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意外转机

这天晚上苏宗民上门有些突然,因为苏宗民通常无事不登三宝殿,除了到省公司开会,平时很少跑省城。那几天公司并没有相关会议,他却来了。所以一见苏宗民,沈达感到挺意外,瞪起眼睛上下看了看,笑道:“原来也知道找了。”

苏宗民问:“我找什么?”

沈达把手指头往上头比了比。

苏宗民明白了:“不是那个。”

沈达说的是找省公司领导。公司正在筹划中层干部们交流轮岗,相关人员都在找人,所以苏宗民突然跑到省城,沈达就联想起那件事。苏宗民以往并不找人,他从小技术员干到厂长,基本上都是官帽子找他,他自己未曾去找。眼下忽然活动起来,免不了让沈达觉得意外。苏宗民明白沈达的意思,当即予以否认,称自己到省城另外有事,与公司的干部交流轮岗无关。

“找那个干什么。”他说,“不让干算了。”

沈达说,看起来全公司上下就这么两大懒汉:一个是他沈达,天天在家睡觉;一个是苏宗民,操着手四处乱跑,该找不找,等着好事从天上往下掉。他们怎么会这样?看起来跟遗传有关,官家遗传。从小有人罩着,事事不求人,这就变成大爷了。

“你是。”苏宗民强调,“我不是。”

“你不是也是。”沈达说,“你到省里干吗了?”

苏宗民称自己来办案。

“瞎话。”沈达说,“当厂长办什么案子。”

苏宗民笑笑,表示当厂长不妨碍办案。现在他上门来办老同学的案子,查一下沈达怎么回事,小病大养、敷衍塞责。

沈达说:“行,查吧。”

他们闲聊,苏宗民忽然问起一个叫刘健南的人,打听沈达是否了解。沈达想了半天,记起当年大学里跟他有过一段故事、被卖胸罩的女孩揪过头发的刘佳。刘佳有个叔叔叫刘健南,当时是省领导。苏宗民点头,说自己问的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怎么样了?”苏宗民问。

沈达不清楚,只知道刘健南当过省政协领导,退休十多年了,除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刘佳等等,恐怕已经没有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你问他干什么?”沈达了解。

“打听一下,没什么。”

苏宗民不愿多说,沈达也不追问。他们谈起公司的事情,沈达把自己与女老总“对话”的情形告诉了苏宗民。

“原来。”苏宗民立即发表看法,“你算计人家。”

沈达发笑,说苏宗民怎么搞的?老同学彼此了解,他有这么丑陋吗?

苏宗民说,沈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睛里,骗得了别人,骗不了他。

“你一眼看穿。”沈达挖苦,“是你老爹的真传?”

苏宗民说:“可能吧。”

苏宗民看穿什么呢?欲擒故纵,他认为沈达在玩花招,从那场车祸开始。

对沈达来说,那场车祸可谓一次意外转机。车祸之前,由于沈达的种种表现,齐斌对他的恼怒接近顶点,隐隐约约,似乎已经有意对“六指”痛下重手。哪里想到前往加洋水电站途中,司机一个失手,送掉两条人命,却把沈达搭救了。沈达命大,挺过了那场车祸,而且还救了人。当时齐斌已经昏迷,不知道沈达所作所为,事后她不可能不做了解,一了解她一定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如果沈达不把她从车里拖出来,或者不吭不声、听其自然,让她躺在地上等着地方急救车赶到,她已经死在西天路上了。沈达于紧急中动用个人关系,求助于部队医院,抢回了齐斌的一条命,实为救命恩人,立有大功。齐斌到任后一直跟他过不去,事到临头,他能这样行事,对方不能不感觉意外。但是事后沈达自己从不说及,更不拿它讨功,似乎英雄救美,羞于启齿。齐斌也从不跟沈达交流车祸感想,一个谢字都不说,但是心里对该同志的看法实已发生根本改变。公司酝酿中层干部交流,沈达面临一大机会,他有理由拿那场车祸为自己讨点好处,要求论功行赏。齐斌肯定也有足够心理准备,只要沈达提出,她不能不有所考虑。沈达心知齐斌会为之所动,却不去找,一声不响,只当没这回事,自在家中小病大养。苏宗民认为他这是欲擒故纵,让齐斌觉得这个“六指”确实难得。

“但是她也可能根本不理睬你,谁让你不去找呢。”苏宗民说。

沈达不在乎。不理睬又怎么?算了。咱们不是大爷吗?看得起就给咱吧,看不起就算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苏宗民说:“我得劝你一句。”

他反对沈达回家乡电业局任职。他的连山水电站与市电业局是兄弟单位,都归省公司直管;但是相处在同一个市的地界,彼此有不少业务联系。如果沈达到市局当局长,老同学相聚于家乡,两个兄弟单位彼此关照支持,对他是件好事。为什么他不赞成沈达回家乡?因为那对沈达自己未必是件好事。

