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庆玻璃破产案件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公告期满后，将于本周二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案子如李劲风所说，由庭长张帆亲自审理，李劲风为合议庭成员之一。我从她那里得到信息，永庆的债权人除了天世海贸易和江苏的那家公司外，还有五家，但数额都不大，加起来不到一千万元。因永庆玻璃欠我们的律师费，正义律师事务所也成了债权人之一。
说起这件事还很有意思，当时，我们和张平约定，届时转入天世海贸易债权总额的百分之五作为我们的律师费。但破产债权必须是一种确定的债权，我们约定的百分之五是一种不确定的债权，无法成为破产债权。我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能从法院截回我们的律师费，将来这笔钱进了贾作章控制的天世海贸易，甚至钱回到张平的手里，我们都不好要回来。国人最缺乏诚信，打官司来求你，说什么都行，官司赢了却不愿意付律师费。虽然双方之间签订有协议，但和自己的委托人打官司，耗时费事不说，那些天天和你见面的法官会怎么说？多少有些尴尬吧！我曾经想将律师费作为破产债权，并和李劲风进行过探讨，她说几乎不可能。“为什么不变做一种确定的费用呢？”——不过她还是启发了我。初步估算那块土地的价格，百分之五也就是一百五十万元。我给张平说了一下，百分之五是个不确定的数字，法院不受理，我估算了一个数字重新签订协议，到时候如果超过百分之五，那么多余的退还给他，不足的不要了。张平有些犹豫，我说：“确定为具体债权后，法院就会受理，那时候我们就是债权人，破产财产可以多分一块回来，与其让别人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拿回来？”
张平说：“那行，干脆多写一点。”我心想一百五十万元也可以了，如果太高，债权人会议上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法官会怎么看我们？这律师也太黑了。
重新修改了一份《代理协议》，将律师费写成累计三年欠一百五十万元，并分数次开了发票。永庆的公章就在杨晓玲手中，协议打印出来后直接盖上，又让杨晓玲出了份欠条，在公告期满前递到法院，于是正义律师所也成了债权人之一。
周二下午，在法院三楼的会议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如期召开。法院主管业务的刘副院长也参加，说案子很大，债权人、债务人相互配合，一定把案子做好了，让大家都满意。破产是企业合法地逃避债务，债权人肯定不会高兴，怎么会都满意呢？
张辉是正义律师事务所债权的代理人，我是天世海贸易的代理人，加上杨晓玲，这个案件中有三个人来自我们所。开会前，杨晓玲和张辉找到我，说他们很紧张。我说就当什么事没有，杨晓玲现在是债务人永庆玻璃的代理人，和我们不是一家人。
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我们七家债权人代表坐一边，杨晓玲一个人坐一边，看上去有些孤单，又是个女孩子。张帆问：“你们的老总张平没有来？”杨晓玲没想到法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他敢来？欠这么多钱，来了不怕我们揍他？”其他几个债权人的代表也随声附和，轻轻化解了法官的这个提问。
会上对每批债权进行了重新核实，天世海贸易是最大的债权人，总计一千一百九十六万元，江苏鸿润三百四十二万元，正义律师事务所一百五十万元，其他五家加起来九百三十七万元，债权总额两千六百二十五万元。作为永庆玻璃代理人，杨晓玲对每笔债务都认可。
这个破产案件有其好做之处，因为工人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提前解决了，那么作为破产程序，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确定破产企业的管理人。按新的破产企业法，有资格做管理人的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但是由于这项业务刚开展，法院还没有像鉴定机构那样，有一个成熟的、可供委托人进行选择的管理人名单。法庭决定成立一个由债权人共同组成的管理人委员会，在法庭的负责下工作——这也算是创新司法。由债权人共同管理，节省了一批费用，一切运作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进行，债权人放心。
由法院出面协调，在永庆玻璃办公楼找了一间房子，专门供债权人代表使用。永庆玻璃已经没有什么财产，就厂房和那块地。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变现？办法也只有一个，委托法院及时拍卖。
我去过那个办公室几次，那几个债权人的代理人有的干脆就住下来，等着拿钱。大家很快混得很熟悉，代理人基本都是律师，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为表地主之谊，我决定请他们吃个饭。一定要和这些家伙拉好关系，因为天世海虽然是最大的债权人，但因有抵押权，在债权人会议上并没有表决权，说了不算！
我把吃饭的地点选在海边一个很有特色的酒店里，满满摆了一桌子，酒倒上后，我说：“各位，这酒我敬大家了，我们的债权虽然最大，但没有表决权，说了不算，就靠各位了。”说完一干而尽！众人说大家是一个立场上的，不分彼此。江苏鸿润的律师姓蒋，他说：“拉倒吧，你们的债务有抵押，最保险的，破产后首先偿还的是你们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张辉打圆场：“吃饭就吃饭，不讨论案件，都把酒干了。”
吃了一会饭，说了些其他事，话题又转到案件上，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那块地能卖多少钱。
