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诗人娜奥米·雷普兰斯基（Naomi Replansky）在信中说，她正在读一本很棒的小说，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我知道他曾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却是娜奥米的评论让我跑去买了一本。
翻开第一页时，那些古怪的标点符号令我望而却步。萨拉马戈喜欢不停顿的长句子，省略引号，还不喜欢分段。在我看来，标点符号是人类为数不多的没有不良副作用的发明之一，并且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圆点和曲线，甚至曾专门为它们讲过一整节写作课。而在萨拉马戈的书中，一整页从上到下密密麻麻，仿佛不透风的灌木丛，只有逗号隔开的几条小路，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读，让我一度心生厌恶。
紧接着，当我在灌木丛中摸索前行时，开始感到害怕。这个故事，委婉地说，就是一场噩梦，我读过的那些冷硬惊悚小说与之相比简直就像小甜饼。故事的设定是，一座城市里所有人都突然失明了，不是同一时间，而是几天之内先后随机失明，这个想法本身就已足够恐怖；萨拉马戈通过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眼睛（完全是字面意思）来描述这一过程，用平和安静的叙述口吻将恐怖推向极致。尽管政府试图控制（或者不如说正因为试图控制），这座城市很快开始崩溃——失明的司机驾驶汽车，住宅中发生火灾，惊恐万分的士兵面对惊恐万分的市民。一座被用来关押早期失明者的废弃精神病院，很快就变成一个地狱般的地方，恐惧和软弱可以在人们身上唤起的所有最坏的事情都汇聚于此——欺凌、奴役、无端的残忍、强奸……我读到这里就停了下来。我实在无法忍受。
要继续读下去，要有意去读那些可怕的残酷文字，我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作者，就像信任普里莫·莱维描写集中营的回忆录一样。我必须相信，萨拉马戈不仅仅是在利用自己对读者施加的力量上演一场恐怖秀。我已准备好承认他的力量，承认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传递痛苦的天赋，但我需要足够信任他，需要相信这份痛苦值得忍受，才能听他把这个可怕的故事讲下去。要知道他是否值得这样的信任，唯一的方法就是阅读他的其他作品。我也正是这么做的。
于是，我读了能找到的萨拉马戈的全部英文作品。萨拉马戈用葡萄牙语写作，那是他的母语。通过探索他的其他长篇小说，我对他本人有了一些了解；在他优美、诚实、雄辩却又缄默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中，他告诉了我们他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于192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十四岁之前连双鞋子都穿不上。他的外祖父母养了六头猪，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计；寒冷的夜里，他们把身体较弱的小猪仔抱进被窝。贫困迫使他离开正规大学教育，进入职业学校，在开始以文学为职业之前，他做过好几年机械师。在那篇诺奖演讲中，他这样说道：
那些我知道的普通人，他们被教会欺骗，后者既是国家与地主势力的帮凶，也从中受益，他们永远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他们无数次因为独断专行的虚假正义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我还没有失去希望，至少现在还没有失去，希望能多从那些尊严的榜样中获得一些伟大的力量，而这些榜样是阿连特霍的广阔平原提供给我的。
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终生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四十四岁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他为多家报纸撰稿，发表社论和杂文，还做过多年翻译工作，把不同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葡萄牙语，从柯莱特（Colette）到托尔斯泰。1980年代，萨拉马戈六十多岁时，终于可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中；他的第一部作品《修道院纪事》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自那之后他再也不用走回头路了。他对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政策的直率批评，让他在一些批评家那里颇受诟病，尽管批评家们看似常常忽视他的政治立场，甚至对这个时代居然还能有人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想法嗤之以鼻。的确，只有性格顽固、永不妥协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但萨拉马戈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家，也不善于说教。他的主题都很复杂，既朴实又难以捉摸。