“怕我玩不转?”沈达问。

没有什么事情沈达玩不转。他到地方后肯定一片红火,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多久就会非常显眼。但是不好。因为什么?就是沈达自己那个胡扯:官家遗传。

沈达不禁发笑:“现在轮到你胡扯了。”

苏宗民知道沈达为什么想回乡,所谓“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在下边管一个局,权力在手,说话算数,办事方便,这是一大好处。沈达当过省公司的中层,却缺乏基层单位主官的经历,在下边当一段局长,经历比较全面,今后有望重用,进入省公司领导层,这是又一个好处。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省公司的处长有人管着,齐总目光炯炯,不敢乱来。到下边当局长,自己说了算,天高皇帝远,没有谁管得着,只怕一不留神就要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你这是咒我吗?”沈达问。

苏宗民说:“咱们彼此都清楚。”

苏宗民对沈达感叹,说自己跟沈达不一样,谁都没找,并非欲擒故纵,是没心思。他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连山水电厂,他打算在那里待一辈子,不准备离开。必要的话他可以辞掉厂长,回头干他的工程师,靠技术吃饭。

沈达说:“这不对,你没有那个命。”

“怎么说?”

沈达嘲讽道:“你有遗传。”

两个老同学说东道西,聊到深夜,苏宗民告辞走人。

几天后,齐斌把沈达找去谈话。经过多方考虑,也个别征求了公司其他领导意见,她准备同意他的请求,把他排进方案,让他回乡当局长。

“挺可惜,我还是希望你去基建处,现在你改变主意还来得及。”齐斌说。

沈达感谢领导,说他决心已定。

“那就这样吧。”领导有些失望。

齐斌还让他谈谈对省公司中层干部配备的看法。沈达在公司时间长了,情况和人头都比较了解,现在既然要离开,不需要太多考虑个人因素,可以客观一点:哪个人哪方面行,哪方面不行;可以在哪个位置,不好在哪个地方;有什么说什么,尽管畅所欲言,供她参考。

沈达谈了些情况,他知道人家有些信任了,自己还得掌握好分寸。

谈话中,齐斌问起了一个职位,公司的监察部主任,沈达觉得谁比较合适?公司监察部为监督机构,与公司党委纪委合署,虽然不掌握具体人权财权,却是一个要紧部门,没有足够分量,当不了那个主任。

沈达忽然想起了苏宗民,想起了那天晚上苏宗民到他家“办案”的情形。

“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他告诉齐斌,“问题就是他自己。”

苏宗民回到了市区家中。苏宗民在连山水电厂工作,回市区的机会不多,通常回家看母亲得利用节假日,或者是到市区办事、到省公司开会路过的时候,平时只能打打电话。这一天苏宗民回家有些特别,不是开会路过,也不是来市区办事,是专程回家来的。进屋时是黄昏,母亲在厅里看电视,整个屋子空荡荡的,只老人一个在家。

母亲说:“你妹妹出差去了,后天才回来。”

“你晚上吃什么?”苏宗民问。

母亲说她已经吃了,中午多煮一点,晚上也就有了。

苏宗民的母亲已经六十大几,身体状况很差,心脏有毛病,是先天性的。当年苏宗民父亲去世时,她赶到现场看遗体,眼睛一闭往地上一倒,人事不省,差一点就跟着走了。后来她身体一直不好,没法正常上班,早早办了病休。二三十年间,她曾经几次老病发作,都奇迹般生还,一直坚持到现在。有时候病歪歪的人比体壮如牛者还能持久,真是一点不假。

苏宗民告诉母亲,今晚他住在家里,跟母亲说说话。

“你有事?”母亲问。

苏宗民想跟母亲问件事情,关于他父亲的。

“都死多少年了,问那些干什么?”

苏宗民说:“最近有些情况。”

母亲说:“厨房的灯坏了。”

苏宗民进屋找工具,给厨房换了个电灯泡。

苏宗民母亲和妹妹还住在当年一家人生活的房子里。这房子位于市政府宿舍大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楼,住有两家人,分别拥有小楼的东西两侧,苏家位于西侧。他们这座楼被称为五号楼。还有九座同样规格的砖楼分布在他们家附近。这几幢小楼在大院里自成体系,原称“小灶”,是当年行政公署专员、副专员等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域。“小灶”之称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实行供给制,一般干部按规定吃大灶,主要领导吃小灶;生活区域有所相隔,所以领导们的家庭生活区有了“小灶”之名。后来供给制取消了,“小灶”之称谓却还留着,过了数十年才不再为人提及,只有当年的大院伙伴还偶尔记起。“小灶”区域当年环境很好,道路整洁,路灯明亮,四周安静,一幢幢红墙小楼隐隐约约掩蔽于绿树丛中,很是气派。时过境迁,如今这里的往日辉煌已经不再,小楼的外墙色彩退尽,由红转灰,周边道路坑坑洼洼,路旁杂草丛生。苏家的五号楼里边,居家设施已经显得非常落后,客厅几乎就是过道,卧室面积很小,厨房和卫生间管道布满锈迹,门窗上油漆脱落,斑斑驳驳。这里早已不属于领导们,绝大多数小楼都已经易主,有两幢成了市政府管理局的集体宿舍。从当年一直住到现在的只有一户人家,就是苏宗民的母亲。

