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来到北京总公司已经2个多月了。

渐渐地，筱凡对部门的人员开始“熟悉”起来，这里说的熟悉，是指内部人员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标签”。

筱凡部门除了她的直线领导李总、部门助总梁青，另外还有一个准助总贾经理，以及负责人员管理岗的郭小冬、企划及预算岗的耿慧，听说马上要来一个武汉大学MBA，匹配的岗位是业务创新岗。该同事是个典型的富二代，老爹经营了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一间制药企业，身价近百亿。

筱凡和助总梁青及准助总贾经理同时向李总汇报。而梁总和贾经理毕业后同时进的总公司，彼此之间相互关照。

如果按员工出身来划分，他们就是正规的黄浦军校，张一珍们这些后来从PA跳过来的员工只能算得上杂牌军，如果再不小心站错队，贴错标签，那终身咸鱼不能翻身了。

为此从这一点上来讲张一珍和筱凡她们在总公司混已有天生的劣势。

用一珍话说：“咱生下来就是后娘养的，人家是亲娘养的，人家吃牛排喝牛奶长大的，咱们吃青菜喝玉米渣长大的，长的高低强壮那能一样吗，不公平”。

梁青总与分公司时的张清、汤莉莉的气质截然相反，年纪轻轻，学着电视剧的传统职场女性，标配的发型--挽着发髻、正正规规的职业套装、一双黑色中跟船鞋好像长在脚上了，从不带换的，总之一幅老气横秋的作派，嘴严更是她的典型特征，从不和不熟的人多说半句除工作之外的话。

筱凡想过她这打扮估计是为博得大多数领导的认可，成熟低调不浮夸；从不和别人多说半句工作之外的话，实在有定力，我就够深沉了，她这种“境界”，我很难逾越。

筱凡将梁青的作派讲与一珍听，一珍竟说：你说她那样难受不难受，我修炼八百年也练不成她这套九阴真经啊，嗨，我还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职场这个大熔炉的确如此，有人靠精明勤奋算计博位，有人靠溜须拍马找个位置，有人靠突出业绩成长。目标相同，同样是往上爬，每个人的性情禀赋不同，则每个人的打法各不相同。

贾经理老北京人，精明但不世故，整天笑呵呵的，排在第一位的重大事项是找女朋友，这小子找女朋友的第一条件是漂亮，其它都可以往后靠。

筱凡部门的排位很清晰，李总是老大不用说了，梁青老二的位置也是撼动不了的，老三不用说就是准助总贾经理的，接下来就是实名经理筱凡，再接下来耿慧和郭小冬都比较年轻，主管级。听说富二代同事因各方面背景较好，会直接按一个经理的头衔，但职级比筱凡低一级。

李总的根子还是挺深的，深得杨副总裁的信任和器重。前两年到沈阳分公司担任总经理，是当时公司最年轻的一把。

可惜有点拔苗助长，还没长熟就委以重任，不知是福是祸，后来，好景不长，菜鸟总经理在员工的群呼下，被调回总公司客服部。

客服部呢，是一个边缘部门，领导们大会小会口口声声说重视客户服务工作，提高客户服务质量，提升服务品牌等等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客服部门的地位往往是适得其返的。

就象原来妇女地位低，成立三八妇女节，以示对女人的尊敬一样；所以这让李总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有点小失落，为此下边的员工成了他出气筒。

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的管理人员愿意做一方诸候—分公司总经理，而不是部门总---钦差大臣，尽管职级上总公司部门总和分公司总是一个级别。分公司有权威呀，人事、财务的大权于一身。

在几家大的保险公司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事、财务的权力放在分公司，当然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同时业务任务也放在分公司。总公司的管理模式相对简单粗放，风险控制能力较差。每年底把一个个“诸侯”叫上来，谈来年的工作计划任务，个险、银保、团险三条重要的业务线分别是多少，分公司完成多少任务，就可以计提与任务达成相匹配的费用，还有人力增长指标。至于你分公司招的什么人，钱花在什么地方了，你分公司总经理坐了什么豪华轿车，吃了什么豹子肉，娶了几房太太，喝了什么花茶花酒，总公司都不做具体约束，只是需要你一个漂亮的数字，那怕这个数字背后的风险有多大全然不顾，总公司呢是看数字给费用，看数字给你相应的人权、财权。

这就是最初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在最初确实调动了分公司领导的工作积极性。因为符合人性，同时与人的原始能动性分不开，再者人都讲究个面子，谁也不想落人后呀。于是你追我赶的氛围形成了，在这种以业绩为英雄文化的推动下，数字成了最好的也是最容易丈量的是否成功的标准。

这也造就了几大保险公司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大搞圈地运动，快马加鞭扩张地盘，快速在各个渠道攻城拔寨，突破一个又一个大关，短短数年，年营业收入已达百亿，而如今又过了不到六七年的时间，年保费收入已突破千亿大关，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纵深至各县甚至广袤无垠的农村大地。

这些公司战略及管理模式在当时显然是极其正确的，在竞争主体不多的情况下，它们轻而易举地轻舟已过万重山。

话说李总被低调调回总公司后，心情肯定不是欢天喜地。为此在他心情不好时，有的下属他不好得罪，有的下属他懒得管理，有的业务可管可不管，有的业务他也懒得管，只有筱凡，人他好管理，是他调上来的。

筱凡所负责的业务在他部门又是举足轻重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指标，由不得他不重视，一关乎到面子问题，精神上的，再一个关系到他的奖金问题，物质上的。

张一珍常常在职场里听见李总在办公室里大喊：孟筱凡…

筱凡便会小步快跑，用小沈阳的话说啪啪地乖乖地丢下手中的活，手中随时拿个笔记本，随叫随到，在李总说些看似重要实非不重要的工作上装着一本正经地记在笔记本上，以示尊重，也是她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

在总公司张一珍最不习惯的就是打电话，好象每个人都是做贼似的，或者说让人感觉很有素养，但不管怎么说起初张一珍就是不习惯，因为在分公司自己单独一间办公室已经习惯于声如“洪钟”了。

而在总公司，有些员工拿起电话，头会不自觉地埋进办公桌里，手捂着话筒，声音压得极低，如果你坐在旁边就会感觉不自在，好象有偷听别人话的嫌疑。你能够听得真真切切只有最后几个字“好的，byby”。好象只有在最后这几个字里打电话者终于放松了。

有时候偌大的职场出奇的安静，安静的掉地毯下一根针都会听得到。

而对于张一珍而言，她认为这种安静就是压抑，压抑得让她身心都不痛快。

打完电话，一珍总会顾自地嘟嚷道：难受死了，活受罪呀，跟监狱差不多了，监狱还能放放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