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瓢泼。宋梓南和几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工程技术人员，踩着没踝深的泥水，在雨中勘探地形。深圳的开发建设已经进行到具体实施阶段。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这第一炮（第一锹土）到底打（挖）在哪里更合适。换一句话说，深圳的城区建设究竟从哪儿开始为好？从经济上来说，把极为有限又来之极其不易的那一点点城建资金，投向哪儿最为合理、最为划算？对此，领导班子内部是有分歧的，而且是大分歧。

宋梓南说：“走，咱们上实地去瞧瞧。陆放翁（陆游）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雨，很快就从“瓢泼”变成“倾盆”了。

一个工程师指着前方烟雨迷蒙一片低洼的荒原对各位领导说道：“那边就是罗湖，再往前就是罗湖桥，就是通香港的口岸。”

宋梓南远远地打量了一眼，从马秘书手里拿过望远镜，看了一下，又把望远镜交还给小马，裹了裹雨衣，往前走去。

工程师忙上前拦阻：“没法再往前走了。”

宋梓南说：“怎么了？望远镜里啥也看不清，一片雨茫茫、雾茫茫，不往前走走，怎么行？”

工程师说：“前边的洪水已经齐腰深了。”

宋梓南一愣：“有这么深？这样的水情多少年一遇？”

工程师苦笑笑：“多少年一遇？可以说年年都这样，这一带地势低洼，只要雨下得大一点，周围的雨水全都会往这儿汇聚，就一定会涨起齐腰深的大水。要把这零点几平方公里的洼地都填平了，搞成适宜人居的城区，工夫不是一点点啊！”

宋梓南从小马手里又拿来望远镜，向前看了看。

这时，一个响雷劈来，雨势更凶猛了。在已经淹没的区域里混浊的泥浆水迅速地向四周漫延开来。

看来，如果要先期开发罗湖，的确是一块相当难啃的硬骨头。

领导内部的分歧也就在这里：有人主张先开发罗湖这一带，理由是这儿离香港近，又是港人来往深圳香港的必经之道。先把这一带开发好了，便于港人来往，对增强他们来深圳投资的信心，增强他们对深圳特区未来的信心，会起到先期开发别的区域起不到的作用。但缺点是，地势低洼，在这里搞“三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平整土地）比较费劲儿。为此有人主张先开发皇岗一带。那儿地势高，不用投入大量资金去搞移山填洼工程。在目前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可以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缺点就是，那一带离当前唯一的与香港沟通的口岸罗湖口岸较远。即便开发起来了，对香港方面的投资心理影响不及罗湖那边直接，也没有那么大。

这时，在罗湖口岸那边，同样下着“倾盆”大雨。豆大的雨点飞弹般击打在口岸那老旧的凉棚顶上，发出单调而让人心烦的声响。

大概是因为大雨的原因，今天过关的人特别少，口岸上显得特别的冷清。办理过关手续的海关工作人员也显得格外的松散慵懒，不仅动作迟缓，相互间还在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两个正在办理过关手续的港商心里焦急万分，虽面露愠色，但又不敢太有所表示。陪同这两位港商过境来办事的一位女公关经理，穿着特别漂亮的绸裙、丝袜和高跟鞋，看着前边一汪汪的积水，更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等了好大一会儿，总算办好了过关手续。这三人赶紧拿起各自的证件，向关里走来。一走出海关那陈旧的大厅，天色越发地昏暗，雨势也显得更加急骤。积水的广场上没有任何车辆，行人也极为稀少。水坑里漂浮着死老鼠、垃圾，还有粪便。

这时，来了几辆专做载客生意的自行车。

车夫用脚踩住刹车闸，问：“先生，去深圳？上车吧。很便宜的啦！”

三个香港人看看这些过于“原始”的载客工具，有些无所适从，又有些不甘心。

车夫“见多识广”，明白这些头一回进罗湖口岸来办事的港客心态，便劝说道：“这个时候再没有别的车的啦。我们不骗你们的啦。上车吧。很便宜的。”

“无奈”有时候是人许多时刻应对困境的唯一选择。三位港客“爬”上这种载客自行车后座上的时候，除了无奈，还显露着特别明显的自嘲。但不管你是无奈还是自嘲，这三辆自行车载着这三位港客还是一扭一歪地向大雨深处蹬去了。

