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涛一进家门，就兴奋不已地大声嚷嚷道：“拿酒来，快拿酒来。”其实他的酒量不咋的，但有时兴起，就有点馋酒。嚷嚷了两声，却不见老伴回应，他一边在门厅里换鞋，一边又嚷道：“嗨，嗨，听到没有，给我开一瓶好酒。”
客厅里还是没人答应。
余涛张望了一下，妻子分明在客厅的沙发上呆坐着哩，便问：“嗨，怎么了？”
妻子的脊背微微地抽动了两下，默默地擦了擦泪水。
余涛一惊，知道出事了，忙沉静下来，坐到妻子身旁，看着妻子，等她开口说话。又过了一会儿，妻子这才慢慢地说道：“刚才你老单位来了一位同志。说了一点那边的情况……”
余涛一听，既然是自己老单位那头传来的话，那肯定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事了，心里一紧，忙问：“什么情况？”
妻子回过头来看了看他，先哭了起来，头一下低下去，眼泪再一次哗哗地流了下来。
余涛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忙问：“大会上讲了我的事情了吗？”
“今天的大会上，把部里十年来所有受到过错误冲击的同志全平反了，只留下三个人，没有做结论……”
余涛的心又一紧：“哪三个人？”
妻子不作声。
余涛催促道：“快说，到底是哪三个人嘛！”
妻子还是不作声，但已经开始抽泣起来。
余涛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这三个人里有一个就是我？为什么？”
妻子再也忍不住，出声呜咽起来。
余涛不说话了，他默默地抬起头，悲怆地看着那昏暗的天花板。突然间，余涛站起身，向门外走去。妻子扑过去拉住他，一连声地叫道：“余涛……老余……”余涛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妻子说：“我得去找他们说说。”妻子着急万分地说：“你别再跟他们拧了。”余涛激愤道：“我不是拧……老伴……我不是要跟他们拧啊……我入党几十年，出生入死，忠心耿耿，我啥也不求，只求一份属于我的公道……”说到这里，余涛突然哽咽起来，眼睛也一下瞪大了，用力吼了一声：“我只求一份属于我的公道啊……”他颓然地垂下双手，呆站着，慢慢抬起头，慢慢闭上了眼，浑身战栗着，两颗硕大的泪珠，从他那已经布满皱纹的眼角慢慢地滚落了下来。
妻子呆住了。完全惊呆了。几十年了，她从来没有见过余涛如此悲愤难抑过。她是被完全震骇住了。但，余涛却很快平静下来：“我得跟他们去说说理。‘四人帮’倒了，中国应该有说理的地方。”说着便毅然决然地向门外走去了。
妻子没再拦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她太清楚老余这个人了。他执意要去做的事情，你用十个火车头也拉不转他。但等余涛刚走出门，她赶紧扑到电话机旁，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小张吗，老余要出门，你赶紧过来送他一下……今天你千万别离开他，不管到哪儿，都跟着他，注意他的情绪……”
余涛推着自行车，刚走出楼门，一辆上海牌轿车开了过来。司机小张从车上下来，从余涛手里夺过那辆自行车，把它放在一旁，然后回头对余涛说：“余董，上车吧。阿姨今天不让您骑车。”
余涛看了看小张，说道：“那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小张忙说：“今晚您不能自己开车。阿姨说了……”
余涛用命令的口气重复道：“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小张无奈地看看固执的余涛，只得把汽车钥匙交给了他。
小张问：“您去哪儿？”
余涛生硬地答道：“你别问。”
小张说：“可一会儿，我上哪儿去找您？”
余涛一边回答，一边向汽车走去：“你跟了我这么些年，怎么还不懂？我没有主动告诉你我要去哪儿，你就不能问我去哪儿，也不能去找我。”
小张说：“阿姨说您今儿个情绪不太好……”
余涛应道：“我情绪很好！”
余涛在解放以前搞过情报工作，作为我军军事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去越南工作过，他开得一手好车。他熟练地操纵着汽车，拐离长安街，沿着一条小河走不多远，行驶到某部委大门口，在离警卫黄线不远的地方，停下车来。
他没有马上下车。这里是他原先工作的“老单位”。他是在打倒“四人帮”，重新恢复工作后，才调到交通部去的。刚才一时冲动，一时激愤，什么也没考虑就发动着了车。现在终于来到老单位的大门口，他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毕竟是个久经磨炼的老同志了。事到临头，他得仔细想一想，到底是否应该“冲进”老单位去找自己过去的那位老领导。老单位“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同志何止千百，全都平反了，偏偏只留下他和其他两个人不给解决问题，也不给个具体说法，这实在有点“欺人太甚”。“文革”真的结束了吗？这些人到底还想干啥？但是……但是什么？但是，事情最后还是要靠组织来解决问题，冲进去大喊大叫一番，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我们的组织解决问题，历来是很讲究“态度”问题的。你态度不好，得罪了负责具体处理你这件事的那些工作同志，也许真的就“适得其反”了。本来能替你解决的，他偏偏不给你解决；本来可以很快解决的，他会拖个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不去申诉、不去催促，就这样忍受着、坐等着，还要忍受几时？还要坐等到何年？
