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几年过去。
这年秋天，沈达的父亲沈青川病逝，沈达携妻女从省城返回奔丧。
沈青川死于中风，这年才六十七岁，以现今城市居民的一般寿命比较，可称早死。特别是沈青川身份很不一般，在本地当过专员，后来行政体系变化，实行地改市，也就是地区改为市，辖地区原属各县，沈达的父亲不再是沈专员，改称为沈市长，依然是本地头号行政长官，书记之下他最大。沈青川在市长任上一直干到六十二岁才退下来，而后也没全退，安排为省政协常委，兼了一届五年，届满刚退。他这样身份的人物享有相当高的医疗保健待遇，平时定期安排身体检查，生了病不必到医院排队挂号，有事了往高干病房一送，不必操心床位是否拥挤，自有市里最好的医生照料，需要的话还可以紧急约请省里甚至北京上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会诊，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是要害部位致命癌变，寻常疾病害不了他，特别是在刚刚退休这个年龄段上。但是他却属例外，突然中风，一时不治，即撒手人寰。
沈青川多年担任一方行政首脑，其丧事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物，虽然按规定必须从简，却依然十分隆重、极具气派，其隆重和气派不体现在场面多大，丧仪多排场，如民间富户死了考妣一般，吹吹打打开大道场办大丧礼做足套路；沈青川的丧事很简单，规格却高，体现为葬礼上的一屋子花圈、一屋子人，还有灵车后边的一个送行车队。花圈密密麻麻，上边的名字囊括了本省本市及下属各县区各部门重要官员，还有北京若干重要部门领导，没有一个白丁，不说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起码非常响亮。当天到场出席葬礼的也一样，除了本市现职主要领导，离退休老领导，县区及部门领导，还有专程从省上赶来的负责官员。简短的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送遗体往殡仪馆火化，灵车后边的车队是一支自愿送行车队，主体为亲朋好友与故旧，基本都是官员用车，车牌号码特点鲜明，均为本市及各县排前车号，组成送灵车队泣奉老领导上路火化，队伍格外醒目。
沈青川的高规格葬礼上有一个小插曲，发生于他的大儿子沈达和沈达的老同学苏宗民之间，这两个人在葬礼正式开始前碰面，忽然有所争执。
事情是沈达挑起的。当时沈达一家人包括他母亲、弟弟和弟媳们已经进场，站在沈青川的遗体边，苏宗民从人群中挤出来，跟沈达握了握手，什么话都没说，转身走开。沈达突然把他喊住。
“苏宗民，喂。”他说，“你等等。”
他把苏宗民拉到母亲身边，问母亲是不是还记得这个人？沈母泪眼迷濛，因丈夫的突然离世悲痛不已，心力交瘁，当时只是两眼发愣看着苏宗民，没有反应。苏宗民喊了她一声“王阿姨”，她也没反应过来。
沈达告诉母亲，这是苏宗民，他的老同学。
“苏世强的儿子。想起来了吗？”
沈母啊了一声。
“人家现在是苏厂长，连山水电厂的头头。”沈达介绍。
苏宗民没吭声，跟沈母握了下手，转身走开，却被沈达再次揪住。
“苏厂长急个啥呢。”他质问。
苏宗民开了腔，学沈达的口气，管沈达叫“沈主任”。
“沈主任现在心情不好，咱们回头再谈。”苏宗民说。
“心情好就不用你。”沈达说，“别的人见了我可以跑，你不行。”
“我没跑。”苏宗民说。
人家苏宗民是主动上前跟沈达握手致意的，绝无见了沈达就跑之嫌，但是沈达胡搅蛮缠，不放过他。沈达追问说，苏厂长今天拨冗前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拿什么来送别老人？苏宗民不吭声，不做明确答复。苏宗民身边一个年轻人赶紧搭腔，这人是跟着苏宗民来的，可能是苏手下厂办人员，他告诉沈达，厂里给沈市长送了花圈，苏厂长还特意买了一条新毛毯，送过来表示哀悼，苏厂长自己掏的钱。
“是拉舍尔毛毯。”年轻人强调。
沈达知道那个东西。本省有一家大纺织厂，专业生产拉舍尔毛毯，大量出口中东一带。沈达问苏宗民，知道拉舍尔毛毯去中东做什么用吗？
苏宗民说：“沈主任别说了，办完事咱们再聊。”
“怎么我不急你急？”
沈达揪着苏宗民，就是不放他走，非让他知道拉舍尔毛毯怎么回事。按沈达的说法，原来该毛毯在中东是当裹尸布用的，那边战乱，常有人员死亡，裹尸布用量很大。
“谢谢苏厂长给我老爸送来一条。”沈达说，“哪天不幸轮到我了，记住也给我送一条，别的我不要，就要苏厂长的。”
苏宗民甩掉他的手，一言不发走了。
他并没有离开，只是站在人群后边参加仪式。以苏宗民的身份，哪怕贵为厂长，在那个场合也还只能站在后排。简短的葬礼仪式结束后，出席仪式人员排起长队，与沈青川遗体告别，与死者家人一一握手，劝慰节哀，苏宗民排在长队后部，在与死者家人握别时再次与沈达相逢，这一次两人都一言不发，只握了手，彼此都用了力气。沈达忽然眼眶一红，眼泪落了下来。
如苏宗民形容：“沈主任现在心情不好。”沈达表现出的情绪不是不好，简直可称恶劣，不只是因为父亲突然病故，还有一大因素：此刻沈主任正走背运，包括所谓的“沈主任”也成了一个倒楣标记。沈达原为省电力公司的调度中心主任，眼下已经不是了，职务已免，暂未安排，此刻称他主任如果不是有意刺激，实在只属安慰。
