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涛等乘坐的小轿车行驶到香港泰和律师事务所门前停了下来的时候，事务所门前已经停着一辆黑色的英国奥斯汀车了。让余涛等人感到不解的是，这辆奥斯汀车居然没有关闭发动机。司机也正襟危坐地在驾驶座上等待着。精于算计的香港人怎么会在停车等人时让发动机空转着呢？再看那司机，一身标准的侍从黑西服，打着蝴蝶结式的领带，年纪总有四十来岁，那一脸既规规矩矩又煞有介事的神情，怎么看也不像个“大陆客”啊。
余涛下车后，看了一下手表。手表上显示“一点五十五分”。然后他又打量了一眼那辆似乎在“临危受命”的奥斯汀车，大步向事务所楼上走去。
余涛等人走进会客室时，他们所买那个楼盘的香港业主已经在里头等着了。而且不止他自己，还有两个助手模样的中年人。
那个业主一见余涛来了，赶紧上前跟余涛握手，迫不及待地问道：“现金支票带来了吗？”
余涛有点不高兴了：“先生，你也不能这样啊，一见面也不先问个好，就问现金支票？！显见得你们香港人眼里除了钱就啥也没有了？！”
那个业主忙不迭地说：“抱歉啦。紧赶慢赶的，把头都赶大啦。”
余涛指着手表：“我们可是完全按你们的要求，两点前准时到达的。”
那个业主一个劲儿地点着头：“好啦好啦……”
余涛回头示意了一下自己身后的一个随从人员。那个随从人员打开手中的机要箱，从中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郑重地交给那个业主。余涛指着那个信封郑重地告诉那个业主：“两千万！”那个业主一边连连点点头回应道：“两千万，两千万。”一边把信封马上交给自己身后的一个中年助手。那个中年助手从信封里取出那张现金支票，用一个专业的放大镜认真验看了一下，对他的老板（那个业主）说：“没错。”余涛的那个随从人员从机要箱中又掏出一张公函信笺，放到那个业主面前：“请在这张收条上签字。”那个业主认真读了一下那张收条，接过中年助手递给他的一支金笔，在收条上签了字，立即转身就向楼下跑去。
这时，余涛真有点生气了：“你们这算是怎么回事？拿了钱就走啊？我们掏那么些钱买你们这幢楼，总还有一些后续的事要谈一谈吧。”
那个业主忙解释：“别误会。别误会。我肯定留下来跟你们谈，但现在要派他们（那两个中年助手）赶到银行去办一笔很重要的业务。有几句话我得跟他们两个单独交代一下，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说着，他看了看手表，催促那两个员工：“赶紧走呀。这时候赶过去，可能还来得及。”
那两个中年员工答应着，收起支票，就快步向楼下跑去了。
大约到傍晚时分，香港招商局驻广州办事处办公室里的老式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从香港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蛇口工业园区随余涛一起去香港办事的另一位领导。他是在香港街头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这个电话的。此时，香港街头已是万家灯火，流光溢彩了。
那个领导告诉驻广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和余董还在香港。你们马上给蛇口工业园区办公室传个话，说我们这就往回赶，让指挥部所有人员都别走，余董他有重要的话要跟大家说。”因为香港和深圳蛇口还不通电话，他只得把电话先打到广州，让广州方面的同志去转告。
“你得抓紧时间打，别等我们到了蛇口，你这个电话还没打通。”那个领导再三叮嘱道。这并非是他在“杞人忧天”。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回了。招商局总部的人在香港托广州办事处的同志带话到蛇口。可是，往往人已经回到蛇口了，广办那边给蛇口的长途电话还没要通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行。我马上就打。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广办的同志也知道这些并非可笑的“趣事”的，一口答应。
“电话要打得顺利，就让他们替我们留几份盒饭。”那个领导又叮嘱道。
广办的同志一听笑了：“到了香港，还回蛇口去吃盒饭？”
那个领导说道：“你以为呢？跟你这么说吧，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中午饭都还没捞到吃哩，甚至都没上咱们招商局香港本部去喝口茶，歇个脚，现在是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里给你们打电话！余董特别关照，一定要把蛇口指挥部政策研究部的那几个教授都叫上。”
余涛这时正坐在那辆车里，闭目养神。
他的汽车也没有熄火，随时准备启动。
不一会儿，那个领导打完电话回到车里，长叹了一口气对余涛说：“总算打完了。这叫什么事嘛？每一回都得先把电话打到广州，再让广州传话给蛇口。一个电话打下来，总得出几身臭汗。太耽误事了。你得跟市里的领导好好说道说道，不解决这通讯问题真的是不行了。赶紧想想办法吧。市里要没招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