想着想着，他觉得心跳加快，喘不上气来了……
这时，那个部委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早已发现这辆接近黄色警戒线停下，却久久不见有人下车的上海牌轿车，便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它。
不一会儿，上海牌轿车莫名其妙地又向后倒去了。经过一番权衡，余涛觉得还是上家里去找那位老领导更合适一些。于是，上海牌轿车拐进附近一个窄小的胡同。那里路灯幽暗，车速骤然放慢了。他把车开到一家小店门口，小店的门框上挂着一个很醒目的“公用电话”牌子。他走下车，走到小店门口，对小店主人说：“使一下你们的电话。”小店的主人懒洋洋地把一部黑色的电木外壳的电话机往余涛面前一放。
余涛拿起电话，稍稍地镇静了一下自己，这才下手去给老领导家打电话。他要提前通报一下，不想让老领导感到太突然。
电话铃响时，老领导正在沙发上看报，他刚想伸手去拿电话，他的妻子抢着拿起了电话。她当然不愿意让余涛这时候来打扰他的老公：“哦，余涛同志，你好。你好。你要找部长谈一谈？部长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夫让他晚上不要工作。要是可以的话，请你明天上午……”
老领导有点耳背，问：“谁啊？”
妻子捂住送话器，压低了声音答道：“余涛。原先咱们部一局的副局长，后来调到交通部去的。”
老领导警戒地问：“他想干什么？”
妻子说：“他想这会儿来跟你谈一谈。可能又是来谈平反问题的吧。今天大会上宣布的平反名单里没有他。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都平反了，就是不给这三位同志平反？”
那老领导略微迟疑了一下：“余涛的问题，比较复杂，当年是康生亲自给他定的性，也是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他的。”
妻子说：“可是康生已经正式定性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人了。他迫害的这些同志还不应该早一点平反？”
老领导叹了口气道：“应该呀！但是平反是有规定的。按规定，当时哪一级处理的人和事，现在平反也得由相应的一级机构来研究处理。康生当时是中央领导。我们部当然无权推翻这个决定。你让门卫告诉余涛，明天到办公室，我再跟他好好谈。”
这位妻子原来也不想让余涛晚上来打扰自己的丈夫，但听说他是受康生迫害的，反倒同情起来，便说：“人家已经到楼下了，你就见人家一下吧。你想想，平白无故让康生把他在秦城关了五年，好不容易盼来了出头的好日子，还不给人家及时平反。这样的事情，轮到谁头上，谁也受不了。”
老领导不作声了。
妻子对还在电话那头等着答复的余涛说道：“您来吧。知道我们住在几楼吧？”
一见面，那位老领导还是相当热情的。他问道：“到交通部，怎么样？听说你被派到香港去了？干啥呢？”
余涛应道：“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以副董事长的名义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
那位老领导：“不错嘛。招商局的工作很重要啊！”
余涛：“错不错的，都在其次。现在只要给事干、有事干就行。已经过六十的人了，再不干事，就没时间了。”
那位老领导：“你有六十了吗？看样子，你身体很好，底气也足，不像我啊，你是还可以干很多年的。很多年。”
余涛：“老部长，我不想耽搁您太多时间，咱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
那位老领导：“你余涛还是老脾气，干脆麻利。说吧。是不是关于你平反的问题？”
余涛点点头：“您是我的老领导了。我这一生，真正熟悉了解我的，就是两位老领导，一位是东江纵队时期的曾生同志，另一位就是您。打从1949年那会儿开始，我就一直在您的领导下工作。也可以说，我在革命队伍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跟着您走过来的。”
那位老领导：“哎，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在向前走。”
余涛：“特别是从六十年代以后，我们之间接触更多。我干点啥，您都知道。如果我有问题，您还不早就出事了？老部长，您也不想想，如果我历史上真有问题，党能把我派到香港去吗？”
那位老领导不作声。
客厅里气氛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余涛想缓和一下气氛，便停顿了一下，端起茶杯来喝水。但杯子里却没水了。