沈达大学毕业后进了省电力局，十多年一帆风顺。当年收他的老局长是沈青川的老朋友，老局长对沈达非常关照，沈达一去先在局办公室当干事，跟着老局长四处跑，相当于局长的秘书。沈达为人活络、聪明，什么东西都是一点就会，擅长跟人打交道。特别是很会处理上层关系，几乎是生来就会。加上办事有经验，心里有主意，能给领导当参谋，很得局长信任。秘书干了几年，上下情况都熟了，恰逢电力体制改革，省电力局改成省电力公司，依旧是老局长当政，改称总经理，沈达还跟着他，成了公司办公室的副主任。几年后老领导快要到线了，问沈达有什么打算？沈达表示自己到局后一直都跟领导，只有综合部门的履历，太单一、不全面，对今后可能不利，所以想换一换，到业务处室干一干。老领导很赞成，把他调到调度中心当副主任，放手让他管业务，待老领导终于退休时，沈达已经是调度中心的老大，具体掌管全省电力调配业务，位置非常重要。那时他才三十四五岁，是公司里最年轻最为人们看好的中层要角，没有谁不说他是公司里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一年多前，情况忽然发生变化。公司领导层调整，来了一个新老板，是位中年女士，女强人，叫齐斌，名字文武双全，巾帼不让须眉。沈达的楣运意外开始。
这位新来的老总是从省外交流过来的，以往从未在本省工作过，与地方上没有多少瓜葛，虽是女流，却非常强势，事事有主张，处处打下自己的烙印。她对本省电力企业的原有状况不太满意，要按她自己的一套管理企业。到位后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有意识地改变前任老总的旧有安排。前任老总重用的干部也就面临困境，要么弃老忠新，改换门庭，千方百计让新领导收纳，要么就得经受冷遇。
沈达是前任老总的头号重臣，一时面临压力。他开玩笑，称自己虽然对付领导和女人都有经验，但是最讲义气，一定经得起考验，决不叛变。
有一天晚间，沈达和几个朋友聚会，在省城一家新开的大酒店，相聚的都是年轻干部，却都不寻常，有经委的处长、发改委的办公室主任、副省长的秘书、还有若干年轻女子。沈达因为多种关系，跟这些人混得挺熟，成了一个圈子里的人，有机会就凑起来一聚，交换信息、联络感情，通常由沈达安排买单。电业部门向称电老大，管着电线里的那个东西，谁都用得着，厉害得很，电老大的调度中心主任尤其厉害，谁都想巴结，有成堆的人排队等着为他签单。如果不找人，沈达自己也能签，沈老大不缺钱，他的工资很高。
那天晚上，沈达表现英勇，酒杯一端，什么都没吃，先干三杯白酒，喝的是高度五粮液。而后他把嘴巴一抹，向大家告罪，称自己已经预先签好单了，大家尽管尽兴吃喝，他却没办法陪同；因为当晚轮值，他必须守在调度室，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刚换了个女老板，一双大眼盯得紧啊，像醋瓶老婆盯着花心丈夫，让她逮住了包死，所以对不起各位。”他说。
那些人不依，称他们不会让沈达糊弄，沈达肯定不是把自己送去给那个女老板欣赏，一定另有花心。沈达不慌不忙，再喝三杯，这才勉强得到大家批准，离席走人。
沈达真没有糊弄人，当晚他确实轮值。他匆匆赶到单位，并未超过到班时间，却不料有人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找他，不是别个，就是女老总。
“齐总有事，让你去她的办公室。”值班组长说。
新来的总经理齐斌超敬业，家在上海，丈夫和孩子没有随迁，她本人以公司为家，是个工作狂；几乎每晚都在电业大楼上班，思考企业发展大计，同时细心地盯紧手下员工的一举一动。
沈达去了齐总的办公室，一进门齐斌就把脸板起来。
“喝酒了？”
沈达承认，今晚有个聚会推不掉，他过去喝了两杯。
“值班你还敢喝？”
沈达检讨，虽然他从不因酒误事，但是确实不该喝。
“不是第一次？”
“也没几次。”
齐总比沈达大七八岁，加上职位高，见什么是什么，该批就批，没把前任老总的爱将沈达太当回事。她找沈达并无大事，只是核对一份材料里的几个数据。问过之后她一摆手，让沈达回调度中心继续值班。沈达以为事情了了，哪里想到第二天公司中层干部开会，齐总声色俱厉，对他痛加批评，上纲上线，提到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警告他深刻反省，否则必严加处置。她采取的是不点名批评方式，讲有的人身负重责，屡次三番、违反规定，值班喝酒，是害群之马。批评中旁敲侧击，点了些现象，不必太细心，就可以听出讲的是谁。
事后沈达自嘲，说齐总批了半天，只有四个字他听进去了：“害群之马”。
由于新老板强势，谁都敢训，批评人不留情面，而且对一些前骨干存有成见。公司里边，难免有人受不了，要发一发牢骚，发牢骚得找地方，沈达这里最合适。沈达有号召力，哥们得很，眼下一起历难，大家感同身受，可以一吐苦水，偷偷骂一骂娘。公司中层同僚里的不满人员因而悄悄集中在沈达身边。事实上这些人早就搞在一起，只是情况不同。当年老领导执掌大权，大家聚在沈达身边，是希望他在领导那里替自己美言；如今变了，是一起发发牢骚。
所以齐总“害群之马”之说不是随口提及。
沈达是聪明人，如他自己所笑，有“官家遗传”，眼下这种局面，以往没遇到过，至少也听说过。人到屋檐下，该装孙子就得装孙子，沈达心里很明白，也知道有哪些办法可以拿来摆平与领导的不融洽关系。可是这个人偏偏天生是个老大，从出世到如今，基本一帆风顺，凡事有家中大官罩着，骨子里十分傲气，可以顺着捋毛，逆着来就不快活，一旦不快活他还敢来横的，现在临到事前，他只有一个态度：管他的，随他去吧。
事情便显出了些紧张度。
