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夜

今晚的主题是：我们从女人们那里学习什么？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谈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如何不同，谈论性别是如何被建构出来并被执行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明显有一种受到威胁的姿态。既然对于人类行为的一般化处理很容易通过举出例外而被打破，那么我建议，为了让讨论有成效，我们可以在脚注中标出这些例外。我们正在进入性别的森林，在这里极其容易迷路。如果我们在这里定位一棵树又在那里定位另一棵，就会看不见这极为庞大而黑暗的森林，而我们试图找一条路，从森林中走出去。

因此，要回答“我们从女人们那里学习什么”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大而化之的回答就是：“我们学习如何做人。”

近千年来，在所有的社会中，包括今日的俄勒冈，是女人提供了绝大多数基本教导，关于如何走路、说话、吃饭、唱歌、祈祷，如何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哪些成年人应该被尊重，害怕什么，爱什么——所有这些基本技能、基本法则。所有这些关于如何活下去、如何成为社会一员的了不起的、复杂的事物。

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婴儿和小孩子都主要是由（通常是只由）母亲、祖母、姑嫂、街坊邻居或同村妇女、学前班和幼儿园老师来教导的，今日的美国也是如此。每当你在超市里看见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你都在目睹一位生活的学者，一位老师，她在教授的是一套极端复杂的课程。无论她教得好或者不那么好，都不影响这一规则本身：绝大多数时候，是由她来做这件事的。

她教授的基本技能绝大程度上是不分性别的。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这些技能。当它们成为社会技能时，或许会被涂上蓝色或粉红色，于是跟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女孩被教导要安静文明，而男孩则被教导要调皮捣蛋，或者女孩头戴鲜花跳舞会被夸奖，而男孩这样做则会被耻笑。不过总体来说，那些由女人们所教授的基本技能与行为准则同时提供给男女两性。

与之相反，小孩子从男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往往有性别之分。男人或许比女人更乐于确保粉红色与蓝色不要混在一起。父亲经常教授孩子性别角色：男孩应该如何像个男人，女孩应该如何像个女人。男人往往会在男孩长大之后整个接管他们的教育，而忽视女孩的继续教育。几千年来，教育女孩几乎完全是女性的家务事，直到现在很多地方依然如此。男人教育不是自己女儿的女孩，这基本上是非常晚近的现象。几千年来，男性神父在家庭之外制定法则，而父亲则在家庭内部执行这些法则，除了顺从之外，他们教给女儿的东西几近于无。六岁之后，男孩跟着男人学习，女孩跟着女人学习，这是普遍的法则，并且一个地方的性别区隔与等级制度——譬如印度深闺制度（purdah）或伊斯兰教法——越是明显，这一法则就越是真切。

由于男人只给一定年龄之上的男孩教授男性知识，而让女人在教授小孩关于自己同胞的规矩与道德方面扮演主要角色——这意味着女人所教的是没有性别指涉的为人之道。这或许正是一片丰厚的土壤，从中生长出改变，甚至是颠覆。

父亲的教导倾向于维持等级制，维持现状。社会与道德变化或许是从女人开始的，她们在教孩子如何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所传递的等级制较少。我会想到西进运动中俄勒冈小道上的那些有篷马车。当男人扮演传统角色，充满敌意地保护自己的女人远离那些被认为是敌对的、危险的陌生人时，女人则往往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去跟印第安女人说话，跟她们交易一点小东西，让两边的孩子打成一片……泾渭分明的白人男性故事排斥陌生人，伺机而动的白人女性故事则开始承认陌生人。

我们学习的绝大多数东西，是通过故事的方式来学习的。我们倾听、我们阅读、我们学习神话与历史，它们告诉我们自己是谁、属于谁；炉火边的故事向我们讲述直系同胞，讲述我们的家人，它们是我们部落或者民族的官方历史。

