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旭成在青云县已经待了两天。按常理，书记下乡，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肯定要跟在身边，可他却轻车简从，只带了秘书、政研室主任及市农业局局长。他想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深入调研一番，三农工作困难究竟在哪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究竟是什么，海川农业振兴之路该怎么走。

青云是个农业县，农业人口占了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县委、县政府为了迎接郝旭成的到来，精心准备了一份漂亮的汇报稿，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拟定了几套调研方案，供郝旭成调研之需。

郝旭成却对听汇报没什么兴趣，县委书记照本宣科才念了几页，郝旭成便插话：“我看就不要照材料念了吧，大家都看得懂。”

县委书记只好脱稿讲了几句，讲着讲着又对着稿子念起来。

“跟你讲不要念，你又念！”郝旭成拉长了脸。

县委书记和县长面面相觑。汇报会不念汇报稿，那还汇报什么？

“同志们，抓工作要务实，不要搞花架子，不要搞形式主义。比如这样的汇报会，有材料发给大家看，就不要一板一眼念了。在座的领导干部都是有文化的人，都看得懂。这里面说这几年乡镇引进外资成效明显，小康村建设大力推进，还是到实地走一走。就看这个什么乡，哦，进亭乡，去年引进的外资企业，辉煌药业；还有这个乡的袁墩沟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前年三千五，去年三千九，不错嘛，那就去看看吧。”

县委书记一干人当场傻了眼，预定方案里根本没有考虑这条路线。进亭乡的书记、乡长更是急得冒出汗来。这些年，县委县政府把投资规模五百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列入乡镇考核指标，要求至少要有一家外资企业。进亭乡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鸟不拉屎！还想招来外商？但指标是硬的，又不能不完成。怎么办？书记、乡长借鉴一些地方的办法，出了个招，从外地市请来了一位老板，好吃好喝招待几天，让这位老板帮忙出具一些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同时，找了一块闲置地，堆上几堆石料沙子，挂上一块制药厂筹建处的牌子，“外资企业”就算引进来了。县里的考核组来了，也是好吃好喝接待一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忽悠过去了。现在郝旭成书记要看这个企业，怎么办？

不由得县乡领导犯愁，郝旭成已离开会议室，坐上了车。县里一干人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走。进亭乡的乡长有苦不能说，一边抹着汗，一边遥控指挥，吩咐乡里在家领导立即调配施工车辆开进“工地”，哪怕有一辆推土机摆摆样子也行，尽量组织人员，带上锄头铁锹，到“工地”上干活，还有，另派一路人马，立即赶赴袁墩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几个老上访户，该劝的劝、该骗的骗、该拉走的拉走，应对市委书记大驾光临。

好在去进亭乡的路途比较远，路况也比较差，柏油路面一个窟窿接着一个窟窿，车开得慢，县乡干部还有一定的时间，只是苦了郝旭成，一把老骨头都快给颠散了。

乡长的电话热得发烫，上车前县委书记的几句耳语更让他胆战心惊——“别给我捅娄子，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等会儿会出什么事情，谁能预料得到，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绝没有什么好事！电话好不容易停了下来，正欲喝口水润润喉，急促的铃声又响起，是在家指挥的副乡长打来的：“乡长，乡长，实在找不到车啊，全乡找不到一辆推土机啊！”

“他妈的，你是猪啊，没有推土机你不会去找拖拉机！”乡长的吼叫声中竟然有了一丝哭腔。

当郝旭成站在一片长满荒草的黄土地上，看着两三辆突突作响的拖拉机及几十个有气无力抡着锄头、铁锹的人时，心头一阵火起，转头问县委书记：“这就是你们引进的外资企业？”

县委书记不知如何作答，乡长跨前一步，说：“报告郝书记，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因为征地赔偿上有些难度，所以整个进度被稍微拖了一下，不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目前正进行土地平整，下一步就可以建厂房、进设备了。”说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色，但听得见一颗心咚咚作响，紧张得不得了。

“这个企业的投资商呢？”

“我们刘总前几天去上海了。”一个穿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男人走到郝旭成面前，点头哈腰。

乡长忙介绍道：“这位是投资方代表，汤副总经理。”