有一天，齐总把沈达叫去，给他看一封群众举报信，涉及加洋水电站。举报信称该水电站设施落后，状况不好，但是老板拿钱铺路，重金贿赂，省公司对他开放绿灯，让他把电卖上电网，发了大财。举报信并没有点明省公司谁拿了人家的钱，但是有一点比较特殊：该水电站位于沈达老家那个地方。
沈达承认事情与自己有关。加洋水电站是一座小水电站，三十多年前由他老家那边地方政府投建，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设备老化，面临关闭。几年前地方政府把该电站卖给一个私企老板，老板投资改造厂房和设备，使电站重新运转。该老板接手电站后，曾与当地县及乡镇领导多次到省公司，请求把所发水电卖给省电网；因为是家乡事务，家乡领导找到他，他帮了忙。
“办理中都按规定，没有违规行为。”沈达说。
这里边当然有些情况。本省水利资源丰富，早年间地方办电积极性很高，全省各地遍布水电站，绝大多数是小水电站。小水电多建在偏僻山间，附近少有工业项目消耗电能，必须把所发电能卖给省电网，这才能够产生效益。对大电网来说，小水电虽然可以补充电力不足，却也存在不稳定问题；因为小水电受季节、水源影响很大，盛水期马力充足，枯水期发电机停转。往往是电网需求缺口大时，水电站枯水无电；电网电力充足时，小水电正当盛水期，发的电用不了，网上根本不需要。所以不是所有小水电发的电都能卖给省电网，需要根据各种情况协调安排。这就有了一个要谁不要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给谁赚钱，让谁赔钱的问题。因此争夺厉害，相争者使出各种手段，包括金钱轰炸，这个不奇怪。
沈达说明，他帮过加洋水电站的忙，但是没有拿钱，相反还赔了，请对方吃饭。因为来的除了电站老板，还有家乡领导，有几个原本就是熟人。
齐斌问：“是吗？”
余音缭绕，人家有怀疑。
沈达咬定：“不信可以查。”
齐总当即警告：“我是要查的。”
不久就出了事：正当盛夏，全省进入用电高峰；那一年恰逢旱灾，各地旱情严重，江河水量锐减，众多水库库容降到极低点，水电站大半停止运行，导致电力供需矛盾尖锐，缺口巨大。邻近省份情况相同，也都严重缺电，无法调剂。省公司在各级政府配合下，除确保重要部门、居民生活用电外，采取各种拉闸限电措施，力图减轻负荷，维持电网正常运转。不料遇上一个持续高温时段，各地用电一起猛增，电网承受不了，终于崩溃。省城近郊一个大型变电站跳闸断电，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省城及附近数市大面积停电，长达数小时，成为一起重大停电事故。
沈达是调度中心主任，首当其冲，于事故之后即被宣布免职。
作为现场调度处置人员，沈达对事故发生无疑负有责任，起码负有对重大险情估计不足、未能及时应对之责，齐斌处置他不缺理由。但是沈达不服，认为齐总不等事故调查拿出结论就先拿掉他，是借机整人，收拾害群之马。沈达据此与齐斌理论，还大发牢骚，四处发表不满，让齐斌更为恼火。
他被搁置起来，大半年时间完全成个闲人，“沈主任”之谓因此成为讽刺。
这时他父亲沈青川突然病逝。
沈达老家那边有个笑谈，说沈市长死于中风，其实不全是，他差不多算是给气死的。别的人气不死他，只有他儿子干得了这种事。
说的是沈达，当时沈达有两件事让老爸特别不爽。
一件是沈达的免职。沈青川多年为官，知道这一行当里起起落落非常正常，儿子需要对一起事故承担责任，让人把主任拿掉，这没什么了不起。让沈青川不高兴的是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无所顾忌，且不听老头子安排。沈青川已经退下来了，不再有当初的影响力，不再像当年一样可以一个电话把儿子安排进省电力部门。儿子的女上司是外省调来的，与沈青川没有旧交，人家根本不需要把已经退下的前地方官员沈青川当一回事。但是沈青川够不着省城电力部门，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依然旺盛，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他告诉儿子，以现在情况看，儿子继续待在省公司不好，不如调回本市算了；可以安排到市经委，先当个副主任，以后再说。只要儿子愿意，他跟市委书记说一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沈达不干。认为自己这十几年都在省城，基础在那边，绝对不能放弃。这种情况下灰溜溜走人，回家投奔退休老父，哪怕给个市长干，也会让人耻笑，太掉价了。有一句老话说：“在哪里摔的，要在哪里爬起来。”他哪里都不去，就待在省公司里奉陪到底，当害群之马，看女老总怎么奈何他。
沈青川骂儿子长了臭脾气。沈达的母亲也配合父亲，拿父母身体都不好，只想儿子回来、一家团聚为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劝说。然而沈达大少爷脾气上来，只听自己的，谁说的都没用，真是把父亲气了个半死。
还有一个人出来跟沈达一起气他老爹，是个小女孩，年方两岁，小不点，打扮得像个洋娃娃，模样挺清爽，却会大哭，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撒野一般嚎叫。
这小女孩是谁？据说是沈达的女儿，沈父沈母的亲孙女。时沈达早有一个女儿，为沈家长孙女，已经九岁多了，是省城的一个小学生。