对这个“我们蛇口自己来解决”的提议，余涛没任何反应。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向来比较微妙。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蛇口自然属深圳市管辖。但是，作为中央改革开放的另一个试管区域，蛇口又具有它很大的独立性。它需要拥有一定的独立处置事情的权力。为此，在中央的默许下，它和深圳同样享有某种“特殊政策”。有些事情，它是可以不经“直属领导”深圳市的批准就去做的。但到底哪些事情蛇口是可以“斩而不奏”，或“先斩后奏”，哪些事情是必须“奏然后才可斩”，省里和中央也没有划分得、规定得十分明确，更多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规定。说实话，中央和省里也没法给划分和规定得那么明确，因为，深圳和蛇口本身都是“新生事物”，它们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那些问题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才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谁也不可能预料得到的。这样，在一些问题上就产生矛盾了：在深圳市看来，这些事情应该“先奏后斩”，但在蛇口看来，完全可以“斩而不奏”或“先斩后奏”。于是，时间稍稍一长了，外间的舆论就出来了，说蛇口“不服深圳市的领导”，说余涛想搞“独立王国”……余涛很不愿意让自己戴上这样的“大帽子”，并视之为禁区。只要手下有人谈及蛇口和深圳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都不插话，不作反应。不给无聊的“碎嘴婆”们增添“报料”，也不给自己心里再添堵。
一路上还算顺利。余涛等人回到工业园区临时指挥部，那儿已经按余涛的指示，集合好所有该集合来的人了。办公室里“人头攒拥”，连窗台上都坐得满满腾腾的。听到余涛等人乘坐的汽车声由远及近，再听到他们一下一下往里走的脚步声，一直在说说笑笑的那些年轻人立刻正经起来，坐在窗台上的也都跳下地，嗑瓜子吃零食的也都收起了这些小零碎。
很快，余涛等人大步走了进来。几乎所有人都起立迎候了。
余涛很正经地说道：“不是不让你们起立的吗？”
一个年轻人笑道：“您不是说只要自觉自愿，就可以起立迎候吗？”
余涛笑了笑：“真都是自觉自愿的？好吧，那就算都是自愿的吧。反正我不会领这个情，更不会因此请你们上饭馆吃饭的。我自己还饿着哩！”
大家都笑了。
一个工程师问道：“你们是先吃饭还是先发表讲话？”
余涛回头问同去香港的那个领导：“这么多人看着我们吃，你咽得下去吗？”
那个领导笑道：“反正我已经饿过火了。怎么着都行。”
余涛立即说道：“那咱们就先说事，再吃饭。”
那个领导说道：“听你的。”
余涛忽然回过头来问大伙儿：“你们都吃了没有？”
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叫了一声：“吃了。”
余涛笑道：“那行，饱汉听饿汉唠叨两句，天下暂时还不会大乱。那咱们就先说说。政策研究部的那几位教授来了吗？”
坐在一角的两三位年龄并不太大的学者向余涛扬了扬手。
余涛对他们招招手：“来来来，你们几位往前坐。你们坐在我瞧不见的地方，我心里不踏实。”
大家又笑了。
那几位教授只得起身往前挪了挪。
余涛习惯性地随手把自己面前的墨水瓶、笔插、台历等小玩意儿摆放得更整齐一些，然后说道：“紧急召集你们开个会，要跟大家说一点今天去香港的感受。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香港买了个楼，今天下午去交定金。没想到，那个香港老板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起码可以说是给我上了很生动的一课。所以赶紧回来跟大伙儿念叨念叨，希望为我们这个蛇口工业园区的制度创新、观念创新提供一点新鲜东西。中午没动身前，我们一直很纳闷儿，今天是周末了，那位香港老板为什么跟催命鬼似的，非逼着我们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把两千万现金支票交到他手上？我们紧赶慢赶，提前五分钟赶到我们双方约定的那个律师事务所，他已经带着两个财务人员在那儿等着了。办完应办的手续，那个香港老板立刻就让他手下那两个财务人员拿上支票往楼下跑，真跟火烧屁股似的，一分一秒都没敢耽搁。你们说他们去干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银行存那两千万现金去了。因为明天是礼拜六，是他们的假期，银行关门，办不成事。后天是礼拜天，银行也关门。而今天是周五，按惯例，香港银行到下午三点就要停止营业。所以，如果不能赶在今天下午三点以前把这张现金支票存到银行去，就只能等到下周一去存了。这样，这个老板就要白白损失三天的利息。今天香港银行的浮动利率是十四厘。按此计算，两千万存款，三天下来他就要损失将近三万块的利息。所以他根本就没这个心思来陪我们聊大天，也没心思来吃我们为他准备的什么海鲜大餐。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为了单位，为了国家，为我们这个蛇口工业园区，去斤斤计较这三天的利息，为这三天的利息去让自己做如此精密细致而又万分紧张的安排吗？并且为此还会让自己放弃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谁说他一定会这么做的，请举手示意。但我请各位注意，一定要说真话。”