“汤副总经理，谈谈你们的项目吧。”郝旭成背着手，盯着“汤副总经理”的眼睛。

这位所谓的“汤副总经理”，其实是乡里一位分管工业的副乡长，招商引资的具体操办人，情况比较熟悉，一些虚假数字也记得牢靠，说起来倒是头头是道，滴水不漏。郝旭成虽然心有疑惑，但从言语对答中却挑不出什么问题来。他来到干活的“民工”面前，问道：“师傅，你来这干几天了？”那人指指自己的嘴巴，“哦哦”几声，复又低头锄草。“汤副总经理”说：“哑巴，他是哑巴。我们公司秉承服务社会造福农村的经营理念，走慈善之路，尽力帮助残疾人，前期一些简单的基建工作，比如平整土地啊、修排水沟啊，等等，就从本地找一些聋哑人，一天也有八十元的工钱，相当于一百五十斤稻谷了。等公司正式运营后，我们还要招收大批残疾人。同时，鼓励当地农民种植中药材，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发挥产业链效应，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制药厂嘛，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治病救人，我们不仅要做到产品好、经济效益好，还要做到服务好、社会效益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乡长暗中竖起了大拇指。这家伙太有才了！待在乡镇真委屈了，去县里当个宣传部长都绰绰有余！

郝旭成没有被这几句漂亮话忽悠，心头的疑虑始终未能消除。他默默地环视一周，默不作声，上了车。

在乡政府吃午饭时，郝旭成依旧一言不发，把几口饭扒拉到嘴里就起身了。坐到车上后，吩咐秘书，让县乡领导不要跟着他，留一个乡干部带路去袁墩沟村。

县乡领导又慌了神。

还是乡长有办法，当即安排几个早上没与郝旭成碰面的乡干部，火速走山路超近道赶往袁墩沟，和早上已经到村里的干部密切配合，见机行事，尤其要物色几个平常比较会懂得说话的农民，教他们应答一些郝旭成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

这年头，村干部也见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有一套门路。郝旭成问起农业生产情况，村民主任说得有板有眼；问起小康村建设，有关数据答得也是和县里汇报的高度一致。村民主任经验丰富，叫来参加座谈会的人可就没那么麻利了。郝旭成让村民主任找一些人来座谈。村民主任叫来了十来位事先打好招呼作好准备的村民，和打前站的几位乡干部一起，来到村委会议室。

“老乡们，我们不是开会，随便聊一聊，今天这里没有县里和乡里的干部，聊什么都可以，生产生活啊、干部作风啊，对发展农业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聊。”郝旭成一边给他们分烟，一边和蔼地说着。

村民们只顾埋头抽烟。

一个乡干部看村民们都不说话，怕冷了场，只好清清嗓子，讲了一堆党的政策好、县乡干部作风好、农民收入高之类的场面话。干部就是干部，说话流利，一口干部腔。郝旭成不由皱起了眉头，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本村二组的段德兴。”那人言语依然麻利，脸不红心不跳。

郝旭成见他衣着光鲜、皮肤白皙，兼之满嘴麻利话，一点都不像农民，心下越来越疑惑，当下也不点破，转头问那人旁边的一个人：“老乡，你家里几口人啊？孩子都读书了吗？村里学校办得怎么样啊？”

这人倒是正宗的村民，没读过什么书，人老实，胆子小，见着市委书记这么大的官，有点紧张，说起话结结巴巴：“报，报，报告书记，五，五，五口人，两个老人，一个孩子，没有违反计划，计划生育。”

郝旭成笑了起来，众人也跟着呵呵笑了起来，场上气氛轻松多了。

“老乡，不要紧张，我们老哥儿俩随便聊聊。孩子在哪读书啊？”郝旭成又递了一根烟给他。

“在城里念高中呢。”这村民被众人一笑，有点害羞，摸了摸自己的头，一脸憨像。

“送孩子读书，要花不少钱吧？”郝旭成问。

“是啊，谁说不是呢。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一大堆，哪来那么多钱哪……”说起孩子读书的花销，这位老实的农民忘记了乡干部的交代，一肚子的苦水倾口而出。

白胖的乡干部一看情形不对，忙踩了他一脚。他没领会，继续讲：“地里能刨几个钱呢？家里没人生病还好，要是生病了，真不知道……”

