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颤抖着醒来，独自一人在我的房间里。因为出汗，我身上潮腻腻冷冰冰；身子底下的被单和床垫都湿透了。床单是灰色的，扭结得像一根绳子。我气喘吁吁，好像奔跑过一样。
这是我不能够活动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我只是仰面朝天地躺着，四肢伸开，向上看着天花板，听着住在这栋房子其他房间里人们起床的声音、响个不停的闹钟、水溅泼的声音、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楼梯上的脚步声。我能够说出人们离开去上班的时间：楼下大厅门口打开时的嘎嘎声和拖着脚步的走路声，而当它关上时则发出一种有趣的双重砰砰声。先是砰的一声，接着是更大的砰的一声，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咔哒声。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也能够听见街上的声音，马蹄声、运货马车走过的声音、行人发出的声音，以及大卡车和小汽车驶过柏油马路时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我做过梦。夜里我做梦，早晨醒来后浑身发抖，可是我记不起我的梦，除去我在梦中奔跑。我记不起那个梦——或者那些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没有做梦。然后它们回来了，每天晚上，我试着不上床睡觉，我会惊吓地睡着，惊吓地醒来，并且接下来度过被噩梦缠绕的又一天。如今我从芝加哥回来，一事无成，依靠朋友过日子，住在下城一间肮脏的提供家具的房间里。我在芝加哥参与演出的剧目搞砸了。老实说，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甚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剧目。我扮演一个有知识的汤姆大叔，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为了他的种族而学习。我猜想，剧作家希望证明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过正如我说的，剧目失败了，所以我在这里，回到了纽约，并且恨它。我知道我应该去找另外一个工作，逐一寻访，踯躅街头。可是我没有。我无法正视它。这是夏天。我似乎已筋疲力尽。每一天我都更加痛恨自己。表演是一个艰难的生计，即使你是一个白人。我个儿不高，我不好看，我不能唱歌或跳舞，而且我不是白人；因此即使在表演的鼎盛时期，我也不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住的房间有厚重的天花板，完全的正方形，墙上有剥落的干掉的血迹的颜色。朱尔斯·韦斯曼，一个犹太小子，为我搞到了这个房间。他说，这就是个在里面睡觉的房间，或许是个在里面死亡的房间，只有上帝知道，它不是打算让你在里面生活的。大概是这个房间如此地令人沮丧，所以它有一组稀奇古怪的灯光装置：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左边的墙上，两个在右边的墙上，以及一盏放在我床边桌子上的台灯。我的床放在窗前，从窗子里吹进来的没有别的，永远是灰尘。这是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他们塞进来的东西足够配置好三个这样大小的房间。两张安乐椅、一张办公桌、床、餐桌、一张直靠背椅、一个书橱、一个硬纸板的衣橱；还有我的书和手提箱，都没有打开；我的脏衣服扔在一个角落里。这是那种使你感到挫败的房间。它还有个壁炉，笨重的大理石壁炉台，一面巨大的灰白色的镜子在壁炉台的上方。镜子里很难清楚地照出任何东西——这样大概倒也不错——同时要想在壁炉里生个火，也许会耗去你毕生的时间。
“嗨，你不必在这里待很长时间。”朱尔斯在我到达的那个晚上告诉我。在天黑以后，当每个人都上了床以后，朱尔斯偷偷——有那么点儿——把我带进来。
“耶稣基督，我希望不会。”
“我不久就要搬到一个大的地方，”朱尔斯说，“你可以和我一起搬进去。”他打开所有的灯。“你觉得暂时住在这里可以吗？”他的声音里透着歉意，好像是他自己设计了这个房间。
“哦，当然。你认为我会有什么麻烦吗？”
“我认为不会。租金已经付了。她不可能把你赶出去。”
对此我没有说什么。
“有点儿像是从事地下工作，”朱尔斯说，“你知道。”
“明白。”我说。
我在那里住了三天，算计好时间，等其他人都走了以后才离开，夜里回来很晚，在其他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不过我知道，这是混不下去的。有几个房客在楼梯上见过我，一个女人意外地撞见我从洗手间出来。每天早晨，我等着女房东来敲门。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一切都平安无事，也许并不是那样。但是这种等待难倒了我。
