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不是说话过程中的一段停顿，而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我所熟悉的家乡的农人，没有把使用词语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不谈自己，就没什么可说的。一个人沉默的能力越强，他在场的影响力就越大。我从同室而居的家人身上，学会了用面部的纹路、脖颈上的血管、鼻翼的抽动，或用嘴角、下巴和手指的示意，来代替对词语的等待。一群沉默的人，彼此注视着他人各怀心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们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去倾听，会产生一种舒适的迟缓，内心的想法被拖长后分量愈加钝重。这样的重量词语无法提供，因为词语不会停留，它们在话语将完未完之际就已悄无声息。词语只能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地说出，前面的一句话走了，才轮到后面的。而在沉默中，它们可以一起到来。那些被我们久已淡忘，甚至从未提起过的话语，都可以依傍其中。这是一种坚固的、自成一体的形态。而说话是一条线，需要将自己逐一咬过，再重新编织。
来到城市，我奇怪城里人要说那么多的话，为着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为着彼此成为朋友或敌人，或是为了索取或给予。尤其在谈到自己时满怀抱怨，言谈举止处处体现着傲慢与自怜，浑身上下透出大惊小怪的自恋。无论走到哪儿，嘴边都挂着被用滥了的“我”。城里人擅长巧妙地装腔作势，他们皮肤下的关节迥异于农民，舌头成了一个完整的另外的人。我怀揣长期练就的沉默，和天生迟钝的农人骨头，没有任何罗语基础（后来掌握得也有限）来到城市，无法开口说话。我用不同的自然环境解释城乡之间的差异。街道、广场、河岸、公园——到处是石子街道或柏油马路，它们不光比村子的马路平整，甚至比房间的地板还光滑，比黏土地的夏季厨房更适宜居住。一切很简单：脚踩光滑地板的人们，舌头也能不假思索地活动。相反，耕地坑坑洼洼，渴望腐烂（自然不便铺路）。柏油马路需要用说话来应对，耕地则需要骨骼沉甸甸的迟缓，人们不加设防将时间延长，明知土地贪婪，仍然让舌头沉默，让土地等待。柏油路上则简单得多，在不停地说话期间，死亡被抛到生活后面，而不是躺在下面。我开始不安并怀念故土，我一个人走出泥尘，却把他人留在村庄的土地上，那里盛开着所有死亡形式的陈列馆，人们除了等着被吃掉别无他法。在专制政府的死亡威胁触及我之前，我习惯了在平常生活中看到死亡——我常常想到它，它就会来找我。它在城市的沥青路消失的地方找我，坐在城市边缘，那或许也是我的童年渐行渐远的地方。蔬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山里来的老妇叫卖核桃般大小的灰毛苦桃。苦桃和老妇脸上的皮肤一样，那是老妪桃。当稚嫩的杨树叶子微微泛红，散发老人房间的气味时，死神坐在公园里；浑黄的灰尘落下，蜡白的死神坐在街边开放的菩提树中。村庄也有很多菩提树，但城市的菩提气味不一样，我闻到柏油路上的菩提花香时总会想到“尸糖”这个词。小街上，门前的花圃里，大丽花关不住它翻卷的花朵的色彩，死神也在大丽花中找我。城里的植物，在我陷入威胁之前，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示范。即便我想到自己的死，也都是自然死亡，是肉体在厚实的柏油路上缓慢的凋零。后来，当我和朋友们生活在秘密警察的威胁之下时，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被折磨了一整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一片混沌，目光石膏一样呆滞，两条腿陌生得如同是借来的。此时此刻，植物代替无能的语言向我讲述发生的一切。它们用自己生就的香气、缤纷的色彩和婀娜的体态，连同它们植根的土地，一齐向我讲述。它们把刚刚发生的一切放大到无限大，为方便查找进行必要的压缩，与先前的经历整理在一起。大丽花告诉我，审讯是审讯者的职责所在，是他的日常生活和固定程序，小桌上的凹槽是其他受审者留下的痕迹，我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又是个案。令我困扰的是，为什么是大丽花来告诉我这一切。这固定程序在我身上又具有特殊性，因此我必须独立思考，才能保护好自己。即便在我前后很多人经历了类似的审讯，我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大丽花了解我在审讯中的经历；知道我喜爱而不愿失去的人，被囚禁在小小的牢房；知道我怀了孩子，却不想把他生下来，因为不愿给他这样的狗屁生活，虽然堕胎被发现一样要进监狱。大丽花了解这一切，并给了我面对灾难的力量和信念。但我又如何向他人解释？
