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蛇口工业园区的临时指挥部办公室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码头工地工程处按日常惯例向指挥部汇报当天工程的进度。接电话的秘书随手就把电话交给了每天汇总工程进度、编制当日“战报”的那个统计员，便去忙他自己的事去了。那个统计员也不急不忙地接过电话，一边从墙上拿下一摞表格，又从桌上一个用德国易拉罐空筒（当时国内还没有制作易拉罐的厂家）改制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尖了的铅笔，这才对电话那边说道：“报吧。好……好……好……”准备填写对方报来的各种数字。办公室里所有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流程，他们明白，自己只是整个工业园区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虽然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蛇口工业园区担负着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任务，是一个充满着时代激情和革命性理想的伟大历史工程，但是对于他（她）们这些这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来说，需要的是精准和可靠，也就是说他（她）们得用他（她）们点点滴滴无处不在的“精准”和“可靠”来保证这“时代激情”和“革命性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余涛平日里反复向他（她）们灌输的和要求的，也是这样来培训他（她）们和筛选他（她）们的。

汇总完当日工程进度，打印出“当日战报”，呈送总指挥余涛和工业园区的其他领导，抄送市有关部门后，今天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他（她）们就可以像往常那样下班了，回到租住的小屋里，和千千万万大学刚毕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带着一点疲乏，带着一点埋怨，再带着一点“心有不甘”，再去做自己其他种种的人生之梦。

平凡，依然是这个伟大试验区日常生活的主调。

但，那天的傍晚，在那个年轻的统计员接听电话的两分钟后，这种平凡和单调，却被一声尖叫声，准确点说，是被惊叫声暂时地打破了，发出这惊叫声的就是那个统计员。

“什么？”他大叫了一声，好像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他突然被提拔起来当了副总指挥似的，“你再说一遍，你说清楚了，今天人均推多少车土？说慢一点。多少车？五十八车？你没开玩笑吧？昨天你们人均还只有二十六车，今天怎么就五十八车了？是车变小了，还是土变轻了？”

码头工程处报战况的同志回答道：“谁跟你说是车变小了，土变轻了？车，还是原来的车；土，还是原来的土。不过，今天的平均工效确确实实是五十八车，最多的一个工人推了九十四车。”

那个统计员用最快的速度抄收完战况，都来不及打印，拿着抄收下来的当日战况草稿，就向余涛的办公室冲去：“喜讯，特大喜讯……”

余涛的秘书忙冲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噤声。

那个统计员仍然控制不住地说：“特大喜讯啊……”

余涛的秘书再一次向他做了个严厉的噤声手势。

那个统计员这才冷静下来了。

只听余涛在里屋用很大的嗓门儿在说话，好像是在跟谁吵架似的：“这些情况我已经向你通报过不止一次了，但是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嘛！我们希望得到这几个方面的审批权，比如说户口审批权、边防证发放权、物资进口的批准权和成立企业的审批权等，这些都是为了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加速蛇口工业园区的建设。完全不是像有些人挑拨的那样，我们蛇口工业园区想要脱离深圳市委的领导，搞什么独立。市里的同志应该信任我们嘛……”

余涛这是在和宋梓南通话。他大声地在为自己申辩，也在为蛇口工业园区申辩。不管是谁，只要他想在某地的某个领域里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就需要在某些方面获得某种独立的处置权。太多的“婆婆”，事必请示，每事务必征得多数上司点头才能实行，改革就一定搞不成。中央在全国推行改革开放方针，之所以下决心要先搞几个“特区”，并且给这些特区一定的特殊政策，用意也就是在于“放手让他们试一试”。但是，如何处置好蛇口和深圳两个试点地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个相当微妙的问题。余涛既要为蛇口争取必要的独立处置权，大力推进蛇口的开发开放，但又不能造成“无视深圳市委领导”的印象。其实，同样的痛苦也在煎熬着宋梓南，他也时常会受到人们“无视广东省委领导”的指责。

“梓南同志，我们能不能见面谈一下？”余涛慎重地建议道。

“可以啊，老余，我们见面谈一下，好好交换一下意见。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见面时，你能不能把嗓门儿放得小一点啊？经验告诉我们，嗓门儿大并不一定代表拥有真理。”宋梓南笑道。余涛也笑道：“但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嗓门儿小，也不一定就代表拥有真理。所以你就别计较我的嗓门大小了。解决问题吧！如果你允许，我马上就过去见你。”得到宋梓南的同意，余涛便匆匆走出办公室，准备驱车到市里去见宋梓南。他一出门，那个统计员忙迎了上去，把刚抄收到的当日工程进度递了过去：“余董，今天的工程战报……”

余涛因为心里还在想着去市里怎么跟宋梓南沟通的事，就没把统计员递过来的战报太当一回事，接过来后，只是很随便地浏览了几个最主要的数字，就把战报交给了秘书。

那个统计员忙说：“余董……”

余涛问：“还有什么事？”

统计员说：“工地上出了大事了……”

余涛继续向外走去：“又是什么大事？”

统计员紧紧地跟着：“完全不可想象，今天工地上的平均工效一下提高了两三倍……”

这句话打动了余涛，他的脚步一下放慢了，回过头来瞟了那个统计员一眼。

那个统计员兴奋地说道：“真是难以想象，人均推土五十八车，最多的一个工人居然推了九十四车，完全没法想象啊！”

余涛一下站住了，定定地看着那个统计员：“人均推土五十八车？你再说一遍。”

那个统计员从余涛的秘书手里把那份战报拿了过去，重新递给余涛：“这是刚抄收的今日战报，今天他们人均推土五十八车，最多的一个工人推了九十四车，平均工效一下提高了两至三倍。”