我的阅读过程整体很成功——《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也出了英文版）、《石筏》、《洞穴》，以及其他几本书（这部分的阅读时间要晚得多）。于是我又拿起《失明症漫记》，从头开始读，这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萨拉马戈的词语丛林，并且相信无论他带我去哪里，无论路有多难走，都将会是值得的。
其他人可能不会像我一样，觉得这本书这么可怕。有太多的小说家，就像太多的电影人一样，会洋洋自得地在故事中塞满无情的暴力，会试图打破越来越高的震惊门槛，会利用残酷来帮助卖书，来“刺激”读者，而这部分读者已经习惯于认为除了“动作”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趣的，或者习惯于为了控制自己身上的恶魔而将其释放到别人身上。太多的现实主义者将“不丑陋的东西就不可能真实”奉为原则，他们像消防队长一样警惕，要确保任何一丝体面、一线希望都立即被熄灭。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与济慈站在一边，所以我通常避免这样的小说——因此我更喜欢非现实主义作家，也因此我最初拒绝信任萨拉马戈那个痛苦而丑陋的故事。那些习惯于虚构的暴行和鲜血飞溅的电影画面的人，不会像我一样，对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恐怖感到恶心。这其实是个遗憾，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有我最终一口气读完《失明症漫记》时的体验，那是一种真正的神迹体验，从可怕的黑暗中升起，进入一片清晰而真实的光明。
我用“神迹”这个词，并不是想暗示任何超自然的干预；这并不是萨拉马戈的路线。他对上帝总是很客气，他关于耶稣的小说总是对耶稣充满深情，但却把耶和华当作一位应该被审判的铁面法官来审判。他不寻求天堂的帮助。在《失明症漫记》这个黑暗的故事里，那一线微弱的光芒，来自一个孤独的人类灵魂试图做正确的事。她可以做正确的事，可以保护她的丈夫，但却只能通过做错误的事，通过撒谎来实现。她假装像其他人一样看不见，但她其实没有失明，因此她必须目睹难以忍受的恐怖。在她的困境背后，是那句愤世嫉俗的古老格言：“盲人国，独眼称王。”H.G.威尔斯最好也最奇怪的故事之一，正是为了驳斥这句话。萨拉马戈进一步继续驳斥，从而造就了过去五十年来最有力的一部道德小说。对我来说，这是一部几乎难以忍受的动人寓言，也是二十世纪最真实的寓言。它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处于危机中却全然无力的奇怪时代里文学可以是什么，又能够做什么的看法。
萨拉马戈于2010年夏天去世，享年八十七岁。那年秋天，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出版了他所有长篇小说的电子版，应该有这样一个版本，一种虚拟存在，因为萨拉马戈本人就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首次提到“虚拟文学”——一种“为了更好地揭示现实中看不见的神秘，而看似与现实脱节”的小说。他认为博尔赫斯发明了这种文学类型，但他自己却为之赋予了博尔赫斯小说所欠缺的伟大品质：对普通人，对人类日常生活充满热情和同情的兴趣。
或许我们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文学分类，但虚拟文学这种分类可能会有用，它不同于科幻小说和推测性小说的外推倾向，也不同于奇幻小说中只有完全想象出来的现实，或讽刺文学中改良性的愤怒，或魔幻现实主义的南美洲本土性，或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陈词滥调的执着。我认为虚拟文学与所有这些类型都有共通之处，并且它们实际上都彼此重叠，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如萨拉马戈所说，虚拟文学的目标是揭示神秘。
他作品中的揭示，是最为世俗也最为朴实的一种——没有宏大的顿悟，只有光明汇聚，缓慢到来，仿佛日出之前的时刻。被揭示的是日光之下的秘密，是看清这个世界的秘密，是真正每天都在发生的神秘。
