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些在庞耀祖院子里“闲逛”的年轻人，的确正如庞耀祖猜测的，是来监视他的便衣。监视的目的，也确实是防备他逃跑。当时市公安局已经报送了逮捕庞耀祖的材料，市检察院也已经正式批捕庞耀祖，更严重的是，北京有关部委也要派人来整顿深圳的外汇市场，并且一心要在这儿抓个反面典型。这件事，因为牵扯涉案的主要嫌疑犯是市里派去留学刚回国的“专家”，黄局长觉得有必要和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通一下气，却遭遇了市委一把手宋梓南的“犹豫”，市局也就没敢马上下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庞耀祖抓起来，市局的同志又觉得没法面对北京方面来抓典型的同志，所以轻易又不敢撤去对庞耀祖的监视，一直在等待着宋梓南下最后的决心。

那天下午，北京方面来的工作组终于到达深圳。而也就在那天下午，宋梓南最后的决心也下定了，必须要保住这个庞耀祖。他本来准备亲自出面去跟北京来的工作组解释庞耀祖实际上是做了一件深圳市政府正准备要做，但还没来得及做的大事。虽说违法，但所违的是深圳在深化改革中已然觉得必须废除的一个旧法规。从司法程序上讲，庞耀祖的举动是冒犯了法的尊严，但从改革的实际需要来说，如果今天逮捕了庞耀祖，不仅会伤害一大批真心要把中国的改革做到底的同志，而且将来也难以向历史交代。宋梓南准备以市委主要领导的身份向北京来的同志担保，不出两个月，深圳就会建起外汇调剂中心，这个中心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庞耀祖今天所做的。宋梓南相信，他能和北京来的同志沟通好，顺畅地解决这个事情……但那天，周副市长没让宋梓南出面去见北京来的工作组。周副市长说：“这件事，你暂且别出面。大帅嘛，还是在中军帐待着比较稳妥。剩下的事，让我们这些先锋官先去协调。”

协调的结果，果然很理想。到下午时分，黄局长就亲自对周副市长报告道：“我已经下令撤销对庞耀祖的监控了。”但黄局长还是有点不理解，他说道：“周副市长，干了几十年的公安，我还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对一个证据确凿的违法分子，到了该收网的时候，由我来下令，让他继续逍遥法外……”

周副市长劝慰道：“老黄，你应该知道，我们实行土地拍卖政策，是公然违反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我们在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私人在这儿雇工开工厂做买卖，也是违反这个根本大法的。我们带头在深圳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凭票供应粮油肉布，取消干部福利分房，放开物价，让几百种商品的价格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即便是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觉得，都是‘违法行为’，是在公开挑战我们国家仍通行的各种法律条令和规则。我们不仅允许，而且还欢迎帝国主义资本家在这儿买地建工厂雇用我们的劳动人民，这简直就是违背我们多年必须奉行的党章上写明的基本纲领。但我们都做了……”

黄局长故意问道：“那能不能说，今后在深圳一切违法行为我们都不要管了，不能管了？”

周副市长笑道：“你跟我抬杠？”

黄局长笑笑说：“开个玩笑，我的周大市长。”

周副市长却严肃起来了：“这种话出自一个刚上岗的小片儿警嘴里，尚可原谅。但出自你这么一个主管局长的嘴里，任何时候都是不允许的。现在国内外都有人就是这么歪曲和攻击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局长不作声了。

周副市长缓和了神情说道：“老黄，说一句实话，在这个非常时期，合法与非法的界线有时候的确不太好把握，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要严守法律防线。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它。但是，有一些，我们是必须加以突破的，而且要在人大没有通过相应的新法律前，就加以突破。这是中央赋予我们特区的一个特权，也可以说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让我们做试验。试验，当然会有风险、有阻力。就像空军的试飞员一样，有可能摔飞机，个人也会付出重大代价。但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这场空前的改革，为了正遭遇极为艰难环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况且我们还有那么好的一个班长。宋书记经常说，如果做错了什么事，中央要打屁股，他脱了裤子，上北京替我们去挨，一切责任由他来负。”

黄局长点点头说：“这一点，我不怀疑。”

周副市长说：“那你还担心什么，怀疑别的什么？”

黄局长嗒然一笑，不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