当年,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成为行署副专员后,一家人搬进了这一幢楼,其后不久苏世强就过世了。苏世强属非正常死亡,因牵涉腐败案跳楼自杀;人死之后,家属再留在“一号区”有所不宜,管理部门提出让苏家搬离五号楼,给他们在旧宿舍区安排一间带厨房的平房,让他们到那边生活。苏宗民的母亲坚决不搬,她到处申诉,一直跑到省城上访,最终管理部门不再逼迫,迁房之议不了了之。当年苏宗民母亲坚持不搬的理由只有一条:苏世强死亡之际还是行署副专员,没有任何文件将他免职;按照行署机关宿舍安排的规定,机关干部住房,干部本人死后,遗属有权继续居住,直到死亡干部的配偶过世,管理部门才可以收回房子,同时还需协助安置好其子女居所。苏宗民父亲的情况相当特殊,他有问题,涉嫌腐败,畏罪跳楼,他的死亡让案件无法再查下去,因此也就无法对他做一个明确认定和处理。从理论上说,他最后的身份还是本行政公署的副专员,因此苏宗民母亲可以据理力争。苏世强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家人最是可怜。曾经与苏世强共过事的一些人包括领导们也感到不忍,主张不要那么急着收房,慢慢来吧。苏世强跳楼自杀,明明是有问题的,让他遗属继续居住在“小灶”很不合适,所以管理部门不再逼迫,也始终没有收回成命,苏家留在五号楼处于一种非合法状态。事情拖了几年,随着小楼日益老化落后,领导们陆续迁出,搬进新的住宅区域,苏家用房问题渐渐不再为人注目。后来机关公房进行房改,五号楼西侧房屋终于正式归属苏家,这时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苏宗民曾经跟母亲商量,打算找个条件好点的房子,让母亲搬出机关大院生活。母亲不同意,说已经住惯了。

苏宗民知道母亲是不愿离开跟父亲共同生活过的房子。这个五号楼于母亲而言,几乎相当于父亲。父亲死后,一家人惶惶不安,栖居于此。而后儿子女儿相继离家到外边读书,只有小楼始终陪着母亲生活,走过了这二三十年。该房子在一家人心中的位置非常特别。有时苏宗民甚至猜想,父亲之所以会去跳楼,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房子:当时他父亲牵扯重大案件,面临审查;审查如果认定有罪,他将被撤职、逮捕、判刑,旧日苏副专员成为囚犯,他的家属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于“小灶”的资格;他们一家人将被扫地出门,搬到某一个旮旯里,日后的艰辛可以想见。他父亲赶前了一步,在自己还是苏副专员的时候跳了楼。他的死亡让案件陷入僵局,让若干人松了口气,也让自己的家人继续留在这幢五号楼里。

此刻苏家房子里住着苏宗民的母亲和妹妹。苏宗民本人大学毕业后去了老家连山,一直在深山里工作,结婚后把家安在单位。苏宗民的妹妹读的是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进了市区一所中学工作,已经有了男友。如果妹妹婚后搬走,这里将只剩母亲一人,与父亲留下的房子相伴终老。

当晚苏宗民住在家里,他向母亲问起一个叫马文献的人:“妈还记得他吗?”

母亲说:“那个做建筑的?”

苏宗民点头。

“他给抓走了。”母亲说。

苏宗民告诉她,当年这个马文献给判了无期,后来减刑,早几年释放了。母亲说,她听他爸说过马文献的名字,但并没有提起什么具体事情。

“我爸谈到过美元吗?”苏宗民问。

母亲摇头。苏宗民的父亲死后,办案人员曾经找过她,翻来覆去追查一笔美元,听说数额很大,她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从没听丈夫讲过。

“我爸出事前说过些什么没有?”

母亲很诧异,不知道苏宗民为什么会特地跑回来问这些。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提它干什么呢?

苏宗民说:“不管多久,一直都在心里啊。”

在他们家里,父亲之死是个痛苦话题,家人间通常都会绕开,很少涉及。父亲去世时,苏宗民尚未成年,除了震惊、疑惑和失落,实无从了解也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到了上大学,毕业回乡工作,年龄逐渐大了,阅历比较多了,父亲那些事情渐去渐远,虽然阴影犹存,如苏宗民所形容,一直都在心里,但是家人们总是尽量不去提起,把那些往事共同放置于竭力淡忘之列。为什么忽然之间,苏宗民要来翻这个老账,重提母亲特别不愿意回忆、他本人也特别不好受的往昔故事呢?