萨拉马戈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他第一部重要小说，在去世前不久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该隐》。我不得不继续用现在时态来谈论他，因为此刻他依然栩栩如生地活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一位“资深公民”的作品，而这个词是我们对“老人”这个可怕词汇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委婉说法。他非凡的创造和叙述天赋，他激进的智慧、机巧、幽默、良好的判断力和善良的心，将会照耀任何一个珍视艺术家身上这些品质的人，但他的年龄却给他的艺术一种独特的优势。他把消息带给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厌倦了听年轻人或自以为年轻的家伙说话的老年读者，而那些所谓年轻人说的，不过是我们年轻时曾跟所有人说过的话。萨拉马戈已把那些沉重的岁月抛诸身后了。他已经长大了。对崇拜青春的信徒来说这似乎离经叛道，但他实际上超越了年轻时的自己，更像一个男人，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他已走到更远的地方，学到更多东西。他见证了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并有时间来思考，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学会如何讲述它。他的讲述展现出的能量和掌控力是一个奇迹。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他是唯一一位能告诉我某些我不知道的事的小说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我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他是唯一一位我至今仍在向其学习的小说家。他有时间和勇气，去获得那种微妙而又谦逊的理解，对此我们只能姑且称之为智慧。但智慧通常会被等同于巧言令色的宽慰。萨拉马戈却完全不提供宽慰。尽管他并不会鹦鹉学舌地重复那些关于绝望的忠告，但对于那个善良的骗子——希望——他也几乎没有什么信心。
所谓的“激进”，意味着“追根究底”，而萨拉马戈正是一个扎根于大地的人。在瑞典国王的王宫里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用激情和简朴的语言谈到阿连特霍平原上的外祖父母，谈到农民，谈到非常贫穷的人，终其一生，他们对他来说都是受人爱戴的存在和道德榜样。他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创作《葡萄牙之旅》的动力，也是这部电子文集中唯一的一部非虚构作品。《葡萄牙之旅》是一本从北到南穿越这个国家的详细旅行指南，也是一次发现之旅，一次重新发现之旅，是去往也是回到这个国家的一段旅途，而为了抗议政府的宗教偏见，他曾自我放逐离开这个国家多年。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而后者与他所鄙视的新保守主义的反动庸俗毫无关系。作为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为之呼告和忍受痛苦的，不仅仅是信仰或意见，而更是理性的信念，它建立在清晰的伦理框架之上，可以缩减为仅仅一个句子，却是一个具有极端复杂的政治、社会和精神内涵的句子：伤害比你弱小的人是错误的。
他的国际声誉因其坚定地反对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而受损。他认为，铭记着犹太人所受苦难的以色列人，应该停止让他们的邻国遭受同样的苦难，这让那些将反对以色列侵略政策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的人们不再支持他。对他来说，此事与宗教无关，而犹太人的历史恰正支持了他的论点：这是一个强者伤害弱者的问题。
萨拉马戈有句名言：“上帝是宇宙的寂静，而人类则是赋予这寂静以意义的呐喊。”他不常说这种戏剧性的警句。我会把他通常对上帝的态度描述为好奇、怀疑、幽默和耐心——这与你所想象的专业无神论者的激辩相差甚远。但他的确是一个无神论者，反对教权，不信宗教，虔诚的当权者当然憎恶他，他诚恳地回报以厌恶。在他迷人的《谎言的年代》（收录了2008到2009年间写的博文）中，他严厉谴责了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权威穆夫提，批评他们允许与十岁女孩结婚的立法是令娈童合法化，他也谴责了罗马教皇，批评他放任教士们的娈童行为——依旧是强者伤害无力抵抗的弱者的问题。萨拉马戈的无神论与他的女性主义立场是一致的，他对虐待妇女、贬低妇女和工资过低的状况，对男人滥用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力对待妇女的方式表示强烈愤慨。这一切都内在于他的社会主义立场。他选择站在弱者一边。