余涛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老部长，说实话，是否给我平反还不是最重要的，您不给我平反，我也在香港干着。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说说心里话的。您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总理保护干部，可以说竭尽全力。我们这些干部几十年来，跟着党出生入死，鞍前马后，大家都为一个理想在奋斗，都活得不容易。事到今天，我们能不再整人吗？即使是对一些有过过失和错误的干部，如果我们往外推他们一把，就有可能毁了他们的终身，可是，现在仍然有人拿所谓的历史问题来整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那位老领导：“余涛，你的问题，我只能跟你说，关键不在我们部里。当然，你的事情拖了这么久，我们部党组有一定的责任。我也代表部党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复查你的案子，尽快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部党组是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的。”
余涛：“这个，我坚信。”
那位老领导：“另外，我也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你，你的案子，还牵涉当年华南抗战游击队和所谓的地方党问题，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错案、冤案和假案，涉及许多个同志。这些同志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个部门。不是我们一个部，就能率先对其中某一个人进行结案的。再加上，当年康生又插了一手，事情就更加复杂难办。所以，如果有可能，你作为当事人之一，向更高一层的权威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作为一级组织，也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双管齐下，一起努力，争取让它早一天得到解决，行不？”
对方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余涛当然就无话可说了。回到家，余涛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怔怔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沉沉的窗外出神。过了一会儿，余涛突然坐了起来，披上衣服，向卧室门外走去。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余涛的儿子，此时也给吵醒了，出门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妻子不知道余涛又想干什么，忙下床，跟着也走出了卧室，并叫了声：“老余！”余涛没有作答，继续头也不回地照直走出了卧室，一直走到书房门口，这才转过身来对妻子和儿子说：“你们跟着瞎起什么哄？睡觉去！一会儿给我送一杯咖啡过来。稍微浓一点，别加奶，也别加糖。我不叫你们，你们谁也别来打扰我，听到没有？”说着便走进了书房。书房门紧接着被用力关上了。
余涛要给“更高一层的权威部门”写一份申述。他怔怔地坐书桌前。书桌上放着一摞印着“中共中央联络部”头衔的稿纸，还有一支名贵的派克金笔。他点燃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淡青色的烟霭慢慢地飘散开来。一时间他却又拿不起笔，不是笔太沉重，而是自己这六十年的戎马一生过于沉重，也过于多彩。作为青年学生，他曾在街头宣传抗日；作为游击队的一员，他还曾带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穿越粤港边境线去香港“避难”。中年时期，他曾时常打扮成华侨富豪模样，乘坐高级邮轮，出没在情报战线上；作为炮兵顾问，在越南丛林里指挥炮击。有一回，敌人的一阵排炮打来，把他掀翻，他身旁几位越南军官都牺牲了，挂在一棵椰子树上的胡志明像也被削去了半边，他却侥幸地留住了自己传奇的生命。说起来，年轻的同志也许会不太相信，他至今只要听到国歌中那两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歌词，听到军歌中那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旋律，依然会热泪盈眶，依然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依然会感到当年那常常涌动在心底的那种战栗和向往……但是……但是什么……
他今天要为自己做一次申述。他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做一次自我申述，申述自己是忠于这个党，这个理想，这个伟大的事业的。几十年来，他以为自己不用再做这样的申述了，因为自己早就用自己的一生对此做了最无须辩驳的铁证了，但是……但是他今天还得这样写道：“尊敬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同志：我是港澳工委常委、航委书记，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