女友问我审讯的细节，我想把一切都告诉她，但“一切”只意味着所有能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我向她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可是有关对岸的一切，有关植物在回家路上为我一一诠释的，我丝毫没有透露。关于老妪桃、尸糖和大丽花我也只字未提。沉默与说话同等重要。沉默可能让朋友产生误解的地方，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我不想让她感到害怕或是感觉可笑。我们是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见面，但我们之间很不相同。差异将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我们都需要对方身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亲密无须语言的表白。她不了解我的感觉方式，与花草的冒失她也从未遇到过。她是城市孩子，我的感官踉跄的地方，她的感觉顺利滑行；我在迟疑之时，她已经上路了——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如果我告诉她，山谷中开放的百花是死亡形式的陈列馆，她会笑死的。她不懂得风景中孤独的痛苦，不理解对无法承受的瞬间公开的清算，对所有事物保有一种中庸的标准和客观的目光，永远不会去苦思冥想什么词语问题。她喜爱时装和首饰，像鄙视感官的破产宣言一样鄙视政权。政权也从不去理会她。她主修焊接技术，她的专业是建设性的、忠于国家的，我的工作却是破坏性的。她不懂德语，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当局认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闺密式的，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但她难以捉摸的天性却高度政治化，身体厌恶和拒绝卑躬屈膝，道德观念比某些政治理论和颠覆性空话更坚决。我很依赖我的这个朋友，她能将我心里的碎片修补完好。然而，她自己的身体却正在被死亡蚕食。她患了癌症，检查出来已经为时已晚，医生说还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德国后，她来看过我，给我看她右乳被切掉后留下的疤痕。然后，她承认是秘密警察让她来的，让她来告诉我，我的名字在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如果我继续在西方诋毁齐奥塞斯库，他们会干掉我。她在柏林一落地就等于出卖了我。她在承认出卖朋友的同时，却说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两天后，我请她收拾行李离开。我送她去车站，月台上，我拒绝用手帕向她挥手告别，拒绝用手帕擦眼泪，我也不需要用手帕打结让自己记住这一切——结已经在脖子上了。
这次分别两年后，她死于癌症。爱一个人又必须离开她，因为她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不了解她对我的感情被利用来伤及我的生命。她把我们的友谊，借给了对她鞠躬却要杀死我的国王，以为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如当年的信任。为了对我撒谎，她必须欺骗自己，二者手牵手，彼此无法分开。失去这份友谊，是我至今无法摆脱的心结。我也要为她找到心兽和国王，因为这两个词是双刃剑的两片刃，出没于爱与背叛的丛林，忽隐忽现。我的文字已跃然纸上，表达却依然欠缺，我不得不继续追问：“维系彼此的爱，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变成死亡的猎场？”我迫不得已抛弃了这段感情，心中却是挥之不去的自责，于是我借用一首美丽的罗马尼亚民歌，来结束我的女友的故事：
那爱过又离弃的人，
上帝应责罚。
上帝应责罚他，
用甲壳虫的步伐，
用风的呼啸，
和地上的尘土。