车驶入一些更低洼处，水便浸漫上来，港客们显得非常紧张。单薄的车身嘎吱嘎吱响得厉害。他们总觉得它经受不住重压和颠簸，会在这肮脏的水坑里散架，而他们也会成了这脏水里的一只“落汤鸡”。但随后的路程比他们想象的要“顺利”得多。自行车虽然还在嘎吱作响，但既没有散架，所有的水坑和坡道弯道也都在车夫吃力而又灵巧的努力下，一一克服了。只有那个女客，有一回眼看脏水就要浸及自己漂亮的高跟鞋和丝袜了，赶紧把它们脱了下来。不一会儿，一条小蛇似的泥鳅向她游了过来。她惊叫起来，光着脚，慌慌地跳下车，大步跑过那个水坑，连高跟鞋、丝袜都扔掉了，在水坑边上歇斯底里地跳着叫喊着：“我不坐这鬼车了……不坐这鬼车了……”但最后她还是“爬”上了这“鬼车”。因为只凭她那两只娇嫰的小脚更没法实现对“遥在天边”的目的地深圳的跨越。

实际上，三辆自行车终于蹬进深圳老街，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起码比他们想象中可能要花的时间少得多。最后终于来到一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旅馆的服务员卷着裤管，在冲洗被大水浸泡过的地面。

办完登记手续后，一个体形干瘦的中年女服务员带着这三位港客，分别开了三个房间的门，然后站在走廊里对他们三人介绍《住店须知》：“热水在对面的开水房。厕所在楼道拐角口。外出，晚上十一点以前必须回旅馆。注意随手关灯，节约用电。躺在床上不许抽烟。派出所特别通知，如果有异性同住，必须出示结婚证明……”一边说，一边还故意瞟了一眼那个女公关经理。

这三个人听着这种“宣判”式的须知，便已经愣在那里了，再慢慢打量房间里那简陋陈旧的设施，看看在房间天花板上待着的那只老大不小的壁虎，听着大嫂一样的女服务员生硬的话语，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就进这房间去住下，还是另找地方“高就”。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年轻一点、大名叫金德昌的先生终于说了声“走”。他觉得自己掏钱来受这种“狱卒”似的“大妈”的管束，也有点“自贱”了，下决心另寻“下榻处”。

于是，三个人就往外走去了。走出小旅馆，这三人站在肮脏泥泞的街头，却四顾茫然。一眼能望得到头的街道两旁，能看到的建筑物都是一样的老旧和低矮，没有任何一幢建筑比他们刚走出来的这家旅馆更好的了。

已经没有任何可让他们再犹豫的余地了，他们只得又回到那个被他们“鄙弃”的小旅馆里。

女服务员倒也没怎么奚落他们，只是说道：“怎么样，跟你们说了，镇上就我们这一家旅馆是最好的啦，你们还不信。这么跟你们说吧，再过一会儿，你们想要住我们的房间，对不起，还不一定有哩。给你们的这三个房间，是我们旅馆最好的房间啦。这一间，正经还住过我们市委书记哩！”

金德昌问：“房间里怎么没有电话？”

女服务员挑起细细的眉毛正告道：“我们这儿是旅店。”

金德昌诧异地说：“旅店的房间里都应该有电话嘛。这是最起码的设施。全世界都这样。”

女服务员用一种打量月球人的眼光，不屑似的瞟了他一眼，问：“全世界都这样，你们上‘全世界’去！到底住不住？快说！”口气顿时变强硬了。

另一位叫何振鸿的港商强忍住一口气应道：“住。当然要住。”

女服务员这才和缓下口气：“这不就得了嘛。”继续“宣判”道，“打电话请到登记室。市内三毛钱一分钟，长途另外计费。”

金德昌忙问：“登记室？”

女服务员又白了他一眼，觉得这港商就是事多，愠怒地解释道：“就是你们香港人说的‘前台’啦。”

金德昌忙对那二位说：“我得赶紧去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两天全球股市行情都很不妙，道琼斯、日经、伦敦和标准普尔都在跌，我们的恒生指数也跌了两三百点。空头们反扑得很厉害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问问行情。”

何振鸿冲着他的背影叮嘱了一声：“你快点打，一会儿咱们还得去见人家市委宋书记。”

大约又过了二十来分钟，一辆普通的上海牌轿车驰到旅馆门前停了下来。车里坐的就是宋梓南和常副市长，还有秘书小马。

听说市里的宋书记来了，何振鸿忙走出房间：“哎呀，宋书记，不是说好，我们去看您的吗？”由于是说的粤语普通话，把“您”字的发音咬得特别生硬和别扭。

宋梓南笑道：“有朋自近处来，就不分彼此啦……这位是我们的常副市长。”

