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公司破产的工作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在Q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已召开了债权人会议。最后，破产中争议最大、矛盾最尖锐、火药味最浓的问题还是摆在了我的面前。没有办法，这种谁都觉得无能为力的事，又是谁也不想沾的事，只有推到政府了。政府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万能的机器，市长则是呼风唤雨的“救世主”。
面前有两个十分棘手的事，已成为影响Q市稳定大局的燃眉之急。其一是债权人的讨债。自行车公司的债权人已愈百家，大多数债权人还能冷静对待这种现实。毕竟国家有企业破产法，地方操作企业破产，是有法律依据的，决非随心所欲的事。明智的人知道，一旦企业进入破产程序，那裁决都是有根有据的。即使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你也是无改变结果的回天之术的。胳膊哪里能别过大腿，遇上这事只能认倒霉了，充其量发发牢骚，道道怨言，骂几句娘而已。而那些财大气粗的银行家们，尽管他们会有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债款变黄化为乌有，他们却面不改色心不跳，更不会为讨这巨额债款去玩命的。因为那钱是国家的，尽管心疼也不至于失去沉稳的风度。可是，就在这些债权人中，有的是民营企业，私人企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中一家家族式公司，曾将他们经营的彩色自行车橡膠轮胎卖给Q市自行车公司，买卖协议书上签写首付货款三分之一，待轮胎全部到公司之后付清三分之二余款。谁知堂堂的自行车公司却不讲信誉，不执行协议，他们只付了货款的三分之一，如今时间已过去两年，买方还欠卖方250万元。这笔债对一对夫妇办的私家公司，已经是灭顶之灾了。债权人在债权人大会之后发现，这笔资金的讨要已是凶多吉少。他们就到法院大闹天宫，但是法院给予他们的只是同情的目光，对实质的还款问题却爱莫能助。最近，他们又向政府发出警告：倘若破产企业不归还他们的250万元货款，夫妇二人将到Q市政府大门口自焚，以示抗议。与此同时，一家承建自行车公司服务大楼的工程队，近些天也是不断找政府说理，他们要追回自行车公司欠的380万元工程款，如果这笔账款泡汤，他们扬言要在Q市杀人的，到时别怪工程队人太野，是你们Q市太不讲理，工程队的工人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
一是要自焚！一是要杀人！都够刺激的。倘若真走到那一步，在Q市的民间传说中又增加一个绘声绘色的惨烈的悲剧。尽管政府可以控制官办的媒体不予报道这类事件，但政府却没有能力封堵成千上万个Q市人的言论自由，老百姓们会以自个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道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见解，当然大多是同情弱者，把政府抨击得狗屁不是。他们并不懂，如今市场经济的概念，既然走市场，买卖双方的事何以来找政府，既然做买卖，当然有赚又有赔，那么多赚了大钱的主儿很少有找政府表示感谢的，赔了钱就该找政府说事吗？赔了钱只能责怪自己的眼光不准，看错了位。市场上那么多买方，那么大的市场，你为啥偏选这个自行车公司？你就没听听它在社会上的口碑吗？我随意的胡思乱想着，却还是自己来否定了自己，这毕竟是在Q省，在Q市，人们还不大适应市场经济。或者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压根就存在着极大的误差，他们往往把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统统推向政府，以为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必须解决。可是，他们哪里知晓，世界上根本没有万能机器，政府当然不是万能。倘若我去向众多的债权人讲这些道理，效果肯定适得其反。我知道，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浮燥的、不成熟的又赚钱心切，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的人太多太多了，可是他们只是向往着成功的快乐，却不能承受失败的压力和痛楚。唉，这么多的人，都是只能富得起，不能穷得起吗？只能赚得起，不能赔得起吗？可悲啊！我自言自语，还是提醒自己，不能只照本本理论做事，要因地制宜，我当然不害怕来自各个角落的威胁和恫吓，这种东西，对做过多年市长的我，也算是家常便饭了。不过，我决不能让那对夫妇为讨账去自焚，也不会叫工程队去杀人。做好这两件事，可以说我胸有成竹。真正使我忧虑并担心的是自行车公司的5000余名职工的问题。这是一座火山，里面蕴含的岩浆异常活跃，只要拱出一线裂缝，那炽热翻腾的岩浆就喷射而出。
