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处理过自行车公司的上访问题以后，麻烦就日益多起来。是我自己把自己推到众目睽睽的聚光点，而且还叫韩鑫赔我接受这种“烘烤”。

自那天开始，自行车公司的工人中知道俞市长的人愈来愈多了，他们相互传播，说俞市长很理解他们，是为他们说话的，与有那臭架子很大，又不关心工人的官们就是不一样；还说俞市长与韩老板关系很铁，要不，他俩能一块与咱自行车公司的人对话……工人们就是这样，听到啥信息就信，且一传十，十传百地相互做着免费广告。也是这种原因，他们就3人一组，4人一群地到市政府找我，他们对政府值班室的干部说，他们都是俞市长的朋友，俞市长去过他们的工人小区，与他们聊天拉家常，是俞市长请他们常来与市长沟通沟通。他们的话，使值班的同志也不敢怠慢，就很认真负责地接待他们，并及时地将他们来访的事告诉我，请我回答见还是不见。而不像对待一般找市长的人群，值班的同志就直接挡了回去。充其量让来访者写张表格，把他们的姓名、单位、事由简明扼要地写上几句，就打发他们回去。至于这张表格能不能转到我手中，那是值班主任定夺的事。谁都知道，倘若一市之长要铺下身子处理这类零碎，那就什么事情也别干了，仅这项专业就够他累了。

由于自行车公司在我的日程中挂上了号，也是因为我两次与他们面对面的接触，就无形地加深了我对这家企业的印象和责任感。所以，对待他们就不像对待一般的来访者。实质上，对他们我已做到了有访必应，有问必答，并在身体力行，竭力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天从自行车公司的会议厅回到政府，当晚我就去找刘书记汇报情况，记得刘书记是这样说的：

工人的要求是工人的要求，能不能照他们的要求办事要对照政策和实际情况定夺。自行车公司破产还是不破产的问题，这是个如何顺应市场的问题，毕竟如今不是早先的计划经济，工人们的思想观念至今尚未转变过来，现实已走进了市场经济，思想还留在计划经济中。唉，这也可以理解，但不能表态，这事要集体决策，俞市长，抓紧开五大班子会议定夺。我说，开五大班子会议之前，咱们应该有个基本态度和导向性的说法。不然，会上没个引导，弄得统一不了意见。再说，五大班子虽然人多，但是对自行车公司了解的人不多，有责任意识的人更不多。刘书记听我说的有理，就说，这样吧，俞阳同志，以你牵头，将审计部门、计划部门、劳动、人事部门拢到一块，拿出个操作方案。

这几天，我与几家有关的单位研究了自行车公司的问题。根据审计部门的结果，自行车公司必须破产无疑了，用他们的话说，那已经是只死老虎了，你还能扶得起来吗？死了的生灵，尽管生前再好，那已成为历史，咱不能感情用事，去幻想它起死回生。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错上加错。至于工人的强烈要求，那只是感情用事，不实际，更不能采用。讨论到企业破产后工人的安置问题，劳动部门认为，这里边的老工人可以推向社会，享受养劳保险的福利。年纪轻的可以协商调入本市正在扩充规模的企业，比较困难的是一部分已不算年轻，又不能退休的中年人，如果安排不好，这部分人可能成为Q市的一支不安定因素。计划部门谈了目前Q市准备上马的新项目和几个扩建的老企业，预测了这里可能招聘新人的空间。人事部门对自行车公司的干部做了一番统计，并阐述了其中主要干部的资历和简况，其中有几位干部早先属政府机关的行政编制，级别与Q市的副市长和县处长同档。有的还是主动报名支持企业，方从政府到工厂了，对待这部分人要慎重。还有几个部队转业干部，军衔是大校，当时与他们同级别的军人转到行政机关，如今最小的官也是个局长，大的已坐上正市级的位置了。这些人，政府也应该妥善安置等等。

这么多事，最后作难的还是市长我。我不能说人家讲得没道理，我更不能说这些同志不能安排，可是，去哪里弄这些交椅呢？谁去考虑这个难题呢？说的容易啊！还有那么多的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工人，重新培训改行已不现实，在老行当里干已没有可能。这样的人，谁去为他们发工资呢？我能说，如今市场经济，在哪里打工哪里发钱，市场经济吗，不找市长找市场才是正路。理虽是这个理，但不能说啊！也不敢说，只能憋在心里，却迟迟不能揭开底牌。可是，那数千名活人，可是每日每时都没放弃他们的希望，都在催促并等待着政府的回话。

终于，五大班子会议在今天召开了，专题研究自行车公司的问题。今天召开这会，并非对自行车公司的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而是工人们的激烈要求和频频上访，压迫着我不得不把抱着的这块烫手的山竽推到五大班子之中，把我1人的作难变为众人共同的作难，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手段，即使解决不了，问题也算上了五大班子会议，集体研究过了。既然五大班子都没办法的事，我一个市长又有啥法？这种手法，最终可能也是稀里糊涂不了了之，但不会有人将愤懑和火气向我一人发泄。