再说什么都是多余。这是罗马尼亚人十分熟悉的一首歌，它给我的安慰一如祈祷之于他人。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祈祷，就请无声地歌唱。这首歌是我花圃里的大丽花，和大丽花一样将缺失整理到其他伤痛的链条。
我在欣赏植物的同时又害怕它们，这些毛茸茸爬行的、伸出细细花茎、举着深深锯齿扎人的叶子、扛着人头一样硕大果实的植物。南瓜和蜜瓜是沉默的头颅，刺目的肉脸向内生长。它们期盼重量，却无力独自承载，于是张开四肢，在地上匍匐着或爬上篱笆，避开果实的重量。它们身体脆弱，把头伸进田地粗壮的脖子，或垂直挂在篱笆的木头上。我在乡村天天对着这样的植物看，看得多了，教堂里的一句经文也变身为植物：“人人承载他人的重负”（加拉太书6.2）。从植物外观能够看出，如果掏空里面一部分会发生什么。我想在植物身上找些对人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但没有结果。父亲必须独自承担他酒鬼的生活，母亲的眼泪无人可以替代。我也会哭，但我们哭的缘由不同。她哭自己为什么嫁了这么一个醉鬼丈夫，稍加理论就舞刀弄棒。我哭是因为我希望母亲偶尔也会为我哭泣，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为父的沉迷于酒精，母亲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弃自己的女儿于不顾，外公守着他永远的发票和表格，外婆手里总是举着阵亡儿子的照片和经书。
我们祖孙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处一个庭院，沉默着擦肩而过。我们使用共同的物品，心却孑然离散。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无须用说话提示自己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内心态度，是城市人不具备的，却是城市的大丽花所拥有的。习惯了这样的态度，就会无视人们的沉默。大家根本不想说话，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用目光将他人环抱。
城里人喜欢问自己亲近的人：“你在想什么？”我小时候没听到过这个问题，也没听到过有人回答：“什么也没想。”这个结果往往不被接受，被人们理解为借口，试图转移发问者的注意力。我们喜欢假定别人总得在想点什么，假定他肯定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却以为，人们可以“什么都没想”，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正在想什么。在不用词语思考时，他就“什么都没在想”，因为他的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不需要词语的轮廓。思想在脑中伫立，话语却飞走了。沉默躺着，躺在那里散发自己的气味，和我站在别人身旁注视自己的地方一样。沉默在花园中是金合欢的香味，或是刚刚割下的三叶草的气味，在房间里是樟脑或柜子上的一排榅桲味儿，在厨房则弥漫着面粉和肉味儿。每个人脑子里驮着他的楼梯，沉默顺着楼梯上上下下。“你在想什么”是个突兀的问题。人人都有许多自己的秘密，在谈工作或聊天时会无意间透露。秘密的存在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关联，也证明着我和家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我注视他们的时间太久了，会使我害怕，对自己发生怀疑。这不怪他们，只怪我自己。构成他们的物质极具韧性，而我的质料却变得短命，这也证明了我的失败。
我前面提到过蜜瓜，因为那句“人人承载他人的重负”的经文变身为植物，借蜜瓜向我们昭示，如果思想用于谈话是荒谬的，沉默作为一种内心态度则可以异常平静地在头脑持续一生。我喜欢周日上午去教堂，这样可以逃避削土豆。家里人谁都不去教堂，我去了能够代表全家，给村里人看。让孩子去祈祷，上帝会明白家里的大人忙碌没时间。外婆是信神的，每天早晚都在家里祈祷。自打儿子战死沙场，她每年只去教堂一次，那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我总是坐在她身边，被巨大的玛丽亚石膏像吸引。我望着她天蓝色曳地长裙上的心脏，大大的，深红色，点缀着一些斑点。圣母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心，仿佛在提请凡人注意。一颗画得很差劲的心脏，被乡村画家无意中变成了别的。