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长银滩村办事，绕不开村小学，因为村小学与村委会在一栋楼办公。
刚来时，我还以为是村小学借村委会的房子办学，没有想到房东竟然是村小学。用农民的话来说，是村委会沾了村小学的光。
从外表上看，村小学还有几分气派，三层主楼，一个附楼，一个小院，占地面积有500多平方米，这在周围都是低矮破旧的民房之中，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不过，没有生机，没有出场，被民房堵死在一个角落，唯一的出道刚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
在我印象中，但凡学校门口都有一个大操场，当初规划时难道忘记了这个重要指标？骆河生支书说没有忘记，预留了，怎奈长银滩村土地资源稀缺，老百姓无处建房时就打起这块空场的主意，开始是试探性占一点，没有人管，也许是管了没人听，没有起到作用，慢慢胆子就大了，打主意的人也多了，向前推进的步伐就快了，于是空场被蚕食得越来越小，小到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第一次到长银滩肯定找不到村小学，即使到了村小学门口，也不知道村小学在什么地方，因为进口处两边堆满柴火、建筑材料、垃圾之类的杂物，还有菜园以及路中间觅食的鸡鸭豚等，感觉不出里面还有一所小学。
更让我不解的是，主楼千疮百孔，附楼“健壮”如碉堡。
骆河生支书说不是同一天所建，是两个独立的工程，前后相隔上十年时间。主楼建于20世纪末，附楼是最近几年才建。主楼是教室及老师宿舍，附楼是厨房、厕所。
严格地讲，附楼不应该叫楼，因为只有一层，不过地基下得结实，上面再加两层没有问题。
我问主楼何时成为危楼。
骆河生支书语焉不详，最后干脆说不知道。
其他干部回答不一，有说是最近几年，有说发现了上十年，有的干脆装作没有听见。
没有准确或标准答案。
听得出都不愿意讲真话。
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难道是村里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得罪不起的人或是支书所干的事？
骆河生支书说，接手时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上任，可惜人不在。
没有人告诉我内幕，但是我相信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最终还是有人揭开了这个秘密，不过不是主动说出，而是无可奈何。
涉及利益的事不得不说。
骆河生支书希望工作队为长银滩村建一个村委会，颜飒爽副市长也答应了，叫我们做好选址工作。我们看了几个地方，均不够理想，最后我提议在大泉口、也就是工作队住所旁边位置，因为大泉口是全村版图中心，并且地型相对宽阔，适合建一座带有广场的村委会办公大楼。开会讨论时，只有二组村组干部不同意，因为现有村委会在他们的地盘，“改变位置”意味着二组将失去全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怎奈孤掌难鸣，少数服从多数。会后，二组组民纷纷找到我，阐述不能“改变位置”的理由。在长银滩的历史上，无论是小长银滩村还是大长银滩村还是长银滩大队，二组的地位从未改变。现在撤走，在感情上有些舍不得，在面子上有些说不过去，让他们活着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死后无脸见祖宗十八代。
我说搬离二组有两个原因：一是二组没有空地，前面是湖后面是山，有一块空地需要填湖，增加了建设成本。即使填好，也不能给村委会建房，因为这块地已经规划上报为易地搬迁安置点；二是二组人没有大局意识、全局观点，好好的一个村小学，被“围追堵截”得没有出路。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为了避免新村委会成为第二个村小学，所以多数人同意从二组搬出村委会。
其实村委会建在什么地方还没有最后确定，上一次只是议一议，有了意见后骆河生支书好去做工作。大泉口是个好位置，但是要拆迁一栋老房子，正好这户人家是贫困户，符合易地搬迁政策。骆河生支书找过他几次，但是对方开价过高，还得慢慢做工作。
二组有一块空旷位置，是大慈公路改道、拉直、穿湖留下的产物，面积有万把个平方米，最适宜建村委会，可惜他们准备建一座容纳千人的宗庙祠堂，并且已付诸实施，18门程派来了代表，酒也喝了，风水先生也看了，方案敲定了，只待一个男丁2000元集资款收齐后开工。