沈达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结婚的，妻子李珍，就是沈达母亲为他物色的李家姑娘，沈达最终还是娶了她。当年为了避开母亲的安排，沈达不听父母招呼，躲在学校不回家，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留在省城工作。不料沈达的母亲非常执着，非要弄个人把沈达管住不可，也亏得沈达的老爸官大，有办法，加上人家女孩愿意配合，终于联手把沈达捕获：沈达进了省电力局不久，李珍忽然也调到省城工作，进了省法院。女孩笑盈盈找上门来，袖子一挽要帮沈达洗衣服。沈达不禁感叹，说自己算是个孙悟空，还是比不上老妈是如来佛。
在省城相逢，不像在家里老妈监视之下别扭，加上李珍本来也不让人讨厌，沈达不再严加防范。时日迁移，沈达身边原有的那些女孩渐渐走散，沈达自己年纪稍长，进了单位，知道应当有所收敛，不宜再像读书时那样胡闹，沈达的父母适时施加压力，沈达到底点了头，有情人终成眷属。沈达和李珍婚后第二年有了孩子，是个女儿。沈达很喜欢自己的女儿，嘴上却不时嚷嚷，说感到遗憾，他想要一个儿子。
“咱们不是官家遗传吗？”他跟苏宗民发牢骚，“到这里没有了。”
苏宗民说：“女儿也传。”
沈达不认。所谓代代相传，讲的是传子传孙，没听说往外孙外孙女那边传的。
后来那些年沈达春风得意，在单位里崭露头角，步步向上，身边又开始有些花花草草。里里外外，不时有些女子与沈达拉扯，电话里、楼道边，嗲声嗲气，沈主任长、沈主任短，让众人看了眼热，听了心跳。这种事很难一直隐瞒，难免会传到老婆那里，夫妻间自然就会发生些动静。李珍成了沈妻后，不再像自愿当女朋友时那般隐忍，已经知道要保卫自己作为老婆的合法权利；加上自身供职于省高院，作为法律界人士，哪里会容忍他女再来分享丈夫。她和沈达之间渐渐燃起战火，时起时落，有时只在家里燃烧，有时还烧到了双方老爸老妈那里。双方家长为小两口救火，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历经多个回合。
沈达交上楣运，不见容于新来的齐总，因大面积停电事故被免职、陷入低谷之际，有一位少妇风尘仆仆，从省城来到市里，找到沈青川的居所。少妇来者不善，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不点女孩，她把小女孩往沙发上一放，让小不点管沈青川叫“爷爷”，管沈达的母亲叫“奶奶”。少妇说小女孩是沈达的种，她和沈达的私生女。沈达不认，就来让爷爷奶奶认，谁的种谁养，她不管了。
这少妇不是陌生人，十多年前跟沈父沈母打过交道，就是那个卖胸罩的女孩。当年沈母给她家人一笔钱，帮女孩找了一份工作，让她答应不再与沈达纠缠。没想到现在她又冒了出来。她声称自己已经嫁人了，但是单位倒了，下岗了，知道沈达在电力公司混得不错，找上门去求助。沈达跟她重温旧情，哄她上床，答应如果给他生个儿子，就跟老婆离婚娶她。结果生的是女儿，沈达不认账了。
沈青川和妻子被少妇和她带来的小不点弄得一愣一愣，不知道这回爷爷奶奶能怎么当。他们马上给沈达打电话，沈达在电话里很平静，只说那女的已经疯了，别听她胡说八道。尽管打110，让警察把她带走，孩子是谁的谁去认，不行就送民政局福利院。
沈青川问：“你跟她到底怎么回事？”
沈达说：“这个你们不必管。”
沈青川能不生气？
处理类似事项没有沈达说的那么简单。沈青川是什么人？老专员老市长，德高望重，声名显耀，打个电话让警察上门带走一个少妇，把个莫名其妙哭爹喊娘的两岁小孩送到福利院，外界会是什么议论？沈达的旧日相好不是只会卖胸罩，人家胆子很大、很泼辣，心里也很有数，打上门来，把孩子往沙发上一扔，看你们怎么办。
于是又如当年，王阿姨跟少妇展开周旋，深入谈判。王阿姨细听对方陈述，摸清内中实情，以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循循善诱、软硬兼施。对方胡搅蛮缠半天，从要求沈达离婚娶她，退到要求经济补偿。沈达母亲拿了一千块钱放在她面前，告诉她这钱与孩子和沈达都没关系，只是他们老两口关心下岗工人，帮助渡过生活难关而已。事情必须到此为止，再闹的话，他们就要让警察出面采取措施。少妇不听，嫌沈母给的太少。沈母无法再让一步，赶紧又给儿子打了电话。沈达在电话里说，他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家了，让沈母稳住对方，等他到了再收拾。
少妇听出他们电话内容，即抱起孩子，抓走那一千元，跑得不知去向。
其实沈达根本没动，是在省城家中拿电话装神弄鬼，居然就把少妇吓走。
原来这个女人和她的小不点不止是到沈达父母家闹，此前已经找省公司和沈妻李珍闹过，都是挑沈达不在的时候上门寻事。少妇虽然泼辣大胆，却一如既往，只怕一个沈达，无论在哪里闹腾，一听说通知沈达前来处理，立刻偃旗息鼓，仓皇走人。所以沈达一接家里电话，胸有成竹，靠个舌头于三百公里之外把少妇驱逐出门。
问题是沈达此时正当落魄，少妇和小不点的出现给他雪上加霜，在单位被人当做笑料。沈达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要同事们下一次帮他把少妇母女俩扣住，赶紧通知他来认私生女，看他怎么处置。沈妻李珍却不那么容易摆平，夫妻间本来已经战火未断，此时更是加剧，老婆难以释怀，跟沈达大闹了一场。
沈达恼火，放了狠话：“他妈的离婚算了。”
李珍大哭：“不要我们母女，要那个妖精。”
沈达火上浇油：“我还赚一个小不点。”
夫妻俩闹得不亦乐乎之中，沈青川突然病逝。
所以有人称沈青川给儿子气死，不尽是无中生有。
