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隔一周来我家做一次清洁，我很欢迎她的到来。她看起来那么美丽，苗条的身材几乎无可挑剔，举手投足都透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仿佛她从未经历过任何坎坷，仿佛她内心的平和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打破。一般说来，有个陌生人来家里打扫卫生，我总会感觉很不自在，但娜斯佳干起活来是那样谨慎，那样敏锐，几乎不会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她从来没有在我的公寓里留下任何陌生人的痕迹，恰恰相反，她似乎比我自己更清楚，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家更加舒适。她总是笑容灿烂地对着我，告诉我来这里工作的日子对她来说就是节日，因为她可以和我用俄语交谈，而且我住得离她姐姐家很近，她可以直接步行过来。这个说法一直让我觉得奇怪。我能理解她喜欢和我用母语交谈，但她完全可以随时享受步行三公里的乐趣，不必非得到我这里来打扫卫生。为什么这段步行路程对她来说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我当然记得她听到乌克兰音乐时情不自禁流下的眼泪，我也已经猜到，她的德国居留许可失效了，她需要别人的帮助。我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待她向我求助的那一天。除了我，谁还能成为她与这个德语世界的中间人呢？这是上天注定的，为她担当这样一个角色，我是最适合的人选。但她从来没想过伸手抓住这环抛向她的救生圈，她对自己的私事闭口不谈，她的骄傲她的教养不允许她这么做。在走向我家的路上她会那般愉快，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有关她处境的秘密，那可能是我意想不到的，也可能是我无法理解的，但我一直没有追问。
我从来不打听她的私事。我们保持着一种十分友好但又有些疏远的关系，我是她的雇主，她是从我这里领取报酬的员工。我似乎从没对她的好心情和她有意表现出的无忧无虑起过疑心，尽管我在决定雇用娜斯佳的那一刻就已经瞥见了命运的暗影，我看到它又一次追上了我的脚步。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并不急于探索她背后的故事。当初是我自己做出决定，把清洁工作交给下一个按响我家门铃的人的，没有人蛊惑我，也没有人强迫我。我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尽管我之前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参演任何一个东边西边的故事。那样的故事我在过去的人生里已经经历了太多，我不想再与东边的一切有任何关系，它抓着我的出生地对我紧追不舍，把我拖进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悲剧。我厌倦了在生活中一直兼顾两头，不管什么事都要站在两种立场上思考，俄语的方式德语的方式，永远用两种标准来衡量一切，永远也不知道哪一种才真正属于我自己。
有一天，娜斯佳突然打来电话向我告别，说她要回基辅，那个时候她已经在我这里做了三年了。我和她的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但是我不经意地追问了她一句：“发生什么事了吗？”娜斯佳支吾着还没有说出事情的原委，我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不闻不问地从中抽身了。这是她第一次以私人名义来找我，我们一起喝了茶，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在签证过期后的一年多里，她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她只在外出工作时才离开姐姐的公寓，走在大街上会不断地四处搜寻警察的身影和警车的踪迹，她根本不敢与迎面走来的路人对视，他们的眼神里仿佛都充满了怀疑。夜里她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因为她感觉有人按响了门铃。我现在终于明白过来，她为什么对能步行到我家庆幸不已，因为她最害怕的，就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遇到查票。每次坐车，她都担心她的护照需要和车票一起出示。她确信自己的额头上明白无误地写着“非法”二字，她觉得自己的有效车票无法在检票员面前掩盖签证早已失效这个事实。在她眼里，检票员就是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根据她的经验，这样的人只会凭着自己的独断专权任意摆布她，任何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每天早上在走出家门去工作的那一刻，她都坚信自己会在上班途中被抓个正着，然后被送进监狱。
时刻担心自己的非法居留被发现的同时，对女儿维卡和外孙斯拉瓦的牵肠挂肚也在一刻不停地折磨着她。对于斯拉瓦，她虽然没法陪在他身边为他抵挡乌克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危险，但至少还可以通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她可以给罗曼打电话，确认一切安好，让自己悬着的心放下一两天。然而，与女儿维卡，她却失去了一切联系。她没有她的地址，没有她的电话，只能终日等着她的来电，而她打来的次数屈指可数。在两次通话的漫长间隙，她就会陷入极其低落的状态，各种念头幽灵般在她的头脑里疯狂生长。她感到内疚。她不仅抛下了外孙，也无法在乌克兰为自己的女儿创造一个适宜生活的环境。她知道维卡从小就能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恐惧，这种恐惧源于她童年时年迈的外祖父母，后来，母亲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成了这种恐惧的来源。正是这种无法被娜斯佳掩藏的恐惧，使得维卡逃去了世界的另一边，逃离了自己母亲的目光。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她才如此憎恨乌克兰，如此憎恨这个用根深蒂固的忧虑禁锢住她的母国。