来自内部的报告已向我说明，破产清算组拿出的结果证明，自行车公司现有的全部家当，也达不到5000余名职工的起码要求。其中有在职职工安置费、离退休职工安置费、离退休职工医疗费等，这种开支是必须发放的，它不比欠银行的钱，那类欠款尽管数目惊人，但却有惊无疼，因为那是公款。公款实际是夯实不到哪一个人的身心的，它也不会造成个人的倾家荡产，当然也就没人去为这种巨额债款的流失据理力争、呼天喊地、游说上访、上蹿下跳了。他们甚至会协手债务人一道抹平这种账目的黑窟窿，以将巨款核销的合法结果告终。只要债务人与债权人幕后达成了互惠互利的交易，双方联手坑坑国家，骗骗银行，早已成为当今市场中一大公开秘密了。
眼下真正使我担心的问题，并非那要死要活的自杀和杀人的事态，因为那只是局部问题、个人问题，我只要稍加关注，事态必将缓解。若万一遇上不讲理的胡搅蛮缠的对手，我只要动一下政府专政的工具，一个小姆指就可将其按捺得翻不了身，那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说的只限于那类不讲理的，胡闹的对手，想寻觅这类人的破绽是手到擒来的事。而拥有5000多名职工的尚属国有企业的自行车公司则截然不同。这是一个群体，一个部落，一方王国，一方世界。作为市长（包括任何官员）应该明白这方世界的内情，应该说必须明白这里的内情。这种被称为国情、省情、市情、厂情的内情，它的内涵不仅是对那种看得见的，可以量化的硬环境，其中更有精神、心态、人文内容的软环境。我知道，许多事情的处理失败，解决不善的原因，大多不是因为对硬环境的把握不准，而是不谙知软环境的“心态个性”。软环境是指导硬环境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倘若一个不懂政治的官员，应该说，一个连政治还没弄懂的官员，去处理矛盾漩涡中的难题，去化解麻烦棘手的焦点，结果肯定是很糟糕的。
根据我掌握的自行车公司的软环境的情况，我分析了他们各个层次人物的不同心态，不同期盼。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工人，这部分人数已超过4000名。工人中40岁以上的占了一半，这部分称为中老年的工人，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也是工人队伍的导航者。他们之中，大多有一种让不懂政治的人无法理解的概念。他们以为，他们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执政党的工人；他们以为，国家和执政党却对不起他们。为什么？他们以为，他们把青春、把最好的年华无私地献给了国家，献给了那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献给了国有企业。国家称他们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生力军，是革命事业的动力。他们在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享受中，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牺牲个人利益，一切为了国家，安于微薄收入，甘于清贫生活。他们以厂为家，把工厂的兴旺看作个人的兴旺，视工厂的荣誉高于一切。可是，当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之际，他们突然发现，先前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定义和夸耀只是一张空投支票，本来的领导阶级、国家主人、革命动力，此时得到的是下岗、失业、无业或是效益低下的低工资。失去的却是青春年华和旺盛的精力。在他们看来，是国家变心了，背叛了早年的宗旨和许诺。今天，当他们失去青春的活力，成了残兵衰将的时候，国家突然板起面孔，以市场经济的理论教诲起在计划经济汁液里泡大的他们来。甚至把市场经济的标准套用在已经在计划经济天地里摸爬滚打得精疲力竭的功臣们身上，他们能理解这种突来的变故吗？
然而，同样是这个部落中的成员，同样在一块摸爬滚打地走过来的同仁，如今已走上领导岗位，担任着要职，戴上了官帽，成为举止轻重的人物，他们与先前的工人兄弟就不一样，就大不一样。他们懂得，这是时代前进的步履必须踩出的烙印。他们还会引经据典、旁证博引地用一大套充满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唯物辩证理论，千方百计地把眼前的态势证明为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由历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必然的代价云云。然而，工人兄弟对这套生涩的理论却难以咀嚼下咽，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地位决定着思想意识。一群连吃饭的资格都被剥夺的人，哪里会平心静气听你为他们上课，特别是上这种要他们明白砸碎他们的饭碗是必然的课程……
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是一个集天理、人情与国法于一身的复合型问题。想解决好它似乎不大可能。然而，解决不好它就要出乱子，我竭尽全力绞尽脑汁，企图寻觅出一条接近公正、公平、公道、公允的大家都能接受，不！应该说都能承受的途径。这种事，决不能叫那类不负责任的、缺乏思想的、就事论事的、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辈牵着鼻子走。
