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离我们这儿只有几条街，所以我们想步行前去。这样一来，我们就路过了那家本要与赛吉碰头的酒馆。我搂着妻子的腰，她的手则搭在我的夹克下方。酒馆门口上方挂着店家卖的桶装啤酒的广告牌，闪着温暖的红白色灯光。“我们来得太早了，”我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如果我们现在就去餐厅的话，那我们就太过准时了。”
我妻子，哦，或许我不该这样称呼她。她叫克莱尔。她的父母给她起名叫玛丽·克莱尔。但是不知何时起，克莱尔不想再叫一个听上去与女性杂志无异的名字，所以有时候我故意叫她“玛丽”来作弄她。但是我很少称她“我妻子”，只是偶尔，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比如在这样的句子中：“我妻子这会儿正巧不在电话旁。”“我妻子十分确定她订了一间海景房。”
像今天这样的夜晚，我和克莱尔都会尽情地享受我们的二人时光。就像现在这样，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未确定，就连晚餐之约也只是一个误会，而我们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两个人走在街上。如果让我定义幸福，那一定是：幸福本身就已足够，无须任何见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第一句这样写道。我最多可以再补充一句：不幸的家庭——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夫妇——永远不可能独自应付不幸。他们需要的就是见证，人越多越好。不幸的人总是求援于社会，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沉寂——尤其是那种当他们独自一人时就会涌来的令人讨厌的沉寂。
在酒馆里，当啤酒被呈上时，我与克莱尔含笑相视，彼此都明白，接下来，我们即将在罗曼夫妇的社交圈中度过这个夜晚。因此，这一刻可能是今晚最美的一刻，之后只会越来越糟。
我其实没有兴趣在那家餐厅用餐，甚至根本都不想外出。接下来的约会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折磨，而这个夜晚就是炼狱。一切的不幸，从早上站在镜子前就开始了：我该穿什么？该不该剃须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夜晚，一切早已确定：一条带窟窿与污渍的牛仔裤和一件熨得笔挺的衬衣。如果你一天不剃须，那是你太懒；如果两天不剃，就不免会碰上这样的问题——这胡须是不是已经成为新形象的一部分了；如果是三天甚至更多天都不剃，那么人们便会认为你离彻底不修边幅、自暴自弃只有咫尺之遥了：“你一切都还好吗？是病了还是另有原因？”无论剃与不剃，你都会觉得不自在。剃须已然成为一种声明。如果有人某一天费心地去打理自己的胡须，那么那个夜晚对他一定相当重要——人们的这种想法完全可以被清楚地透视。也就是说，谁勤于剃须，谁在开场就已抢占先机。
此外，克莱尔的存在也提醒着我，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克莱尔比我聪明。我这样说，并不是假心假意地在发表什么女权主义宣言，或是想通过阿谀奉承来讨女性的欢心；我更不会贸然断言女人“普遍”比男人更聪明，或是更敏感、直觉更敏锐，又或者她们更加脚踏实地，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这些话，放在日光下仔细观察观察，便不难发现，它们的传播者其实更多的是那些所谓的纤细敏感的男人，而非女人。
克莱尔确实比我聪明。我诚恳地坦白，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肯承认这一点的。在我们刚开始相处的几年里，我就发现她绝对是聪明的，当然是通常程度上的聪明；说到底，就是完全符合我对一个女性的聪明程度的期待。话说回来，如果是个愚蠢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维持超过一个月？无论如何，克莱尔的聪明程度足以让我和她维持至少一个月。而现在，过了近二十年，我们仍然在一起。
总之，克莱尔是比我聪明，这一点显见于以下例子：一天晚上，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晚上，她一直问我的意见，到底该戴哪副耳环，到底该不该把头发束高。耳环之于女人大抵如同剃须之于男人：耳环越大，意味着这个夜晚越重要、越盛大。克莱尔有迎合各种时刻的耳环。有人可能会说，在挑选衣服时是否犹豫不决，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聪明与否。但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恰恰只有愚蠢的女人才会认为，这件事情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她会想，这种事男人懂什么？然后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有时我会试着去想象，当芭比问赛吉类似的问题时，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她穿的礼服是否合适，她的头发是否太长，脚上的鞋子赛吉觉得如何，鞋跟是不是太矮或太高？
但是不知何故，在这样的想象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些不可名状的问题，让这种想象无法顺利完成。我仿佛听到赛吉说：“不，这恰到好处！”然而实际上，他只是半心半意地答话，对此他并非真正感兴趣。再者，就算他的妻子穿错了衣服，当她经过别人身边的时候，所有的男人也还是会围着她转。反正穿什么都合适，她还想怎样？
再回到酒馆。这不是家什么流行酒馆，这里没有所谓的潮人——用米歇尔的话说就是“不够酷”。平民显然占了大多数，他们没有特别老或特别年轻，各色人混杂在一块儿，但总体来说都是普通人。其实所有的酒馆都应该如此。