乡干部一听，越来越不对劲，便又重重踩了他一脚。

那村民跳将起来，大声喊：“你干吗老踩我！”

乡干部面露难堪，瞬即恢复正常，扯扯村民的衣角，干笑几声，说：“郝书记，我们村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以前生活不好，大人即使节衣缩食也要让孩子上学。我们这里出了不少读书人呢，市里李之年市长的秘书袁行舟就是我们村里人。现在日子好过了，我们村也是小康村了，大伙儿送孩子上学的干劲更足了。”

郝旭成不是瞎子，岂看不出这里面的猫腻儿。很少在人前发脾气的他，怒气上涌，一拍桌子：“你给我出去！这里面还有几个县乡干部，都给我出去！再不出去，查清楚，我撤你们的职！”

三个人站起身来，低头走出了会议室。

虽然乡干部全出去了，但村民经这一吓，也不敢说话了，无论郝旭成怎么说，他们只是埋头抽烟，一言不发。郝旭成叹了一口气，挥挥手，让他们也走。村民主任站在门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郝旭成的秘书轻声对他说：“你也走吧。”

郝旭成头脑一阵眩晕，肘撑在桌上，手按着额头，紧闭双眼。秘书慌了神，急忙倒了一杯水，送到郝旭成面前，低声说：“书记，喝口水吧。”

郝旭成喝了一口水，感觉好了一些，说：“我们出去走走，你告诉他们，都不要跟着我们。”

郝旭成走出会议室，来到村委楼前的空坪里，看乡村干部还围在那里，便瞪圆了眼。秘书赶紧跑到人群中，交代了一番。这些干部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人已将情况通过手机向乡长作了汇报。乡长哀叹一声，瘫坐凳上，久久不能起。

郝旭成来到一个农家，看见门前一个农妇正在洗菜，便问：“大婶，这菜不错啊，平常卖得好吗？”

“人要吃，猪也要吃，哪来的菜卖！”农妇头也不抬。

“乡里不是说，你们村的群众靠卖菜，一年能收入好多钱吗？”

“乡里的话也能听？”农妇一抬头，看见站在眼前的老头，完全是电视里大干部的模样，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下。这时一个男人从屋里冲出来，吼一声：“你这个妇女××，嚼什么舌头，骨头痒啦？快给我煮饭去！”

妇女端起洗菜盆，转身进了家。郝旭成正想问那男人，那男人却先开了口：“种地人，啥都不知道，有事找村干部。”砰的一声关了门，把堂堂市委书记晾在大门外。

又来到一家，郝旭成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没让随从人员跟着，自己进了大门。家里只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正坐在堂屋的凳子上抽烟，郝旭成和蔼地说：“老人家，我是外地来的，口渴了，讨口水喝啊。”

老人眼神不大好使，摸索着搬出一条凳子，说：“坐吧，客人，我给你倒茶去。”

“小心啊老人家。”郝旭成搀着老人来到厨房。厨房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摆设及其简陋，桌上摆着一个木蒸笼，还有几个粗瓷大碗。老人从一个瓦罐里倒出一碗茶水，递给郝旭成，问：“客人从哪里来啊，怎么会来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啊？”

“走亲戚，路过的。”郝旭成喝了一口略带咸涩的茶水说，“老人家，我听说这个袁墩沟村群众的生活水平挺不错的啊，都评为小康村啦。”

“什么小康村，纯粹是唬弄人的。我儿子儿媳一年到头在地里讨食，口袋里还没有七八百块钱，乡里的干部七算八算说我们家收入三千五，人均三千五，哪里的钱呦，天上掉也掉不出这么多呦。他们硬说有，山上砍下一棵毛竹也是钱，砍回一捆柴也是钱，河里摸回几条鱼也是钱，菜地里抓回几棵菜也是钱，这不是骗鬼吗？客人，你们那边也是这样算吗？”

郝旭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谢过老人后，想走出去，两脚却像灌了铅般沉重，手扶着墙壁一步步走出门外，秘书赶紧上前扶他，他虚弱地说：“走……我们回县里。”

走到村委楼前，那几个乡干部又围了上来。郝旭成一见他们，胸口更堵，脸色涨红，闷闷地骂了声：“你们这些浑蛋……”还没骂完，突然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