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做好了接受任何工作的准备，无论它多么低贱，报酬多么低微。她跑遍了整个城市，愿意为任何人效劳，但没有人需要她。所有行业都濒临崩溃，到处都在裁员，没有地方雇用新人。与她风风雨雨共事了二十五年的同事大家庭也渐渐瓦解，所有人都自顾不暇，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
“生意”这个词成了新的咒语，未来属于创业者。娜斯佳试过卖小馅饼，她把林子里采来的蘑菇做成馅料。她也尝试过裁缝活儿，她拆开自己的旧裙子，照着法国时尚杂志上的衣服样子，用缝纫机踩出一条新裙子。她甚至真的把自己做的一件成功卖了出去。买家是过去的一位同事，她和丈夫开了乌克兰的第一家复印店，靠它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后来娜斯佳听说，某天早上，这对夫妇发现两个持武器的陌生男人等在自家的店门口。那两个人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这家店现在属于我们了。”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警察是不会插手的，他们已经被收买了。所有人都被收买了。这个国家现在属于那些自称寡头的人。
幸好罗曼还在。虽然他也没办法再按时领到工资，但至少可以不时地接济娜斯佳一些钱，让她给孩子买酸奶和碎荞麦片。有的时候，她就只能寄希望于一份慷慨的施舍了，或是指望朋友们发出晚餐的邀请，但他们同样一无所有。所有人都在砸锅卖铁。娜斯佳卖掉了自己的刀叉、餐盘、书籍，还有她那件漂亮的狐狸领外套。据说有人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这才有钱来购买食物。
眼下她经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起西班牙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间的对话，又一次降临世间为人们带来自由的基督第二次被判处死刑，因为宗教大法官认为，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难以忍受了。是这样吗？她，娜斯佳，有生以来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她如此渴望的自由，难道就意味着丧失任何一种保障、割断任何一种联系、是生是死都不再与任何一个人有关吗？
一个计划在她的心里渐渐成形。她的姐姐塔尼娅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好几年。因为塔尼娅嫁给了犹太人，他们的两个儿子以犹太人的身份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丈夫去世后她通过家庭团聚程序和孩子们一起定居在了德国。战争和大屠杀结束后，苏联的犹太人处境得到了暂时的改善，但反犹主义苏联向来就有，很快，反犹就死灰复燃。伴随这种歧视产生了一个吊诡的有利条件：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在一些人试图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以避免歧视的同时，另一些人却拼命想在自己的家族历史中找到一位犹太祖母或曾祖母，凭借家谱中一个哪怕十分不起眼的犹太分支，他们就能跑去西边。
过去，德国不仅接收犹太人，还接收每一个越过边境的苏联公民，因为他们都被视作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如今，这个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人再会扣留已解体了的苏维埃帝国的公民，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但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任何地方允许他们进入。不过娜斯佳还是听说了不少传闻，比如有人在成功拿到了德国的旅游签证之后去打了几个星期的工，回来时便揣着一笔钱，这笔钱足够在乌克兰生活半年。
她与住在柏林的姐姐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她得筹到去柏林的火车票钱，同时她必须找到一个能为她在德国的居留提供担保的人，比如她在德国生病了，那个人就要承担她的治疗费用。她的姐姐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她自己也靠社会救济维生。她外甥们的物质条件也相当有限，所以他们提供的担保同样不会被接受。不过他们认识一个俄罗斯人，在做跨境贩卖二手德国汽车的生意。这个叫阿尔乔姆的男人拥有德国永久居留权，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收入非常丰厚，也愿意为他朋友的小姨提供担保。
娜斯佳收到了从莫斯科寄来的担保声明后，便带着它去了德国驻基辅大使馆。在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之后，她把签证申请递交了上去。几周后，她又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全身被倾盆大雨浇了个透，终于拿到了盖了签证的护照。她获得了许可，可以在德国停留四个星期。这个小小的印戳，以及这张贴着她照片的不起眼的小纸片，就是她跳往世界的另一边所需要的全部，而她长久以来已经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是如果不解决旅费问题的话，所有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于是她向每个朋友都借了一小笔钱，所有人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仿佛娜斯佳正代表着他们所有人前往一个对他们来说仍然如同传奇一般的世界。而照顾斯拉瓦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就落到了罗曼的身上。
1992年7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娜斯佳在基辅火车总站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是背上的一个双肩包，和她平日里的旅行没什么分别。过了利沃夫，就出了苏联的地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离开这片土地。进入德国的第一站是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第二站是柏林-利希滕贝格。她从等候在站台上的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姐姐塔尼娅，她在德国的这些年里圆润了不少，花白的头发剪了一个波波头造型。她们已经六年没见过面了。姐妹俩的关系从来都称不上亲密，两人不仅年龄相差很大，性格上也没有太多共同点。
火车站离地铁站不远，一路上娜斯佳看到的都是她在家乡随处可见的板式装配建筑，她仿佛只是从乌克兰的一个“Obolonj”搬到了德国的“Obolonj”。不同的是，这里矗立着许多被脚手架包围着的高楼，整条道路都在手提钻的轰鸣声中震颤，远处还林立着把巨型手臂伸向云端的大吊车。在尘土飞扬的空气里，娜斯佳也嗅到了几丝家乡的味道：那是东欧汽车排出的废气味，它们气喘吁吁地颠簸着从她身边驶过，而闪亮的西欧汽车则静静地漂浮在沥青路面上。行人必须不时绕过建筑基坑，还得留心遍地都是的狗屎。人行道上老化开裂的焦油沥青被发烫的正午热浪烘烤得发软。那年夏天似乎是很多人记忆里最热的一个夏天。眼前的所有东西都仿佛与娜斯佳隔着一团雾气。她感到精疲力竭，整个人浑浑噩噩。在火车上的二十四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合过眼。
塔尼娅住在威丁区，过去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就在几年前，她从自家的窗户往外望，还能看到那道被涂得五颜六色的墙，墙只有朝向西边的这面是彩色的，背后则是另一个世界的延伸，那是一个灰暗而无望的世界，她曾经就属于那里。再往前，还能看到一栋房子破败肮脏的背面，上面的窗户被东德用混凝土封了起来，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人就看不到墙另一边的西边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