因为马文献与苏宗民邂逅相逢。

苏宗民以往并不知道这个马文献,他们相逢很意外:那一年夏天,连山水电厂一带下了场暴雨,一条厂内通道发生几处塌方,影响了通行。暴雨过后,苏宗民安排一位副厂长负责找工程队,赶紧修复道路。因为只是修修补补,工程量小,副厂长叫了附近一个乡镇的包工头,双方说好价钱,这就动工修补。那位包工头叫周炎火,已经在水电厂揽过几次活,都是砌面护坡补围墙之类小项目,做得都不错,没有偷工减料,也能按时完成,大家比较满意,有活就交给他做。

却不料那一回与前几次不同,路修了一半,施工忽然停了,包工头周炎火拿着图纸找到厂里,提出图纸要改一改,有一个地方可能得加一个涵洞,否则坡上的水一下来,恐怕还得冲坏。做涵洞用工用料都多,需要多开点钱,工期也会拉长一些。副厂长不敢自己做主,带着周炎火找到苏宗民汇报。苏宗民跟他们到现场看了看,发觉人家讲的有道理,被水冲坏的这条路是前年新修的,原设计主要依靠路边的排水沟排水,看来不太够,在周炎火提出的位置增加一个涵洞确实比较解决问题。

苏宗民表扬了一句:“不错,你挺懂行。”

周炎火提到他们村有一个老筛,算起来是他表叔公,以前做过很多工程,现在年纪大了,时常帮他点忙。他做工程都要请该老筛瞧瞧,加涵洞就是人家教的。

所谓“老筛”是土话,即“老师傅、老把式”之意。

几天后,中午时分苏宗民下班回家时,步行经过那段工地,工程队正在做涵洞。周炎火跟苏宗民打招呼,问苏厂长有什么交代?苏宗民没说别的,让他们注意质量。周炎火说没问题,老筛在这里看着呢。

有一位老者蹲在工地上,原来就是包工头的那位表叔公。苏宗民跟老者点点头,发觉该老筛目不转睛,正盯着他看。

当天下午,苏宗民从厂宿舍区去办公室上班又经过工地,跟老者再次相逢。老者还是那样,目不转睛紧盯着他,突然问了一句话:“苏厂长是连山人?”

苏宗民说:“是啊。”

“是苏副专员的公子?”

“苏世强是我父亲。”

老者感叹说,苏宗民跟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苏宗民不觉得奇怪。无论在连山还是在市区,苏宗民已经屡屡听到类似评价。遗传就是遗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老筛认识他?”苏宗民问了一句。

老者说他叫马文献,原是市区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为了当年那件事,苏宗民的父亲死了,他在监狱里关了快二十年。

苏宗民没有回应,一声不响。

几天后道路施工结束,苏宗民没再见到那位老筛。

不久到了周日,苏宗民轮休,他让司机开车,把他送到山下那个乡镇。他在镇上找到周炎火,周炎火把他领到了马文献的家里。

苏宗民已经掌握了一些底细。老筛马文献是本镇人,当过兵,转业后去了市区一家建筑公司,当时是国有企业,他在那里从施工员一直干到公司副经理。后来企业经营困难,濒临破产,他出面承包,当了老总,几年后企业转制成为民营,他成了私企老板,是当年市区建筑业一个重量级人物。因为同为连山老乡,马文献与苏宗民的父亲当年多有来往,两人联手打造了当时市区一幢标志性建筑,就是让苏宗民的父亲风光无限,也让他备受质疑,最后供他纵身一跃、跳楼身亡的地区工商局办公大楼。这座楼由苏宗民父亲一手筹划,由马文献的建筑公司具体承建。工商大楼属当时的高层建筑,对承建单位的资质要求较高,马文献公司的资质还不能达到,本地只有一家省属建筑公司符合规定条件,马文献有办法,与该公司联手,由那家公司出面标得项目,再将主要建筑工程转包给他,成为工商大厦事实上的承建者。在这一曲线夺取过程中,苏宗民的父亲给了马文献强有力的支持。很多人说,苏世强一开始就内定把工程交给马文献,招标转包等等,都只是合谋策划、做做形式,障眼法而已。

后来的案子就从这位马文献身上开始。工商局大楼建成了市区标志性建筑,当时很多人提出质疑,因为工程耗资大大超过预算。马文献的解释是施工期间材料费用普遍上涨,加上为使大楼更美观更醒目,外观设计做了多次修改,增加了成本。这一解释并未服众,由于反映较多,上级派专人做了初查,初查中发现马文献提交的账本不实,断定可能做有两本账,确定立案查处。很快,案子从马文献手下财务人员身上突破,发现了马文献工程作假,利用各种名目大量侵占公家基建款的线索,马文献因此落马。马文献入案后交代出许多情况,提到其中一些隐秘款项是提供苏世强用的,由他提出现金,直接交给苏世强,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苏世强也没为此留下片纸只字。

