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集团职工上访，要求郝诚志重回企业任职的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郝诚志这人，我以为是个人才，一个极为难得的人才。自他被撤去光明集团的老总之后，他不仅在苏南地区大显身手，以他的专业技术和他多年开拓的销售网络，为那里的电光源事业杀出一条成功的捷径。同时，他还在广东一个临海城市帮助早年的同窗建成了颇具规模的电光源股份有限公司，被聘为那里的CEO。董事长对他有个特殊政策，一个月只要到公司四五天，策划策划，指导指导，召开一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会议就行了。不是董事长不希望他把全部时间献给企业，而是因为郝诚志已把苏南作为了大本营，他没有分身术把自己变成两个人。我还获悉，未来的电光源市场是相当乐观的，是极有发展远景的。市场对电光源产品，特别是对汽车灯的需求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呈上升趋势。这不仅是因为汽车工业迅猛异常的发展，还由于生产汽车的工业强国，大多不生产为汽车配套的电光源产品，这种潜在的商机为中国的电光源行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雁鸣市曾经拥有郝诚志这样的电光源专家。如今光明集团的职工企盼着他能回来，凭经验我也相信他会回来，只要工作做到位，做到家。因为雁鸣市蕴含着他的青春、他的成功、他的事业。

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担心他回来后能不能掌舵——不是他不能掌舵，而是让不让他掌舵。因为我太熟悉国人的用人之道了。听父辈们讲，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句话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那时候连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社会主义的草也是草啊，草毕竟不能充饥啊！最近我方慢慢明白，现在的人何尝不是这种理念呢?只是没有先辈们光明磊落、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罢了。认真看看，眼前的雁鸣市不就是宁要诸葛非的草，而不要郝诚志的苗吗?

我不能袖手旁观，看着诸葛非把好好的一方“良田”糟蹋成为一片杂草。我有意把信访局长章华与市委组织部长老邢叫来，意思是让组织部长直接聆听老百姓原汁原味的上访呼声。

“唉，光明集团不光明啊!俞市长，邢部长，你们不知道，这企业成老大难啦，三天两头来闹!对，不能说是闹，是上访，一会儿是来要工资的，一会儿是告老总诸葛非贪污受贿啦，一会儿是要请郝诚志重新出山哩。你们说说，我信访局哪能答复这些问题?谁不知信访局是啥，一没权，二没钱。上访人今天来了，今天想法把人家哄走；明天来了，明天再想别的法儿把人家哄走；后天又来了，后天再想新招哄人。老百姓都不憨不傻，哄上三回就不认了，人家是非要见当家的领导。我哪里敢打扰你们书记市长，只有软磨软泡。”

“企业的职工公然告老总贪污受贿，看来矛盾挺激化的。”我有意把话题引向诸葛非，“这个企业的一把手到底怎么样？”

老邢看看我，又看看章华，少气无力地说：“单单拿他诸葛非与郝诚志比较，凭良心说，十个诸葛非也顶不住一个郝诚志。都怨郝诚志他老婆，把事闹大了，闹坏了。”

“这事我知道，郝总被免职后，为什么选用诸葛非呢？”我单刀直入，切中主题。

“说心里话，诸葛非这号人，我也相不中。章局长你是老人，你知道，下边人都咋议论我的：‘老邢不行，啥事不成，全是聋子耳朵——摆设。’别看我是老组织部长了，敲定个副县级人选都狗屁家不当。”

我看着年纪五十开外的老邢，断定他已无上进之心，而且有一肚子牢骚，看来他是干了这一届准备往政协着陆了。因此，说话就很随便了。

“别谦虚嘛，邢部长。现在厂里的职工反映很强烈，说他诸葛非有贪污受贿的事。”我把目光对视着老邢。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个诸葛非一上台，舆论就不好，厂里也有工人、干部到组织部反映情况的，也有寄匿名信告他的，说他在城南郊买了几亩地，准备盖别墅，在东郊的花园买了房产，他哪里有这么多钱？”

“这事你们怎么处理？”

“材料都转纪委了，后来听说市纪委的结论是缺少确凿证据，无法定案。陶书记曾表过态，说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叫告状的老百姓牵着鼻子走。现在的老百姓与政府有一种对立情绪，员工与厂长也是这样，下边的人就难免偏颇和感情用事。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偏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草率决定去审查一个企业的法人。他还说，对干部要保护。他这样一说，谁还再说诸葛非的事哩?”