谁来讲故事，我们从谁那里学到它们？

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家庭里的女人让故事生生不息，那些关于谁是我们的家人，关于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的直系部族如何作为的故事。男性的神父、萨满、首领、长官、教授，他们教授那些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作为更大的部族、人民、民族之成员应该如何作为的故事。女人传递个人故事，男人传递公共故事。

再一次，我们看到男人所教的更容易支持现状，而女人所教的更为个体化，更容易具有颠覆性。

这两种教学方式有可能彼此冲突。

譬如说，关于“西部如何被征服”，我学到的公共的男性故事讲述的是男人如何探索、如何带着马车队、如何赶着牲口群、如何捕猎并杀死动物、如何捕猎并杀死印第安人。而我的姨姥姥贝琪讲的她在西部早年生活的故事则不同。我还记得贝琪讲过，他们如何驾着一辆一匹马拉的马车，载着全部家当从燃烧的牧场小屋里冲出来。她还讲过印第安暴乱期间，父母离家去镇上购买生活用品的三天里，她当年十二岁的姐姐菲比，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如何在斯通山里的小屋照顾几个弟弟。那些印第安人被政府军队驱赶围剿，对白人充满敌意，菲比害怕他们。然而在我记得的故事版本中，没有人捕猎并杀死什么人。我也记得我妈妈讲的故事，关于外祖母当年如何吹嘘自己生在怀俄明州，因为那意味着她生来便具有选举权。

公共的男性教学和私人的女性教学或许不同，而这些不同之处或许让人困扰。一位住在市中心的单亲妈妈教给自己孩子的故事，是社会期望他们学会自尊自爱，做诚实的公民，然而孩子们从领导街头混混的年轻男人那里，也往往从老师和警察那里学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只可能有一种角色——瘾君子或者罪犯，要么无用，要么有害。

又或者，一个家庭将儿子养大，教给他们一个生活在和平中、心怀慈悲的故事，然而在那之后，一个名为军队的男性机构却将他们带入战争故事中，在那个故事里，他们被迫杀戮，变得铁石心肠。

又或者，一位母亲带领女儿进入做饭和持家等技能的丰富传统中，然而在那之后，商人和政客却劝告她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中，这些工作毫无价值，它们甚至不能被称为工作。

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告诉我们，女人天生不爱冒险，性格保守，因而是传统价值的主要拥护者。真的如此吗？或许这只是一个男人讲的故事，好把他们自己说成创新者、先驱者和变革者，改变社会方向的人，重要新事物的导师？

我不知道。我想这一点值得思考。

第二夜

支撑男人在社会与文化中主导地位的支柱之一是这样一种理念：伟大的艺术是由男人创造的；伟大的文学是由男人创造且关于男人的。

在中小学里，女人——作为教师，她们不得不在男性等级制中工作——教给我这件事；那之后男人在大学里再一次教给我：真正重要的书是由男人写的，并且男人在那些重要的书中居于核心地位。

然而，我的母亲虽然并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颠覆意图，却给过我许多女人们写的书，包括《小妇人》和《黑骏马》，之后还有《傲慢与偏见》，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

当我开始写奇幻与科幻小说的时候，这一文学类型真正只与男人有关。很少有女性作者，同时其中的女性角色无外乎这位或那位公主，或者在紫色外星怪物触手中尖叫的漂亮姑娘，或者一位漂亮姑娘眨巴着眼睛问：“哦，舰长，请你给我讲讲同时地波发生器是怎么工作的吧！”

因此，即便我像深爱几位伟大的男作家一样深爱着另外几位伟大的女作家，即便我希望看到科幻中出现真正的女性角色，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并未质疑过“小说是关于男人的，关于男人做什么、想些什么的”这一理念本身。因为我并没有真正地思考过它。

然而，整个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那些架起火堆焚烧胸罩的可怕的女性主义者却在思考并提出这些问题：由谁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战争和冒险是重要的，操持家务和生养孩子却不是？