南山农村有建宗庙祠堂的风俗习惯，并且相互攀比，相互炫耀，结果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气派，好似谁家气派谁家发人、人丁兴旺之意。
其实是撑面子。
请求村委会留在二组也是撑面子。
现在他们将要失去这个面子，没有人愿意。特别是那些老太太、老大爷，见面就请我高抬贵手，千万不要将村委会搬走。
我的回答始终是两点不变：没有空地，没有大局观念，除非这两点不存在。
话有点直接有点难听，但是透露了希望。
有希望就要努力，否则就失去原有地位。
开会、磋商、征求意见，几轮协商过后，最后签字表决，结果是32：1，即32户赞成把建宗庙祠堂的地用来建村委会，只有1户坚持建祠堂。
不能不说是破天荒之举。之前的口头禅是：宗庙祠堂大于天，所有建筑都靠边。
不能再说他们没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我问上门沟通的长者，18门程同意吗？要知道，建宗庙祠堂的酒喝了，风水先生看了，方案定了，现在擅自决定把地给村委会是犯了众怒。
长者拍胸说，土地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
的确是掌握了主动权。但是，对18门程也得有个交代。
长老说有交代，即缩小规模，建一个小祠堂，够用就行。
看来土地的问题不叫问题。
不过，我怕他们是权宜之计，等村委会做好后又是剩饭一碗。谁能保证村小学的“悲剧”不会重演？
这次要建的村委会不同于以往的村委会，应该是一栋综合办公大楼，内设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卫生室、老年活动中心、超市等。还要建一个小广场，方便群众举行文化、娱乐、体育活动。
长者说他能保证。
我不相信。虽然他年纪大、辈分高，但是不买他账的大有人在，他只能代表他一个人。
长者说我不知道内情，这次村委会建在东头，东头的人比西头的人善良、讲道理，不会出现西头那种情况。
村小学就是建在西头。
他说长银滩小学搞成今天这个局面，都是西头作的孽，危房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危房？我正想知道这件事。
他说，农村义务教育“普九”时期，长银滩小学被列入“过期房屋拆除、更新”学校之一，即使不找关系，学生也会住进新教室上课，只不过是迟早的事。由于周边学校拼命找关系，校舍改造纷纷上马、开工，只有长银滩小学没有动静。村干部坐不住了，请本村在县城工作的一名局级干部出面。这名局级干部说行，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钱搞到手后，工程得由他的亲戚承建。
村干部想，谁建都一样，只要早日开工，于是就答应了。
有了这个承诺，这名局级干部加大办事力度。没过多久，便把钱要来了，村委会也兑现了诺言。
到此为止，应该是皆大欢喜。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亲戚不争气，所建成的房子出现质量问题，被认定为危房，不能使用，也不敢使用。
如果追究责任，教委、村委会、这名局级干部都脱不了干系，于是采取捂的办法，悄悄整改。
必须肯定的是，整改工作没有马虎，谁都知道人命关天，特别是村干部，知道这些教室是给自己的子孙准备的，万一出事，伤亡的就是自己的亲骨肉。于是该花的钱不能节约，该请的专家不能不请，该买的质优价高钢材不能不买，办法就是给每根大梁焊上钢筋、钢板，等于给大梁穿了一身铠甲，牢固、结实、可靠。
不再是危房，就是不好看，伤痕累累。
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好看的。专家说可以交付使用，这才安排学生进教室上课。
我问这名局级干部的名字。长者说算了，反正是西头的人，时间长了你也会知道。
二
既然我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不能不闻不问。虽然这栋楼过去没有出事，但是时间过去一二十年，大梁“铠甲”上的钢筋、钢板已经生锈，会不会有质量问题，得找个权威机构进行鉴定。
我不知道谁是权威机构，但是我知道找教育局应该没有找错人。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找县教育局反映最合理。但是人不熟，直接找市教育局。
我敲开市教育局分管副局长龙海燕办公室大门，说明来意。