五大班子会议照例是在市委的常委会议室召开，今天的会由市委常务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维纲主持。刘书记选择维纲主持这次会议，我想他也是动了一番脑子的。在Q市，大家都知道自行车公司的老总合达贲是维纲举荐的，尽管他坐上总经理的交椅，也是经过组织部门设计的一套程序的，像群众评议、组织考察、领导审定、媒体公示等等。但是，如今的人大多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认为这种套路流程是权威人物导演的。有那选聘领导层人物时还加上自愿报名，笔试面试，施政演讲，公开答辩之类的弄法。即使这样，局外的人也自以为是地认为，那都是在演戏，实际是事先就定好了人选，不知情的报名参选者只能是个陪衬，无论成绩多么优秀，最后会在面试时被莫名其妙地淘汰，即使有那面试罢侥幸过关，还会在复审时或身体检查时叫敲掉。

维纲在Q市属实力派人物。他在Q市工作时间长，根基深，过去多年负责组织人事工作。Q市的市县区局委级干部，有不少是他一手栽培提拔上来的，有的最后还提拔到厅（Q市一级）级任职。也正是这种缘故，合大贲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若不是自行车公司上千名职工的上访“闹事”，把政府官员们逼上了“梁山”，这种会还是要一拖再拖的。

时钟指到上午9时，会议室已是座无虚席，该来的都来了。通讯员已为每位与会者的面前放好了冒着热气的茶水，这时，坐在刘书记左侧的维副书记环视一下在座的各位，说：

“五大班子（指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军分区）的同志都来了，好，现在开会。识途书记对这次会议很重视，特别强调五大班子的领导缺一不可。今天总算凑到一块了，不容易啊。平常不是政府的人出差开会，就是政协的同志外出考察，直到昨天晚上，军分区的屈政委才从大军区飞回来。今天会议的内容很单纯，昨天下午已把会议单分发给了各位领导，是关于自行车公司问题。时间不算短了，大家知道，自前年下半年以来，咱们自行车公司的经营形势就不好了，从早先的盈利转入亏损，直到现在，形势依然严峻，债务一直增加，工人发不了工资，厂里职工情绪波动，时有上访人员围堵市委政府，阻塞交通的事件频频发生。今天召集大家来，识途书记指示，是让集体决策，采取有效手段，扭转公司已陷入的困境。也是发扬民主，让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自行车公司的事情办好，现在先由审计局马局长汇报一下对自行车公司的审计情况，供大家参考。”

审计局的局长不属于五大班子成员，他是扩大进来的人。马局长看着写好的审计材料，不紧不慢地把审计的情况叙述一番。他叙述的重点是自行车公司自前年至今的运营状况。从前年元月开始，这家企业就开始滑坡，到这年6月，一向盈利的自行车开始亏损起来，而且亏损的幅度在惊天动地上涨。为了说明具体的亏损状况，他读了许多阿拉伯数字，使听者们知道，这家企业自开始亏损以来，形势恶劣的急转直下，至今已一蹶不振，欠外债高达七八个亿，部分设备已经顶账运走，现有企业资产经过评估不足2个亿，工人已1年没发工资，多名老职工病号就医无有着落，企业职工子弟中学、小学、幼儿园已难维系，周边社会学校以校舍容量不足为由拒收自行车公司的子弟入学。电业局、自来水公司几次以收不上电费、水费为由要对企业职工住宅小区停电、停水，多亏办事处及区政府从中斡旋调节，方没被剪断电源关掉水闸。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整个自行车公司从生产场区到生活小区，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生存。由于公司贷款数字巨大，每月利息已达数百万元，再加上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用等，长此下去，必然账台高筑，积重难返。建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以免事态继续恶化……

审计局长话音刚落，市人大一位副主任就发言了，他说自行车的工人们一直要求叫老厂长韩鑫回去主持工作，既然这样，咱们何不成人之美，把韩鑫调回去，工人们也没意见了，说不准人家韩鑫还有办法把自行车公司救活。

他的话好像还没说完，就遭到市委的一位常委抨击。这位常委说，自行车公司之所以每况愈下，一路滑坡，并不是经营问题，是大环境、大气候的变化所致。现在的总经理合达贲也不是没本事的白吃干饭的无能之辈，就现在自行车市场的熊样，换谁也不中。他韩鑫也不是万能，他经营Q电那企业能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顺风，其中也有大气候的原因，当下他那产品适逢黄金季节，正在蓬勃向上哩。哪里像自行车公司，市场早饱和了。叫他来弄这一摊，也是关公夜走麦城。