沈达与李珍不和，毕竟还是夫妻，沈青川一死，彼此还得顾全大局。李珍带着女儿随夫回乡，参加了公公沈青川的葬礼。而后母女立刻走人，返回省城，理由是省法院最近很忙，加上女儿是小学生，课外还学钢琴，不能拖课。沈达没跟老婆女儿一起回去，他留在家乡。父亲的后事已经料理完了，母亲有弟弟照料，不需要他太操心；他却不走，在市区和下边县里晃来晃去，找旧日朋友同学谈天说地、打牌钓鱼，居然还偷偷喝酒，似乎不在服丧之中。
他那些密友清楚，此刻沈达不好受，内外交困。主任已经给免了，回单位无事可干，回家还有战争，所以不如躲着。但是虽然停职，毕竟还是单位干部，为父奔丧，也不能耗时太久。本来和齐总就不对路，现在再被抓住把柄，人家生气了，以旷工论处，痛加收拾，沈达的日子更不好过。
有一天下午，沈达跑到连山县找朋友玩。朋友名叫张光辉，小名小六，比沈达小一岁，与沈达出自同一个大院，也是个干部子弟，父亲当过工业局长，他本人不逊其父，已经当了连山县县长，是大院伙伴里比较有出息的一个。张光辉与沈达关系密切，知道沈达内外交困，需要朋友关怀，把沈达约到自己管辖地块，领他跑到山间，游山逛水散散心。黄昏时他们回到县城，张光辉说咱们不上宾馆，那里没什么好吃的。他安排沈达去了路边一个不太起眼的餐馆，这里有野味，五步蛇、大蜥蜴，都是别地方看不到的。其他人不叫，就他们两个，老朋友自己吃饭。
点菜的时候，老板娘跟张光辉说话，问领导要什么小赛。张光辉问人家小赛有什么。老板娘报出卤猪舌、鸡翅膀等等。沈达明白了，原来说的是小菜，不是什么他妈的奥数大赛或者小赛。
他们用连山话对话。张光辉是在原行署大院长大的，并不是连山人，却因为在此间工作多年，一直当到县长，居然学得一口本地腔，能用地道的连山话与当地人对答，与沈达等老朋友在一起时，也喜欢学人家连山腔互相调侃。不想当时张光辉跟老板娘说“小赛”，却让沈达忽然有些感叹，想起一个人——“嫂嫂”。
“有苏宗民的电话吗？”沈达问。
这还能没有吗。
连山水电厂是省属单位，不归张光辉管辖，但是都在一个地盘上，工作联系很多。苏宗民是本地人，苏宗民父亲生前也曾担任过此地县长，算来是张光辉的前辈。苏宗民本人与张光辉也都出于同一个大院，当年沈达与苏宗民在青少年宫旱冰场打架，张光辉在场，奉沈老大之命，下场围捕苏宗民的小孩里，“小六”也是一个。有这么多瓜葛，张县长与苏厂长当然关系不浅，彼此相熟。所以沈达一问，张光辉于饭桌边当场给苏宗民挂了电话，挂通后把手机递给了沈达。
“苏厂长很忙？”沈达跟苏宗民打哈哈，“要不要来接见一下？”
苏宗民问沈达在家里吗？沈达顺着他的话，说不错，自己在家里跟朋友聊天，忽然想起“嫂嫂”，就打了电话。苏宗民告诉他，他此刻不做早操，是坐在车上，回市区看老妈，刚到半路，一会儿进市区后，他会到沈达家，让沈主任接见。
沈达不禁失望。他告诉苏宗民，刚才是开玩笑，此刻他不在家里，是打上苏厂长的老家来，在连山县县城的一家野味馆。本来想把苏厂长找来叙一叙旧，一起继续探讨拉舍尔毛毯的用途；那天在他父亲葬礼上只说了一半，因为情绪比较激动，没讲完，所以还想找机会再深入探讨。可惜看来对不上，他跑到这里吃“小赛”，苏厂长嫂嫂的，已经在路上跑远了。
苏宗民说：“只好另找机会了。”
半个小时后，苏宗民出现在野味馆。
原来接到电话后他立刻掉头赶了回来。连山县城这家野味馆挺有名，他知道，所以电话里都不问一下，直接打进门来。
那时候沈达已经喝了半瓶酒，举止言谈显出醉意。苏宗民指着酒瓶冷笑。
“沈主任管这叫啥？拉舍尔毛毯？”他问。
沈达强调这是酒，茅台，不是毛毯。
“我知道苏厂长什么意思。”沈达说，“父亲尸骨未寒，儿子还敢喝酒，找死啊。”
“对，不像话。”苏宗民刺激他，“你要是真有种，别在这里逞能。”
“我还是知道你的意思。”沈达回答，“你让我回家去喝，对不对？你以为我不敢？”
“你真敢吗？”
沈达称自己没啥不敢的，只不过实在不愿意走人离开。留在老家这里，对付老妈一个女人还容易，回省城要对付的女人可就多了，公司里一个女总、家中一个女婆、外头一个女好，还有一个学钢琴的女儿、一个特别会哭不知哪里搞出来的女娃。这他妈怎么弄？有女人缘真不错，碰多了也真麻烦。
张光辉招呼苏宗民坐下，要服务小姐给他倒酒。沈达当即制止，说人家苏厂长一向不吃请不请吃，哄上桌也不喝酒，别浪费了毛毯。
张光辉说：“是茅台。”
苏宗民让小姐给他矿泉水，他拿矿泉水跟沈达干杯，沈达不干。
“咱们谁是老大？”他问苏宗民，“你敢欺负我？”
苏宗民说：“要么就喝，要么就滚，别在这里发酒疯。”
沈达说：“墙倒众人推，他妈的嫂嫂也欺负人。”
苏宗民问：“你到底喝不喝？”
沈达喝，举杯跟苏宗民碰，扬脸一饮而尽。
苏宗民说：“再来。”
小姐过来把沈达的酒杯倒满。苏宗民给自己倒水，毫无顾忌，直接拿矿泉水瓶往酒杯里注。沈达已经晕了，不再计较苏宗民拿的是什么。
他们再喝。喝完了，苏宗民要求再来。张光辉把苏宗民拉到一边，很担心：“苏厂长这是干吗呢？”
苏宗民说：“这家伙欠一醉。”
“这么弄他受得了？”
“是他活该。”
沈达不痛快了，拿汤勺敲碗，禁止他们俩在一旁嘀咕。
“有屁当面放，别搞小动作。”他喝道。
苏宗民没跟他客气，继续灌他酒，桌上那瓶酒全部灌下去，沈达酩酊大醉，身子一滑滚到了酒桌下边。
他们把他弄上苏宗民的越野车。沈达个子大、身子沉，醉得不省人事，除了借醉使横，不会配合动作。苏宗民和张光辉两个人对付不了，特地请了酒馆两个伙计，都是膀阔腰圆的大小伙子。四个人喊着号子，把沈达从地上抬起来，抓着扛着，弄出了野味馆，塞进了越野车后座。