我身上的汗水渐渐变冷。楼下收音机的频率调到了早餐交响乐。他们正在演奏贝多芬。我坐起来，点燃一支香烟。“彼得，”我说，“不要让他们把你吓死。你也是一个男子汉。”我听着路德维希，看着烟雾向着肮脏的天花板升腾。在路德维希的鼓声和号声中，我留神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
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旅行上。我周游过圣路易、旧金山、西雅图、底特律、新奥尔良，干过几乎所有的工作。大约十六岁的时候，我逃离了我的老妈。她从来都不能管好我。她会说，你除了做个流浪汉，永远什么也不是。我们住在新泽西，一个小市镇黑人区的一栋破旧的小木屋里，那种全美国到处都有的有色人种住的房屋。我痛恨我的母亲住在那里。我痛恨我左邻右舍的所有人。他们既去教堂，他们又喝醉酒。他们对白人很友好。房东上门的时候，他们付他房租，同时还要忍受他的胡言乱语。
七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被叫做黑鬼。叫我的是一个白人小女孩，有着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我过去经常离开我家房子的前面，独自一人穿过市镇去闲逛。小女孩独自在玩球，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球从她的手中滚落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我把球扔回去给她。
“我们来玩接球吧。”我说。
然而她抓住球，对我做了个鬼脸。
“我母亲不让我和黑鬼玩。”她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浑身发热。我冲着她吐舌头。
“我不在乎。拿着你的破球吧。”我开始向街里面走去。
她在我身后尖声叫唤：“黑鬼，黑鬼，黑鬼！”
我尖声叫回去：“你妈才是黑鬼！”
我问母亲黑鬼是什么。
“谁那么叫你？”
“我听见有人这么说。”
“谁？”
“就是有人。”
“去洗洗你的脸，”她说，“你像罪孽一样肮脏。你的晚饭在餐桌上。”
我走进浴室，泼些水在脸上，在毛巾上擦干脸和手。
“你那就叫干净？”母亲大声嚷嚷。“到这里来，儿子！”
她把我拖回浴室，开始用肥皂擦我的脸和脖子。
“你一直像这样脏兮兮地到处跑，每个人都会叫你小黑鬼，你听见了吗？”她冲洗了我的脸，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手，帮我擦干。“现在，去吃你的晚饭。”
我什么都没说。我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下。我记得我想要哭。母亲在我的对面坐下。
“妈妈。”我说。她看着我。我开始哭泣。
她来到餐桌我坐的这一边，搂住我。
“宝贝，不要苦恼。下次有人叫你黑鬼，你就告诉他们，你宁可拥有你的肤色，也不要像那些白人一样卑鄙下流。”
我大了一点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组成了帮派。我们和白人男孩以及他们的朋友相遇，在栅栏的对面互相扔石头和罐子。
我流着血回家。母亲就用手打我，责骂我，并且大声叫喊。
“儿子，你想要被打死吗？你想要到头来像你的父亲一样吗？”
我的父亲是个流浪汉，我从没见过他。我是以他的名字取名的：彼得。
我总是麻烦不断：给检查逃学的检查员、福利部门的工作者，以及市镇上其他所有人找麻烦。
“除了做个流浪汉，你永远什么也不是。”母亲说。
不久，我认识的那些小孩子长大了，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结了婚，安顿下来。他们打算过安定的生活，把更多的黑人小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同样破旧的木板房交付同样的租金，就这样一代代继续下去，继续下去——
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我留下一张字条，告诉妈妈不要担心，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会一切安好。可是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她去世了。我回来将母亲埋葬在土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我们的房屋没有刷油漆，走廊的地板下陷，什么人的雨衣塞在破裂了的窗户里。另外一家人正在搬进来。
他们的家具沿墙堆放着，他们的孩子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大声笑着，有人在厨房里煎猪排。最大的男孩在用钉子钉挂一面镜子。