龙副局长第一反应是不会有危房，因为人命关天，教育部门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何况教育部、省教育厅对校舍安全非常重视，实行安全等级管理，每年新学期开学前都要对中小学校舍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对所有D级危房（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和其他不能安全使用的校舍立即停止使用，并切实做好师生的安置。对C级危房要及时进行修缮，对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和影响安全疏散的设施、通道等要立即进行整改清理。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全市没有危房。
我是外行，是不是危房我不敢断定，只能是怀疑有质量问题。我从手机中翻出几张图片，请龙副局长过目。
第一感觉是危房。
龙副局长说做了加固处理，说明过去是危房，现在怎么样他还得问问南山县教育局。
他马上打通南山县教育局分管领导电话，问长银滩小学的教室是不是危房。
对方干脆、果断回答：不是危房。
龙副局长问他能不能确定。
对方回答能确定，因为是他分管，全县校舍质量他最清楚。他组织过专家赴长银滩小学进行检测过，检测结果记忆犹新。
好。
龙副局长这才告诉他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市驻长银滩扶贫工作队关注这件事，怀疑有质量问题。
对方说，长银滩小学的房子县教育局也非常重视，每隔几年就要检测一次，最近一次检测是前年，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前年？龙副局长认为时间过去太久，建议他们最近再做一次检测。
对方说行。
龙副局长放下电话后对我说，你放心，在校舍质量安全问题上，我们教育部门绝对不会马虎，绝对不会拿头上的乌纱帽开玩笑。
没有质量问题就好。
三
尽管不是危房，但是总看不顺眼，特别是大梁上那身铠甲，在脑子中挥之不去。
王爱勤老师从教室出来，问我是不是有事找她。
我说没有，看看。
她不知道我想看什么。
我还想往里走，听到于亚苹老师提问学生的声音。我怕打扰他们上课，赶紧收起脚步下楼。
长银滩小学就2名老师，32个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高峰时有4个班级，150多名学生。现在仍然是4个班级，但是每个班级只有七八名学生。老师少、学生少，上课还得正常进行，办法就是复合式教学，一、二年级一间教室，三、四年级一间教室，老师为这个年级上课时，那个年级的学生要么做作业，要么温习功课。等讲完课后再布置作业，再上另一个年级的课，如此循环往复，居然相安无事。
有点触景生情，想到我自己小学一、二年级也是这样度过，所以不陌生，反而有一股亲切感。
严格地讲，长银滩小学不叫小学，叫教学点。如果按照南山县教育部门规定的学生规模人数，长银滩小学可以撤销，考虑到长银滩村距离最近小学也有5到10里路程的实际，从方便小孩安全上学出发，保留了长银滩小学，但是只允许招一、二年级学生。由于三、四年级的孩子照样没有自理能力，学校又不具备住读条件，还没有校车接送，所以放宽到三、四年级。
放宽之前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增班不增老师，由村委会自行解决。
等于是好事没有做到底。
按教育部门的说法，不是不想做到底，而是没有老师愿意来。
这种现象在边远山区小学普遍存在。长银滩这个地方既是边远山区，又是贫困库区，更是没有老师愿意来。
来的都是民办老师。但是，随着民办老师慢慢转正，民办老师越来越少，加之不准新增民办老师，像长银滩这类小学等待的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撤销，要么村委会自行请老师。
村委会自己请的老师还不能叫民办老师，只能叫临时老师或者叫代课老师，因为民办老师也列入了地方编制，由财政发工资，并且是只减不增，直到消失。
王爱勤老师是民办老师，没有多少话语权，哪里艰苦、哪里没有人去，她就去哪里。正如八十年代流行的那句话：革命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王爱勤老师今年41岁，当了20多年民办老师，在十多个地方教过书，两年一动，离城镇越来越远，离大山越来越近，直到扎根山区库区。不变的是每到一处就她一个老师，变的是每个月工资由最初的几十元长到现在的1000多元，超过2000元的日子不多。