苏宗民吩咐司机赶紧动身。他们从连山县城赶到市里，没在市区停留，立刻驶上国道，连夜往省城赶。那一路一共开了近五个小时，午夜两点左右，越野车驶进省公司的住宅区，沈达家住里边一幢新楼。那时沈达还在大醉中，吐得身上、车上到处都是。
苏宗民按了沈家的门铃。半夜三更，铃声响了许久，沈妻李珍慌慌张张披着衣服跑过来，隔着铁门询问，声音发着抖：“是，是谁？”
“是我，嫂子。”苏宗民和司机把沈达抬进了屋子。李珍看着丈夫瘫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苏宗民帮着把沈达衣服脱了，让李珍打一盆热水稍稍擦洗一下，再把他抬上床去。当晚李珍母女俩睡在主卧里，他们把沈达抬上了他女儿小房间的小床上。
而后苏宗民告辞。李珍看着醉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丈夫，忽然掉下眼泪，问了苏宗民一句：“我该拿他怎么办？”
“对他好点。”苏宗民说，“帮他过这个坎儿。”
李珍一声不响。
“听我的，不然就完了。”苏宗民又加了一句。
李珍点了点头。
苏宗民连夜返程。
毕业后这十几年里，苏宗民跟沈达走的是两条路。
当年苏宗民回乡工作，到了连山水电厂，该厂还是一片工地。厂区位于大山深处，要在山间峡谷处筑坝，将流经山地的江水拦截，在狭长山谷盆地间形成一座中型水库，同时开凿一条六公里长的穿山隧道，把水引向山另一侧江流下游，利用水流落差发电。这是当年一个重点水电项目，由省里投资，地区具体负责筹建。苏宗民在工地施工组当技术员，那时离电机进厂安装还远得很，干的都是基建活，水电厂的机构建置也还没有形成，由一个筹建办负责协调建设事宜和工地施工。
苏宗民到工地报到的第一天，筹建办一位副主任把他叫去谈话。副主任叫陈兴，工地上的人都管他叫“陈头”，他是工地的实际负责人，大约四十出头，还兼着地区水电局副局长。新来的毕业生上岗，领导通常要谈谈话，讲讲大道理，提提要求，这位陈头找苏宗民谈话，却还拉了点家常。
“你父亲是苏世强？”
苏宗民说：“是。”
陈头称见过苏宗民的父亲，当时陈还是个小干部，苏的父亲在台上讲话，远远地看了几眼。他记得苏世强个子不高，中气很足，讲话声音响亮。
“家里情况怎么样？”陈头问。
苏宗民告诉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母亲身体不好，病休在家。妹妹今年读高三，明年高考。
“日子还行吧？”
苏宗民摆了些家庭困难。母亲病休，工资很低，他上大学这几年，家里节衣缩食，母亲有病都不敢上医院拿药。现在他出来工作，情况好一点了，但是妹妹明年上大学，也得准备一笔钱。
“有那么困难？”
苏宗民点头，没再多说。陈头笑笑，摆手让苏宗民走。
人家不信。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是个著名人物，在地区副专员任上跳楼自杀。为什么事跳楼？钱，据说拿了人家几十万。没有这种事他干吗跳楼？楼一跳钱就没法找了，但是人民币不会忽然化成烟。这些钱应当还在，可能还藏在苏家的某个床铺下边，够苏世强的遗孀、子女用一辈子。所以苏宗民哭穷，那是装的。
苏宗民很清楚旁人怎么看待他父亲的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他无法解答。他始终只坚持一条：家里很困难，他需要有一份工作，所以到了工地。
陈头安排苏宗民到隧道工地，参与监管施工质量。这项工作与苏宗民在学校里读的专业无关，属专业不对口，但是人家不管那个，工地上需要什么就得干什么，可以一边干一边学。需要苏宗民边干边学的不只是土方、石料、水泥标号之类，更多的还有人情世故。
下工地第一个月，工程队的一个工头来找苏宗民，当时苏宗民在工棚里看图纸，天气比较热，他只穿背心，把工作服挂在门边的铁钉上。工棚里没有其他人，工头给苏宗民递了支烟，苏宗民摇头，说自己不吸烟。那人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烟。
“有事吗？”苏宗民问。
“没事，你忙。”
工头在工棚里站一会儿，告辞。出门前他指着挂在门边的工作服问：“你的？”
苏宗民点头。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随手塞进苏宗民工作服的口袋。
苏宗民一时感觉惊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待人家走后，他过去摸了摸工作服，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个信封。是那人留下来的，空白信封，一个字都没有。
里边却有东西，钱，一百元。
当天下午，苏宗民在工地上碰上那位工头，把他拉到一边，将信封奉还。
“哎呀，小意思。”那人不接，“插一点，加班补助。”
苏宗民明白了。所谓“插”原来就是这个。
几天前，在工地食堂吃饭时，苏宗民与两个筹建办年轻人同桌。那两人比苏宗民大几岁，在工地混了一年多，已经很油了。两人在吃饭时互相打听，都问对方：“给你插了没有？”表情比较暧昧。苏宗民听了纳闷，不知道两个小子插的是啥，难道是搞女人？两人还互相比较数目，彼此伸出的都是两根指头。
现在苏宗民知道了，他们说的应当是这个，“加班补助”。所谓“插”没别的意思，就是形象动作，把信封往口袋里一插，简明扼要。看起来工头们“插”钱也分三六九等，苏宗民是新来，初入道的，等级较低，只能“插一点”，别人两根指头，他一百元。
苏宗民把信封“插”回工头的口袋。说自己的加班费指挥部已经给了。
“都拿了呢。”工头说。