去年，艾达开着她的大轿车载着我，我们经过上州的几个城市。我们经过一些破败的房屋，在我们的左边。挂在绳子上的衣服在风中飘扬。
“有人住在那里吗？”艾达问。
“只有黑人。”我说。
艾达超越了前面的车，生气地猛按喇叭。“彼得，你知道你变得多疑了吗？”
“好啦。好啦。我知道很多白人也在挨饿。”
“你说得完全对，他们是的。我自己就了解一点挨饿的滋味。”
艾达出生于一种叫做棚户区爱尔兰人的家庭。她在波士顿长大。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结婚很早，并且是为了金钱而结婚——所以现在我供养得起有吸引力的年轻男子，她咯咯地笑着说。她的丈夫是一个芭蕾舞演员，永远在到处巡回演出。艾达怀疑他与男孩子约会。我毫不在乎，她说，只要他不打扰我。我们去年相遇的时候，她三十岁，而我二十五岁。我们经常大吵大闹，不过我们还是黏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到城里来，我都会打电话给她；不管什么时候滞留在城外，我也会让她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让这种关系变得太认真。她走她的路，我过我的桥。
在所有这些到处跑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几件事情。就像职业拳击手学会挨打、舞蹈演员学会跌跤，我学会怎样应付过去。比如，我学会永远不要在警察面前好胜斗勇。不管谁对，我肯定是错的那一方。在其他人那里，只是十足老套的美国式的独立自主，在我这里就成为不可容忍的傲慢。在最初的几次碰壁以后，我认识到我必须玩弄小聪明，扮演好别人期望我扮演的角色。我只有一颗头，它太容易被打破了。当我面对警察时，我假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我的下巴掉下来，眼睛睁大。我不给他任何聪明的答案，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权利的胡言乱语。我琢磨出什么答案是他想要的，我就把它们给他。我永远让他认为他就是国王。假如超出了例行公事，假如我在邻近地区被当作抢劫或谋杀的嫌疑犯而被逮住，我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卑微谦恭，闭上我的嘴巴祷告。我会挨几顿打，但是避免进监狱，远离那些被铁链锁在一起服劳役的囚犯。艾达曾经指出过，那也是由于运气。“如果你运气差一点，也许反而对你更好一些。比那些被铁链锁在一起服劳役的囚犯更糟糕的事情都发生过。有些就发生在你身上。”
她似乎话里有话。“你在说些什么呢？”我问。
“不要生气。我说的是也许。”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吗？”
“彼得，我没有那么说。”
“可是你是那个意思，不是吗？”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在有些时间和场合之下，黑人可以用他的肤色作挡箭牌。他可以利用隐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罪恶感，来得到他想要的那种情形；或是他想要的一些东西。他可以像禁果一样来利用他讨厌的价值，他的价值；他可以像一把刀一样利用它，他可以扭曲它，来达到他的报复。在我意识到我了解它们之前很久，我就知道这些事情了，并且起初我利用它们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被出卖了。我感到作为一个人，被打败了。我感到没有正大光明的地方让我立足。
这是我遇见艾达的前一年。我曾经在一些专业剧团和小剧院表演；有些时候是很不错的角色。人们对我很好。他们告诉我，说我有天分。他们很悲哀地说到它，仿佛他们正在想，多么可惜，他不会有什么前途。而重点是我怨恨赞扬，我怨恨怜悯，我感到疑惑，当人们握着我的手的时候在想什么。在纽约，我认识了一些非常好的人；脾气随和、喝酒上瘾、流离失所的无业游民；他们喜欢我；而我不知道我是否信任他们；我是否能够再信任任何人。不是指在全世界都能看见的表面，而是在每一个人生活的下面。
不久我就必须起床。我注意听着路德维希。就像一个行进了数英里的巨人的脚步声，让这个小小的房间震动。在夏季的夜晚，朱尔斯、艾达和我会去体育馆（这个夏季我们或许也会去），坐在柱子下冰凉的石头台阶上。那里的天空在我看来好像很远；我不是我自己，我很高并且被高高举起。我们三个人从不交谈。我们坐着，看着蓝色的烟雾在空中缭绕，看着香烟橘黄色的烟头。那些卖爆米花、汽水和冰淇淋的男孩子们偶尔爬上陡峭的阶梯，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艾达稍稍地动了一下，摸摸她蓝黑色的头发；朱尔斯脸上露出不悦之色。我坐着，膝盖拱起，注视着下面灯光照亮的半月形，穿着黑色外套的紧张的指挥，在他指挥下的那些辨不出面目的人，以海洋般的韵律一起移动。音乐中间出现几次短暂的停歇，让位给时断时续、奔放欢快、仿佛神在召唤似的钢琴声。所有的乐器全部停止，除了声音不断爬升的独唱演员；他唱到一个最高音，然后所有的音乐加入他，首先是小提琴，接着是铜管乐器；再接着是低沉忧郁的低音提琴、长笛、激烈的咚咚鼓声；敲啊敲，所有的声音一起上升，一阵猛烈的撞击后戛然而止，好像天刚破晓。我第一次听到《弥赛亚》时，独自一人，我的血液像火焰和酒一般沸腾；我大声哭泣，如同婴儿哭着要求母亲的乳汁；或者罪人奔跑着去见基督。