爱人劝她转行，她不为所动，她太爱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正因为爱，她差点“献身”在这个岗位上。有一次划船家访，突然下起狂风暴雨，她从船上掉到湖中，幸好被路过的另一艘船救起，不然就要葬身湖底。爱人知道后疼她，逼她辞职，让她随他一起到武汉打工。她说她只会教书，其他事不会做。爱人说不过她就与她斗气，干脆不去打工在家陪她。她的工资养自己都成问题，怎么能养全家。她不怨天尤人，日子难过天天过，不能过好日子就过苦日子，不能吃干饭就吃稀饭，依然故我，不为所动。
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她爱人宣布投降，重新踏上打工的路。
这一回她感动了天感动了地，就在我们工作队进村不久，她被录取为正式老师。
不过，正式手续还没有办下来，每个月仍然是1000多块钱的工资。
她和于亚苹老师还有另一个角色，就是为远途不能回家的学生做中餐，有时还要贴上买菜买油的钱。
于亚苹老师是长银滩媳妇，是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人，嫁到长银滩将近十来年。她爱人是二组组长，一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子。两人是在打工时认识，第二年就谈婚论嫁。
郧县与南山县虽然同属湖北省，但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由于路途遥远，迎亲队伍不能到她家门口，她只能先坐公汽再坐火车，一路向东，到达都宁火车站时已经有十几个小时路程。人虽然有些疲惫，但是坐上新郎准备的迎亲小车，顿时忘记了旅途的劳累。
她是中专毕业，在长银滩算得上知识分子。正好村小学缺老师，就怕她不干。
夫妻俩原计划办完婚礼后出门打工，没有想到要她当孩子王。留下吧，每个月只有800块钱工资，只及打工收入的四分之一；不干又怕辜负全村人民的期望，权衡再三，决定留下。
她留下，她爱人也得留下，等于为二组贡献了一名组长。
四
我没有想到于亚苹老师工资这么低，问骆河生支书能不能找教育部门加一点。
骆河生支书说有这样都不错了，因为村干部每月只有450元工资。
我说两者不能比，因为村干部是兼职，还有时间做其他赚钱的事，而于亚苹老师是全职教师。
骆河生支书说于亚苹老师一年1万多块钱的工资全部由村里出，村里没有收入，每年年终结账时村里为钱发愁……要不，工作队想办法解决。
我没有想到板子被打回来，更没有想到于亚苹老师的工资由村委会支付。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教育局发工资。
骆河生支书解释，不是要工作队出钱，即使工作队有钱也不要工作队出，因为工作队只能出一两年，如果工作队走了，以后找谁要？长远的办法就是，将于亚苹老师的工资列入财政预算，由南山县教育局出钱。
我认为想法不错，要求也不过分。教育扶贫是“五大扶贫”措施之一，长银滩村是全市35个重点贫困村，凭什么还要贫困村分担理应由公共财政负担的经费。
上教育局找局长评理去。
敲开南山县教育局陈局长办公室，骆河生支书介绍了我的身份，我说明来意，骆河生支书递上报告。
陈局长不看报告，而是从抽屉中拿出一本全县教职员工花名册，翻到长银滩村那一页，喃喃自语：一名正式教师，一名临时教师，32名学生，四个班级……以班计算得配2名，以学生数计算得配1.7名……稍停片刻，又想了一会，说行，给长银滩增派一名正式老师。
正式老师？我可没有听错，真是意外收获。没有想到陈局长这么爽快。
我问几时能到位。
他说九月一号。
也就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我说好，谢谢局长对长银滩的支持。
出门后，我问骆河生支书，陈局长平时办事是不是这么爽快。
骆河生支书说不知道，稍后问我，与爽快有什么联系。
我说有联系，正由于太爽快，我怕他是忽悠我。
骆河生支书说什么人不好忽悠，去忽悠市工作队。
也有道理，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我们工作队是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队。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说路过大场镇时，与镇教育组组长对接一下，不然过了九月一号就是有劲使不上。
正值放假，不知教育组夏组长去向。骆河生支书没有他的电话，书记、镇长不在家，只好委托在大场镇挂职的镇党委副书记余斌帮忙办理。
余斌很快来了电话，说没有找到夏组长本人，不过与他通了电话，谈到长银滩小学增加老师的事，没有想到夏组长脾气相当不好，没有讲几句就挂机了。余斌以为自己是新来的，夏组长不认识他，所以请分管教育工作的王镇长过问此事，谁知道情况一样。
还有这样的教育组长？我决定会会他。