调查因此继续延伸,苏世强在祸及自身前夕跳楼身亡。

现在马文献从狱中出来,恢复了自由,已经垂垂老矣,再不是当年合纵连横、博弈于地方建筑市场上的时候。马文献没有选在市区终老,独自回到家乡,在镇上买了一幢小楼安度晚年。苏宗民进马文献家门时留意看了一下,发觉这座小楼挺新,样式相当洋气,外墙砌瓷砖,在周边民居中相当显眼。楼里厅堂房间都十分宽敞,家居功能设施齐备,装修很精致,家具全是新的,不说豪华,也显气派。相比而言,苏宗民的父亲纵身一跳,为家人换下的居所简直就如一块抹布。

马文献自称房子是儿子给他弄的,其子在市区,也在搞建筑。他本人已经告老还乡,乡间建筑工程队的技术力量比较弱,亲戚相求,加上动一动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才答应出来给小辈当当“老筛”,指导修修涵洞,只动口,不动手,也算发挥余热。

他对苏宗民上门并不感觉惊讶。他说万事都有定数,人在世界上怎么过,以前碰上谁,以后又碰上谁,那都不是偶然的。

苏宗民说:“我想知道当年那些事情。”

他说:“都过去了。”

苏宗民摇头:“并没有都过去。”

他向马文献了解当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疑团,从未解开,一想起来就让他寝食难安,所以特意上门了解。他父亲跳楼后,很多人说他建楼时贪污巨款,数目惊人。但是他父亲死后,没听说办案人员从哪里起获传说中的那笔钱,他们一家人更是从来没见过什么巨款,从那时候到现在,一家人一直过着非常普通有时还是很拮据的日子。因此他心存疑问,马文献或许可以帮助解疑。

“事情早都过去了。”马文献还是那句话,“提它干什么。”

苏宗民说,对死者而言,人间所有事情确实都过去了。对他来说却不一样,从那时候到现在,事情一直都在他心里,所以还想了解清楚。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没有人为这个案子操心,说出真相已经不会对任何当事人产生后果,不会给马文献自己产生任何麻烦,所以希望马文献能如实相告。

“我父亲到底拿钱没有?”苏宗民问。

他回答毫不含糊:“拿了。”

“数额很大?”

累积起来,在当时算得上很大。不是一次拿走,是在整个大楼建设过程中分数次索取,理由是“有急用”。最大的一笔是美元,当时折人民币近二十万。马文献让手下人到黑市上找倒卖外币的,用人民币买了那些美元。

“事情都是真的,我早都交代了,说的不是假话。”马文献咬定。

“钱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消失掉?”

马文献摇头,他不知道。当年苏宗民的父亲从不提起钱的去向。马文献猜想可能有些特别用途。例如美元,也要得很急,但是当时显然苏家自己用不上。

苏宗民怅然而返。

他依然无法释怀,于是回家,找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更多的情况,当年父亲很少谈及工作上的事情,她也从不问起。在母亲的记忆里,父亲嘴巴特别紧,很难从他那里问出什么,所以干脆不问;他觉得什么事该让她知道,他自会告诉她,她听着就是了。父亲说过,单位里的事情他自己处理,家人知道多了多操心,无助于事,反而不好。

“你爸爸很自以为是。”她告诉苏宗民。

苏宗民感叹说,他骨子里也一样,自以为是。

他了解当年父亲的交往,特别是跟上层人物的交往。母亲说,他父亲人缘不错,很会拉关系。每次去省上办事,小车后边塞得满满的,都是东西,主要是本地的土特产,有时连地瓜也成袋成袋往里塞,说是人家喜欢这个。

“这方面你不像他。”母亲说。

苏宗民问,当年彼此走得近,交往比较多,对方身居高位,对父亲为官办事都很重要的人物有哪些?父亲建那座楼,提拔当副专员都需要支持,其中比较关键的是谁?类似情况通常不需要刻意对家人回避,或深或浅,随口都会提起,父亲应当也说过。

母亲没有否认。苏宗民父亲交往面很宽,当然也会有人近些,有人远点。他比较经常找,对他比较重要的人物有几个,虽然母亲不认识,基本上都没见过,但是她记得名字和身份,因为父亲屡屡提到过。

“这么多年过去,有些恐怕早都不在了。”母亲说。

苏宗民说:“总有一些还在。”

他告诉母亲,事情早已过去,了解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他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去重办父亲的案子,但是他还是有心了解一下旧事,给自己找一个答案,也许可以让他从此把那些东西彻底放下。

母亲说了她记得的那些名字。有的名字脱口而出,有的想了好久,有的很不确定。

母亲还提到了沈青川,是另外一种情况。她知道沈达与苏宗民的关系,以往并不多说与沈家的瓜葛;那天她告诉苏宗民,当年沈达父亲与苏宗民父亲之间存有芥蒂,彼此共事过,相处不好。沈青川职务高,压着苏世强,苏世强被查,沈青川是管查的。

