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打黑》，我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是一部黑白较量，正义与邪恶激情厮杀的小说。在旧中国，黑帮头目往往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从上海滩到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甚至有些社会名流，无不趋之若鹜，狼狈为奸，共存共荣。恶霸、袍哥、地痞流氓，形形色色的黑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愚弄人民。风云变幻，斗转星移，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个别地方黑恶势力又有所抬头，原本绝迹了的“袍哥”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他们或披着合法的外衣，或罩着红色的光环，但从事的，却是跟旧中国帮会组织相差无几的行当。尤其是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一些黑恶势力的苗头又在部分城市滋生，他们渗透到不同领域，以手中掌握的资源和靠非常手段聚敛的财富，对法制社会进行粗暴践踏，不但对社会治安秩序构成威胁，而且严重干扰市场经济秩序。在一些地方，连猪肉、面条、房地产、客运等与百姓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也受到黑恶势力的渗透与控制。从一些地方“打黑除恶”行动中披露的信息表明，一些黑恶势力已由寻求权力保护膨胀到自行猎取、掌控权力，从“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演变为“以红护黑”乃至“由黑变红”，甚至制造、操控群体性事件，要挟政府，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呈现出经济上漂白、政治上染红的“升级”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我写这部书的初衷，一是向读者表明，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可怕，尽管它殃及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威胁到我们的法制建设，甚至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丑恶现象毕竟只是个别，而且是短期的，就如同我们身上的瘤。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毒瘤”的存在，就彻底否定我们的身体，更不能因为一种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就来怀疑改革开放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写这部书前，我特意留意过图书市场，发现有不少打着黑道招牌的小说，受到读者追捧。个别作者在“黑”与“白”的问题上，丧失了立场，他们以汪洋恣肆的笔墨大肆渲染“黑道秘笈”，打着揭秘的“旗号”，向读者兜售臆想中的黑社会。其作品充斥着暴力，充斥着血腥，但在价值取向上，却采取了模糊甚至本末倒置的态度。这样的文学作品出现在今天，令人困惑。作家应该有责任感，更应该具备辨别与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就是要反复追问，你要表达什么，要扬什么贬什么。尽管文学的多元化已不需要作家扛什么旗帜，但作家不能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这道德有双重意义，一是社会道德，二是生命伦理。

《打黑》这部作品，也写了黑社会黑势力的成长与发迹，写了他们抢占码头争夺地盘时的血腥罪恶，但我不是在宣扬，不是在卖弄，更不是在向读者兜售什么黑道秘闻。我只是按自己的创作习惯，追寻主人公冷滟秋这个青春女子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地向读者展开她成长，挣扎，发迹，辉煌进而毁灭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迷茫、困顿，也能听到一颗曾经怀有美好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心灵挣扎或破碎的声音。这种声音打在我们心上，发出的疼痛是尖锐的，它的破碎让我常常想到一朵美丽花朵的凋谢。

除了写黑势力的恶行与暴力，后续的故事，我着墨更多的是黑势力的覆灭，最终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我坚信，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铲除黑恶势力这个社会毒瘤。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对广大百姓做出的承诺，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证明，黑恶势力的猖獗只是浮华一梦，而“黑恶必除、除恶务尽”才是我们最坚定的声音。法治与文明社会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强权践踏法律和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依法治国，更是体现在依法严厉打击一切严重犯罪行为。在本书的后半部，我用激情高扬的文字，向读者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打黑全过程。包括冷滟秋、皮天磊、关燕玲等在内的东州各股黑恶势力，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他们苦心经营的“黑恶王国”，不过是虚妄中的海市蜃楼，在强大的政权与法律面前，不堪一击。而那些保护伞和混迹党内的蛀虫，也一一受到法律的严惩。

邪不压正，这是天理，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是上天早就给我们的忠告。只可惜，有太多的人，他们活在虚妄中，活在假想中，活在跟文明与法制相背的另一条道上，这条道是黑道。

黑道是没有出口的，黑道更没有彼岸。

许开祯

2010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