何振鸿忙握住常副市长的手：“您好，常市长。”

常副市长笑道：“是副市长。”

何振鸿连连点着头说道：“您好，您好，常副市长。”

这时，那个女士也听到门外的动静，从她住的那个房间里走了出来。

何振鸿向宋梓南介绍：“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公关经理，姓杨。”

宋梓南笑道：“杨小姐，你好。听说，这一路让你长了不少见识？”

杨经理不好意思地笑道：“这样的见识以后还是少来一点好啦。”

宋梓南关心地问：“买到鞋和袜子了吗？”

杨经理脸再度红起，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情报”抓得那么细、那么准，让她很不好意思，便忙说道：“买到了，买到了。”

常副市长又问：“怎么只见你们二位？不是说要来三位的吗？”

何振鸿解释道：“那位先生他去打电话了。”

宋梓南忙问：“打电话？往哪儿打？”

何振鸿立刻有一点紧张起来，问道：“怎么？这地方不能随便打电话吗？”

宋梓南忙笑道：“不不不，千万别误会，不是不能随便打电话，只是这儿打电话不太方便。他去哪儿打电话了？”

何振鸿也说不太准：“好像是去那个前台了……”

宋梓南一愣：“前台？”

何振鸿忙解释：“哦，按你们的说法是‘登记室’。去登记室了。”

宋梓南忙说：“小马，你赶紧去看看。”

何振鸿忙阻拦：“不用不用，就是打个电话，不用麻烦你们。”

宋梓南笑道：“我们这儿打电话不是一般的麻烦啦，是很麻烦、非常麻烦的啦。还是让我们的同志去一下，也许事情会稍稍好办一些。”

正说话间，金德昌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看到房间里骤然多了几个陌生人，不免一怔。何振鸿忙上前来向他介绍：“这位就是深圳市的领导宋书记，宋梓南先生。这位是常副市长……”

金德昌应付似的向宋梓南等人点了点头：“各位好。”然后马上转身对何振鸿说道，“你们谈吧，我是一定要走了。”

何振鸿一愣：“怎么了？那边股市行情很不好吗？”

金德昌终于忍不住了：“什么好不好，这电话根本就没打通嘛。”

宋梓南忙问：“没打通？小马你去看看。”

金德昌一脸的不屑：“不用去看啦。谁去看也没有用的啦。我已经要通你们的长途台了。你们的长途台告诉我，你们深圳跟香港根本就不通电话。搞什么搞嘛，连电话都不通，还要人来做生意……连最起码的经商条件都不具备嘛。还谈什么谈？我回去了。”

宋梓南迟疑了一下，觉得初次见面，强行留客也不是个办法，便忙说：“金先生一定要走的话……小马，你通知张师傅，让他开车送一送金先生。”

金德昌调侃道：“不用啦不用啦。我们坐你们那个脚踏车，很方便的啦，（揶揄地）价钱又便宜，四面又通风，还可以免费观赏你们深圳的雨中风光，很爽的啦！”

宋梓南却仍然吩咐道：“小马，快让张师傅发动车，送金先生去口岸。”

回市委机关的路上，车里的气氛显然有点沉闷。司机张师傅讲述道：“刚才我送那位金先生到罗湖口岸，您猜他下车时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们就这个样子，还想学台湾和新加坡、大马搞什么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一百年以后再说吧。”

车里没人接他的话茬。因为谁都没想到，第一次和港方洽谈生意，竟然就让这么一个年轻的港客打了这样一个“下马威”。我们当然不可能祈望那些心高气傲的香港人能客观地来对待我们特区当前“百业待兴”的现状，给我们以更多的宽容，也不能以此来放纵自己，更不能自贱自己。这件事，反而让宋梓南在到底是先开发罗湖区，还是先开发皇岗区的决策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在做总结发言时说道：“从香港进入我们深圳，外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罗湖这块土地。因此，加快开发罗湖区块，迅速改善那一带的投资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已经丢失的时间和机会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流失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在我们班子内部，有些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起来，但我们不能再争论了，也不能再等待了。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这种心情。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我向几个城市规划专家请教了一下，以我们目前的经济实力，没有那个可能一下把整个罗湖区都收拾起来，但大致划一个范围，先搞零点四平方公里是有这可能的……我们就先在这零点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努一把劲儿，让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中国人决心要改变自己命运，重写中华民族史的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