这个常委的发言夹杂着不少感性色彩，他就没把韩鑫看在眼里，他以为企业的好与坏，盈与亏，全在大气候、大环境。畅销的产品，谁去经营都畅销。滞销的产品，谁去经营都滞销。他的这套理论立即又被反驳了，是政协的一位兼职副主席，兼职副主席就是不是专职副主席，不占政府编制，不拿政府工资，只是享受这个职务的政治待遇，有什么重大会议和活动时出席出席，平时当然也不对兼职的人员分工。这位兼职的副主席是本市一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在他攻研的专业领域里造诣颇深，又有多年教龄资历，可谓桃李满园，德才双馨。他冲着这个常委说，你这种说法是在否认人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无论道德、才能、心理素质、决策能力，都是有差别的。当然，我不否认大环境、大气候对自行车的影响，但是同样的一种环境、一种气候，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自行车行业活得很好，还有那么多花红柳绿的自行车产品在畅销。就好比农村吧，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照样有人欠收；在自然灾害袭扰的坏年景，照样有人丰收。韩鑫与合达贲二人，我哪个也不认识，但是韩鑫早先做自行车厂厂长，不是经营的很好吗。如今又去任Q电老总，不是也管理的很好吗。像这种人，人家自行车公司的职工们当然欢迎了。如果韩鑫能回去的话，我看也是好事，如果回去不了，至少应该请他参与或参谋自行车公司的事，总会有好处的。

这种会议，刘书记与我通常是最后说话的，因为如果先发言，很可能影响宽松民主的气氛。大官一旦定了调子，官小些的人就不便再谈与之相左的意见，更多的官员是不再敢说话了。这时幸好管工业的副市长说话了，他把一些别人并不清楚的信息告诉大家。他说，现在自行车公司不是考虑换不换法人的问题，因为韩鑫现在经营的Q电，已成为全国同类企业中的第二名了。现在正准备兼并两家即将破产的同行企业。一旦兼并完成，Q电不仅成为全国同行业的老大，而且是亚洲的老大。利税则可翻上几番，就是再办两个自行车公司，也达不到这种效益。所以咱们要全力支持韩鑫专心搞好Q电的事业。否则，两家企业扯拉着一个老总，有句谚语说的对，同时追两只兔子，最后一只也追不到。

这位副市长说了情况之后，大家就把话题转到企业的债务问题上，有人在为企业的贷款算利息，算来算去就惊叹到，仅贷款利息，一年5000多万元人民币啊，不得了——不得了——有人已经用携带的计算器算好了欠债的滞纳金。因为其中有笔债是欠供材料单位和兄弟部门的，若不按照事先定的协议还款，人家是要执行合同索要滞纳金呢，这么一算，滞纳金的数字都几百万元了，了不得，了不得。

有人就说，光这些账并不拉倒，还有工人的工资呢、医疗费呢、养老保险金呢、教育附加费呢、卫生防疫费呢、城市配套费呢、水费电费……哎呀呀，这可怎么混得下去啊！

这时候就有人挑明了——破产，只要企业一破产，七八个亿的贷款就一风吹了，不认账了。也不能说是不认账，是这账就不用还了，算国家倒霉。咱Q市能白白地沾国家七八个亿的光啊！剩下欠那些单位的小账，可变卖现有的固定资产，连同公司占有的土地，都能用来还账。这么一弄，背着的这么重的债务就甩掉了。不能说这不是一步棋，一步高棋。

有人道出那个人人都知道，人人又不想碰的敏感的话题：人呢，5000多名自行车的职工呢，以后吃风屙沫啊！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原来不是也想过这事吗，老工人推向社会，每月照领养老保险金，年轻人还怕找不着碗饭吃。就是2000多名40岁到50岁的工人，劳动部门想想法，创造些就业门路，自己也动动脑子，还能找不到个出路？最后也就是少数人没有着落，那影响不了大局，坏不了大事。

这时组织部长提出了问题，还是担心几个先前在行政机关的厅、处级的干部，还有几个部队转业干部的问题，说人家原来都是挺优秀的国家干部，与他们同级别的干部现在都手握大权，风光实惠，他们却沦落到无处安排的地位，怕这样做会出问题。

有人就出面否定这种担忧。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叫他们这班人整治成今天这破败的样子，他们还有啥意见。有意见把他们做渎职罪处理，他们就没意见了。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在全国自行车行业排行老三的明星企业，弄到入不付出，资不抵债的田地，他们还有脸向国家要官吗，国家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是他们对不起国家啊！

这句话引发出另一种结论：

可是，众多的工人以为，他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主义，是国家对不起他们，是社会主义把他们骗了。特别是那部分中老年工人，他们说，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国家，献给了社会主义。可是，到他们老了，病了，体力衰退了，眼神不好了，手脚笨拙了，国家就不要他们了，社会主义就抛弃他们了，往资本主义的市场里推他们。为什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咋不叫去闯那市场哩，这合理吗？有阶级感情吗？