此时在音乐声中，我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我熄灭香烟。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我想它会把我的胸膛撕裂。有人敲门。
我心想：不要应答。也许她会走开。
可是又是一阵敲门声，这一次敲得更响了。
等一下，我说。我坐在床边，穿上睡袍。我像傻瓜一样浑身发抖。看在上帝的分上，彼得，你以前就想过会有这一天的。还会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可能发生呢？你没有一间房。这个世界上到处是房间。
我把门打开，房东太太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气急败坏。
“你是谁？我没有把这个房间租给你。”
我的嘴巴发干。我想要说些什么。
“我不能让有色人种住在这里，”她说，“我所有的房客都在抱怨。女人们害怕夜晚回家。”
“她们没有必要害怕我。”我说。我没法让我的声音变得响亮；尖锐刺耳的声音闷在我的喉咙里；我开始生气。我想要杀了她。“我的朋友为我租了这个房间。”我说。
“哦，对不起，他没有权利那样做，我毫无与你作对的意思，不过你必须搬出去。”
她的眼镜闪闪发光，在楼梯平台的光线下变成了不透明的。她害怕得要死。她害怕我，可是更害怕失去她的房客们。她的脸由于愤怒和恐惧而变得红一块白一块，她的呼吸急促，一些唾沫星子聚集在嘴角边；她呼出的气息很难闻，好像七月天腐烂的汉堡牛肉饼。
“你不能将我赶出去，”我说，“这个房间是用我的名字租下的。”我开始关门，似乎这件事已经结束：“我住在这里，瞧，这是我的房间，你不能将我赶出去。”
“你滚出我的房子！”她尖声大叫。“我有权知道谁住在我的房子里！这是白人居住的街坊，我不出租给有色人种。你为什么不去上城，到你们应该居住的地方？”
“我无法忍受黑鬼们。”我告诉她。我开始重新把门关上，然而她移动了一下，把她的脚放在门中间。我想要杀了她，我注视着她那张愚蠢的、有皱纹的受惊吓的白脸，想要拿起一根棍棒、一把斧子，使尽我全身的力量，照准她的脑袋中央，她铁灰色的头发分开的地方，劈下去。
“把你的脚从门边拿开，”我说，“我要穿衣服。”
不过我知道她已经赢了，我已经准备离开。我们互相瞪着眼。没有一方移动。她散发出恐惧，暴怒，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你这个蛆虫咬蛀的婊子，我心想。我邪恶地说：“你想要进来看我穿衣服吗？”她的脸上没有变化，没有把她的脚拿开。我的皮肤刺痛，很多细小而炙热的针在戳我的肉。我意识到睡袍下我的身体；它就好像多年前我干过某件错事，某件丑恶的事，没有人会忘记它，因为它，我会被杀死。
“如果你不搬出去，”她说，“我就叫警察来把你赶出去。”
我抓住门，以避免碰到她。“好吧。好吧。你可以收回这该死的房间。现在出去，让我穿上衣服。”
她转身走开。我猛地关上门。我听见她走下楼梯。我把东西扔进手提箱。我试图尽可能地多拖延一些时间，可是刮脸的时候割破了自己，因为害怕她会带着警察回到楼上来。
我走进去的时候，朱尔斯正在煮咖啡。
“早上好，早上好！你出了什么事？”
“小客栈里没有房间啦，”我说。“给人类的声名狼藉的儿子倒一杯咖啡。”我坐下，将手提箱扔在地板上。
朱尔斯看着我。“噢。好啊。咖啡马上就来。”
他找出咖啡杯。我点燃一支香烟，坐在那里。我想不出要说什么。我知道朱尔斯感到很难过，我想要告诉他，那不是他的错。
他把咖啡推到我面前，还有糖和奶。
“振作起来，宝贝。世界很宽广，人生——人生，是很漫长的。”
“住嘴。我不想听你的任何拙劣的哲学。”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谈论善、真，和美。”
“好吧。但是不要坐在那里维持你的饭桌礼仪。放声大哭，假如你想的话。”
“放声大哭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我现在是个大男孩了。”
我搅拌咖啡。“你和她争吵了吗？”朱尔斯问。
我摇摇头。“没有。”
“该死的，为什么不争吵呢？”
我耸耸肩；此刻有一点儿难为情。我不可能获胜。算了吧。
“你也许会获胜。你该让她难受难受。”