余涛立即从统计员手里拿过战报，仔细审看了一遍，回头吩咐秘书：“马上给我接工地指挥部。”一边说，一边扭头就向办公室走去。他要立即核实这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真实的话，那么，可以认为，码头工地上爆炸了一颗他余涛早已在期待的“原子弹”。

一回到办公室里，余涛就拨通了工地指挥部的电话：“你们今天报的平均工效数属实吗？”

接电话的是工地指挥：“属实，当然属实。给您余董谎报军情，我们还想不想在这儿干了？”

余涛犹豫了一下，觉得这件事里一定有什么名堂，他必须亲自到工地上去核实才行，便对那个工地指挥说：“你们都别离开那儿，在工程处办公室等着我。我马上到。”放下电话后，马上又吩咐秘书，“你给我要市委宋书记。”

秘书立刻拨通了市委书记办公室。

余涛接过电话，对宋梓南说：“梓南同志吗？我是余涛。对不起，工地上突然出了一点事情。对，非常紧急的事，今天晚上我去不了了，改个日子吧。”

余涛赶到码头工程处办公室，在场的人一下都站了起来。余涛也不说让他们坐下，只是扫视了他们一眼，便问：“说吧，怎么回事？工效一下提高二至三倍，你们这个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工程处的一个领导高兴地说道：“统计数字绝对是真实的……”

余涛拧着眉毛问道：“别心虚！没人说你们这个数字不真实，但你们得告诉我，这个天方夜谭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昨天平均每人还只搞了二十六车，今天一下就提高到五十八车。是吃了兴奋剂，还是怎么的？”

几个工程处的领导互相看了一眼。一位主要领导说：“应该说，五天来，每天的情况都是如此……不只是今天才这样……”

余涛一听，来气了：“五天来每天平均都是五十八车，那你们是怎么报的？”

工程处的另一位领导：“前四天我们没敢报……”

余涛的眉毛又一拧：“没敢报，什么意思？”

工程处的另一位领导：“当时工效一下提高那么多，我们自己都非常吃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派人去核实，自己也去核实，甚至一个一个工人地去核对数字，都没错。可总是有点不敢相信，想着再看一看，这样的高工效能不能持续出现。如果只是偶然一两次，那就算了……”

余涛渐渐兴奋起来：“这么说，五天来，工效一直保持着这么个高水平？”

工程处的一位领导说：“严格来说，应该是每天都略有提高。第一天的平均数是五十二车，后来是五十三车，五十五车……今天一下提高到五十八车。”

余涛忙问：“什么原因？”

几个领导再一次面面相觑，似乎有点不敢作声。

余涛着急地说：“说啊，什么原因？”

那个主要领导先给余涛端过一杯茶来：“您先别着急上火……坐下，喝口茶……”

余涛急了：“别给我来这套！快说！”

那个主要领导微微一笑道：“您要这样，那我们就更不敢说了。”

余涛质疑道：“你们另外又雇用了一些民工？人家是吃空额，你们是吃余额了？”

那个主要领导赶紧摇摇头说：“没有没有，干活儿的还是那些个工人……”

余涛再问：“延长了工作时间？”

那个主要领导说：“现在工作时间不由我们来定。”

余涛不解地问：“什么叫‘现在工作时间不由你们来定’？”

那个主要领导说：“啥时候开工，啥时候收工，现在不用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说话了。”

余涛一愣：“你们到底跟我在玩啥呢？快说！”

另一个领导：“上个星期，工地上有个小队长来找我们，说要跟我们商量个事。他说工人们都愿意加快工程进度，他们也有那个力气每人每天再多推几车土。但是这小队长说，不能让工人白白地多干活儿，按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也不应该让他们白干。再说，这也快过年了，工人们都想多挣几元钱，给家里办点年货，顺便也给孩子们挣一点下学期的学费。这个小队长建议，如果工人们在完成原先的定额以后，每多推一车土，就多给他们几分钱作为奖励，这件事就准能办成。”

余涛问：“你们答应了？”

几位领导都不作声了。

余涛一拍桌子：“你们到底答应了没有？”

那个主要领导蔫蔫儿地说：“如果您要批评我们违反政策，这件事主要责任在我，最后是我拍板的……”

其他的领导七嘴八舌一起上前来解释：“这件事是我们集体研究定的。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大家。”

那个主要领导说：“您老批评我们工效一直上不去，大家都特着急。我们知道这个码头工程是我们整个蛇口工业园区的龙头工程，我们真不能拖了整个工业区的后腿。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该搞物质刺激。但是各种办法都用过了，工效就是提不起来，实在没辙了……”

余涛忙问：“每车土多给多少钱？四分钱？”

那个主要领导忙说：“不是每车土都多给四分，是超额以后，每多推一车，再多给四分钱。”

余涛不说话了，突然一下坐了下来，好长时间不作声，只是怔怔地看着工程处这几个领导。工程处的那几位领导也都怯怯地看着他。一时间从余涛那略显沧桑黧黑又粗糙多皱的脸上看不出此时此刻的喜怒真情来。从他那不动声色的神情上，完全看不出这位老资格的老领导到底怎么判定他们做的这档子事。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余涛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笑着吼道：“你们这帮家伙，这么好一档子事，生生瞒了我五天。快，给我详细说说，到底怎么折腾出这四分钱奖金的点子来的。”

在场所有的人这才松了一大口气，才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前后过程向余涛做了比较详细的汇报，说这个四分钱奖金的点子最早出自一个上这工地上来打工的小伙子。

余涛忙问：“这小伙子叫啥？”

那个主要领导回过头去问身边的那些干部：“小伙子是叫冯宁吧？”

那几个领导纷纷点着头：“对，就叫冯宁，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