这时分管政法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说话了，他针对刚才发言人的话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弄不好会使我们的产业工人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产生对立情绪，成为对社会的一支消极力量。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方同志们的利益，做好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也应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尽管中央尚无这方面的政策细则，我们Q市不妨从实际出发，创造制定符合Q市市情的土政策。

乖乖，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官员。这个副书记，说起什么也是一套一套的，挺有理论的。他那东西就是不好操作，简直不能操作，就他刚才讲的予以这部分较困难的工人经济补偿，还在没有上级红头文件支撑的情况下自己制定土政策。从道理说，他这办法没错，叫实事求是，从实践中说，这办法没法弄。就这个经济补偿，标准怎么定？一旦自行车公司实行了这办法，有数不清的企业都要求经济补偿。哪些合乎你的土政策制定的条件，哪些不合乎条件。就这件事得专设个机构操办起来，还会有数不清的、想不到的、让你啼笑皆非的故事出现，最后是政府拿了钱还落埋怨，甚至谩骂。分配不公嘛，分配不对嘛，能没有意见吗。这位书记当然不负责操办这种事，他是负责上层建筑的，这都是政府该干的活。所以，他的办法是不用“报税”的，他对自己的话是不用负责任的。但是，政府若做这事，他肯定又成了批评家，因为这事操作起来肯定弊病百出，有把柄可抓。所以，对这类主意，听是要虚心听的，做是坚决不能做的。

发言发到这时候，该说的话基本都说了，能用的办法原则上都提到了，谁要想再弄出点新招，再语惊四座，都不大容易了。下边的发言多为表态，刘书记要求，参会的人都该有个态度，至少要有所倾向。由于经过刚才的发言，使有些原来还不清楚自行车公司到底背多大债务，有多大窟窿的与会者弄清楚了。他们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先还对这家企业抱着的幻想一下子破灭了。他们哪里想得到，一个一直盈利的企业，就这么几年光景，就欠了外债近十个亿了。这么多的债务，肯定要把这个每况愈下的企业压死。若是这种后果，当然选择破产是明智之举。破产了至少可将欠银行的账懒掉，这就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接下来表态的人大多赞成企业破产。至于工人安置问题，都众口一词，政府想办法。至于企业何以走到濒临死亡，这么多的债务是怎样形成的，国有资产有没有流失，企业内部为什么会形成小山头，总公司停止了生产，下边却有新注册的小公司依然生产。诸如此类的实质问题，是没有人触及的。这似乎成了当下的一种游戏规则。凡涉及到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大家都免开尊口，因为这是禁区。尽管没有明文规定这是禁区，但是人人心中都认可这就是禁区，即使政见相左，派系各异的双方人物，也出奇的默契一致，都不踏进这方禁区。这方面，倒真是做到了求同存异。

发言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维副书记说话了。他首先肯定了刚才诸位的意见、观点，之后开始阐述自己的主见。他认为，自行车公司之所以走到欲将倒闭破产的地步，决不是偶然的，其中有些大的趋势不是人的主观意愿能够抗争的。尽管企业要破产，但不能因为企业的终结否定管理企业的干部。即使破产的企业也是有好干部的，这些干部依然是Q市的财富。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要安置好企业人员，特别是管理层的干部，给他们新的用武之地。

维纲的言外之意很明白，他是在为合达贲这样的人说话。他之所以被称为Q市的实力人物，关键也就在这里。他有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人事圈子，凡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他的亲信、知己、哥们，无论遇上什么风云，他们都会步调一致，默契配合。他不会轻易地舍弃自己栽培、重用的“人才”，除非是到了非舍车马，才能保将帅的处境。他总是要千方百计把湿了鞋的同仁往岸上拉的。他明白，他只有这样的为人，才会有自己的势力，这种势力也才能日益充实壮大。至于这些人的德性怎么样，有没有才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必须忠实。

照这种会议的套路，最后做总结发言的，或者说是下指示的，就是刘书记了。我如果要说什么，应该在刘书记讲话之前插入。这阵儿，我却想放弃这次说话的机会。我知道，我要是一发言，肯定要对维书记刚才那番高见抨击一番。没办法，我这人就是这样，太直，方法还简单。但是，我清楚这阵子不能去激化自己与维纲的矛盾。那就忍住，不发言，不表态，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这样一想，这种看似让了对方一步的沉默，效果反而比咄咄逼人的进攻要好。况且，今天的会议已使我达到了目的，我把从各个角度踢进政府怀里的皮球一下子踢到了五大班子的怀里，尽管皮球还没落地。也可以说，它还在相互地踢来踢去的没个结果，没有结果也算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总比叫政府一家把球抱在怀里轻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