“可是，企业一直走下坡路啊。就算诸葛非没有经济问题，他就是称职的企业老总吗？我们选拔这么一个重要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只是没有问题吗？难道不需要有相适应的德才吗？”

我有点儿激动，一下子说了这么多。

“俞市长，咱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可是，在咱这地方，一个干部只要上去啦，就下不来，就只能往上走，要么原地不动。除非他犯事啦，触犯刑法啦，才能下来。到那时就不单是下的事，还得受到惩处，没法再干下去了。要么，就是年龄到杠了，被切了，才下得去哩。”到底是组织部长，他对这种干部现象看得很透。

“我们呢，要我们这些干部是干什么的?管纪律的、管组织的、管政法的、管经济的，我们这么多干部就眼睁睁地看着光明集团黑下去，破产倒闭，坐牢进监，判刑枪毙，看着几千职工没饭吃吗？”我的确生气了，是对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对干部得过且过的不负责任。我不是对老邢，也不是对章华。我稍稍歇息一下，从抽屉里取出一盒精制红旗渠香烟，抽出一支吸着。好久不吸烟了，本打算戒掉这玩意儿。可是，遇上生气的事、兴奋的事，就不由自主地想抽烟，“我们的干部分工多细啊，多规范啊，各司其职嘛!可是连应该做的事都做不到，干部都成渎职罪犯了，严格的讲，真是的。老邢、章华，咱们从自己做起，咱们管不了别人。章局长，你把光明集团职工上访的情况弄个系统材料，送给组织部、纪委，再专门送安书记一份。邢部长，你以组织部名义，组成小组提前下到光明集团，对班子成员全面考察。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不能都等到年底一股脑儿地去例行考察。那只能是走过场，我们要弄清干部的真实面貌。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该拿的就立马拿掉，不能等到出了大问题了，才去行动。”我又燃起支香烟，看着邢部长与章局长，“当然，这事我会与安书记沟通的，他一定支持的。”

我已经感觉到再不出击，最后的恶果仍要由我负责的。尽管我没有对错误任命诸葛非做老总的责任，但是我有收拾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有擦屁股的责任。要么，只有采用老的公式套路，三十六计走为上。但是，我知道，我走不了。

中午，我到市宾馆就餐，是陪省工商局的几位同志。一般情况我是不陪吃的，可眼下是因为雁鸣市叫人家抓住了短处，掐住了脖子。我得做做工作，这是应付出的代价。由于七星酒业企业的侵权行为，不得不使我花费相当精力去协调此事，以求达到大事化小的目的。眼下工作还在进行中，对上级工商执法干部我不能怠慢。我也清楚：要真解决问题，仅陪陪吃也不行，当然还有附加的代价。今天由我与段市长陪吃，也可谓最高规格了。进了宾馆，服务人员见到我，立即前呼后拥地过来一堆人，段市长已早我先到。餐厅部经理闻讯过来说，贵宾厅雅间已让窦市长预订了，咋办？是否跟他说一下，换一换。

宾馆的人员一般都这样，谁的官大，谁就占据那个装饰最豪华的大雅间。因为事先没有告诉秘书长我要陪午餐，这不能怪他们。况且那是窦市长订的餐厅，我马上说，不必了，随便哪个餐厅都行。

这时段市长幽默地说，是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厅不在大，有好菜则行。说得大家笑起来。

服务人员就把我陪餐的地方定在了迎宾厅，是邻贵宾厅的雅间。

席间，感觉客人（执法人员）的态度显然比前些时好了些，可能也是这段时间我亲自导演协调工作出的效果吧。平时午餐一向不喝白酒的我今天却开戒了，破例上了精制防伪五粮液。我知道，这类执法干部都是爱酒的。做领导陪他们就餐，他们当面总是说，不喝酒，不喝酒，酒都把胃喝坏了，或说只吃饭，只吃饭，只吃饭多舒服呀，喝那酒喝得浑身难受。要不是为了工作，谁愿意天天喝那东西……

只有老实疙瘩才傻乎乎地信这种谎言。他们说不喝酒时，你情要酒了，而且是高度白酒、好酒；他们说只吃饭时，你情先请喝酒了，喝了酒再吃饭。这才对路，这才好办事。当然，也有那言行一致、不喝酒的人物，但是那类人物与这类人物是很好分辨的。

这种喝酒，着实能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淡化等级的高低差别。这种场合，倘若我能带头喝酒，热情劝酒，在座的官员们会以为我很好接近，又讲义气，好交朋友，随之他们就不自觉地滋生了种种企图甚至幻想。当然，重要的是我的企图，事情就从这时开始进展了。有很多时候，相互之间饮酒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非常微妙的，是卓有成效的，中国人称之为酒文化效应。

酒过三巡，对方说了实话，告知我范成金这小子不大懂事，太没风度，办事抠抠琐琐，很不利索。罚他点款本是照顾他的，要不是看在大市长的面子，早把他七星酒业的摊子掀个底朝天啦，他却是铁公鸡带鳔——一毛不拔。

我相信这话，范成金这小子一贯是小气鬼，是个只往里迷、不往外送的家伙，而且沾了光还卖乖，还要得寸进尺。我故意吩咐身边的段市长，叫他点拨点拨这个范成金。至于坐在身边的执法官员该不该指令范成金“拔毛”，这种问题已不重要。正如孩子上学，岂有不交学费之理，如今摆平一件事哪有不付出代价的道理。

走出餐厅时，看见走在前边的是窦市长与诸葛非，俩人亲密得像同性恋，相互紧紧地搭肩搂腰地一摇一晃地往前走，再前是陶书记。段市长告诉我，今天是诸葛非从西欧考察飞回来的日子，他们是为他设宴洗尘呢。我看到这情景，心中很是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