这也是好事。有时，家里打发我中午去买东西，我会顺便去一下教堂。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它就不再是教堂了。我不是去画十字和下跪的，我是去看玛丽亚的。蟋蟀在清凉的祭坛后面鸣叫，一如它们夜晚在院子里的叫声。我径直走向玛丽亚，仔细看她的心，舔着用剩下的钱买的糖果，在她的光脚边也放上一块。如果买了线、火柴、针，或者发夹，我也会给她放一点。有一次，我放了个图钉在她脚边，半路又返回去把它揣回衣兜里。我怕她踩到图钉。我从来没有向她祈祷过，也没送过花。/shu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书 房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夏天，我看到的玛丽亚的心总是一颗切开的西瓜。秋天，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外婆也去教堂。我对着她耳朵说：“你看，玛丽亚的心是半个西瓜。”她跪在众人中间，身子前后晃着，轻轻碰一下我的膝盖，小声说：“也许吧，但以后别再这么说。”然后又晃几晃，好让人看着她是在祈祷，而不是在告诫我。回家的路上，她一带而过，好像根本没说话似的——她把有黑点的心和半个切开的西瓜简化成“那个”——，她说：“玛丽亚的那个，不要再跟别人说起。”我很听话。有关玛丽亚的心，直到她死后，直到我进了城，直到我开始写作，都没再提到过。
表面看来，写作和说话很类似，但实际上，写作是一种独处。落在纸上的文字之于经历的事件，相当于沉默之于说话。我将经历转化为句子时，一个幽灵般的迁徙开始了。事实的内脏被打包进词语，学着跑步，跑向迁徙开始时还未知的目的地。为了停留于这样的意象，我在写作时，仿佛在森林里支了张床，苹果中放一把椅子，街上跑来一只手指。或者相反：手提包变得比城市还大，眼白比墙大，手表比月亮大。经历中有地点，头顶和大地之上有天空，或晴空万里或乌云密布，脚下有柏油路或地板；经历中有时间环绕，眼前是光明或者暗夜；对面有人或物。事件有开端、过程和结束；皮肤能感觉到时间的长短。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因词语而发生。经历作为一个过程嘲弄写作，与词语无法兼容。实际的发生永远不会让词语一一捕捉，要描述它们，必须将其裁剪成词语，通过放大、缩小、简化、繁化、陈述、转化等一系列独特的手段进行再创作。经历最终只是个借口。写作时我们将经历过的事件拖到另外一片天地，试验每个词语的能力。不再是白天或黑夜、村庄或城市，而是名词和动词、主句和从句、节拍和音响、行列与节奏主宰着一切。被边缘化的实际的发生坚持认为我们用词语将一个又一个震惊强加给它，无法再辨认自己时又重新站到中间。我们必须摧毁它的自大，才能去描写它，从现实的街道拐到臆想的街道，这样才能与它更相似。
在这一过程里，我们可以让喜爱之物在保护下相互碰撞，粉碎在一个坏句子中。我在写作时也会想到，对我意义重大的一些事情，即便它们已经逝去，尤其当它们逝去时，也在阅读我的文字。我想通过词语与它们合作，这是我知道的能拥有它们的唯一方法，我按这一方法界定句子的好坏。这或许是写作中一种幼稚的、散落各处的小小的道德责任感。它过去是、现在也是超脱于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因此也是制约它的最好方法。意识形态统揽全局，决定着文字被许可或被禁止。为了不跑偏，依傍于意识形态的作家们只在现成的作品中寻找新的形式，而且前提得是整体不被质疑。纯个体发自内心的道德感会激怒那些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人，因为它没有全局责任感，甚至很清楚自己的每段文字都会离开预定轨道，逃离意识形态领地。忠于内心职责的文字只在意自己是否真实，不在乎是否被允许。
写作将经历变成文字，却永远不会使它成为一场谈话。事件在发生时，无法容忍事后用以记录它们的词语。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在泄密与保密之间走钢丝，并且二者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泄密时现实转向虚构，虚构中又透出现实的曦光，尤其在文字形成之前。人们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无法诉诸文字，它们在头脑中引发迷失，开启诗意的震撼，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