他从不多愁善感。在他对人的理解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东西——一种允许爱和钦慕生长的幻灭，一种看清世事之后的宽恕。他对我们不报太多期望。在精神和幽默感方面，他可能比此后所有小说家都更接近于我们第一位伟大的欧洲小说家塞万提斯。当理性的梦想和正义的希望走向永无止境的失落时，犬儒主义是一条容易的出路；但萨拉马戈这个顽固的农民是不会选择那条出路的。
他当然不是农民。他出身于寒门，曾是一名汽车修理厂技工，一路奋斗成为一名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文学家、编辑和记者。作为一位多年的城市居民，他热爱里斯本，他以局内人的立场处理有关城市和工业生活的问题。但他也经常在自己的小说中，选择从城市之外的某处来看待这种生活，在那里，人们用自己的双手谋生。他并不诗情画意地歌颂田园生活，而是提供一种现实感，让我们看到那些普通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真正地与我们共同的世界剩下的那些部分联系在一起。
他的小说中最明显的激进之处，就是前面提到的标点符号。读者们可能会像我一样望而生畏，因为他只用逗号不用句号，又不分段，让整页文字密不透风，让大段对话分不清谁在说话，令人迷惑。这是一种朝向字词之间没有间隔的中世纪手稿的激进回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怪癖。我学会了接受它们，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他使用的方法，会被中学老师们称为“用错逗号”或者“句无停顿”，这会让我读得太快，以至于无法把握句子的形状和对话中的间歇节奏。但当我放声朗读的时候，就几乎没什么困难，或许是因为阅读速度被放慢的缘故。
如果接受他的这点怪癖，那么他的文笔（这方面我是从他出色的译者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那里了解到的）可以说是清晰、可信、生动而粗犷的，非常适合叙事。他惜字如金。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说书人（再说一次：试着放声朗读），并且他所讲的故事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
这里有一些简短的笔记，记录了我自己在学习如何阅读萨拉马戈过程中的反思，这是一门上不完的课。
《修道院纪事》于1982年在葡萄牙出版后，迅速在欧洲获得好评。这是一部狂野的历史幻想小说，充满各种意料之外且难以预测的元素，包括音乐家多梅尼科·斯卡拉蒂、瘟疫、宗教裁判所、女巫与飞人，它古怪、迷人、滑稽、有趣，讲述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爱情故事。在我看来，它仿佛是其他更伟大的小说到来之前的暖场之作，却为作者赢得了声誉，并且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
在他所有的书中，我感觉最难读的是《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这是萨拉马戈最能展现出他的博尔赫斯式聪慧，或许也是他最具葡萄牙特性的一本书。它要求读者，即便对书中的主题缺乏了解（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葡萄牙文学文化，以及里斯本城市），也至少要对面具、替身和假身份有某种痴迷，萨拉马戈无疑具有这种痴迷，而我却完全没有。一位拥有这种痴迷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以及后来的《双生》）是一座宝库。
关于他的下一本书，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只是简单提及：“葡萄牙政府对《耶稣基督福音书》（1991）进行审查，以这本书冒犯了天主教为借口，禁止它获得欧洲文学奖，因此，我和妻子搬到了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居住。”大多数为了抗议暴虐专制而离开自己祖国的人们，难免奋臂高呼，手舞足蹈。而萨拉马戈只是“搬到另一个地方居住”。我承认，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但它是一部微妙的、亲切的、悄无声息、令人不安的作品，是那么多关于耶稣的小说中出类拔萃的一部（它们中的第一部，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暗示，可能正是《福音书》本身）。
《石筏》是一部科幻小说，这部动人的小说被极其幸运地拍成一部动人的电影，拍摄地点在西班牙。欧洲从比利牛斯山脉处裂开，伊比利亚半岛奇妙地、灾难性地发生漂移，越过加那利群岛向美洲而去。萨拉马戈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取笑政府和媒体，在面对那些超出官僚与专家职责范围之外的事件时，缺乏耐心而又无能的夸张反应，同时也探索了一些我们称之为“普通人”的面目模糊的市民，面对这些神秘事件时的反应。这是他最有趣的书之一。并且在这本书里，我们还发现了第一只重要的“萨拉马戈的狗”。