“你知道就好。”母亲说。

苏宗民没有吭声。

他悄悄了解情况,采用的调查方式简单而原始:翻翻旧资料,问问过来人,不动声色,旁敲侧击,点点滴滴,断断续续。母亲提及的人物当年都很有分量,如今早都退出前台,有几位已经过世。在依然存活的若干人里,苏宗民慢慢注意到一个老者,叫刘健南。这人与苏宗民父亲苏世强的关系比较特别,两人曾在一个县里搭档,刘健南是书记,苏世强是副书记,当时关系一般,据说开会时曾经当众争执,彼此脸红脖子粗。后来刘受到省里领导赏识,调到省里工作,一步步上升,待苏世强当连山县长时,人家已经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那时候两人的关系有变,来往开始频繁。刘健南曾经在本地工作,离开后对本地一些土产念念不忘,特别是地瓜,当年苏世强到省城开会,小车后边塞着一袋袋地瓜,那多半都是送给刘健南的。后来苏世强调到市工商局,主持盖大楼时,刘健南给了他很大帮助。那时刘已经当了副省长,恰好分管这一块,说话极有分量。苏世强成为副专员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待到苏世强出事跳楼后,刘健南还曾帮过苏的遗属一把:当时机关管理部门决定让苏家搬出五号楼,苏宗民的母亲跑到省里哭诉求助,找的就是这位刘副省长。刘健南给地区领导打了电话,让他们注意稳妥,不要操之过急,事情这才缓和下来。

“当时你怎么知道要去找他?”苏宗民问母亲。

母亲原本认识刘健南。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出事前夕,感觉自己可能有麻烦,也曾交代过,万一有事可以去找刘健南。

眼下刘健南已经退休多年,退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苏宗民从旧日大院伙伴张光辉那里得知,刘健南的大儿子经商,目前在省城搞房地产,得益于老头子的关系,拿的都是好地块,几年里发展迅猛,已经是行内有名的大款。这位刘公子是留洋回来的,有一张美国大学文凭,通过一些公开资料,苏宗民注意到该刘公子出国留美时间,恰在马文献让人到黑市兑换外币的那个时段之后。

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什么。没准当年办案人员已经注意到两个时段的重合?但是没有意义,苏世强一跳身亡,再也无法开口,那一笔美元是不是替刘公子交了美国学费不得而知。没有哪一个案子可以不凭有力证据,只靠猜测和推想去办理。

苏宗民跑到省城,找老同学沈达打听刘健南,自嘲是在“办案”。其实他没有资格,也根本办不了这个老案子,他情不自禁地搜寻旧日痕迹,只因为心中郁结始终挥之不去。苏宗民听到一个消息:刘健南身体状况不好,突发中风住进医院,可能不久人世,见见这人的念头油然而生。苏宗民到省城所谓“办案”,其实就是想见一见此人。当年要人刘健南已经不久人世,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时候,也许他已经少了顾忌,会愿意吐露真言,给当年死者的后人一个真相?

他去省立医院行政科找袁佩琦,事前没打电话,突然上门求见。袁佩琦看见他出现在大门口,惊讶得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认不得了?”苏宗民问。

她骂苏宗民该死,怎么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

苏宗民说:“有件事求你帮忙。”

他请袁佩琦帮助了解一下刘健南的床号,他是病人,住在这个医院的高干病房。

袁佩琦没听过刘健南的名字,但是这件事对她易如反掌,当着苏宗民的面她打了几个电话,情况就清楚了。

“这个病人怎么啦?让你这么费心?”袁佩琦问。

苏宗民告诉她,病人是他父亲的故旧,跟他们家以前的事情似乎有些关系。

袁佩琦立即责备:“怎么还这样?陷在里边出不来?”

苏宗民苦笑着附和:“是啊,怎么会呢。”

他给袁佩琦带了一大袋花生,是他们连山的土产,风味独特。袁佩琦当场表示不满,说苏宗民真小气,知道她喜欢什么,偏偏不给她带。苏宗民不禁感叹,说那种连山贡糖太甜了,如今当地人都不太吃,想不到袁佩琦还记着它。回去他就给她寄来。

“寄的我不要,要你给我带。”袁佩琦说。

“行,没问题。”

那几年他们几乎没见过面,只是偶尔打个电话,问问彼此情况。

苏宗民去了高干病房,按照袁佩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刘健南。这位病人占据了一个套间,按照他曾经有过的权力和级别,以及眼下他们家大公子的财力,他有足够资格享用厚待。但是病房大了也显得冷清,苏宗民进门之际,除了坐在套间外头沙发上看电视的女护工,以及躺在里屋病床上的病人,再没有其他人影。

苏宗民告诉护工,他从外地来省城,听说刘主席在这里住院,特地前来探望,想跟病人说几句话。护工觉得他眼生,加上他空着双手,不带花篮,也没有果盒,模样有些奇怪,于是满腹狐疑。

“你是哪里的?”她问。

苏宗民说,病人跟他们家是老交情,几十年的关系。

“你跟他说吧。”护工不再追查。

苏宗民进了里屋,病人躺在床上,睁着两只眼睛盯着苏宗民,眼神茫然。

“刘主席记得我吧?”苏宗民问,“认出来了吗?”