有些东西我从来不去深究，它们不断变化，视用途不同而不同。有时，母亲递给我一把大刀，让我到烟囱旁的阁楼里切一片熏火腿拿到厨房。我上楼梯时心想，她也不怕我拿着刀去干别的。我有可能摔倒被刀割伤，有可能不留心切到自己的手，也可能用这把刀去自杀。如果我没用它切肉而是做了别的，刀就成了另外一件物品。我故意拖延时间，在阁楼上耽搁很久才回厨房。把火腿和刀交给母亲时，发现母亲毫不在意甚至漠然。除了切火腿，她不会想到会有别的事发生。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拿着刀去了那么久。
人们提到“手帕”时，他们指的是哪条手帕呢？哭泣时用的手帕，不是告别时挥舞的手帕，不是包扎伤口的手帕，不是人们伤风时擦鼻子的手帕，不是打结记事的手帕，不是怕丢钱把它们包起来的手帕，也不是在街边丢失或被扔掉的手帕。手帕永远不会是同一条。在简单的一句“那女人把手帕塞进衣袋”中，会潜伏着多少种可能性？
一个夏日的傍晚，邻家男孩在墓地对我说：对死了的灵魂来说，世界比不上一块手帕大。晚上，当太阳的火焰熄灭，在黑暗来临之前，大人派我们去墓地浇花，因为花要在空气凉下来之后浇。墓地小教堂后面有一方水塘，蛙的鸣叫飞向天边。我们在水中摇晃着水壶把它们灌满。拳头般大小的青蛙从沾满泥浆的叶子上重重摔进水塘深处，发出沉闷的响声，像入葬时拍到棺木盖子上的泥土。人们在自己的葬礼上，在棺木里，聆听头上传来泥土的最后一声问候。我们提着灌满的水壶，望着那些与我们无关的墓地上升起的白色烟霭。花很快就浇完了，土地很渴。我们并肩坐在小教堂的台阶上，发现哪个墓穴有灵魂飞出就互相指给对方看。我们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怕惊走了亡灵。我看到一个灵魂从空穴飞出，死者和外婆的儿子一样，牺牲在远方的战场。他的灵魂是一只瘦鸡。墓碑上写着：轻轻地，请在远方安息。
回家的路上，我们才敢谈论有关灵魂的话题。用动物为每一个灵魂命名，有蜥蜴灵魂、山鹑灵魂、雪雁灵魂、兔子以及仙鹤灵魂。亡者的灵魂飞到四处，邻家男孩说，他们的世界不会比一块手帕大。
草地上的尸布，在照片里为什么像是一块手帕？儿子的遗照，为何成为母亲祈祷书的书签？死神是怎样走进一张比火柴盒小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他如何把自己变得那么小，周围还留出一指宽的边儿给草地。外婆在战争中被地雷撕成碎片的儿子，像一捧被风吹到一起、已经开始腐烂的树叶，躺在草地的手帕上。从前线送来的一张照片替代阵亡通知书，它怎敢将尸布与手帕、人与叶子混为一谈。外婆失去儿子的伤痛，无人可以代替。正如杏树让我记起死去的父亲，手风琴会让她想起自己的儿子，手风琴是儿子留在人世的代表。装手风琴的盒子，表面虽然凹凸不平，但看上去依然很像棺木。被炸成碎片的儿子埋在莫斯塔附近的一个烈士公墓里，估计两个他都可以放进这盒子里。外婆崇拜这疙疙瘩瘩的手风琴棺木，把它摆在客厅的壁炉和床之间，从门外一眼就能看见。有时，所有人待在花园里，离开这个房间很远的时候，我会打开盒子仔细端详。白的琴键像照片上白色的尸布，黑的琴键像黑色的草地。手风琴盒子是外婆的祭品，她天天走进这不住人、只住着手风琴盒子的房间。她默默地看着它，像人们在教堂注视圣贤，在寂静中祈求帮助。她死去的儿子就在房子中间，她忘了手风琴其实不是人，无所谓谁是他的主人。一个母亲怎会把儿子和手风琴混淆起来。一个人的伤痛转移到物品，物品又将消失的人投影在自己身上，这一切是如何离奇地发生，哪些词句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她的丈夫，我的外公，在1945年之前拥有整个村子的土地，同时做粮食和杂货生意，被社会主义国家没收了全部财产，只留下一个装满发票的小箱子。发票上原来是记载以车为单位的粮食和咖啡豆的，现在，这上面只能记一些他每天采买的可怜的日用品。第一栏：货物名称，下面记着“火柴”。第二栏：数量/车/重量，他填上“一包”。第三栏：价值（10万/百万），写着“2列伊/0.5巴尼”。土地、农机、银行户头、金条——他所有的财产统统被没收，房子和带楼房的农庄也都充公了，只给他和老婆女儿女婿留下两个房间，其他都充作粮仓，小麦、大麦和玉米，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每年夏初到晚秋，满载货物的运输车从后门开进去，空车从前门出来。名声远播维也纳的著名粮商我的外公，作为“剥削阶级”被社会主义清算之后，穷得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了。只剩下还够他用十年的一摞摞粮食发票，装满一个大箱子。
