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玲的话让我一夜难眠。事实上，林诗音的死成了我心头一块抹不掉的阴影。我常常在夜晚和工作之余想起这个案件。她死后的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她显然做过精心准备，还画了淡淡的妆，神情安详、宁静，仿佛睡着一样。整个屋子整洁有序，身上的衣服和床单的颜色我都记得。就这样一张安详的面容，有时又会变成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让我从梦中惊醒，让我寝食难安。她是自杀的，但绝对与我有关，抑或说我就是凶手也不为过。我也曾经想过，促使她离开这个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她对唐鸣祖的爱。唐鸣祖的死让她绝望，她的心早已死了。那之前她就想好，天堂或地狱之门在向她招手，她已经预备好了与心爱的人相会合，那份公证过的遗嘱只是一张生死符，在关键时候推了她一把。这么说她的死又与我关系不大，我大可不必在心里与自己过不去。从法律上来说，她是自杀，更与我无关！可真的是天衣无缝吗？
再回想那时，几笔大的律师费收到囊中，摆脱贫困，我真正体验到做律师的甜头，对隐藏后面的危险根本没有意识到。虽然整个经过都没有留下任何凭据，但那卡是我收的，也是由我亲自送到邢红手中的。那夫妻二人贪财，如果真有一天东窗事发，会不会把我供出来？退一步讲，我是以代理律师的身份出现，可办理委托手续了吗？钱交到所里了吗？开发票了吗？这是严重违反执业纪律与职业道德的。一定说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能说得过去。如果邢红供出我，他们找个借口，打击一个品德低下的律师，套用《刑法》第三百六条，判我个律师伪证罪绝对说得过去。公检法都讨厌律师——当然并不妨碍他们出事后请律师辩护。惩罚一个律师除了能站在法律和道德的高地外，还能带来工作上的快感。
我又想起为贾作章起草的合同，眼前的破产案件，还有张平的天世海贸易。贾作章是个没有底线的人，用杨晓玲的话说，林诗音的死成全了我们，可下一次会有那么幸运吗？
想到这里我感觉后背发凉，再也难以入眠，渐渐地，窗户上就透出亮来，我索性起床。张择香总在睡前把第二天的早饭准备好。老三样，一般是粥、鸡蛋，外加几块咸鱼。我揭开锅，是小米粥，盛了一碗，放微波炉里热了吃了，拎了包去办公室。
从事律师工作多年，我养成一种习惯，每逢周一提前到办公室。将一周来要做的工作梳理一下，确认开庭排期，约见法官，安排和当事人见面的时间及地点，然后记在工作日志上，这样忙而不乱，也防止遗忘了什么事。
刚到桌子前坐下，新来的同事张辉律师抱着一堆案卷风尘仆仆地进来，这让我很诧异。上周五他们连夜去了北京，怎么也得个四五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老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他一脸倦怠地说：“还可以吧！”
我说：“赔了多少钱？”
他说：“赔偿款九十万元，人转回青城治疗，医药费等其他费用据实结算。”
我说：“那还不错。”
他苦笑着摇摇头：“什么叫不错，伤那么重，唉！一言难尽。”说完“噼里啪啦”把案卷锁进抽屉说：“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回家补觉去。”然后风风火火又走了。
看来老张撤诉是对的，我当时给他说最多能赔十万元。
那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站在律师事务所二楼的窗户前，看见驼背的老张在红灯亮起时，穿过马路向我们所的方向走来。我猜测，他会不会来我所咨询？那一天我值班。
一九九三年，经本人申请，村两委会审查、公示，老张申请到一个“宅基地建设许可证”，俗称准建证。后来又经过抓阄，老张获准在村东头的空地建房。正当他备料建房时，村里来做他的工作，劝他把自己的准建证让出来，让那些家庭人口多、孩子急需结婚或分家的人先建房，等来年申请新证时，老张再建。经不住村里领导的规劝，思前想后一个星期后，老张把他的准建证借给村里。村里为他出具了欠条，主任和书记都签了字，又加盖了村委会公章。谁知风云突变，因为海边私搭乱建严重，上级停止新的宅基地审批，此后几年再没有核发《宅基地建设许可证》。
老张年年拿着手里的借条找村里，村里年年许诺给他一个“处理”，这一拖就是十多年。二五年，旧村改造开始，宅基地审批彻底停止，村里的旧房子全都扒了。当年的房子如果建起来，能换两套七十平米的楼房，按现在的价格，最少也得一百四十万元！老张很后悔当年把准建证借给村里。
“请问律师，村里是不是得赔偿我两套房？”老张问我。
从法律上来说，老张和村里形成的是一种借用合同关系，借物应当偿还，一旦损毁折价赔偿，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又觉得老张与村里之间形成的借用合同不一定受法律的保护，准建证是不是一种可借物呢？
那天老张在我的办公室坐了一上午，我们俩聊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叫张民安，是王岛街道办事处三社区的渔民。我俩甚至讨论起了一种叫“八袋”的海鲜的学名与吃法，老张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眼神透着调皮的光。突然，他问我，如果请律师代理这个案子，律师费是多少？
老张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我，他身体不错，完全不像个七十四岁的老人。我在心里快速地算了一下，迎着他的目光，坚决地说：“得十万元！”
我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很大，我还没有研究，现在法院立案审查很严，有关房子拆迁补偿的案件都是一刀切——不立案。这个案子看上去简单，实际很复杂。我不愿意接老张的案子，就说了一个高昂的律师费，想把他吓跑。