打了几个电话才通，我问夏组长为何迟迟不接电话；他反问我是谁。
我自报家门。
他说不接电话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值老师调整调动高峰期，每天扯皮拉筋的事多，人很疲惫，所以陌生电话一律不接。不过，县外的电话除外。
可以理解。
接着我问他，陈局长跟他打了招呼没有，长银滩小学准备进一名老师。
他说讲过，但是没有老师。
好直接，没有过多话语，也不扯客观理由，竟然局长的话也敢不听，看来还真遇到一个不怕鬼的人。
我问大场镇有多少教职员工……他打断我的话，责问我问那么多干什么。
多？还只刚刚开始。
显然他嫌我啰唆，不想跟我谈下去。
我说怎么不能问，现在党和政府要求政务公开，任何一名普通公民都可以过问自己所关心的话题。我作为市委、市政府派下来的一名工作队队长，有权过问与扶贫工作有关的一切事务，你一个乡镇教育组还有什么保密不能过问，不能说出……
他见我态度强硬，马上软下来，说最近有点烦，叫我不要生气。
我可以不生气，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又重复了刚才的话题。
他做了全面介绍。
不听他的话以为他在刁难我，听了他的话还真是大官大难，小官小难，他有他的困难。不过，再困难也得落实县教育局陈局长的指示。
他说争取。
分明是模棱两可的话。我预感到此事可能要黄，必须再施压力。
找谁施压？大场镇领导他根本不买账，还是找教育局陈局长。
然而电话一直打不通。
也许不接电话的理由跟夏组长差不多。只有上门。
上门也有可能找不到。经验告诉我，陈局长可能已经躲起来。
这种情况并不新鲜，每年8月是教育局长、学校校长的“紧俏”日子，到了这个时候，农村老师要进城，城里老师要到重点学校，想进步的老师希望谋到一官半职。考生家长也坐不住，想为孩子找到一所好学校……都是这类事，一般人不来找，来找的人不一般，没有关系找关系，来者都有关系，不答应得罪人，答应了违反原则，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机、走人。
他不接电话就找一个让他接电话的人，县委领导的电话他不敢不接。我跟县委常委方家忠发了一条短信，希望他过问此事。
在短信中我说，长银滩是贫困村，长银滩小学现有32名学生、四个年级，只有一名正式教师。由于师资力量薄弱，村委会聘请了一名临时教师，可是这名临时老师的工资得由村委会支付。为减轻贫困村负担，我和骆河生支书找了南山县教育局陈局长，他答应这个学期安排一名正式老师来长银滩工作。然而，大场镇教育组负责人认为：一是没有老师，二是即使有老师也不愿意来长银滩。我认为大场镇有130多名老师，调剂一名到长银滩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说不愿意来长银滩，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每名老师到长银滩支教一年，130名老师就是130年。我是市里干部，照样来长银滩工作一两年，我没有意见，我想大场镇老师应该也没有意见。请方常委给予重视，再给教育局施加压力，力争促成此事。谢谢！
很快收到方家忠常委回信：好的。
至此我才放心。
现在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正式老师真的来到长银滩，于亚苹老师怎么办？
尽管于亚苹老师转正的概率很小，但是看得出她热爱这项工作，表现也不错，在这个岗位上入了党。虽然她多次找骆河生支书讲过，说工资低，想出去打工，我想这是气话，一旦真要人家走人，在感情上有点过意不去。
于亚苹老师怎么安排？
想了好几个办法，最后觉得请她当妇联主任合适。尽管村干部也有职数限制，但是多数村有妇联主任，我可以跟书记、镇长做工作，增加一个职数。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没有跟骆河生支书及其他村干部通气。
也还没有到通气的时候。
8月31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陆续有小朋友从工作队门口经过。转来时我问他们，几时正式开学，老师到校了没有。孩子们说，明天开学，王爱勤老师、于亚苹老师在学校。
说明没有新老师到长银滩。
既然没有人来，就得跟我通报一声，难道县教育局就是这种办事作风？信访条例说得很清楚，件件有回音。
我要讨说法，操起电话就打。
打了一半止住，今天还只过去一半，还有半天时间，等到明天再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了16时40分，王爱勤老师打来电话，问我在不在工作队，说夏组长马上过来。