外公承受着耻辱，把生活琐碎写进他的发票栏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不让脑子锈住”。他在记录自己没落的过程中寻找着生活的倚靠，在抗拒急转直下的境遇里维系着尊严。他从不抱怨，耐心地把每天购买的微不足道的家用填进一个个栏目：一米煤油灯灯芯，三米松紧裤带，一管牙膏，一杯芥末。他把每天的支出加起来，再把每周、每月、每年的加到一起。打印的表格和他笔下的“我一无所有”，无须任何词语，向他讲述的，和审讯后花园里的大丽花向我讲述的一样多，和我为了支撑下去、每天背诵的诗歌告诉我的一样多。诗歌一直向我印证，我的人生没有出路。没人能说服外公放弃去填充那些表格。直到我进了城，背诵诗歌成了一种习惯，我才终于理解，外公的发票表格不是他的祈祷，而是他的诗歌，或者说是他的大丽花。
在农村长大的我，从小与植物亲近。我为城市的植物也赋予了某种用途。金钟柏和杉树，像村里的玉米一样充满敌意，它们服务于权力，是环绕政府机关和私人别墅的常青的篱笆。大丽花和杨树属于生活支离破碎的人。金钟柏和杉树的球果，不管情愿与否，其外形就像微型的骨灰坛。这些植物远离了自己的天性，效忠于国家。唐菖蒲也是贵族植物，在国家庆典上被扎成花束装饰舞台，在娇嫩的早已枯萎的蕨草之上伸展自己的腰肢。唐菖蒲是开放的棍棒，红石竹像党徽。动物也有贵贱之分，比如多瑙河上食人肉的海鸥，警察和边防军的警犬，都是贵族。成群的蚂蚁只将穷人的墙壁挖空，跳蚤和虱子只会折磨穷人的皮肤。还有苍蝇。晚上，我和行动小组的朋友们玩苍蝇游戏，叫作“苍蝇的自我批评”。我们打开厨房灯，在黑暗中坐在房间的桌边，一个人起身把厨房灯关上，再把房间灯打开。在房间亮起的一瞬间，我们喊出一个事先约定的秘密警察的名字。苍蝇追光，不一会儿，那个秘密警察苍蝇就嗡嗡地飞进房间。每次它都落在桌子上，因为那儿最亮。我们大声笑着，看着苍蝇在房间里来回萦绕，对它的飞行路线评头品足，但笑声掺杂着苦涩。有时我们反着玩这个游戏。给苍蝇起一个我们当中某人的名字，然后换一个人，再换一个，直到我们所有人都当过苍蝇飞进房间，直到苍蝇证明我们都还在，我们还是个完整的集体。那时我们的确都在。后来就不一样了，暗夜降临我们头上。也许是这个缘故，我后来不再玩苍蝇游戏了，开始玩剪字拼贴游戏：
寂静在可能之处，
穿过苹果的小屋。
像女士们牵着狗，
像名字在报纸穿行，
像密探穿过夏季，
渴望风和泥土。
喉咙的阴暗面，
曾被苍蝇载着，
从厨房飞进来。
人们轻松地称作历史的东西，从纳粹时期到五十年代，在我的家族也体现为咽喉的阴暗面。每个人都被历史传唤过，作为被告或是受害人。历史将他们释放后，没有一个人完好如初。父亲在酒精里麻醉着他在党卫军的那段历史，母亲与她流放时半饥半饱剃光头的日子纠缠不清，外婆礼拜着阵亡儿子的手风琴盒子，外公沉浸在自己的发票表格里。原本彼此无关的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相遇。这些缺失给亲人们带来的伤痛，在我陷入同样的绝境时才能理解。这时我才理解，神经被摧残后永远不会复原，它在以后的岁月中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甚至会追溯到从前。它改变着后面的，也改变着前面的事物，这些事物与生活的裂痕本无关，假如没有这些裂痕出现。大脑和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这套索像磁铁一样紧紧吸住，无法逃脱。裂痕之前的事情到后来才显现，仿佛它一直隐藏于某个角落，未经发现，其实它早已明白地预示了未来的缺失，它是一个被人们漫不经心忽视了的预言。
我十七岁时第一次和班里的同学去了黑海。绿色的海水泛着白沫，在我习惯了村庄绿色的眼中，这样的海水仿佛一片宽广平坦的草原，铺满了泛滥生育的苦芹。大海是一块浓密得要漫溢的草地，和我熟悉的一望无垠与天相接的绿色牧场一样，平缓辽阔，远远地就能看到来人。这样的一览无余，让人们在无以遮蔽中首先看见的是自己，从脚趾到手指透明到几乎让天空整个吞噬。大脑会崩溃，但脚下不会有危险。可能是出于对草地的信任，我走进深深的海水，完全忘了自己不会游泳。土地渐渐消失，向高处漫溢的草地逐渐变成向下沉没的水域，我根本没有试着游起来，只想着大海会将我吞噬。我渐渐失去了知觉……后来，等我在岸上醒来，发现身边围着很多人。有人看见我溺水后及时把我拖到了干处。我脑子里一片混乱，竟忘了问是谁救的我，也忘了道谢。第二天，等我想起这事的时候，每个人都耸耸肩说：是个陌生男人，他给你做了人工呼吸就离开了。
剩下的十一天假期，海边成了我的禁区。我在柏油路上的咖啡馆打发时间，仿佛那里根本没有海。可是，所到之处我总看到自己快要被淹死，水不停地灌进我的耳朵。淹没时短暂的镇静之后，是无法摆脱的震惊。回到家，谈起大海，我没告诉家人溺水的事，海水对肉体的饥渴我只保留在心里，就像我从未透露田地对肉体的渴望。沉默时，我感到惊恐在我身体里沉睡，我说话时，它又醒了。我将它诉诸文字，把地点移到了想象中的高山冰川湖，让它们高高在上，离天空更近。
