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站在离家不远的路上。黄昏时分，每栋房子都像是被塞进一袋植物中。仅有的几辆车都停着，被低矮的树枝挡着几乎看不见，那些树枝就像悬在房屋和汽车上方的手。

妻子先回我们的那幢老木屋了——木屋已经如此疲惫不堪。当我们在屋里走动的时候，它经常会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似乎在说它已经不堪重负。

某种感觉席卷而至，我几乎一步都走不动了——那是一种同时让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又变得完美的伤感。我知道生命中很亲近的一个人死去了，梅达死了。

妻子一直都在嫉妒梅达，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走到和我隔了几户人家的一幢房子跟前，停了下来。前院里停了一辆旧车，车门很重，轮胎瘪瘪的，车窗上落满花粉，塑料车篷已经被风吹到了地上，暴风雨就要来了。

雨刷僵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中间，沾满了花粉，像两只从汽车前盖里伸出来的手。幽魂们在后座亲吻。记忆从车窗玻璃的裂缝中涌出，融进草之间的泥地里，然后化身野花被推回地面。在这条街的某个地方，有一扇纱门豁然打开了。

梅达离开带来的哀伤情绪充斥了我全身，关于我们的回忆涌上心头。

一只塑料袋挂在了车前的一根树枝上，被风吹得鼓胀起来。

七岁那年，父亲从波兰的克拉科夫收养了梅达，那个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我和父亲，梅达从来没有见过她。梅达长得很高，头发剪得很短，参差不齐非常的不规整。她的左手没有了，小手臂到手肘处就戛然而止。

在康沃的那所小房子里，我和梅达共享一个阁楼。星期天早上我们总是起得很早，然后给父亲做早饭。父亲喜欢冲浪，即使在冬天，他也会穿过冰冷薄雾进入深深的水中。

有些清晨，天色还是乌黑一片，风大极了，我们只好点上蜡烛，假装生活在一个洞里。

父亲是从母亲决定离开我们——她和她的老板还有老板的儿子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的那天，开始在暴风雨的天气出去冲浪的。那时我才两岁，我几乎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尽管我还是爱着她的幽魂。

我和梅达把面包摞成砖墙，把煎蛋摆成鸟巢的样子，然后就坐在台阶上一直朝着外边看，当看到父亲那辆老路虎的车灯光出现在泥泞的车道时，我们就会跳下台阶，把门打开。这已经成为周末的一个仪式。我们走进温暖的厨房，父亲看到我们点上了蜡烛就会笑出来，然后他会用他带着海水咸味的手揉揉我的头，接着他会把湿外套递给梅达。梅达会用她唯一完好的那只手把外套拖进浴室，在地毯上留下一溜沙子和海水的印迹。

吃完早饭，父亲就开始跟我们讲大海，老是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被海水冲上岸来。有一次，还曾有一架二战中的美国飞机因为可怕的风暴坠落在岩石丛生的海边，父亲就在吃完早餐后带我们去看。那天雨很大，梅达和我只好一起罩在一个大垃圾袋里，我们把垃圾袋剪了一个洞，好让头伸出来。我们被翻倒在地的机身迷住了，两杆机枪从机舱的玻璃顶上戳了出来。父亲说机翼可能是被暴雨敲断的，梅达和我想进到机舱里面去看看，但是父亲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拒绝了。梅达说，我们可以对着大海祈祷。父亲说，他可不希望有这么敏感的一个女儿。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早晨。

在父亲吃着热的面包和鸡蛋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海水就会从他的鼻子里慢慢滴落下来。

梅达刚从波兰来的时候，只能用眼神来跟我们交流。我们常常一起在村子里走很长很长的路，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停下，坐在同一把长椅子上，看老人们打草地保龄球。当她开始学会讲英语的时候，就在这草地旁边的长椅上，她告诉了我她的波兰名字，niebo，在英语里，这是天堂的意思。

夏天的夜晚，当余晖变红、最终消失，我常常陷入沉思，事物是如何和我们保持同步。这是多么幸运、多么奇妙的一致性啊，那些毫无灵魂的事物不仅同时出现，而且以同样的速度从我们身上消失，好像万物都一直站在最高的浪尖上，冲向未知的未来。

后来，我们都同时十八岁了，在同一条长椅上，我告诉梅达，没有灵魂的事物会一直跟着我们但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离开我们的这个神迹。她笑了起来，用一种充满智慧的口吻告诉我，有时正是因为那些过去的我们才支撑着回忆，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她喜欢看老人们玩保龄球，因为他们从时间滑落、一直盘旋在过去的上空。

我们终将还是要面对分离。

当我们坐在长椅上时，就像十二年来我们一直做的那样，我知道有些事情将在我们之间发生。我们都即将跨入成人的世界，我要离开家去美国——我得到了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的冲浪奖学金——而她，要去华沙一所很有名的大学。

我一直凭着大学里她给我写的信来想象波兰——鹳鸟在房顶筑巢，繁茂的马郁兰散发出几乎让人窒息的薄荷味，而葛缕子强烈的气味吹过了科尔巴山脉。

我们坐在保龄球草地旁的长椅上，在那片沉默中，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见到梅达了，或者即使我们再见面，也不会恢复到过去那样的亲密无间。谁都没有说话，这是我们前行的唯一方式。但是，她的离开会一直让我不能释怀，就像母亲离开父亲，梅达失去的左手离开她一样。