我顿时来了精神，难道是送老师报到？
可能性不大，教育组长虽然不是什么级别的官，但是在乡镇老师眼中是大官，他不会亲自送老师报到。
王爱勤老师先到工作队，她也不知道夏组长的来意。
不一会夏组长一行来到。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
夏组长简单地介绍随行人员，接着跟我道歉，说调剂不出老师，请我原谅。
我说只要你理由充分，我会原谅。
他说三点理由：一是大场镇老师不增反减。县教育局新学期名义上给大场增加了15名教师，实质减少了5名。因为调走了8个，退休了6个，还有6个在休产假；二是老师不愿意来。长银滩穷、不热闹，老师宁可辞职也不愿来这个地方；三是长银滩小学不应该设立三四年级。假如没有三四年级，有一个老师就行了。
前两个理由我无法辩驳，最后一个理由就不叫理由，既然既成事实，那么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他说正因为造成实事，所以教育组研究决定，每个月给长银滩小学代课老师1300元工资。
好，我差点叫出来。不过，不能高兴太早，要是只给今年半年，那就是权宜之计，那就是敷衍我。
我问有没有期限。
他说没有，除非长银滩小学撤销。
这还差不多，达到了我的目的。原本只希望解决代课老师工资问题，是陈局长给我一个惊喜，说要派正式老师，现在虽然食言，但是也有交代。好，不用调整于亚苹老师的岗位，她可以继续当她的老师，并且工资还长了一些，应该皆大欢喜。
我说行。
五
夏组长走后，王爱勤老师对我说，她想开设英语课。
好事，我支持。
她说她的英语水平不高，于亚苹老师虽然是中专毕业，但是属于非师范类专业，英语水平一般。想开设英语课又怕误人子弟，不开设学生家长有意见，其他地方小学一年级就开设了英语课。
我明白她的意思，是想请求工作队解决问题。
她说想买一台英语点读机，这样就不怕发音不准。
我问多少钱。
她说1500元以内。
小钱，教育扶贫是脱贫的五大措施之一，没有不支持之理。我说行，买回工作队报销。
我还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尽管找工作队，能解决的事工作队不会推迟，不能解决的事工作队也会创造条件解决。
她说她代表师生感谢我。
我说不用感谢，应该感谢这些可爱的孩子，是他们让我体验到快乐。
住村生活枯燥，有孩子的地方就有生机。孩子每天路过工作队住所，见到我就叫大叔。按年龄，应该叫我爷爷，至少要叫伯伯。四组锯木老板朱必众的女儿是个小精怪，是一群女孩子的头头，她说我不像爷爷，也不像伯伯，像叔叔，所以叫我大叔。她这样叫，其他人也跟着叫，于是全校的学生都喊我大叔。
我喜欢逗他们玩，问他们谁跑得最快，谁跳得最远，让他们现场比试。我早晨走八卦步时，他们有的说要跟我学武功，有的说要跟我PK。我摆出出招的架子，他们也摆出架子，等我一出招时，他们就作鸟散。
有时我邀请他们到工作队看电视、玩电脑，拿他们开心，与他们闲聊过程也掌握了一些信息，譬如他们家庭情况、学校情况、理想信念等。
渐渐我发现，5、6组的适龄儿童不在长银滩小学读书，而是在县城或附近集镇上学。原因是路途太远，到长银滩读书与到县城或附近集镇上学费用一样。既然一样，不如选择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
小学、初中孩子没有自理能力，孩子在外上学只能住读。孩子住读家长就得陪读，就得在学校附近租房。如果家中有老人，陪读的任务就落到老人身上；如果没有老人，就得孩子的父母亲自出马。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多了一项支出，即陪读支出，并且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按理讲，两个大人养两个小孩过日子舒舒服服。如果出现陪读，等于是一个人养活三个人，日子就过得紧巴巴。
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反正长银滩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一般读完初中就不再上学。在11名村组干部中，初中毕业的只有2人，多数是读几年书就辍学。有个组长，也就是30多岁，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外，其他字你写好让他抄一遍都难。
现在社会上30岁左右的文盲不多，而长银滩还有不少，让人难以想象。