《失明症漫记》里也有一只狗。书中的人物都没有名字，而狗也仅仅被称作“舔泪水的狗”。它是一只令人难忘的狗。我相信，萨拉马戈所有最好的作品里都有一只狗。那些狗体现了他故事中一种深刻而基本的元素。它们不会说话，因此无法告诉我们那是什么；它们的沉默也是自身重要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倾向于认为，他那些有狗的小说比没有狗的小说要更胜一筹，或许与他拒绝把人视为万事万物的中心有关吧。有时候，人们越是执着于人性，似乎就越缺乏人性。我由此学会，每次翻开一本萨拉马戈的新书时，都希望能看到狗的出现。
接下来——这时候他七十多岁，每隔一两年就写一部小说——是《里斯本围城史》。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喜欢，但同时觉得自己愚笨且能力不足，因为它讲述的是，或者看上去似乎是葡萄牙历史中的开创性事件，而我对葡萄牙的历史一无所知。我读得太粗心，以至于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无知对于阅读这本书根本毫无影响。重读这本书时，我发现读者需要知道的一切其实都在小说里——十二世纪基督教徒围攻里斯本的摩尔人，这段“真实”的历史与“虚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一个词的改变，从“否”变为“是”，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纪里斯本的校对员雷蒙多·席尔瓦有意犯下这个错误，想以此颠覆“历史真相”的权威，由此而产生一本新的《里斯本围城史》。雷蒙多是“一个简单的普通人，他与芸芸众生的唯一区别，在于他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可见的一面和不可见的一面，除非我们把两面都看清楚，否则就对它们一无所知。”校对员雷蒙多是这个故事（以及其中爱情故事）的主人公，仅此一点就深得我心。
紧接在这个轻松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之后的，就是《失明症漫记》（它的葡萄牙标题的意思是“失明散记”）；之后不久，他又出版了《未知岛传说》，一部可爱而诙谐的寓言故事集；之后不久，他又出版了《所有的名字》，这本书讽刺了怪物般的官僚机构，或许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具卡夫卡风格的一部。然而，将萨拉马戈与卡夫卡进行比较是一件棘手的事；他比卡夫卡更冷峻，也更温柔，他的愤怒既深沉又节制。我无法想象萨拉马戈会写《变形记》，就像我无法想象卡夫卡会写爱情故事一样。《所有的名字》中，那令人难忘的民事登记总局带领我们回到无法穿透的黑暗中，而主人公若泽先生作为一名小职员，对登记总局档案里的成千上万个名字中的一个名字产生了无可抑制的兴趣，想找到名字背后的人，如果这不算一个爱情故事，那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在上文提到的《葡萄牙之旅》后，萨拉马戈写了《洞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人物。2009年5月，萨拉马戈在《谎言的年代》中揭示了这本书的主题，尽管他并没有直接谈到这部作品，而是谈到自己眼中的世界：
每天都有物种在消失，植物和动物，语言和职业也在消失。富人总是越来越富，穷人总是越来越穷……无知正在以一种真正可怕的方式扩张。如今我们正面临严峻的财富分配危机。矿产开采已达到糟糕透顶的程度。跨国公司主宰着世界。我不知道究竟是阴影还是图像将我们遮蔽在现实之外。也许我们可以永无止境地讨论这个问题；足够清楚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分析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的判断能力。我们好像被关在柏拉图的洞穴里。我们放弃了思想和行动的责任。我们把自己变成惰性的存在，没有愤怒的感觉，没有对服从的拒绝，没有抗议的能力，而这些都是刚刚过去的时代里我们曾拥有的最显著特征。我们正在抵达一个文明的终点，但我并不想听到它最后的号角。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伪装在民主之下的极权主义的新形式，却只是徒有民主外表。购物中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但是，还有另一个正在迅速消失的微型世界，那就是小型工业和手工业的世界……
这就是《洞穴》的框架，这是一部极其丰富的恶托邦作品，运用科幻外推的绝妙技巧，为微妙且复杂的哲学思考服务，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人物强而有力。主要角色之一正是一只狗。
