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凌晨时分，一辆很旧的上海牌轿车快速开进新园宾馆的院子里。车里只有一个人，就是市政策研究主任。那天一早，天还蒙蒙亮着，他就自己开着车来找宋梓南了。应该说，那时在内地，有资格享受专车待遇的领导，几乎没有自己开车的，但凡要出门，都有司机开车伺候。但那时在深圳，走上中层领导岗位享受专车或公务车待遇的，大都还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喜欢自己开车，也习惯自己开车外出办事。政策研究室主任开着车是来给宋梓南送从马列原著中寻找的有关卖地租地的语录的。

警卫战士疑惑地问：“宋书记让你这个点来送材料？”

政策研究室主任回答道：“他让我什么时候整完这个材料就什么时候送来，一刻也不许耽误，而且必须送到他本人手上。”

那个战士仍不敢放行，又给马秘书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小马就匆匆走了出来，把主任接了进去。小马问主任：“语录找到了？”主任忙说：“啊。找到一些。就是不太多。”看样子，他是一夜没好好睡。

走到宋梓南住的那个房间门口，小马刚要敲门，却又回过头去压低了声音对那位主任说：“能不能让他再睡一会儿？昨晚又折腾到半夜才散会。你上我房间去待一会儿。”

那个主任犹豫了一下：“行吧……”

两个人刚想走，房门却开了，是宋梓南。他显然听到门外的动静了，便迎了出来，说道：“这两个人！在门外嘀嘀咕咕的，存心不让人睡觉？！”

主任忙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宋梓南笑了：“行了行了，快进来吧！我已经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找到几条语录？”

不大一会儿，周副市长和常副市长等人也都闻讯匆匆赶到。又过了一会儿，别的那些相关领导也都来了。这时，宋梓南让文印室的同志把这份语录打印了出来。

一个市领导翻阅着那份打印出来的书面材料，兴奋地说：“老祖宗们讲得还真不老少哩！。你们听听列宁说的：‘不怕租出格罗兹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他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不怕租出四分之一’，再一个是‘利用它来使其他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目的和手段都讲得非常明确啊！”

市委宣传部的黄部长高兴地说：“这都是尚方宝剑啊。有人再来质疑我们卖地或租地，就有得可对付他们的了。”

几个领导七嘴八舌地沉浸在极度兴奋之中时，宋梓南却转过身对周副市长说：“你通知政策研究室和市委市政府秘书处的同志，立即起草一个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的条例……”

宋梓南这个话一说出口，刚才还显得极其兴奋和热闹异常的其他领导，立刻都不说话了，场面上立刻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小会儿，周副市长慢慢地放下手里打印的语录，问：“立即起草？”

宋梓南说：“对啊，我们还等什么？《宪法》上确实写明国有土地不得买卖。但是，第一，我们没有卖。只是转让使用权，而且是有时限的。第二，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所得，完全是按列宁同志说的那样，为了让‘其他的四分之三的土地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这有何不可？第三，让境外的资本家来无偿使用我们的土地，让本可以得到的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建设资金白白变成他们的利润，肥了他们，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却苦于缺乏资金引不来人才和技术，买不到先进设备，不能甩开膀子大干，继续陷在一穷二白的泥坑里，眼睁睁看着几千几百、几万几十万边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逃港，海面上总是漂浮着逃港淹死者的尸体，而束手无策，如此这般，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心安理得了？更何况《宪法》上也没写可以搞经济特区，我们不是也已经搞了吗？《宪法》也没写社会主义可以搞中外合资，我们不也已经搞了吗？马恩列斯毛都没说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演电视，可我们还不是演了？！搞改革，不能那么机械嘛！”宋梓南慷慨激昂地说完后，却没有一个人响应他。

现场再次出现一种让人感到特别窒息的沉默。

突然间，周副市长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大叫了一声：“是啊，我们还等什么？”

常副市长笑道：“谁说还要等了？”

宣传部黄部长比较激动：“再等就要等一万年了！”

组织部刘部长比较冷静：“对，应该马上就起草！”

周副市长说：“还要专门开一次常委会吗？”

宋梓南看了一眼在场的同志：“常委不都在场了吗？”

宣传部黄部长说：“是啊，常委都表态了嘛！”

宋梓南立即走到办公桌前，按了一下电铃。

小马跑了进来。

宋梓南说：“让秘书处处长马上过来一趟，起草一个常委会纪要，关于决定深圳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特别常委会决议纪要。”

那天常委们就在新园的餐厅里用了早餐，然后分头去各自的办公室上班。周副市长和黄部长都挤在宋梓南的车里，一起去市委办公大楼。

车启动后，颇有诗人气质的黄部长非常感慨地大声说道：“我在想，假如今天我们在老祖宗的书里没有找到这些语录，我们这些市委常委们还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胆量，来拍这个板？说起来也是惭愧，甚至可以说都有点凄惨。我们这些一百年后的共产党人，还得到一百年前老祖宗的书里去找行动的依据。老祖宗们的负担也有点忒重了吧？”

是啊，假如今天我们在老祖宗的书里没有找到这些语录，我们这些市委常委们还有没有这个胆识和胆量，来拍这个板？兴奋之余，再回过头来把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提到所有这些手握执政大权的同志们面前，答案会是同样的吗？历史是不能用“假如”来改变的。历史也是不相信“假如”的。胜利者和实践者无须困顿于“假如”和“万一”。但，也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者完全忽略了有可能发生的“假如”和“万一”，就一定是不清醒的统治者。而不清醒的统治者，终将被历史抛弃。现在看来，在这个车里坐着的“深圳的掌权者”宋梓南和周副市长似乎还是清醒的，因为在听了“诗人”黄部长的追问后，他们两人虽然都没作声，但脸上还是隐隐地掠过了一丝难堪和尴尬的神情，而没有不屑于这样的追问，更没有反感这样的追问，也没有像有些在官椅上坐的时间过长的人那样，早已麻木，对这种“不着边际的追问”毫无知觉和反应。他们之所以会产生一点“难堪和尴尬”，是因为他们知道，在深圳今后的改革进程中，一定会遇到黄部长今天说到的这种情况：当权者想做事情，但在老祖宗那儿找不到可以用来为自己开脱和掩护的护身符。他们无法把自己的“乌纱帽”，以至身家性命安全地寄放在老祖宗那儿，他们必须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负责。他们还会做错一些事情，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得罪一些绝对不能得罪也不该得罪的人。到那时候，他们还会有决心去做一些改革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吗？他们还敢说，中国的历史，由他们来创造吗？

别的地方的官员是可以躲着这样的追问的。只要这个官员有足够的“官场经验”，他们是躲得开的。也就是说，他们既可以安全着落，又光彩前行，其实什么新事也没做，就像是附着在巨轮底部的那些软体或硬壳动物一样，同样享受了“历史性远航”的辉煌……但是，在深圳执政，他们是没法躲开的。起码在这个历史阶段，在深圳执政，你躲不开。至于以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深圳的官员会怎么样，深圳是否将永远保持必需的锐气和活力，谁也说不好，也不是他们该操心、能操得了那心的事了……

两个人沉默着，内心却在翻滚着。

过了一会儿，周副市长突然发现宋梓南的坐姿有点不对，忙推了推他，叫了声：“老宋……老宋……”

宋梓南身子已经歪斜着瘫软了下来，而且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神志似乎还清醒，只是没有力气说话，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对周副市长轻轻地摆了摆，好像是在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不会有什么事的。但这时，周副市长已经嚷嚷起来：“黄部长，你带硝酸甘油了吗？快掉头，去医院！快去急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