他说别人他不管。反正不必给他。
“你是，哈哈。”工头看着苏宗民，说了半句话，表情很特别。
事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后该工头又来了，再“插”，这一次加了倍，二百。
“大家都一样，真的。”他说明。
他可能以为上回苏宗民嫌少，因此加了倍，一视同仁。
苏宗民又把信封“插”了回去。
“真的不要。”他说，“再这样我拿去交了。”
“小伙子怎么搞的？”人家不满了。
苏宗民还是那句话：他就这样，别人他不管，不必给他就行。
不久后苏宗民休探亲假回工地，拿了一张车票单据找陈头签字报账，陈头随口又问一句：“家里真的很困难吗？”
苏宗民说：“是。”
他不知道陈头什么意思。也许还一直记挂当年苏副专员的几十万元？认为小苏有这么几十万，报销几块钱的车票也太小气了。也许他还知道包工头送的钱被苏宗民“插”回去了，认为苏声称家庭困难纯属假话，要真是缺钱，为什么不拿？他老爹当年拿人几十万，他小苏拿几百块钱算个啥？大家都拿了，只有你不拿，总得有些缘故。
从那以后，一直到水电厂建成，苏宗民行事一致，多一分不取。与众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头几年他颇受猜忌，单位里最差最累的活差不多总是他的，好事当然总是没他。这人很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叫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的事不闻不问不掺和，渐渐地大家就了解了，都说这小子虽然行事个样，脾气古怪，其实不错，并不多管闲事。
下工地的第二年，有一个人千辛万苦，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找到了苏宗民。
是袁佩琦，她独自前来，整整坐了两天汽车。当时连山水电厂工地还不通班车，道路不好，交通困难，袁佩琦从省城出发，到地区换车，当晚住在连山县城，第二天才搭上一辆往工地载货的拖拉机，到达目的地。
她见了苏宗民，非常惊讶，问道：“是你吗？怎么变成这样！”
与大学时候相比，苏宗民已经变了一个人。苏宗民本就是小个子，工地上跑来跑去，风里雨里待了一年，被山间的大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几乎成了个人干。工地里又是泥又是水，到处尘土飞扬，露天工作场合，衣服特别不经用，加上小伙子不善于收拾自己，整个人显得非常邋遢，工作服上的油污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袖口抽丝、肘部破损，那模样不像是技术人员，倒跟混凝土浇铸现场的民工差不多。
袁佩琦到达时，苏宗民正在工棚里修机器，也不是什么大家伙，是一只手提扩音喇叭。工地上这东西很管用，特别是放炮炸土石方之际，最怕哪里突然冒出个人，让爆炸飞石砸死，出安全事故；因此用得上这种扩音设备，在放炮之前及早喊叫通知，让周围山岭的人能够听到。这只喇叭用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苏宗民把它拆开，找了个电烙铁修理，干这种活他已经是师傅级水准。
这时工棚外有人喊叫：“小苏，有人找！”
袁佩琦掀开门帘，走进了工棚。从外边大太阳下走进来，一时间工棚里全是黑的，袁佩琦只见一个黑影从桌子边站起来，她眯起眼睛使劲瞧，根本看不出半点苏宗民的早先模样，顿时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苏宗民？”她试着问了句。
苏宗民笑：“你怎么找到这里？”
她这才放心，这个笑容和口音不会错。
袁佩琦还是当年大学里的那个样子，只是显得成熟了一些，背着个包，戴一副墨镜，还有一顶遮阳帽。大学毕业后，两人时有联络，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但是再没有见过面，这是第一次重逢。袁佩琦毕业后留在省城，改行了，她进了医疗单位，在省立医院行政处。她的父母都在医务界，她似乎注定要进那个门，哪怕当不了医生。
忽然在工地上相见，苏宗民当然更为吃惊。苏宗民问她怎么不说一声，突然跑来了？她反问道：“不能来吗？”
苏宗民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说。
“谁告诉你路怎么走？沈达吗？”
她承认，是沈达给她画了张路线图，告诉她在哪里转车，怎么进山。她是请了假，加上周末休息时间，专程来看苏宗民的。
苏宗民很感慨。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同学到过这里，一个是沈达，还有一个就是她。沈达是坐着局长的车，跟随前来视察。袁佩琦不一样，是独自一个，跋山涉水，特地跑来找他的。
“听起来，你有些感动？”袁佩琦笑着问。
苏宗民纠正：“是很感动。”
苏宗民领袁佩琦参观工地，带她去了大坝浇铸现场，再走进正在开掘的引水隧道。隧道挖在石头山里，洞壁还没有敷砌，凿开的岩石露出截面，一盏一盏电灯延向隧道深处。洞壁上有水流渗出，流到洞底两侧的排水沟，沿着水沟流往洞外。洞底水汪汪的，铺着废模板。苏宗民和袁佩琦两人戴着安全帽，换了雨靴，踩着洞底的模板往里走。隧道深处，传来空气压缩机和风钻轰隆轰隆的声响，越往里走，越发震耳欲聋。