这儿非常之热闹，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挤在男厕门边。克莱尔一手执着酒杯，一手轻柔地挽着我的手腕。
“我不知道，”她说，“可是最近我总是觉得米歇尔有点古怪，也许不是古怪，但的确与平常不太一样，好像有所保留，你不觉得吗？”
米歇尔是我们的儿子，下周他就十六岁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当初我们并没有打算只要一个孩子，可也不知是何时，我们想再要一个，却已经太晚了。
“是吗？可能吧。”我答道。
我不能看克莱尔的眼睛，因为我们彼此都太了解，如果我看着她，我的眼睛一定会露出破绽。因此我装着环顾四周，又或者表现出正对那些普通人热闹的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我庆幸自己坚持要在餐厅与罗曼一家碰面；不然，我想象着，他推开弹簧门，走进酒馆，脸上的一抹谄笑似乎在对别人说：你们继续，不用理我。
“他没跟你讲什么吗？”克莱尔问道，“我只是想，他跟你也许会聊一些跟我聊的不一样的内容。也许聊点关于女孩的事？或者聊点他对你会比较容易开口的事？”
我们得向旁边挪一挪，因为男厕的门开了，我们因此移得更近了些。我能感觉到克莱尔的啤酒杯和我的啤酒杯相碰。
“是不是跟女孩有关？”她又问道。
天哪，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无法忍住不想了。关于一个女孩……哈哈，这倒是件好事，超级正常的青春期那点事。“今晚香塔尔/梅丽尔/罗斯能在这儿过夜吗？”“她的父母知情吗？如果香塔尔/梅丽尔/罗斯的父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只要你想到……只要你注意……你知道的啦，就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对吧，米歇尔？”
我们家经常有女孩子出入，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窝在沙发上或者餐桌旁，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会礼貌地问候我：“您好，罗曼先生！”“你不需要用您来称呼我，我叫保罗。”然后她们就会叫我一声“保罗”，但只此一次，隔个几天她们又会称呼我“您”或者“罗曼先生”。
有一次，我接到其中一个女孩的电话。在我问她要不要叫米歇尔来听电话的同时，我闭上眼睛，试着将电话另一头那女孩的声音（她很少报她的名字，而是开门见山就问：“米歇尔在吗？”）和她的脸对应起来。“不，真的不用了，罗曼先生。只是因为他的手机关机了，所以我试试看这个号码。”
有一回我走进房间时，感觉我好像撞见他们在做什么事，米歇尔和香塔尔，还是梅丽尔，又或是罗斯。也许他们并不像我表面看到的，正在天真无邪地观看MTV频道的《精彩生活》，也许他们已经忙活了一通，也许当他们听到我回来的声音，就匆匆整好了衣衫和头发。一定有什么事——让人激动的事，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让米歇尔的脸通红。
不过老实说，我对此真的一无所知。也许真的什么也没发生，那么多漂亮女孩大都是把我的儿子当成好朋友：一个可爱的、相当帅气的男孩，一个她们十分愿意与其一同现身舞会的男伴——一个可信的男孩，因为他不是那种一见到女孩就会立刻想到男女之事的类型。
“不，我不觉得是跟女孩子有关。”我直视着克莱尔说道。所有的一切如同一本摊开的书——这真是不幸。但如果我继续逃避她的眼神，那么她就会肯定地认为确实有事——跟某个女孩有关，甚至更严重的事。
“我更相信是跟学校的事有关，”我说，“考试周刚过，我想他只是累了而已。我觉得他是低估了高中二年级考试的难度。”
这听上去可信吗？最重要的是，我的眼神是否可信？克莱尔的视线来回扫射，从我的右眼扫到左眼，又从左眼扫到右眼。然后她抬起一只手，整了整我的衬衣领；好像哪里不对劲，好像她还得再整整我的衣服，让我不至于在餐厅出丑。
她微笑着，张开手指，贴在我的胸前。在我的衬衫最高一粒纽扣开着的地方，我感觉到她的两个指尖触到了我赤裸的皮肤。
“也许是这样吧，”她说，“我只是觉得，我们俩都得小心，也许他哪一天就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了。我是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习惯于此。”
“当然不能了。但是人在他这个年纪，有时候也会需要一定的隐私权。我们不必知道他所有的事，否则他可能会将秘密守得更紧。”
我看着克莱尔的眼睛。我的妻子，此刻我这样想着。有什么理由让我不称她为我的妻子呢？我的妻子——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腰，把她拉向我——即使只是在今晚。我的妻子和我，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我的妻子和我想要酒单。
“你笑什么呢？”克莱尔，我的妻子问。我看了看我们的啤酒杯，我的已经空了，她的还有四分之三，一如往常。我的妻子喝得总是比我慢，也正因如此，我才爱她，也许在今天这样的夜晚，我比往常更爱她了。
“没什么，我……我想到了我们。”
一切都那么快，这一刻我还在看着克莱尔，看着我的妻子，用深情的目光，或者至少是愉悦的表情，而下一刻我就发觉眼前一片湿润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她发现，因此我将脸埋入她的发间，把她搂得更紧，吸噬着一种味道——香波的味道，或者是香波和其他什么东西混合的味道，暖暖的。哦，是幸福的味道，我想。
如果我一个小时前就在楼下等，等到是时候出发，而不是上楼进米歇尔的房间会怎样？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会怎样？
如果那样的话，我在我妻子发间闻到的还会是幸福的味道吗？会不会变成一种对遥远过去的回忆，一种下一秒就会失去的东西的味道？如同此刻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