我看着办公桌上放的“自行车公司安置职工费用报告”，其中在职职工人数5192人，根据国家规定，这部分职工应得到公司职工平均年收入的3倍的资金。也就是发给他们3个年头的工资。照自行车公司去年的人均收入报表为8900元，5192名职工，总共安置费是1个多亿。另外，尚有999名离退休职工，按照规定，企业破产清算时，应该先向社会保险机构清偿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还要为他们一次缴纳10-15年的这种保险费，还有离退休职工医疗费……我不想再继续想下去了，更不想再去计算这种惊人的开支。因为我已经知道自行车公司成了空壳，肚子里的油水已被吸干榨尽。肥了老板，瘦了工人，当然也瘦了国家。如今却要政府去堵这个黑洞。合理吗？我为什么要为他合达贲做下的孽债负责？可是，我不负责，又让谁去负责？更使我不安的是，即使我东拼西凑暂时挪来这批职工安置费，如数将钱发下了，工人们并不满意啊！特别是在职的中老年职工，他们压根就把自个的命运系在了企业身上，他们本打算与自己的企业共度人生。在他们年轻时，国家就教导他们以厂为家。现在国家怎么能发给2万多元就了事呢？他们可是一直视工厂为家的啊！这个家怎么说散就散伙啦！早先他们可是全民企业的正式职工，一下子竟然成了无家可归的失业者。他们哪里想得通这个理。尽管政府官员能想得通，工人圈子外的人也有想得通的。
工人兄弟们并不知道政府的难处，政府也有没有办法的时候啊！对这种长期积累的已成为积重难返的难题，政府怎能会短时间治愈它的病症呢。我想，问题的实质是不能叫这么多年富力强，尚有精力的工人无事可做，一个城市突然增加这么多失业工人，能安定吗？能不无事生非吗？
眼前就要失去“家园”的自行车公司的工人如何安置，已成为我的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这事，在Q市，没有人不认为它是政府份内的事，也没有人不认为，政府有做好这事的能力，至少是有解决这事的办法吧。而政府的人们，一双双目光都盯住了我，等我的办法出台。可是，谁知道我为这事正焦头烂额了呢，正像热锅上的蚂蚁——走头无路了！唉，这时刻，只有我才懂得啥叫有苦难言。
傍晚时分，我走进省委组织部长秦少卿的办公室。我要向他汇报汇报我的苦衷，倒倒我的苦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还有一种想法，万一Q市因为工人下岗失业闹出了什么乱子，省委总得有人为我俞阳说句公道话吧。毕竟这种问题是潜伏已久的了，它的暴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的话。我必须让领导知道这种问题的前因后果……
秦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像这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事，并不只是Q市才有。全省20个地市，100多个县及县级市，目前反映到省里的这种事已上百起了。遇到这事，一是认真对待，拿出因地制宜的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至少应该稳定住大局；二是要沉着冷静，不可大惊小怪。这种事，以后还会有的，市场经济嘛，孰死孰生，孰衰孰兴？都是市场说了算，不是政府官员说了算的。这种事，无论是政府，还是工人，都需要增强对这种结果的承受能力，都应该明白，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饭碗在全世界就没有铁过……
秦部长讲的这些道理，我并非不知道。只是当我面对面的与那么多期待、热切、哀怨、悲伤、愤怒的工人面庞碰撞时，就说不出如此理论的、理智的话了。唉，这种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
不过，最后秦部长的几句话对我是颇有价值的。他是好心地开导我：遇上这事，还是少跟省里找麻烦为上策。不然，领导听到这，会烦心的。再说，这种事，省里有啥办法？办法应该都在地市里呢。这种事就是该你们想方设法解决的事。
想一想，也是。领导任命你做了市长，市里有了麻烦，就是你份内的事，你去向领导说这种破事，这种败坏胃口的事，能有啥好果子？
临别时，秦部长似无意识地透露着，省委吴书记很快就到中央党校学习，时间1年。
“怎么这么长时间？”我问，“家里的工作呢？”
“当然是暂由省长主持了。吴书记在Q省任职时间也确实不短了，调动调动也是干部的正常交流嘛。”
“你是说，这次吴书记去党校学习，就不再回咱省做书记了。”
“也是吧，不过，这种事有时变数很大，你心中有数就行了，不要散布这种消息。”
秦部长的话说到这地步，新的省委书记已经拟定了。因为他说话总是留有充分余地的。
离开省委大院，我想，Q市的事，我当然是责无旁贷了，无论遇到多大的麻烦，多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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