那时候我不仅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更操持了多年家务，养育了好几个孩子，所有这些事都令我着迷，它们像人们所做的其他事一样重要。于是我开始思考：既然我是一个女人，那么为什么在我的书中，却是男人占据核心与主要位置，女人居于边缘与次要位置，就好像我是一个男人一样？

因为我的编辑希望我如此，评论家希望我如此。可是他们又有什么权利希望我女扮男装呢？

我自己又可曾尝试过用我自己的性别来写，以我的女性之躯，而不是穿着借来的男士礼服与护裆？我又是否知道应该如何以自己的女性之躯，穿着自己的衣服来写？

啊，不。我并不知道。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是其他女性教会了我。那些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那些曾被男权主义的文学建制埋葬，却又通过《诺顿女作家选集》等书籍而被重新发现，获得赞颂与重生的前辈女作家。还有我的同辈作家，大多数都比我年轻，作为女人写作的女人，写女人的女人，她们无视文学与类型的卫道士而写作。我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勇气。

然而我并不曾，也依旧不想建立女性知识的邪教崇拜，不想自夸说女人知道男人不知道的东西，不想谈论女人深邃的非理性智慧，女人关于自然的与生俱来的知识，等等。所有这一切往往都只是强化了将女人视作原始和低等的男权主义理念——女人的知识是基础的、原始的，是地下黑暗的根系，而男人则将其培育长大，获得那些阳光中的花和果实。

可是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一直牙牙学语，而男人却能长大成人？为什么女人就应该盲目地感知，而男人却可以思考？

在我的长篇小说《地海孤儿》中，有一个角色表达出她对于性别化知识的笃信。故事女主角恬娜和她的朋友蘑丝——一位又老又穷又天真的女巫，两人讨论到男性巫师和他们的力量。恬娜问，女人的力量又怎样呢？蘑丝回答：

“哦，亲爱的，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谁知道一个女人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呢？听着，夫人，我有我的根，它们比这座岛还要深。比大海更深，比陆地的升起还要久远。我来自黑暗。”蘑丝的眼睛在红眼眶中闪着奇异的光，她的声音好似乐器吟唱。“我来自黑暗！我比月亮更古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说出我是什么，女人是什么，有力量的女人，女人的力量，比树的根系更深，比岛屿的根系更深，比创世更古老，比月亮更古老。谁敢问黑暗？谁会问黑暗的名字？”

一次又一次，女人们所有人（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按照她们被期望的方式去聆听和阅读，哪怕她们所说的与被听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蘑丝的这段话被上百次地引用，得到人们的赞同和肯定。但我从未见过一位读者或评论者注意到恬娜的回答。

“谁会问黑暗的名字？”蘑丝这样问，这是一个伟大的修辞学问题。

然而恬娜却回答了。她说：“我会。”接着她又说，“我在黑暗中住得够久了。”

蘑丝所说的正是男权社会希望从女人那里听到的。她骄傲地宣告男人留给女人的唯一一块领地，原始、神秘、黑暗的领地。而恬娜却拒绝被限制。她宣告的是理性、知识、思想，她宣告自己所拥有的不仅是黑暗，也有阳光。

在这段文字中，恬娜代替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们在黑暗中住得够久了。我们有同样的权利要求阳光，要求学习和教授理性、科学、艺术，以及所有一切。女人们，让我们走出地下室，走出厨房和育儿室，整座房子都是我们的房子。男人们，轮到你们学习如何住在你们看上去如此害怕的黑暗地下室中，住在厨房和育儿室中了。当你住进去之后，来吧，让我们谈一谈，所有人一起围坐炉边，在起居室里，在我们共同的房子里。我们有太多东西要告诉彼此，有太多东西要互相学习。

据2010年2月在俄勒冈州约瑟芬的“渔网”（Fishtrap）冬季集会上的两次演讲改写而成，每次演讲之后都有相关话题的小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