“是打赢付吧！”原来他是这样理解，先不用付钱，给他打来一百四十万，付十万元律师费，他当然愿意。
“你理解错了，不管打赢打输，律师费都得收。律师的代理本质是劳务性质，以他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提供法律帮助，输赢都要收费。你说的打赢收叫风险代理，按要回钱的百分之三十收，那就是四十二万元而不是十万了。”
“可是打不赢，我为什么要付律师费？”这样的问题我至少听当事人讲过一百遍，早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你不打就连赢的机会也没有！”
老张沉默了，打与不打，这是个两难选择。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写个诉状，你自己去起诉，只收一点代笔费。”
老张摇摇头说：“我还是要你代理，你也别说十万了，五万元，我家里有个病人，实在拿不出来多余的钱，明天我就可以给你送来。”
“这个……”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说，没想到老张答应了，其实，这个案子也有好办之处：事实简单。我嘴上依然说：“我得给所里汇报，所里同意我才能办。”
老张说到做到，第二天真的把五万元交到了所里，我们签订了委托合同和授权。我给会计说，钱先收下，发票暂时别出，这老头的案子不好办，如果立不了案，可能还要退回给他。
钱收到后，我就想办，五万也不是个小数字。我将老张的那个借条复印了用来研究，又查找了很多的资料，有关宅基地准建证的法律几乎没有，后来又托人，从一个农村土地员那里找到一个空白的范本，才搞清楚这个“宅基地建设许可证”是怎么回事。它是村民申请建房的资格，有效期两年，只发给建房者本人，上面有建设面积，在房子落成后，又用这个换“宅基地使用证”——也就是农村房产证。
为了最大可能争取打赢老张的官司，我决定开一个案件讨论会。提前把案件介绍和有关问题打印好发给全所律师。星期五下午，是例行学习的时间，我们开始讨论老张的案子。我特意让老张参加，一是让他知道案件究竟好不好办；二是让他知道我在努力为他办案，付出了劳动。
如我所料，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件。讨论的结果是：老张与村里之间的借用合同无效。“宅基地建设许可证”具有人身属性，是特批给张民安的，属于不可借物。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双方应当返还，造成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过错大小承担责任。该借用合同中，老张和村里都有过错。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老张的损失有多大？怎么评估？“借用近于买卖，适用同样之法”，当年房子如果建起来，拿现在的拆迁政策，能换两套房子，市价在一百四十万元左右，老张一直是坚持这个意见。可房子毕竟又没建！这是否又是法律上的一种可预期损失呢？——这比法律关系还难。另外还有个时效性问题，宅基地准建证早已过期，从一九九三年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是否也过了诉讼时效？但有一点很明确，村里的确借了老张的“宅基地建设许可证”，也的确没还。
案子的讨论结果让我和老张都感到很失望，官司赢的可能性不大。我说：“老张，你回去考虑下，打还是不打自己想好了。”话虽这么说，我却想打，钱收进兜里了，就不想再拿出。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出门，老张又来找我，说：“李律师，不是那么回事！房子肯定会建的，料都备好了，就像做饭，水已经开了，米要下锅，怎么会不建呢？房子建起，四间，就得置换两套楼房，对不对？村里都是这样办的。”
我不得不承认，老张说的有道理，要是不借给村里，房子肯定要建的。
“可事实是确实没建啊。”我不知道如何说了。
“他们借走了嘛！怎么建？房子肯定是要建的，怎么会不建呢？要建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老张一脸愁容，案件研讨会上十几位律师的发言让他很有压力，初来找我时的自信与把握荡然无存，一遍遍地重复那句话：要建的，要建的。那样子像说给我听，又像说给他自己。
我找到房峰，将案子的情况给他汇报了一下。
我说：“事情能不能这样办？我们出面找一下村里，谈谈，如果他们能给老张补偿会更好，调解一下，老张也别说两套一百四十万元，一套或七十万元也行？”
房峰说这个主意很好，他可以给老张所在的三社区的上级——王岛街道办事处说说，那是他的顾问单位，其实，我找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给老张讲了一下我的意见，老张很乐意，他认可房子没建，那就赔一套或七十万元，也公平合理。
“咱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他说。
那是一个海风很大的春天的下午，我只身前往三社区去谈老张的事。本来约好和房峰一起去，但他临时有事，去司法局开会了。想拉上杨晓玲，她又陪刘文良去看守所会见，只好一人前往三社区，也算孤身探虎穴。