2004年出版的《复明症漫记》，采用了《失明症漫记》的背景和部分人物，但方式却完全不同（没有人能指责萨拉马戈把同一本书，或者看似同一本书写了两遍）。这是一部沉重的政治讽刺作品，非常黑暗——矛盾的是，它的结局和内涵都比《失明症漫记》要黑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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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这位自称“学徒”的作者说：
这位学徒想到：“我们都失明了。”于是他坐下来写了《失明症漫记》，以提醒那些可能读到这本书的人，当我们羞辱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扭曲了理性，提醒他们人类的尊严每天都在被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们侮辱，提醒他们无所不在的谎言已取代了众多真理，提醒他们当一个人失去对同类的尊重时，他也就不再尊重自己。
表面上看，这样描述《失明症漫记》有些奇怪，因为在那本书中，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们在侮辱人类的尊严，那些因为发现自己和其他人失明并失去控制从而感到恐惧的普通人。有些人的行为愚蠢、自私而残忍，只顾自己活命，甚至抛弃了自尊和人类的体面，譬如那些接管精神病院并虐待其中成员的人，他们是权力腐败的缩影。但这个世界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们甚至没有出现在《失明症漫记》中，而《复明症漫记》则正是关于这些人的，这些扭曲理性的人，这些无所不在的骗子。
很明显，萨拉马戈的小说并非简单的寓言。要“解释”《失明症漫记》中所有人（除一个人之外）看不到的是什么，或者《复明症漫记》中的市民看到的又是什么，必然会有失草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同一座城市里几年后的同一群人：前一本书对后一本书的启发，我只刚刚看出这一点。
故事从那些普通市民开始讲起，不久之前，他们刚刚恢复了视力和平静的日常生活，做着一些看似与视力或失去视力全然无关的事。在投票日当天，83%的人早上没有去投票站，而是下午晚些时候去投了一张空白票。我们看到官僚们的沮丧，记者们的兴奋，以及政府的歇斯底里。这个讽刺故事一开始很有趣，让我以为自己在读一部轻松的伏尔泰式故事，但我其实错过了重要信息。
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并不熟悉投空白票这一行为代表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不习惯在一个让投票完全失去意义的政府统治下生活。在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体制里，人们会把不投票视作一种偷懒的抗议行为，很可能会被当权者利用（譬如工党的低投票率让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连任，而民主党的冷漠则让乔治·布什两次当选）。我很难承认投票本身并不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因此，我一开始对萨拉马戈笔下那些不投票者表达的意思视而不见，然而当国防部长宣布这个国家正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时，我才终于开始明白。
其他部长表示反对，但他还是得偿所愿，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枚炸弹爆炸（当然是恐怖分子干的，媒体这样报道），炸死了不少人。另外17%投了票的选民试图离开这座城市，但疏散行动却以失败告终，因为政府忘记告诉封锁道路的军队让难民通过。那些没有投票的人，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帮助难民把所有他们想带走的东西带回家，小心茶具、小心银盘子、小心肖像画、小心爷爷……
幽默依旧温柔，但调子却开始变暗，变得越来越紧张。角色和人物都开始逐一出场，他们都没有名字，除了那只名叫“忠贞”的狗之外，也就是《失明症漫记》中“舔泪水的狗”。一名警督受命来到城中，寻找一名四年前失明症爆发期间没有失明的女人，她被怀疑与“白色失明症和空白选票症”之间的联系有关。于是这名警督成为我们的视点和中间人；我们开始跟着他一起看。他将我们带到那位没有失明的女人身边，《失明症漫记》中那位温柔的提灯者，然而，如果说前一个故事开始于可怕的黑暗，之后一点一点走向光明，那么后一个故事则一头坠入黑暗。《复明症漫记》比我读过的任何小说都更能反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这个时候的萨拉马戈已年过八旬，他毫不意外地选择写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一个老人对于死亡具有的那种近在咫尺的理解，是年轻的作家无法匹敌的，无论后者与多少头公牛搏斗，或从多少架飞机上跳下去过。