病人目不转睛,却不吭声。

“我是苏世强。”

病人表情依旧,没有丝毫变化。

“以前那些事情不会忘记吧?”

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苏宗民站在病床前,看着病人的眼睛,病人也看着他,两人都不说话,对视许久。苏宗民始终没有从对方眼睛中看出任何明确的意思,无论是认识,或者不认识;想起什么,或者想不起什么,在他的眼神中似乎都不存在。

突然之间,苏宗民觉得非常乏味,当年那些事情,包括马文献那些美元的来龙去脉,顿时变得没什么意思了。他点点头,从病床边走开。

女护工把一个本子递给苏宗民,让他留下姓名和住址。到这里探望者,都有权在该本子上写有一行,以备病人及其家人掌握、审阅。苏宗民接过本子,写下他父亲的名字,单位住址填写为老家工商局大楼的901室,当年他父亲就是从这个房间跳楼的。以旧日死者的名义问候今日的垂死者。苏宗民签下“苏世强”三个字时心里非常坦然,假如有谁对这位拜访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把他留下的签名拿去与他父亲早年的签字笔迹核对,他们肯定难辨真伪。

他父亲死亡之后,高考前整整一年多时间里,他读不下书,几乎崩溃。除了在附近一些电器铺子间游荡,他情不自禁,还沾染一个隐秘嗜好,经常偷偷描着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学父亲的字体,“苏世强”那三个字让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没有人能够分出真假。他从未有过任何机会展示这一本事,这一次例外。

苏宗民的“办案”过程就此告一段落。心中的那个结子并没有消失,显然有些东西属与生俱来,有如遗传,人永远无望摆脱。

他没想到自己这次所谓的“办案”竟然成了一个先声。

省公司人事处打来电话,通知苏宗民于下周一到省公司,有领导找他谈话。苏宗民在电话里问了一句:“是什么事?”通知者说:“是任前谈话。”苏宗民不觉诧异:“要调整我的工作吗?”对方不予明确答复,只说来了后,领导会跟他讲。

苏宗民这才感到着急,接连往省里挂了几个电话,很快得到证实,果然是要调整他的工作,居然是调进省公司,让他到监察部去当主任。

他给沈达打了电话。沈达哈哈笑,说自己也是刚知道消息,公司领导昨天研究确定了中层干部交流调配方案,一批动了二三十人,他下去老家当局长,苏宗民上来公司当主任,是方案里的两例。

“你别装,你肯定有份!”苏宗民追。

沈达承认自己有一份。齐总曾经问他谁搞监察合适,他提到苏宗民会办案子。

“你怎么能这么说!”

沈达毫不在意:“我就是这么说。”

“你还得再帮我说,那事我不能干。”

沈达笑:“算了,你别折腾了。”

当天苏宗民写了一封信,复印若干份,给公司领导各送一份。苏宗民在信件里提出辞去连山水电厂厂长一职,也推辞到省公司任职,希望留在厂里担任工程师。主要理由两条,一条是家庭困难,父亲早亡,母亲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很差;妻子一家都在乡村,负担很重,他家庭生活的基础在本地,一旦离开,困难极大。另一条理由是不适应,他大学毕业后到了连山水电厂,从工地技术员开始,直到当厂长,始终没有离开。本单位情况熟悉,当厂长勉强胜任,去省公司任职就不一样,机关工作他从未做过,确实勉为其难,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搞监察尤其不合适,因此上书力辞。

他把信件封好,让厂办主任亲自送上省城面交各位领导,交代主任周一一早到公司处理,此前不要惊动。送信时就说厂长生病发烧,无法赶到公司,请领导原谅。

他没有按通知要求前去接受任前谈话,因为担心一去就无法摆脱。

苏宗民居然用这种方式拒不服从,公司各位领导特别是齐斌总经理非常意外,也异常生气。周一上午,电话一个接一个从省公司打来,下令苏宗民立刻动身前去听训。苏宗民在电话里反复检讨,但是咬紧牙关,始终不松口,报称自己病了,无法前去。他接受领导批评,也愿意接受任何处理,他是自作自受,不会有任何意见。

第二天,一辆轿车从省公司飞驰而至。

沈达来了。

“奉命前来探望。”他跟苏宗民打哈哈,“看看苏厂长是不是快要病死了。”

苏宗民哪有什么病?健康状况良好。

沈达给苏宗民带来一份任职文件,苏宗民列名其中,已被任用为监察部主任。他写信请辞,托病拒不前去谈话,都没用,文件已经下发,任职已经生效。

“看来身体还行,那就执行第二条命令,押送归案。”沈达说,“公司领导发话了,要我把你带走。”

“我不去。”苏宗民骂道,“就是你搞鬼!”