“该死的，我讨厌这样做。我就不能找一个地方睡觉而不必把它拖到法庭上去解决吗？我该死的厌倦与每一个人斗争，为了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我累了，兄弟，累了！你曾经对什么东西厌烦得要死吗？唉，我厌烦得要死。而且我害怕。我已经斗争了该死的这么长的时间，我已不再是一个人。我不是布克·T.华盛顿。我没有要解放任何人的幻想。我只想要解放我自己。如果这种情形长久地持续下去，他们会把我送去贝尔维医院，我将要发疯，我将要打破什么人的头颅。我不为那个悲哀的小房间担心。我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担心，在我身上，在我内心。我不是在街道上行走，我在爬。我以前从来没有像这个样子。如今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很怀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被接受吗？如果我被接受了，我能够接受吗？——”
“不要放在心上。”朱尔斯说。
“朱尔斯，我是筋疲力尽了。”
“我不认为你是。喝咖啡。”
“啊，”我哭泣道，“我知道你认为我让这件事变得戏剧性，我是偏执狂，只是制造麻烦！也许有时我也这么认为，我又怎么能够辨别呢？你变得如此习惯于被打击，你发现你总是在等待它。哦，我知道，你是犹太人，你也总是被粗暴地对待，然而你可以走进酒吧，并没有人知道你是犹太人。如果你去找工作，你会得到比我好的工作！我如何能说得出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麻烦，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不理解它，不想要也不愿花费我全部的时间来试图忘记它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对你解释，作为一个黑人，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不愿意仇恨任何人——可是现在也许，我同样也不能够爱任何人——我们是朋友吗？我们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吗？”
“我们是朋友，”朱尔斯说，“不要担心这一点。”他皱起眉头。“假如我不是犹太人，我会问你为什么不住在哈莱姆。”我看着他。他举起手来笑了笑——“然而我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问你。哎，彼得，”他说，“我无法帮助你——散散步，喝醉酒，我们彼此都处于这种状况中。”
我站起来。“我会很晚再过来。对不起。”
“用不着对不起。我会让我的门开着。将就着在这里睡一阵子吧。”
“多谢。”我说。
我觉得我正在被溺毙；仇恨腐蚀了我，就像癌症侵入了骨骼。
我约艾达去吃晚餐。我们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餐馆会面，那是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阴暗的地下室里，餐桌上点着蜡烛。
这不是一个生意忙碌的夜晚，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庆幸。当我走进来的时候，里面只有其他两对情侣坐在房间的另一边。没有人看我。我坐在一个角落的雅座里，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老式调酒。艾达迟到了。她来之前，我已经三杯喝下肚。
她打扮得很美，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女装，戴着一串珍珠短项链；头发梳成发梢向内弯曲的齐肩发型，刚好垂在她的耳朵下面。
“你看起来真是甜美，宝贝儿。”
“谢谢。它多耗了我十五分钟，不过我希望它是值得的。”
“它是值得的。你要喝点什么？”
“噢——你喝的是什么？”
“老式调酒。”
她用力闻了闻，然后看着我。“几杯了？”
我笑了起来。“三杯。”
“哎呀，”她说，“我猜你必须做些什么。”侍者走过来。我们决定要一杯曼哈顿鸡尾酒、一份意大利式卤汁面条、一份浇蛤蜊酱汁的面条，又为我叫了另一杯老式调酒。
“你今天有所收获吗，甜心？找到工作了吗？”
“今天没有。”我说。我点燃她的香烟。“大都会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到东海岸来，在《土生子》里面扮演主角，但是我拒绝了。扮演同一类型的角色，你知道的。想找到一个挺不错的角色是如此困难。”
“哼，如果他们没有很快提供一个像样的角色，告诉他们你将要回到塞尔兹尼克那里去。他将给你找一个有魄力的角色——叫你出演《土生子》，多么可笑的想法！我不会容忍它。”
“不用你告诉我。我对他们说，假如他们没有在两个星期内给我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剧本，我就和他们吹了，就那么回事。”
“那才算说对了，彼得，我的老弟。”
酒来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两分钟。我一口喝下半杯酒，玩弄着餐桌上的牙签。我觉得艾达在盯着我看。