袁佩琦抓住苏宗民的胳膊，紧偎着他往洞里行进。有两个民工推着手推车从里边出来，与他们相向而过。袁佩琦并无丝毫躲避，还是偎着苏宗民。
苏宗民道：“人家眼睛盯着呢！”
他得喊着，才能在空压机和风钻声中让袁佩琦听明白。袁佩琦抓着他的胳膊不放，大声回应道：“他们不认识我。”
苏宗民道：“他们认识我。”
“你害怕？”
苏宗民笑道：“感觉很温暖。”
他们走到了隧道尽头的工作面，有十数个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忙碌，往岩石上凿炮眼。有人跟苏宗民拍拍肩膀，权当打招呼，还指了指苏宗民身边的袁佩琦，像是在询问，又像在打趣。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响中，大家都用手势，没有谁想要扯嗓门说话。苏宗民和袁佩琦在工作面待了一小会儿就原路返回，铺在隧洞底部的模板被他们的靴子踩得巴唧巴唧发响，水流从模板边喷溅而出。
苏宗民问袁佩琦对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感觉？袁佩琦想了想说：“很特别。感觉不像是你该干的。”
苏宗民再问，按她的想法，他该是干什么的？
她忽然冒出一句话：“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了。”
苏宗民顿时无言。
沈达把情况都告诉她了。有一天沈达陪领导去她们医院，顺便跑到行政处看她，在那里谈起苏宗民。沈达说他前些时候随局长去了连山水电厂工地，见到了苏宗民。苏小子瘦得就像只猴子，让太阳晒成个非洲黑人。后来就谈到苏宗民毕业时执意要回老家去工地，沈达说苏宗民心里头有一块伤疤，把他害得不成人形。事实上，这块伤疤也把袁佩琦害了。在学校时，她和苏宗民互相喜欢，彼此都清楚，苏宗民最终掉头离开。为什么？因为父亲，苏宗民至今没有摆脱他父亲留下的阴影。
于是袁佩琦知道了旧日苏副专员的故事。
她买张车票跑到工地来了。
“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袁佩琦问苏宗民，“再怎么说，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为什么要让他一直阴着自己？”
苏宗民告诉袁佩琦，她的话让他宽心，却不是真话，有些境遇碰上了才能明白，局外人很难想象。比如他来到工地，领导见了面就问：“你是苏世强的儿子？”可见父亲还是父亲，儿子永远摆脱不了。
“为什么要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应该把它摆脱。”
苏宗民称这种事有如命定，不是想摆脱就能摆脱。如果他父亲没有出事，还在那个位子上，估计他不会落到这个工地。但是命运一转，他来了，很可能落地生根，在此过一辈子，陪着这里的大坝、隧道和发电机，终老于深山。
袁佩琦反驳，认为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无论出自什么家庭，这种事例太多了。
苏宗民承认袁佩琦说的不错。如果他努力，加上一点运气，有可能改变处境，也许还能渐渐出人头地；搞得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一步步往上，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可能就有一天，轮到他背着所谓的几十万，从某一座大楼顶层跳了下去。
“胡说什么呀！”袁佩琦叫道。
苏宗民道：“是沈达说的。”
他让袁佩琦去问沈达，了解何谓“官家遗传”。以他看，如果真有一种当官的基因，那么出事和跳楼也可能通过该基因遗传。
“沈达说，你父亲死了，你的脑筋也给弄坏了。真是的。”袁佩琦感慨。
袁佩琦从沈达那里听说，苏宗民心里压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父亲的遗言”，是他父亲去世前跟苏宗民说过的很特别的话，对他有如魔咒。他从来不愿提起，却始终被它左右。苏宗民的不近人情以及一些有悖常理的举止跟那有关。沈达的话让袁佩琦联想到读大学时的一个星期天，苏宗民到她家里帮助修录音机，留下来吃中饭，恰电视新闻里有一个贪官受审，她注意到苏宗民表情很特别。返回学校的路上打听怎么回事，苏宗民称自己想起了他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却不肯说那句话是什么。
“看起来真有这回事？你父亲到底说些什么呢？”袁佩琦追问。
苏宗民不做正面回应，只说沈达说得太玄了。
她却认为苏宗民确实有问题。苏宗民提起要在山沟里终老，或者要去跳楼，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摆脱心里的阴影，一定要把前景想象得这么灰暗？苏宗民告诉她不是想象，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但是他从不谈起。袁佩琦是例外，他必须跟她说。
“你到这里找我，没告诉你父母吧？”他问。
袁佩琦不吭声。
“你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山沟里怎么生活。或者想象一下，像我母亲那样面对父亲的死亡。你能忍受吗？”
袁佩琦嚷：“苏宗民，你不要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