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亨比附近尘土飞扬的小镇霍斯佩特，我搭乘夜行快车前往班加罗尔。那是一座不断膨胀的IT城市，到处施工，寸步难行。我没有耽搁太久就改坐巴士，前往古都迈索尔。

亨比是村庄，班加罗尔是都市，而迈索尔恰好位于两者之间，是一个拥有八十多万人口的小城。或许你会说，八十多万也算小城？在很多国家可能算不上，但在印度，这已经是让人心存感激的规模。

1947年以前，迈索尔作为瓦迪亚尔帝国的首都长达六个世纪。印度独立后，帝国成为印度的一个邦，而首府的职责交给了班加罗尔。迈索尔得以作为一个历史城市，悄然存续下去。这里感觉上和奈良有点相似，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颇高（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二点八，比全邦平均百分之六十七的识字率高出许多），很多东西也都保留着往昔的面貌。

迈索尔是一个可以散步的城市。马路上固然也有横冲直撞的摩的、不断鸣笛的轿车、闲庭信步的水牛，但不像孟买或瓦拉纳西那样可怕。

在印度散步，即便不考虑炎热的天气，也是极为奢侈的事。出于享受奢侈品的心理，我在迈索尔的大部分时间都选择步行。

迈索尔给我的另一大惊喜是有很多酒馆。如你所知（不知也没关系），由于宗教原因，酒在印度不是随便哪里都能买到。比起北印，在南印买酒尤其困难，有些邦甚至全邦禁酒。

我开始以为，几天不喝酒没什么大不了，可在亨比禁酒一周后，实在口渴得要命。我一边在迈索尔街头散步，一边怀念在孟买酒吧大口喝啤酒的情景。回想起来，上次喝到冰爽的啤酒，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知为何，迈索尔卖酒的地方多得出奇。那天傍晚，参观完迈索尔皇宫，我正走得口干舌燥。看到小酒馆，心情就像在沙漠中看到绿洲。

酒馆不大，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除了翠鸟啤酒和印度威士忌，还有牛肉和鸡肉咖喱供应。

在南印的一些邦，禁酒之外，也大都素食。牛更是被视为圣物。我曾在加尔各答的一家穆斯林餐厅吃过牛肉（但那里因清真禁酒）。除此之外，在整个印度都没怎么见过卖牛肉的地方。然而，在这家迈索尔皇宫旁的小酒馆里，不仅能吃到牛肉，还能喝到酒。我着实有点震惊。

我点了啤酒和牛肉咖喱。咖喱有点咸，谈不上多好吃，但是其中包含逾越禁忌的犯罪感。环顾四周，还有三个印度人在喝酒。他们都穿着有点脏的衬衫，喝着兑水的威士忌，眼睛已经喝得发红。因为印度的酒精税重，本地酒鬼只喝便宜的烈酒。

老板走过来，和我说了句什么，用的是当地的埃纳德语。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用英语问。

“哦，我还以为你和那个人是一伙儿的。”老板转为英语说。

“你说谁？”

“一个日本人。他也老来这里喝酒，能说一口本地话。”

“他是做什么的？”

“不清楚，”老板说，“好像是某个公司的驻印代表。”

那晚，那个日本人也来了。他穿着T恤和短裤，晒得很黑，一张嘴果然是一口流利的埃纳德土话。他的头发很密很硬，大概有三厘米长，全都直直地竖起来。他看样子三十多岁，脸上有久住海外之人特有的神色。这个人并非混血，是彻彻底底的东亚人。

我看到他买了四五瓶啤酒，放在黑色袋子里。老板又从后厨偷偷摸摸地拿出一个纸包，已经被油浸透了一些。从露出的部分看，好像是猪尾巴。

在南印，牛肉已经是禁忌，猪尾巴则更加等而下之。我甚至怀疑，会不会有宗教警察冲进来，将这个罪孽深重的小酒馆连锅端掉。

“那个日本人买的什么？”结账时，我忍不住问老板。

“猪尾巴，”老板小声说，“专门为他做的。”

“哪儿来的猪？”

“有人养。”

“达利特？”

老板不置可否，看上去不怎么想就此话题聊下去。

达利特，是所谓的“贱民阶层”，只有他们会养猪。

我几乎不吃猪肉，猪尾巴也无法引起我的欲望。不过身在海外，想吃某种在本国随处可见，但在这里被视为禁物的食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如同我想随时畅饮啤酒一样。

那个会讲埃纳德语的日本人，一定是多次光顾，并和老板混熟以后，才敢提出“无论多少钱，也想吃猪尾巴”的明确要求。老板虽然偷着做了，但是到底不敢让他堂而皇之地坐在店里吃，就连谈论起来也显得小心翼翼。

我走出小酒馆时，日本人和他的猪尾巴，都已消失在神圣的街头。

在迈索尔火车站，我遭遇一次抢劫，不过损失不大。

我正在等待前往马杜赖的列车，在餐厅点了咖喱和麦饼。一个看上去有点无赖的印度小哥，跛着脚从我桌边走过，一伸手拿走我的麦饼。

在印度旅行，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放松了对麦饼的警惕……我的手机也放在桌上，不过他没有拿。想必他知道，如果是手机，我肯定会追出去，但为了一块麦饼，我不会大动干戈。他走得相当若无其事，虽然跛着脚，但是步履轻松，就像在天气晴朗的午后，吹着口哨走在公园里。

我笑着摇摇头。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却提出要把自己的麦饼分给我。他为刚才的一幕道歉，好像错误是他造成的。我好言谢绝。一来，我不可能要他的麦饼；二来，他看上去也并不富裕。

年轻人叫杜非，是班加罗尔一家公司的出纳员。他看起来心事重重。问过才知道，他刚回迈索尔附近的农村老家，参加完未婚妻的葬礼。

悲剧是这样发生的：一辆卡车因为速度太快，在转弯时失控，撞到他正走在路边的未婚妻。等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气了。

杜非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在班加罗尔读完大学后找到了工作。如今，他和几个人合租，他的那间是储藏室隔出来的，只有六平方米。每月租金一千二百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二十块钱。对杜非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他必须努力工作。

和大多数坐火车的印度人一样，杜非没有任何行李。他唯一随身携带的是一个诺基亚黑白屏手机。他原本打算买一台智能手机，但因为未婚妻家几乎没有积蓄，他用那笔钱办了葬礼。

“我希望她能一路走好。”他说，“晚上，我会看着天上的星星，知道有一颗是她。”

为了转移悲伤的话题，我问他觉得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他说很辛苦，而且上司总是挑三拣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如果辞职了会回老家吗？”我问。

杜非说，如果回老家，他不可能找到别的工作。他的父母是农民，也无法理解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回到农村。那样的话，当初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和中国很像，”我说，“中国农村的父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在这时，杜非告诉我他的偶像是杰克·马。

“谁？”

“Jack Ma，中国的比尔·盖茨。”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马云。我问他为什么崇拜马云。

“他和我一样是农村人，而且他打算来印度投资。”

我对马云的出身和投资都不太了解，不知道是否如此。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听到有人崇拜一位中国企业家。

“南丹·尼勒卡尼呢？”我问，“他是你的偶像吗？”

“不，他是有钱的婆罗门人家的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印度的杰克·马？”

“也许是他的千分之一吧。”杜非笑了，似乎从痛苦中短暂地解脱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坐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年轻人进来问我：‘先生，这个怎么做？’于是，我指点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