三社区是全市旧村改造的示范小区，沿海边建起一幢幢漂亮的高楼。小区内规划很好，村委会、村民活动中心、家委会、物业服务中心、幼儿园、区内超市等一应俱全，从外面看，你根本想不到它是一个农民社区。我听房峰说过，这几年开发海景房，社区的地卖得非常火，村里有的是钱，另外还有些对外投资，什么旅游酒店工程劳务，发展都非常好，在王岛街道办事处下辖的十五个社区中，三社区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我到的时候，社区赵主任和王书记已经等在那里。在装修高档的三楼会议室里，二人给我自豪地谈起三社区的基本情况、发展现状和远景规划。那情形好像我是某级领导前来视察，在听他们汇报工作。有几次，我想打断他们，告诉他们我是受村民张民安的委托，来谈他准建证借用赔偿问题。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插不进话，他们已经习惯于以这种方式接待客人，我只好耐心地听他们讲完。“村里现有居民二千八十二位，二一年全村收入一点一亿元，人均纯收入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二元，全村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幼儿免费入园，六十岁以上的居民每月都发放养老金，每年还组织村民外出旅游，对于取得的这些成绩，我们觉得……”典型的某级领导作报告，我感觉我必须要打断他们了，否则一下午听不完。
“三社区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都是在村委的正确领导下，与在座的二位当家人的努力分不开，我代表我个人，对二位表示崇高的敬意。”
说完了，我转到老张的事上：“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村里下一步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比如，村民张民安提出，当年村里曾借他的《宅基地建设许可证》，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归还，致使本人没有建房，因此，得按现有政策，赔偿其七十平米房子两套或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
我将复印好的老张的借条和授权委托递给书记和主任。王主任一看就急了：“不行，李律师，不能开这个口子。你不了解村里的情况！现在村里类似老张这种问题的有三十多户，当年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拆迁消息出来后，一夜之间盖起了多少房子？都想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换楼房，哪有那样的好事呢？村里有的是钱和房子，可不能给他们。”
“老张的情况和这些不一样，村里借了他的准建证没还。”
“借了不假，可他房子根本没建，谈什么补偿？再说，他家的老房子拆迁，已经补了，还要什么？当年区里定的统一政策，有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无房，有房无证，都不补偿，必须两样同时具备，然后才签协议。”
赵书记说：“我插一句话，李律师，你不知道，村里对张民安太照顾了，知道他儿子下不了床，所有政策都对他倾斜，当年选房时，没让他抓号，看上哪套选哪套。逢年过节，米面油都给他家送，区里每年的困难户慰问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去年考虑到他儿子的特殊情况，村里除了承担医药费外，还额外拨给生活费每月一千七百元，我们觉得够可以了，人心不足，真不知道老张是怎么想的！”
我说：“这是两回事啊，照顾他和借他的准建证不是同一件事！”
王主任说：“没什么区别，老张提的补两套房或一百四十万元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他愿意告去告！”
看来谈判是谈不下去了，一点余地没有。
出了村委会，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谈判的情况。老张说：“李律师，你到家里来吧，咱们当面谈，村委会后面这栋楼的二单元301。”
我按老张说的，来到他家，进了门大吃一惊，房子里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地上摆满了东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房子还是毛坯房，除装了门，没有其他装修。门后还有几样农具渔网，表明他们曾经的身份。和楼外光鲜的外表相比，里面还处于原始阶段，你不得不承认，虽然住上了高楼，他们依然是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因为住上楼房而改变。
老张好不容易给我腾出沙发的一角。一个还穿着棉衣的女人从里屋出来，眼神痴呆地看了下我，转身进去倒了一杯水，那个杯子很久没洗了，黑乎乎的。一间卧室的门开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躺在床上打游戏，看也没看我们一眼。
我给老张说了和村里谈判的情况。我说：“村里给了你那么多的照顾，都属实吗？”
老张叹口气，两行浑浊的泪水从眼眶流出。他说：“是，这些都是属实的”。
大概是六年前，老张的儿子张顺刚考上大学，那年的暑假，他从学校回来。村里正在举行一场篮球赛，村民和边防哨所的官兵联谊，那场球村民赢了海防官兵。大家非常高兴，一起到村里的渔夫酒店吃饭，大家夸张顺球打得好，喝了不少啤酒，回来时坐着村里的皮卡车，人多，张顺坐边上，不知道怎么颠了一下，张顺从车厢掉了出来，伤了腰椎，北京、上海的医院都去了，最终没有站起来。
“要不你考虑一下，现实就是这样，和村里的关系僵了，以后的日子……”
“你是律师，那么我问一下，我顺子从车里摔出来，村里有没有责任？他们给生活费、护理费是不是应该的？”
“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感觉村里有责任，但也不是全部责任，主要还是顺子喝了酒，防范不足。”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事就这么处理了，我很感激村里对我的照顾，可和借我的准建证有什么关系呢？”
“是两个法律关系，我想好了，既然他们不愿意谈判，那我们就起诉，虽然有关拆迁的案件法院不立案，但我们打借用物不归还的赔偿，该立案吧？”
“好好，我等你的消息，有什么事您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