现场一片沉默。
过了一会儿，有两三个人举起了手，但一看，大多数人都没举手，他们也赶紧把手缩回去了。
余涛点点头说道：“谢谢各位的诚实。能不能因为各位没有举手，就界定各位不爱这个国家，不爱我们这个正在新建的工业园区？当然不能。大家没有举手，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不懂怎么计算银行的利息？当然也不是。因为在座不少同人来自名牌大学经济系。几乎所有的同人也都和银行打过交道。但在我们这儿，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就几乎看不到，或者说很少能看到这样一种动人的分秒必争、斤斤计较的景象呢？”说到这里，余涛停顿了一下，很严肃地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最后他把目光停在了那个承诺安装盥洗池的那个年轻人身上。
余涛看着那个年轻人说道：“对不起，我又要拿你这件事来说道说道。”
那个年轻人涨红了脸，有些慌张地站起来辩解道：“我……我……下午……已经把水池装起来了……已经能用了……”
余涛问：“小伙子，哪个大学的？”
年轻人脸更红了，低着头，不说话。
坐在余涛身边的一个领导起身，凑近余涛的耳根轻轻地说了句什么。
余涛点点头说道：“哦，那也是个名牌大学嘛。是不是因为让你去安装一个盥洗池，觉得大材小用了？”
年轻人忙抬起头说：“不是。”
余涛又问：“是不是觉得，一个盥洗池无足轻重，什么时候干完都无所谓？”
年轻人忙摇头：“不是……”
余涛再问：“那是因为什么才这么拖拖拉拉的？”
年轻人无语。
余涛说道：“我想，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对不？”
年轻人红红脸，默默地点了点头。
余涛又问：“老师没教你这样。对不？你爹妈更没让你这样对待领导交办的工作。对不？”
年轻人红着脸，又点了点头。
大家笑了。但笑声是有节制的。他们从余涛的问话中，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上也被什么刺激了一下似的。
余涛对那年轻人说道：“你自己在显意识的层面上，肯定也不会认为自己这么拖拉是应该的。对不？但你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这一路上我总结了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这两三代人，端着铁饭碗，吃大锅饭，把我们惯的。这毛病已经带到我们的潜意识里去了，甚至都带到遗传基因里去了。干多干少，怎么干，反正影响不了自己那点固定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盥洗池早一天晚一天安装好，跟你个人也没多大的关系，大不了，我上外头公共厕所或者隔壁办公室去洗手嘛。就是这个单位垮了，共产党还是得给我一口饭吃。不管吃好吃坏吃多吃少，社会主义肯定不能让我饿着冻着。否则怎么叫社会主义呢？对不？从这里，我想到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兄弟。我们老在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多推几车土啊？为什么一天只推二十车三十车土啊？但如果把问题换一个角度来问，会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为什么要替你多推一车土？因为中国曾经出过一个叫雷锋的解放军叔叔，出过一个叫王铁人的工人老大哥，他就得天天学雷锋、学王铁人，为你不计报酬地多推土？雷锋生活在全供给制的军队里，他衣食无忧，他办事可以不计报酬。王铁人的事迹产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时刻。在特定的一个历史瞬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特殊的人物闪现出一种特别耀眼的精神火花。但是，你怎么可以据此去要求亿万普通劳动者天天为你不计报酬地去多推土，天天发出那种高尚无比的精神火花，而这些工人农民兄弟家里都有需要他们扶养的妻儿老小……”
在场的一个中年人好像有点不同意余涛的这种说法。他说道：“我们并没有要求工人兄弟无偿劳动。他们的每天劳动，我们都付酬了……”
余涛说：“你是付酬了。但你付出的报酬量是固定的。对不？”
那个中年人不作声了。
余涛又说：“你付的报酬是固定的，为什么要求他必须每天替你多干？就因为你的旗帜上写着‘社会主义’几个大字？”
那个中年人怯怯地反问：“如果每多推一车土，就要多收一份钱，这符合社会主义精神吗？”
余涛索性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那个中年人，说道：“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要反过来问才对：如果多推一车土，我们不多给一份钱，这是否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给多推土多干活儿的人多付报酬？为什么不能让多干活儿的人比少干活儿的人活得更好一些？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养懒人？更何况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比较穷，还没那么个本钱去养这些懒人。”