“几乎淹死”在海里的十年后，不堪于秘密警察的刁难，我曾想过在河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还是没学会游泳，这样很好，但我依旧讨厌水的设伏。我在河岸捡起两块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那是一个春日，太阳有气无力，新鲜的杨树嫩枝闻上去有一股焦糖的苦甜味儿。想到自己终于要冲出这包围圈，安静而狡黠地脱离人生苦海，我心里多少有些亢奋：等审问者再想肢解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他只能像个怪物，独自站在该死的地板上那斑驳的日影里。我的生命如果没有遭受过践踏，我还是很喜爱它的，现在已然如此，拿走也无所谓了。除了经常处于被干掉的恐惧之外，我感觉自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想想这并不合逻辑：如果害怕被杀死，证明我想活着。可能当时神经被折磨得疲惫不堪，让我觉得能逃离就是胜利。计划自杀时，只觉得这是对他们的报复，完全忘了这也是对自己的报复。
塞进口袋的两块石头太大了，大衣口袋盖不住。计划中的一切都很合拍，可我为什么又把它们放回了原地？我注意到它们待在河岸的那个地方，我认出了它，它也认出了我。我知道，如果必要，我们会彼此走向对方。我与自己重新和解，平静地回到城里。我实习了一次死亡，掌握了走进它的技巧，它让我再次逃脱，却不再拒绝。我把这事延期了，因为河水还冷，春天的太阳还只是睡眼惺忪地舔过水面。后来，我这样描写这段经历：“死神向我招手，我做好了起跑的准备。在几乎得手之际，细小之处却不愿配合。或许，那就是心兽。”很久之后，我用报纸上剪下的词拼成下面的文字，让现实的岸边石子在虚构的石子中熠熠发光：
正午时分亨利希走出公司，
鸟在运河之上随风歌唱。
天空的胎记摇着秋千，
一段铁丝像亨利希的裤线。
他从卵石上踏过，
把小石子中最大的重如闪亮冰雹的
塞进外套和裤子。
他仿佛从未存在，
唯一动机是让水涨漫溢，
再向低处沉没。
鸟在白蜡树的夹子手臂里筑巢，
脸上是歌唱机器，
穿着一如修女的黑袍
河边演习之后，我想用卵石淹死自己得以解脱的愿望，和其他物品一样，被秘密警察没收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警察走进我办公室，反锁了门，把钥匙放在桌上，坐下后跟我要水喝。我往杯里倒矿泉水时，他一直盯着我看。倒一杯水从来没用过我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但我感觉他仿佛是在看着一篇文章如何穿过我的身体。虽然门已关好，他的等待却让我觉得，要等杯子里的水注满之后，他才真正走进了房间。杯子终于满了，一点没洒，水开始在杯子里冒泡。空气仿佛凝固了，房间里静得能听到水的滋滋声。突然，他暴怒地大喊大叫，忘了喝他的水，两肘叉开支在桌子上，耸肩缩脖，声音嘶哑，脖子上暴露的青筋像一根蓝色的铁丝。我站着——因为他占了我的椅子——靠在柜子上，不着边际地这儿一句那儿一句。我的恐惧有一张平静的脸。他发现自己的方法不奏效，开始改变策略。他咽了口唾沫，用手背擦拭一下额头的汗，说我在愚弄他。事实上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平静地听他说话。他摆弄着领带尖，把它放到桌上的水杯边，盯着它，仿佛在数那上面究竟有多少道条纹……然后，好像要与我和解：“也罢，那我们就把你按进水里吧。”他端起桌上的玻璃杯，让领带尖弹回肚子，一口气把水喝干。他抹嘴时我想起河边那两块石子，我知道这事不会再发生了：“我永远不再尝试淹死自己。既然用河来逼我，那这脏活就让他干吧。”从这天起，我开始远离河流，甚至看不见那里的石子。坐电车驶过河面时，对河也视而不见了。太阳已滑进夏天，水不会冷了。我的石子前盛开着铜绿灰的球蓟花。
秘密警察没有为我干这脏活，我也没替他做。他一口气喝完杯里的水，一边说要淹死我，直让我恶心。他一走，我就把瓶子里剩下的水倒进下水道，把他用过的杯子扔进垃圾桶。第二天一早，杯子又被放回到我桌子上，清洁工大概以为我错扔了。为了确保它的消失，下班回家时我把杯子塞进手提包，在一条暴土扬尘的小路上，把它扔到一根水泥柱子上。一辆货车驶来，我没有听见杯子摔碎的声音，至少比前一天杯子里的滋滋声要小。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们正在讨论罗马尼亚语的话题。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啊，竟然连水尸这个词都没有。”被那个家伙威胁之后，这句话成了我的安慰，我想：既然罗语中没有水尸这个词，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淹死我，我不可能成为他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罗语词汇表的这个无语之处成了我逃生的洞口。希望来真格儿的时候，我可以藏进去，消失在没有词语的地方，让他们找不到我。我向朋友讲了喝水和领带的事，但没有提起倒掉瓶里的剩水、扔玻璃杯的事，更没提那个可以让我逃遁的洞。