不全是困难的原因，还有孩子的问题：不想读，读不进。一组有个孩子，人长得很帅，父母会养鱼还有木工手艺，如果孩子想读书，父母送他出国留学都没有问题，恰恰孩子不想读书，初中没有毕业就不去上学，窝在家中上电脑玩游戏，我替他可惜，建议他父母送他上职校。开始他不答应，当听说职校主要是学技术、没有数理化时，他去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的，上了一个月后觉得好玩，于是留了下来。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长银滩小学这群孩子，怕他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后就辍学，所以我总是灌输读书的好处，鼓励他们通过读书的方式走出长银滩。我说现在有很多人关注他们，所以他们要用最好的行动和最佳形象来展示自己。
他们不信，我让他们看微信。
微信里有他们的照片。网友评价很高，最多的话语是：活灵活现，调皮可爱，祖国花朵、世界未来。
我喜欢为他们拍照，只要有空，只要遇上，总要拍上几张，发到群上。如果有人点赞，我会翻给他们浏览，激发他们向善、向美、向好方向发展。
有几张照片引起共鸣，譬如《农村孩子的娱乐》，是我中饭后在长银滩小学院内拍到。学校没有午休，有一群孩子中餐在学校吃饭，其他孩子家在附近，吃完饭后马上到校。这时距离下午上课还有一两个小时，干什么呢？学校没有体育器材，没有操场、篮球场等，只有疯闹是最好玩的娱乐。这时很热闹，很喧哗，三五成群，追逐疯打，你骑在我身上，我把你摔在地上，单叠罗汉、双叠罗汉、多叠罗汉都有，轮番上阵，累得直趴在地上，但是很开心，很快乐，我拍下了一组照片，起名《农村孩子的娱乐》发在网上。
又譬如《中午我们的下饭菜》，拍的是农村孩子自带的中餐菜。四组下天井离长银滩小学有4里路程。虽然不远，但是上山坡度大。下山好说，上山艰难，来回一趟得两个多小时，所以中餐在学校搭伙，但是菜得自己带。晨练时总会遇到他们，那天有一只狗跟在他们的后边追，我以为他们带了好吃之类的东西，我让他们打开铁茶缸，里面盛着父母为他准备的咽饭菜，乖乖，多是咸菜，并且分量不多。我拍下了茶缸组成的梅花图案，起名叫《中午我们的下饭菜》。
再譬如《库区孩子放学路上》，是俯瞰镜头。当时我正在下山的路上，拐弯处发现一群放学的孩子，那无忧无虑的身影，配上脚下的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只有童话世界才有的美景。我举起手机按下快门，拍下了天地人合一的瞬间，取名《库区孩子放学路上》。
还譬如《席地而阅》，拍的是三四个女孩子坐在地上看书的镜头。
这些照片或发在群上，或参加手机摄影比赛，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两张获得《光明日报》主办的“家乡美”“悦读无处不在”手机摄影大赛优秀奖。其他照片也引起了网友的共鸣，有的回复、有的打来电话，有的说要来长银滩小学献爱心，我当然欢迎。
六
最先来长银滩小学献爱心的是工作队老黄的女儿黄芳芳，她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动画专业，还到法国当了两年访问学者，现在是中法艺术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区负责人之一。
不只她一个人，还约了个伴，是个帅小子，在湖北科技学院2014级体育教育专业读书，叫李周兵。
来之前，他俩在网上购买了篮球、羽毛球、跳绳、彩笔、拼图等文体用品。
到工作队后，我带他俩到村小学，与王老师、于老师见面。我对王爱勤老师说，这几天的活动以黄芳芳、李周兵两位同学为主，耽误的课程你们调剂解决。
王爱勤老师说没有问题，一定配合好。
黄芳芳能歌、善舞、会画，李周兵篮球、羽毛球等体育项目样样精通，两人一文一武、一张一弛配合默契，给小朋友带来的是惊喜和欣喜，感觉自己就像电视里的小朋友一样幸福。
平时他们的课程就是语文、数学、英语，黄老师、李老师来了后有体育课、绘画课、讲故事、唱歌、跳舞、游戏等，每一节课都不一样，新鲜、刺激、好玩。
不仅如此，黄老师、李老师还采购鱼、肉、蔬菜、面粉，与小朋友一起包饺子吃。小朋友负责择菜、洗菜，比谁的菜洗得干净。李老师负责切菜、切肉，黄老师负责和面、擀面皮，然后比赛包饺子，看谁包得多包得好。饺子熟后，小朋友兴奋起来，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后黄老师问他们好不好吃，小朋友齐声回答：好吃！黄老师问为什么好吃，他们答不上来。黄老师说，因为是自己动手做的饺子，所以才好吃。
王爱勤老师对我说，城里出生的孩子就是不同，出众、脱俗、知识面广，说话有亲和力，她佩服。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黄老师、李老师要离开长银滩。临行前小朋友们问黄老师、李老师，还来不来长银滩。