“彼得，你就要酩酊大醉了。”
“宝贝儿，一位南方绅士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不醉。”
“那个神话比岩石的历史还要古老。不管怎样，你来自于泽西。”
我喝完我的酒，冲着她吼叫：“那和南方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我可以看见坐在我餐桌对面的她，正在准备好应付麻烦的事：嘴巴稍稍闭紧，摆正下巴，因此下巴上显出浅浅的V字形凹纹：“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她的关心表示愤慨；我对我的需要表示愤慨。“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我咕哝着，“只是心情不好而已。”
我试图对她微笑，试图消除心中的痛苦。
“现在我知道是有点麻烦事。请告诉我。”
听起来非常无聊：“你知道那个朱尔斯给我找到的房间吗？哼，房东太太今天把我从房间里赶出来了。”
“上天保佑美国的共和政体，”艾达说，“你愿意花掉我丈夫的一些钱吗？我们可以告她。”
“别提它了。到头来我将会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都打上官司。”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姿态——”
“什么鬼姿态。我还对付得过去。”
食物来了。我不想吃。第一口就像一面铜锣一样击中我的肚子。艾达开始切碎卤汁面条。
“彼得，”她说，“试着不要觉得这么难受。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全都处于这种状况。不要让它难住你。那些无能为力的东西，你必须学会容忍。”
“你说起来倒是那么容易。”我告诉她。
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开目光。“我并没有假装那是容易做到的。”她说。
我不相信她能够真正地理解这种状况；并且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坐着，像一个受到责骂的孩子，低头看着我的盘子，没有吃，也没有说什么。我希望她别再说话，别再对这件事发表聪明的见解，别再对这件事表现得冷静和成熟；我的老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长大成熟，我们永远也不会。
“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她还在说，“整个欧洲都有饥荒和疾病，在法国和英国，他们恨犹太人——什么都不会改变，宝贝，人们太没脑筋，太没心肠——永远都像那样，人们总是企图毁灭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他们几乎痛恨一切他们理解甚少的东西——”
我坐在我这边的雅座里开始冒汗。我希望她的声音停止。我希望她吃东西，安静下来，不要打扰我。我四周看看，寻找侍者，好可以再叫一杯酒。可是他在餐馆远远的那一边，伺候一些刚刚进来的客人们；自从我们坐在那里以后，很多人进来用餐。
“彼得，”艾达说，“彼得，请不要像那样看着。”
我龇牙咧嘴地笑了：职业小丑那种描画出来的龇牙咧嘴。“不要担心，宝贝，我很好。我知道我打算做什么。我打算回到我的人那里去，那儿是我的归属，为我找一个可爱的黑人少女，为我生下一群小孩。”
艾达有一个老套的母亲的花招；龇牙咧嘴的笑容此刻哄骗她用上了。她举起手中的叉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打我的手指关节。“嗨，停止那样做。你年龄太大，不适合玩那个花样了。”
我尖声叫喊，站起来大叫大嚷，打翻了蜡烛：“不要那样做，你这个泼妇，永远也不要那样做！”
她抓住蜡烛，竖起放好，怒视着我。她的脸完全白了：“坐下！坐下！”
我向后跌坐进座位里。我感到肚子里好像装着水。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我浑身发冷，我看见他们看见的情景：一个黑人小伙子和一个白人女人，单独在一起。我知道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让他们向我发起攻击。
“对不起，”我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侍者就在我的身旁。“小姐，一切都好吗？”
“是的，很好，谢谢你。”她听起来像一位公主在打发一个奴隶。我没有抬头看。侍者的影子从我旁边移开了。
“宝贝，”艾达说，“原谅我，请原谅我。”
我凝视着台布。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面，一明一黑。
“我们走吧，”我说，“我非常抱歉。”