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和我的妻子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可我始终觉得，一个你所爱的人从你的生活里缺席，就好像你住在一座山前，那个人——遥远山坡上的一个小点——一直在向你挥手。

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站在悬崖，对着自己的影子挥手。

我记得，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共喝一瓶热可乐，我们两人正准备开始投入各自的人生，可是到底要多久我们才能够抵达尽头？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时，我读到《奥德赛》，它打动我的地方不是海洋，而是爱与认知。我的父亲就是奥德赛那样的人，我的母亲应该也是。所有的人都是奥德赛。所有的海洋都能到达这个或者那个家，所有的路都是正确的那条。可现在，梅达从地球上消失了。

现在，我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秋天到了，这是想念的季节。车斜停在路边，它也在时光中迷了路，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它只有“车”这个称呼，但事实上，它是一声叹息。

天开始变黑了，我能想象出妻子在我们的老木屋里打盹的样子。屋子里的灯光从厨房的窗里透出来，照亮了窗下的花坛。

多年前，我和父亲第一次在机场见到梅达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光着身子的光头洋娃娃。父亲没有预料到出现在他面前的会是这样一个骨瘦如柴、又没有了左手的女孩。他把她抱起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在我们沿着峭壁返家的路上，梅达看看窗外的这个陌生的英格兰，然后再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好像是我向她编造了这所有的事情。

在我长成大人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梅达有多么的害怕。她还是一个孩子，却来到了一个她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陌生地方。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恐惧消失变成了信任，我们成了一家人。当一个人被爱着的时候，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的力量。

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那个抛弃了她的家，和她在那里曾遭受过怎样的暴力，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最后她居然又回到了那里。她承受过很深的创伤，但是最后爱把这些痛苦变成了河流。对有些人来说，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而对另外一些人，生活是在为自己建起一座座的围墙。曾有一次，父亲发现梅达在离家很远的一棵老橡树旁哭泣，身边放着她的儿童手提箱，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散落开来。父亲把她抱回了家，但她仍一直哭了很久。

那天夜里，她承认了她是想逃跑，因为她担心如果我的父亲被淹死了，我也死了，她就会一无所有，而她如果自己独自跑开的话，至少还能还能知道她会被我们担心和怀念。

几天以后，父亲带着梅达去了伦敦，他说他要把梅达介绍给在伦敦的亲戚们，这样她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了。当天，他们连夜开了五个小时的车赶回了家。我和梅达一起躺在床上，中间放着她那个没有头发的洋娃娃，她用糟糕的英语告诉我，父亲带她去了伦敦动物园看猴子，然后向那些亲戚介绍说：“这是不可战胜的梅达。”

躺在床上，她跟我说她能感觉到她手臂缺失的那部分——有时她如何能有对一只手的感知——我们是有可能感知到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的。

或许，爱就是这样存在着的吧，而我们都是一个巨大无形的躯干上的肢体。后来，梅达睡着了，我看着枕上她那头剪得乱糟糟的短发，轻轻地亲了亲她的左臂。

夜能安抚这么多的感受，在夜晚安睡，就是一个疏解痛苦的过程。

黑夜拆解了白天，第一次重新创造它。

我们在时间面前什么都不是，但是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就是国王和王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野性而仁慈的花园，充满了偶遇和无法解释的分离。

一个早晨，父亲用一种世界快要裂开般的紧急口气把我们叫醒，那天早上他几乎淹死在了风暴里，那个早晨以后，梅达就对父亲出去冲浪一直担心不已。她和我在父亲的船甲板上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写下了我们俩的名字。当我们画完回房接着睡觉时——雨中传来了老路虎车咆哮一般的轰响——卧室门底透出来的光就像一条脐带，把整个世界都联结在了一起。

梅达去了波兰后，整整两年，她每个星期都会给父亲写一封信，直到我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她的皮肤晒黑了，她出现在大门口，就这么站在父亲的面前，嘴里点着一支烟。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就让她进了家门。母亲离开了十八年，当她重新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我离开了。我已经长大了。

母亲也从来没有见过梅达，我知道她和我的妻子一样，对梅达有着同样的嫉妒——一种奇怪的轻视，不过我和父亲都能忍受。

当我在暮色中打开这辆废弃的旧车车门时，铰链发出摩擦的声音，就像是梅达在对着我歌唱。我坐进车里，就好像我一直坐在那长椅上，坐在梅达的身旁，看着她把热乎乎的鸡蛋从壳里剥了出来。

梅达回波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从早年她写给我的信来看，她似乎过得很快乐。有一次，她还在信封上画了一只鹳。

我知道她也一直思念着我们，我和父亲给了她重新面对生活的能力，我们帮她解开了一个结。

现在，她死了。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凌晨的时候，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难过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出现，改变了我梦中情人的样子。

这一生，我邂逅过数以千计的人，他们给我和其他所有人都留下了某种记忆，就像是海滩上的砂砾，给现实的世界围了一道边。

快要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沐浴在月光里，能闻见雨云聚集在天上的味道，就快要下雨了。我能看到妻子就坐在走廊的秋千上，她在抽着烟，烟雾从她的嘴里吐出来，旋转着上升、消散，滑过屋顶，飞过那被人遗忘的旧车和野花，继续上升，盘旋，最后把自己投向无尽的未知之中。

我回到了家。开始下雨了。妻子用母亲看父亲的那种眼神看着我，她拍了拍身旁的坐垫，我坐了下去，然后我们俩开始大笑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同时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