《死亡间歇》（也有译作《间歇死亡》的）的前提是死亡的不可抗拒。死神（在这本书里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每个人负责一个地区——毕竟，官僚主义无处不在）厌倦了她的工作，决定给自己放假。这是萨拉马戈的一个重要主题，卑微的小职员决定做一点点出格的事情，就这一次……所以在这位特定死神负责的区域内，没有人死去。有一阵子，这个调子温和的古怪故事似乎陷入滥套，讲述着政府与官僚体制内的明争暗斗，让人很难不想到美国国会。紧接着那只狗出现了，我于是放下心来。会有人和狗一起到来，真正的人，他们会做出勇敢、愚蠢和不可预测的事。他们会坠入爱河，会做爱，会拉大提琴，会犯错，他们会是属于萨拉马戈的角色，他们会是愚蠢的、痛苦的、高尚的、纯粹的人类。即使其中一个人——那个唯一有名字的人——是死神。
2010年，萨拉马戈去世后不久，《大象旅行记》的英文版出版。这或许是他最完美的艺术作品，就像一首莫扎特的咏叹调或一曲民歌，纯洁、真实、坚不可摧。
根据历史记载，1551年，一只大象完成了从里斯本到维也纳的旅行，这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送给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的礼物。在小说中，大象所罗门和他的驯象人苏布赫鲁（大公为其改名为弗里茨，这对真实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是个不祥的名字[1]）在各种官员和军人的陪同下，从容不迫地穿过各种风景，他们一路上遇到许多村民和市民，后者对大象突然闯入他们生活这一谜团有形形色色的解释。故事就是这样。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老萨拉马戈的写作技巧高超，举重若轻，其幽默是温柔的，其讽刺被耐心和怜悯调和得恰到好处，仿佛蜇刺被收起，却依旧充满机智。
驯象人与葡萄牙船长讨论宗教的那一段特别有意思。苏布赫鲁解释说，自己或多或少算是个基督徒，接着他开始给士兵们讲象头神的故事。你显然对印度教很了解，船长说。或多或少，先生，或多或少，驯象人说，然后接着描述湿婆神如何砍下他儿子象头神的头，并用大象的头取代。“童话故事。”一个士兵说。接着驯象人说：“就好像一个人死去之后，第三天又复活了，类似这样的童话故事。”附近村里的农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一致认为：“大象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只要你绕着它走一圈，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但这场宗教讨论唤醒了他们，于是他们跑去叫醒神父，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上帝是一头大象啊，神父。”牧师很是不满，并承诺对大象进行驱魔。“让我们团结一致，”他对他们说，“为我们神圣的宗教而战，记住，只要团结一致，就永远不会被打败。”整段情节是一系列包含着荒诞的奇迹，是从深刻的、顺从的、深情的智慧中发出的安静笑声。
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萨拉马戈说：“因为我不能，也不渴望去我那一小块耕地之外的地方冒险，因此剩下能做的就是向下挖掘的可能性，向地底深处，向根部挖掘。我自己的根，也是世界的根，如果允许我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正是这种艰苦而耐心的挖掘，才使这本如此轻松愉快的书，具有如此的深度和分量。一头大象穿越十六世纪欧洲的愚昧和迷信之旅，这像是一个寓言故事，又不仅仅是一个寓言故事。它没有道德训诫。没有幸福的结局。是的，所罗门会抵达维也纳；两年之后它会死去。但它的足迹可能会留在读者脑海中，仿佛一串又深又圆的印记留在泥土中，它们并不通向奥地利皇宫，也不通向任何已知的地方，而是指向另外一个或许更值得长久追寻的方向。
这些足迹如今不仅印在泥土中，印在书页上，印在脑海里，也印在电子媒介中；它们如今在我们的电脑中跳动，在我们的屏幕上闪现，对于所有想要看、想要读和想要追随的人来说，它们就像光自身一样既真实又无形。萨拉马戈的写作充满智慧，充满令人心碎的尊严，和一位完全掌控自己艺术的伟大艺术家的纯朴。让我们聆听来自一位真正年长者的声音，一位饱含泪水的人，一位智慧的人。
本文由以下几篇文章构成：《尊严的榜样》（《卫报》，2008年）、我为萨拉马戈的电子版长篇书系写的导读（哈考特出版社，2010年），以及关于《复明症漫记》和《大象旅行记》的两篇书评（《卫报》，2006年3月，2010年7月）
[1]哈布斯堡家族首领、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名号即为弗朗茨二世（Franz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