她打手势要账单。账单拿来的时候，她看都没看，递给侍者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她拿起她的手提包。
“我们是去夜总会，或者去看电影，还是干什么？”
“不，亲爱的，今晚不去了。”我看着她。“我很累，我想先回朱尔斯住的地方。我打算在他的地板上睡一段时间。不要担心我。我很好。”
她镇静地看着我。她说：“要我明天来看你吗？”
“是的，宝贝，请来吧。”
侍者把找的钱拿来，她给了他小费。我们站起来；我们经过那些餐桌时（没看那些人），我脚下的地面似乎在下陷，门口似乎远得难以想象。我全身的肌肉绷紧；我似乎准备好跳起来；我等待着攻击。
我把手放在口袋内。我们走到街道的尽头。交通标志灯是绿色的和红色的，街对面的剧院里发出蓝色和黄色的灯光，断断续续地。
“彼得？”
“嗳？”
“明天我要去看你吗？”
“是呀。到朱尔斯那里来。我会等着你。”
“晚安，亲爱的。”
“晚安。”
我走开了。我感到她的眼睛在盯着我的背后。我踢开人行道上的一个瓶盖。
上天保佑美国的共和政体。
我顺道走进地铁，搭乘去上城的火车，不知道它开向哪里，也不在乎。无名无姓的、住在岛上的人在我的四周，在报纸的后面，在化的妆后面，肥胖的、多肉的假面具，无精打采的眼睛。我注视着那些空洞的面孔。（没有一个人看我。）我看着广告，不真实的女人和粉红色面颊的男人在卖香烟、糖果、刮须膏、睡袍、口香糖、电影、性；没有性器官的性，比沙子还要干燥，比死亡还要神秘。火车停下来。一个白人男孩和一个白人女孩上来。她可爱，娇小，苗条。吸引人的双腿。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他是足球运动员那种类型的，金发，气色很好。他们穿着夏装。门口吹来的风，吹起她印花布的连衣裙。她发出长长的尖叫声，按住膝盖上的裙子，咯咯地笑，看着他。他说了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楚，然后她看看我，笑容消失了。她站好，以便将脸对着他，背对着我。我回头看着广告。那时我恨他们。我想要做些什么，使他们受到伤害，使那张粉红色的面具破裂。白人男孩和我再也没有互看一眼。他们在下一站下去了。
我想要继续喝酒。我在哈莱姆下来，去位于第七大道上的一个破败酒吧。我的自己人，我的自己人。骗子们站在街角，等待着。着夏装的女人们踩着摇摇晃晃的高跟鞋，神气活现地走过。喀嗒喀嗒，喀嗒喀嗒。骑在马上的白人警察在街上巡逻。每条街上都另有一个步行的警察。我看见一个黑人警员。
上天保佑美国的共和政体。
自动电唱机正在播放《汉普顿的布吉》。这个地方气氛活跃，我走向酒台的那个男人。
“黑麦威士忌。”我说。
我站在不知谁的祖母的旁边。“哈啰，爸爸。你丢下了什么？”
“宝贝，你不可能捡起它来。”我告诉她。我的黑麦威士忌来了。我喝酒。
“黑鬼，”她说，“你想必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我没有搭理。她转过脸去，继续喝她的啤酒，身子随着自动电唱机的音乐摇动。她的脸色愠怒，阴沉，愤愤不平。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她。在她开始酗酒和爬到太多人的床上以前，她应该长得很好看，甚至可以说很漂亮。她现在肌肉松弛，身上的肉在薄薄的连衣裙里到处往外鼓。我对她在床上会像什么样子感到好奇；接着我意识到，我因为她而有点儿兴奋；我大笑着放下玻璃杯。
“来杯同样的，”我说，“和一杯清淡的啤酒。”
自动电唱机现在放的是其他的什么音乐，有些刺耳和商业化，我不喜欢。我继续喝酒，留神听我的自己人的声音，注意看着我的自己人的面孔。（上帝怜悯我们，让人害怕的共和政体。）此时我后悔刚才惹那个女人生气，她仍然坐在我的旁边，正专心致志地和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交谈。我渴望某个开场，某种迹象，某种能让我成为我周围生活的一部分的东西。可是除了我的肤色，什么都没有。一个白人局外人走进来，将会看见一个年轻的黑人，在黑人的酒吧喝酒，正如俗话所说，完全是如鱼得水，适得其所。不过这里的人，和我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看来我并未找到我的所在。
我只好一个人不停地喝酒，每喝一杯就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走。然而我害怕；我不想睡在朱尔斯的地板上；我不想入睡。我继续喝酒，聆听着自动电唱机的音乐。他们在播放埃拉·菲茨杰拉德，《奶牛布吉》。
“让我给你买一杯酒。”我对那个女人说。
她看着我，吃了一惊，满腹疑虑，想要大发雷霆。
“我是真心的。”我说。我试图笑一笑。“给你们两位。”
“我要一杯啤酒。”年轻的一位说。
我像一个婴儿般地发抖。我喝完我的酒。
“好的。”我说。我转向吧台。
“宝贝，”年纪大的一位说，“说说你的故事？”
酒吧的人把三杯啤酒放在吧台上。
“我没有故事，妈。”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