最后，娜斯佳终于在柏林找到了一个答应把她从日常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男人。这个叫彼得的人与为她提供担保的阿尔乔姆相熟，他说他可以为她提供一本新的乌克兰护照，国籍一栏写着“犹太人”而不是“乌克兰人”。他说，有了这本护照，再加上有效期三个月的入境签证（他也可以为她搞定），她就可以去外管局申请永久居留许可。她可以说自己的犹太父母住在柏林，年老体弱，需要人照顾，所以才不得不从乌克兰迁居于此，这就是她申请居留权的理由。顺便她还应该对自己作为犹太人在乌克兰反复受到的迫害控诉一番。一旦获得居留许可，她就可以立刻凭着它向社会福利局申请社会救济。不过，她必须把每个月转入自己账户的救济金取出来交给他，这就是这本新护照的价格。反正没有他的帮助，她本来也不可能拿到这笔钱。
我始终想不通，像娜斯佳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正派人士怎么愿意参与风险如此之高的冒险。不过，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非法身份败露的恐惧之中，她或许已经濒临崩溃，而且因为签证过期，她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返回乌克兰。如今的她，进退两难。另外，在她从前生活的那个世界里，法律的存在只会让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在德国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那里只是生存的日常。要在法律的阴影之下求生，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它斗智斗勇，想尽办法破坏它、绕过它，只能永远站在法律的对立面上。遵守法律，就只有死路一条。在前半生里已经习惯了这样看待问题的娜斯佳，肯定也想到了护照伪造者的提议。背着国家耍些互惠互利的手段，再正常不过的操作了，这在她家乡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彼得要求她预付一千马克，这笔钱在娜斯佳获得居留许可后会从支付给他的社会救济金里抵扣。她可以把钱交给阿尔乔姆，请他代为转交。她这才知道，阿尔乔姆住在过去的斯大林大道上的一套豪华公寓里。他向娜斯佳保证，护照准备好后会立即联系她，他必须即刻前往基辅办理手续，整个过程需要三到四周时间。阿尔乔姆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毛衣下的肚子看起来就像一个体操球，发黑的眼窝里一对小眼睛仿佛闪耀着鬼火。他告诉娜斯佳，他正在俄罗斯边境与一名海关官员合作，后者能为他免除进口二手车的高额关税，作为回报，阿尔乔姆让他参与了自己的生意。
娜斯佳对还能收到彼得的消息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她想，也许他们只是合伙儿从她口袋里掏走一千马克然后平分了这笔钱。然而，实际上只过了三个多星期，彼得，一个瘦弱、跛脚、镶着金色门牙、戴着格子平顶帽的男人，就出现在了她姐姐威丁区的家里。他来找娜斯佳，把一本全新的乌克兰护照交给了她，上面盖着三个月的德国居留许可。与他先前保证的一样，写在国籍这一栏的，不再是“乌克兰人”（Ukrainerin），而是“犹太人”（Jüdin）。这个单词对于娜斯佳来说并不陌生，她和自己的姐姐一样，都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她在基辅也有许多犹太朋友。小时候她就和那些逃过了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孩子一起在家乡的大街上玩耍。和犹太人相关的东西在她周围随处可见，本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当她的目光落在新护照的另一行上，她不由得感到心头一紧：她的婚前姓氏变成了“卡茨”。她还没来得及考虑到这个在身份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细节，事实上，她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突然间，她就成了一个娘家姓卡茨的人，她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背叛了亲生父母，她从自己的护照上划掉了他们的姓氏就是让他们再一次死去。她真想把这本伪造的护照还回去，但她手里还被塞进了更多伪造的新文件：她新父母的出生证明以及结婚证的公证复印件。这些证件显示，她的父亲是1914年出生于敖德萨的巴鲁克·卡茨，母亲是1918年出生于赫尔松的罗莎·鲁宾娜，他们于1941年6月在敖德萨举行了婚礼。在1972年，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对夫妇来到了联邦德国，如今就居住在柏林米特区历史悠久的谷仓区，这是一个犹太传统正在迟疑中渐渐复苏的地方。娜斯佳知道这个地方，她有一户雇主就住在那里，他们在一栋烟熏火燎、千疮百孔的房子里拥有一整个翻修过的楼层，它就像一个虚幻的豪华岛屿，漂浮在这个仿佛刚刚结束了战乱的地方。这是她所见过的柏林最阴沉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