夏末的一天，我在穷人墓地看到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它打破了我以为水尸这个词不存在就不会被淹死的幻觉。她带给我震惊，我送她两颗樱桃。
一个朋友外出时，他的家被搜了个遍——官方的结论是入室抢劫。我们太了解这把戏了，每人每年都会摊上几次。书和纸张被翻乱，照片从镜框里掉出来，窗帘的镶边被拆开。钱和首饰从来不会少，只会丢一些小玩意儿：一个闹钟，一只手表，迷你收音机之类。临走前，把门弄坏，造成盗贼闯入的假象。主人到家时，警察势必已经到位。因为有东西丢了，所以每次的记录都是偷盗。之后的某一天，我们被传唤到庭，看着某个囚犯被带到秘密警察拿走的物品前，承认是他偷的。一次，我的朋友丢了晶体管收音机，法庭上，听说小偷伊昂·塞拉库死在监狱里，朋友问他家的地址，得到的回答是，他家里已经没人了。一般来说，如果死者没有家属，都会葬在穷人墓地。还有，他的（估计是编造的）姓“塞拉库”很少见，在罗语中的意思是“穷”。我们决定亲自去确认一下。墓地周围是高高的水泥墙，葬在这里的人大多是被国家迫害致死的。我们在午饭时间到达。盛夏时节，酷热难当，墓地上长满齐膝的青草，它们炫耀着色彩，扎人而刺眼。颠簸的小路上，瘦弱的野狗拖着各种各样尸体的碎块——手指、耳朵、脚趾。我们找到了伊昂·塞拉库的墓，墓上摆着一束鲜花，不是草地里开的，是新鲜的玫瑰。天很热，一看就是刚刚放上去的。就在我们到达之前有人来看过他，那会是谁呢？
墓地中央有个水泥小屋，有人用红漆在墙上写着“吸血鬼”。屋子有个很窄的小门，最多只能算是门缝。屋里墙边放着水盆，中间一张水泥桌，桌上躺着一具女尸。她的脚踝上绑着铁丝，一只手腕上有同样的铁丝，是松开的，另一只胳膊上能看到脉搏的切口。她头发、脸和身体上是一层厚厚的泥浆。这是一具——罗语中没有形容它的词——水尸，一具被铁丝捆绑的水尸不会是溺死的，只能是被淹死的。去墓地的路上，路过一个市场，我顺手买了一袋樱桃。不知所措之间，我在她深陷的眼窝里放了两枚樱桃。走出墓地大门前，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双腿僵硬得无法打弯。草地的美令人无法忍受，我感觉得到它对我的饥渴，挽留着不愿让我们离开。青草是留给无亲无故的死者的鲜花礼物，还是遮掩国家罪行的葳蕤？是二者兼有，抑或都不是？只是恐惧中一种愚蠢的需要，对无法忍受的事物的一种梳理？我们在小圈子里谈起过墓地上的玫瑰，小屋里被捆绑的女人，但不约而同都没有提起狗和樱桃。关于青草我只字未提，一如我习惯的那样。
几年后我们都去了德国。在声讨齐奥塞斯库的残忍暴行时，朋友告诉我们俩最好不要提墓地的事：“没人相信这些，你们只会让自己成为笑柄，让别人以为你们神经不正常。”我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从不提穷人墓地的事。有人让我用具体实例说明独裁政权的统治时，我只提了几件自认无伤大雅的事。朋友的警告很有道理，这几个普通实例已经被认为在夸大其词了，人们开始怀疑我脑子不正常。集权统治在记忆里是我命悬一线的生活，我知道的永远比我能说出的多得多。
但我不会抛弃那些使我变成笑柄的记忆，不会在写作时弃之不用。我执意回望墓地青草，从它的背面，超越时间的距离将它拾起，通过虚构将它为词语裁剪得面目全非。它们从穷人墓地被连根拔起，在小说《心兽》中又以各种方式随意回归：“我们口中之辞践踏的，不亚于双脚对草地的践踏。沉默亦然。”或者：“青草在脑子里生长。我们说话时，它被割掉。沉默时，它也被割掉。第二茬第三茬随心所欲地生长。我们还算幸运。”还有：“我希望爱可以重生，像割过的青草。它的重生应焕然一新，如幼童的牙齿，如新生的头发和指甲，应听从心声的召唤。”以及：“今天，我在谈论爱情时，草在倾听。让我觉得，‘爱’这个词对它自己不够真诚。”
一位母亲被剃光的头，一个父亲的酒瘾，一个外婆的手风琴棺木，一个外公的发票簿，一朵大丽花变换的容颜，一个女友的背叛，墓地青草的双刃美……我们对生活的倾诉，或许可以用其他事例代替。但即便在其他事例中，依然可能有我们熟悉的“喉咙的黑暗面”的东西，它们同样也适用于下面这句话：“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