那个中年人不说话了。
现场的气氛有一点紧张起来。
余涛回过身来对着在场所有的人说道：“香港老板的精明算计，固然有他香港人的商业传统在这里起作用，有他利润至上的本性在起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一些有效的规章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章制度的本质就是：谁多干，谁就能多得。干多干少在他们那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啊，怎么就让资本主义独占去了呢？”
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直直地看着余涛，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余涛却停顿了下来，这一瞬间，似乎陷入了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中。他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沉吟了一下，自问自答道：“在蛇口，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学大庆、学王铁人、学雷锋，但是，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提倡一点别的精神，喊一点别的口号？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没搞懂一个如此简单的真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们说呢？”
说完后，他很锐利地向在场所有的人扫了一眼。
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全场保持着一种异常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受了震动后的本能反应，也是一个群体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在场所有的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从小都是在“必须仇视金钱”的教育下长大的，最起码也是反复被灌输“不能为金钱而活着”，突然地从一个领导嘴里听到把“金钱”和“真理”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有一种被打蒙了的感觉。
吃饭时，随余涛去香港的那几个同人见余涛一边吃，一边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便劝道：“余董，赶紧吃吧，还写啥呢？一会儿不是还要跟政策研究部的那几个教授开个小会吗？”余涛没作声，继续在那张小纸条上写写画画。
过了一会儿。余涛忙把那张小纸条递给那几个领导：“你们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蛇口公开提出这样几句口号……”
一个领导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见纸条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上帝。”他没吱声，又把纸条传给另外一个领导。
另外那个领导看了后，也没表态，只是把纸条传递给第三个人。
这第三个领导是在场的最后一位领导了。
他刚看完，余涛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咱们能不能提这样的口号，并且把它们做成大标语牌立在我们蛇口的大街上，让所有的人都天天看到它，想到它。蛇口人一定要学会算经济账……”
那位领导看着那张纸条，踌躇着，过了一会儿，他说道：“虽然只是一个标语牌的事情，但立到大街上，别人就会误认为这是我们工业园区党委的指导思想了。”
余涛说道：“啥叫‘误认为’？它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啦！我们就是要把它作为我们工业园区的指导思想提出来嘛。”
那位领导又犹豫了一下：“可是，上边还在提工业学大庆，提无私奉献、铁人精神……我们这儿只说金钱和效率什么的，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说我们故意和中央唱对台戏？包括文字表达上是否准确，比如说，能不能把安全和法律等同起来？什么问题涉法，什么问题不涉法，这得由全国人大来定，这不是我们说了就能算的。我看，还是等一等吧。应该找些专家来仔细推敲一下，再把它们公布出去。”
余涛愣了一下，只是看了看那位领导，再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