习惯的做法，特别是某些政策法令都还没有改变，一些人的观念一时半会儿更是难以改变，他们还坚守着老的那一套。这时候，如果有先行者想冲破这些政策法令的局限，就有可能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头破血流，会头破血流的啊。小伙子，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浪漫，有时还是需要一批人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做代价的。我不了解你父亲的具体情况，我想他可能就是属于在社会转型的轨道上，被牺牲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吧……”
冯宁低下头，没接余涛的话茬儿。这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父亲，他已经说得太多了，遇到一个熟人，他就会说一遍。一开始是自己特别想说，后来，自己不太想说了，但那些熟人特别同情和关心，总想问个究竟，他就得从头到尾地再说一遍。后来，他下决心了，不说了，绝不说了。不做无能的祥林嫂，重要的是不让自己重蹈父亲的覆辙，再不让任何人发生父亲那样的人生悲剧。
“现在，你老家那儿，应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吧？再发生你爸那样的事，应该不会再有人去逮捕关押他们了吧？”余涛问道。
冯宁很难过地说道：“政策是有了变化，事情也平反了，可我爸已经不在了……”
余涛长长地叹一口气说道：“是啊，也许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代价’吧……”
冯宁说：“他们想留我在老家给市领导开车。”
余涛问：“那也不错呀，为什么还要到蛇口来？”
冯宁说：“许多人都说，在蛇口、深圳，可以看到中国的明天。”
余涛说：“但现在还不能说在蛇口和深圳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明天，现在还不行。”
冯宁认真地问：“那还得多长时间？”
余涛淡淡一笑：“那很难说的，最起码也得三五年后，试试看吧。这的确很难说。”
冯宁不说话了。他想，如果连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碰到什么事，既敢干也有那个能耐直接闯进中南海去说话的余董都觉得“难说”，那还有啥可说的呢？
余涛停顿了一会儿问：“不想去当警察，蛇口户口呢，要不要？蛇口户口也不要？”
冯宁沉吟了一下：“让我再想想。”
余涛打量了一下冯宁，很认真地说：“蛇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
冯宁惭愧地说：“可我没有文凭。”
余涛问：“你不会拒绝读书学习吧？”
冯宁忙说：“那怎么会？我也琢磨过要不要去考个大学。”
余涛忙点点头说：“这个想法不错，你毕竟还很年轻。”
冯宁说：“但后来我又觉得，当前对我来说，最最重要、最最紧迫的，还不是去搞一张文凭。”
余涛问：“你觉得对你来说，当前什么最重要、最紧迫？”
冯宁犹豫了一下：“反正不是拿文凭……”
余涛笑着问道：“不想跟我说，跟我还留一手？”
冯宁忙说：“不是不是……”
余涛挥了一下手，说：“好吧，不说就不说吧，咱们谁也别勉强谁。归根到底，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的脚去走出来。”说着，在台历上写了个电话号码，然后撕下这页台历，交给冯宁，“以后有事，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我。这是我秘书的电话。”
冯宁拿起那个电话号码看了看。
这时秘书走了进来：“余董，今天工地上的战况报来了。”
余涛对冯宁说：“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便走了出去。
余涛一走进大办公室，就被那些工作人员包围住了。一个工作人员激动地对余涛说：“今天工地上全线飘红。人均日推土量从昨天的二十五车提高到今天的九十六车，提高四倍左右。最高的一个工人今天推了一百二十五车！”余涛立即从那个工作人员手里把那份战报“夺”了过来，仔细地看了看，马上走到电话机旁，给宋梓南拨了个电话。但怪了，无论是书记办公桌上的直线电话，还是秘书那儿，都没人接。迟疑了一下，刚想挂电话，电话里却传来宋梓南秘书小马的声音：“你好。宋书记办公室。请问您是谁？”余涛应道：“蛇口余涛。”
小马忙问好：“是余董啊，您好。”
余涛问：“宋书记呢？”
小马说：“他在开常委会。”
余涛“哦”了一声。
小马恭敬地问：“有什么事需要我转告的吗？”
余涛想了想，问：“他这个会大概还得开多长时间？”
小马说：“这可说不好，他经常让人把晚饭送到会议室，让常委们边吃边开，一直开到后半夜……”
余涛迟疑了一会儿说：“那好吧，请你替我转告宋书记，今天一早，我们接到省有关部门的通知，蛇口可以继续执行新的奖罚制度……效果之明显令人惊叹……仅今日一天，日平均工效就比昨天提高四倍左右……感谢市委、省委和中央对我们蛇口改革事业的支持……另外，前些日子，我们给市里打了个报告，希望市里在户口审批权、边防证发放权、物资进口的批准权和企业成立的审批权这几个方面给蛇口以更大的独立处置的自由空间……”
余涛给小马打完电话，回到办公室里，冯宁已经不在了。余涛愣了一下，忙叫：“哎，人呢？”
秘书忙应声跑过来问：“谁？”余涛问：“那个小伙子啊！”秘书说：“哦，他说他不打扰您了。走了。这是他留给您的字条。”
余涛忙拿起字条。
只见那字条上写道：“尊敬的余董，今天我见到了我一向以来所敬重的人，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的。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谢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召见。冯宁敬上。于即日。”读完字条，余涛发现，冯宁并没有带走那张他特地写有他秘书电话号码的字条。是无意间的疏漏，还是故意显示清高？还是什么……
对这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年轻人居然表现得如此的“高傲”，余涛真有些不理解了。他拿起那张字条，将它揉成团，扔进字纸篓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