我说：“金融危机过后，现在青城的房地产业开始恢复，最近涨得非常厉害，以青城的地价，那块地拍三千万元没问题，都放心吧！”
听到这里，大家齐声欢呼、碰杯，那样子就像一群准备分赃的强盗。
眼看十一长假来临，我在网上搜索一个可去玩的地方。那个地方不要太远，人也不多，出去放松几天就行。正在这时，张辉推门进来，说道：“李律师，吉家三姐妹的案子，对方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这不胡说八道吗？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由土地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难道有错吗？”
“不简单啊。这背后绝对有高人指点，法院驳回后，他们还会上诉，这是人为地拖时间，让你绝望或做出让步，这来回一折腾，至少半年，然后再开庭再上诉，先不说结果，程序走下来估计得两三年。这个案子是由前面那个行政诉讼衍生来，肯定有政府的影子。”
“那怎么办？”
“一点办法没有，等着吧！”
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刘文良推开门，说：“到会议室，老管说法院发来了杜正兵的起诉书，二十二号开庭。”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拿上笔记本去会议室，管镇玉、丁花和杜正军已经在那里了。
如刘文良分析，检察院没有起诉那个六万元和三万元的好处费，其余四笔都在内，对于第一笔是这样认定的：“被告人在分管业务工作期间，先后多次以劳务费、勘察费的名义，从本单位或直接从业务单位支取款项，总计贪污一百四十九万元。”起诉书的结尾也说：“被告人在羁押后，认罪态度较好，并主动退还七十八万元赃款。”
丁花问能不能判缓刑。管镇玉说现在不好说。他和现法院负责刑事的鲁院长沟通过，对于一百四十九万元这笔，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鲁院长认可控方定性不准，证据不足，可以“下功夫”，争议最大的是那个八万元和五万元。一开始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的，后来又承认，前后矛盾。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笔款还在开发商那里挂账，没有核销，也就是说单位还能依合同收回来。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实际控制”？如果这两笔款被杜正兵收回——从房产商的账户核销——杜正兵用其买房——那就是典型的受贿。
“那两张卡呢？”我说。
“这个我给鲁院长说了，就是私人关系，那个人和杜正兵是同学，逢年过节的一点意思，杜正兵也没有为其谋取什么利益。”
刘文良说：“我仔细研究过，从事实和法律上来说，每一笔都不构成犯罪，我主张做无罪辩护。”
管镇玉说：“鲁院长说了，现在正是风口时节，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之前又是纪委移送过来的，比较复杂，政法委也介入了，杜局长是处级干部，已经当做反贪的重要成果之一，法律的规定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
刘文良说：“我们以什么认定被告人的罪行，是不是《刑法》？从法律上来说，杜正兵就是无罪！这四笔，控方没有一笔能站得住脚，我们就是要做无罪辩护！”
管镇玉摇摇头：“无罪辩护有风险啊，我主张罪轻辩护！影响这么大的案子，如果法院最后认定被告无罪，你们觉得可能吗？各级会怎么看？我倒觉得八万和五万这两笔可选择承认，争取从轻判决。”
刘文良两手拍着桌子，说：“我反对，我们辩护人就是依法律辩护，要是不按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
管镇玉说：“现实如此，我们还得做。开庭前你们还得和公诉人那边沟通一下，这很重要，法院、检察院都要提前做好工作！两位家属有什么意见？”
丁花不知道是认还是不认，只是抹眼泪。杜正军叹口气，说：“要不把那个八万和五万认了吧！”
刘文良无奈地摇摇头。
管镇玉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还要分头准备。八万和五万认了。一百四十九万元这个定性有争议，证据也不足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利用工作便利，为个人谋取私利，没有利用单位资源，本质是违纪。可我们说了不算，现实中有一种做法，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开个研讨会，最后形成一种意见，法院还是会参考的。当然，请国内有名的专家会有花费的，这种行为是否涉嫌犯罪，有争议，大多数专家是否认的。另外，家属还要做好退赔的事。”
一直沉默的丁花开口了：“你们不是要否定这个一百四十九万的贪污犯罪？那为什么还要让退呢？难道最后我们坐了牢还要退钱？我卖房退了七十八万元，现在无论如何拿不出来了。”
管镇玉说：“这，违纪的也要退啊，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杜正军说：“我想想办法吧！”
大家分头去准备，丁花出门的时候很伤心。按说杜正兵贪污也好，买设备自挣也好，他都会给家拿来钱，她怎么会说没钱呢？
已经是下班时间，摸了一下兜，发现没烟了，找刘文良去要了一支，点着了。我说：“专家的意见真的有用？”
刘文良说：“不好说，用有用的道理，不用有不用的道理。不用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判例法的国家，学者的意见没有效力；用也能说得过去，毕竟咱们国家的刑法就是这帮人参与起草的，又是国内有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