他俩说来。
第二年兑现了诺言。
第二个到长银滩来的人是大鹏劳务派遣公司经理袁义斌。他与我是朋友，在一个QQ群聊天，每次发的照片他都能看到。他说要来长银滩献爱心，原计划带点现金过来，被我止住。我让他准备32份礼品，每份礼品包括一个书包、一个文具盒、一盒套装彩笔、一盒铅笔以及橡皮擦、转笔刀等，外加全套体育用品，总共加起来不足5000元。
对他来说是小钱，对山区、库区小朋友却是大爱。
他走后，陆续来了几批人，送的最多是文体用品。
以后新生入学可以免费领到书包。
七
新学期开学不久，我收到一份“金秋助学”文件，要求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慰问农村贫困家庭学生。
收到文件后我就进行摸底。按照“一对一”帮扶区划分，市人社局负责慰问一、二、三组贫困家庭，市审计局负责四、五组，市残联负责六组。由于一、二、三组人多贫困户多，符合条件的学生有17名，四、五组只有4名，六组只有2名。一共23名。
我将摸底情况发给三家单位，请他们迅速组织慰问。
由于山上三个组人少，慰问工作很快完成。
山下三个组人多，市人社局按照每名学生300元的标准进行筹资，很快筹到4800元。
喻斌副局长带领党办同志来长银滩村慰问。来之前他在电话里与我商量，是挨家挨户慰问，还是到村小学发给学生本人。
我说我要同王爱勤老师商量。
王爱勤老师说交她分发，并且只能偷偷分发。
偷偷？我说光明正大的事为何要偷偷。
她说我不知道农村行情，搞不好就是好事变成坏事，就会有学生家长闹事。
我不相信有这么严重。
她说如果人人都有，并且人人一样，好说，你好他好大家好；如果你有他有，但是金额不同，金额大的家长高兴，少的家长骂人；如果只有部分人有，那么老师遭殃，没有得到好处的家长会骂得老师抬不起头来。她说她遇到过，不是在长银滩，是在另外一个教学点。那次是慰问留守儿童，妇联组织的，不是现金，只是学习用品。本来是好事，没有想到妇联的同志刚走，骂人的家长就来了。先是质问，然后开骂，怎么解释都不管用。如果骂一阵了消消气也就算了，谁知道个别家长总记事，见一次面骂一次，骂得你抬不起头来，骂得你无法待下去，只好走人。
我相信是真的。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不过没有她说的这么严重。工作队刚来时的第一个春节，各单位组织慰问。下车后，各帮扶人拎着礼品直奔帮扶对象家中。由于礼品打眼，不是贫困户的农民眼红，有的人甚至自己上车去拿礼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习惯成自然，历来都是见者有份，为何这一次就不同。
经历了几次后，现在好多了，知道了什么该得什么不该谁得，不该得的就不去拿，即使有意见，也只是在心里。
为了避免矛盾，我提议由慰问人分发，即由喻斌副局长分发。
王爱勤老师说不行，谁发不是关键，关键是谁提供的困难学生名单。
我说是我提供的。
她说学生家长不会这么认为，只会认为是老师出的主意，只会怨老师，只会骂老师。
我看她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样子。不过我同情她，不想为难她。不过，我得强调三点：一是不能上交村委会；二是不能不发或当作工作经费或当作学生学习经费扣留；三是不能平均分发。
她说行。
我同喻斌副局长商量后，尊重王爱勤老师的意见。
涉及钱的事不能随便，要有证明人、经办人签字，还要拍照留存。
为了方便存档，搞了一个简单交接仪式：由喻斌副局长将4800元现金交给王爱勤老师，骆河生支书、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程礼荣、于亚苹老师和我分立两边监督。
党办工作人员按下快门。
交给完成后，我重申三点要求。骆河生支书、村委会常务副主任程礼荣、王爱勤老师、于亚苹老师都说好。
喻斌副局长走了后，我问王爱勤老师钱发了没有。王爱勤老师说发了。
一个星期过去，没有出现王爱勤老师所担心的“闹事”现象，我还以为王爱勤老师保密工作做得好，谁知道她是平分。
我批评她不兑现承诺。
她说对不起，不是有意对着干，实属无奈之举。缸口封得住人口封不住，有那么多人知道，万一泄露出去，她是吃不了兜着走。她还说，一个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个沆里，前车之鉴不能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得不平分。
我晕，同时感到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