沈达承认不错,当时他多了句嘴,推荐过苏宗民,所以现在齐总下令让他跑一趟,收拾苏宗民这个烂尾。他沈达一向敢说敢当,绝不讳言。但是苏宗民不能只怪别人,不思自己。苏宗民为什么会给调到省公司管监察?沈达一句话就管用了?放屁。最关键还在他本人,有史以来,苏宗民一尘不染,身边许多人栽于金钱美色,他能独善其身,不吃请不请吃,不拿不送,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好,几乎被认为是刀枪不入。这种人可以往中纪委推荐了,小小一个省公司监察部算什么?苏宗民不去监察部就职,难道去腐败干部中心当主任?

苏宗民还是说自己哪里都不去,报告里他都说清楚了。沈达骂那个报告算个屁,公司领导个个愤怒不已,苏宗民如此不识好歹,这还了得!苏宗民再不听话,十八层地狱哪里够?领导会立刻找包工头给他挖第十九层。齐总已经决定了,活埋苏宗民,经费没有问题,电老大不缺这个钱。苏宗民又不是刚毕业的小屁孩,哪能不懂?这种事不是想要就要想辞可辞的。谁越想要就越不给谁,谁越不想要就偏要给谁,都这样,爱你没商量。说起来,干那个活确实也是苏宗民最合适。

苏宗民恳求说:“沈达你清楚的,我真是不能去。”

“我知道,你老爸生前有交代。”沈达说,“你倒是跟我说清楚他怎么交代的。怎么说?‘别到电力局。别当监察部主任?’这不鬼话吗!你老爸去世时你上高二,他哪能知道你学电机搞电业?他要能未卜先知,会给你算命,早哪去了?怎么就不能给自己算算,非得弄那个下场?”

苏宗民苦笑:“别的人不清楚,你最知道我老爸是怎么死的。”

沈达确实最清楚,苏宗民给公司领导的信里含含糊糊,称由于一些个人原因,他搞监察尤其不合适。所谓个人原因是什么?指的是他父亲。沈达批评苏宗民:“你老爸怎么死关你屁事?这么多年过去,你怎么还接受不了?老是陷在里边出不来?”

“他出的是那种事,我现在怎么好去干那种活?”

“为什么不行?”

沈达还是那句话,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当年几乎还穿开裆裤时,他已经教导过苏宗民了。现在话说回来,也许还得加一句,父亲还是儿子的父亲,儿子还是父亲的儿子,血缘遗传,你不认也得认。就是当年老爸出那种事,如今儿子才格外一尘不染,修炼到家。当年老爸干那种活,现在格外需要他儿子来干这种活。因为有苏世强,所以才有苏宗民。苏世强干过那个,所以苏宗民该干这个,以前老爸让人查,现在轮儿子去查案办人。挺有趣,是吗?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

“你命该如此,知道吗?不服不行。”

苏宗民说不过这种歪论转而求情。你沈达有办法,帮个忙,别让我去干那个。帮我其实也是帮你沈达自己。沈达马上要到本地电业局高就了,权力在握,为所欲为,只怕老是要跟上边监察部门过不去。要是他苏宗民真去干那个事,有朝一日万一老同学撞上了,难道老交情毁于一旦?

沈达不怕。他们俩小屁孩的时候就打过架了,旱冰场撞了一场,彼此知根知底。今后撞到别人手里,真不如撞到苏宗民手里,是不是?彼此说好了,到时候不需要老同学手下留情,有问题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这还不行吗?

沈达对苏宗民有办法,一向如此。多年来苏宗民屡次调职,哪一次没有推过?最终还得乖乖就范,沈达很清楚。公司头头们知道他俩的关系,这一次还把他派来,直截了当,连吓带劝,软话硬话、好话坏话、酸话狠话,无一不说。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成命难收,个人不可能与单位抗衡。苏宗民还能不服?

他就是不服。

沈达发狠道:“我沈达算老几?还能拿你没办法?”

沈达拉着苏宗民,让他跟着走,到外头找个地方喝茶,继续谈。苏宗民悻悻然上了他的车。沈达下令司机出发,哪杯茶都不喝,直奔省城。

“苏主任老实点。”他警告说,“今天我是执行公务,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苏宗民硬是被沈达押上省城。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不假。几年前曾经有一回,苏宗民把沈达灌醉,塞进越野车,连夜长途奔走,送回省公司宿舍区。今天人家沈达更牛,勿需用酒,只拿嘴巴,连哄带吓,提了就走。

苏宗民无奈,黯然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