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上午，曹楠如约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为了给曹楠一点真正的精神压力，邵长水经请示赵总队批准，从各个方面都认真做了些准备。首先把谈话的地点从“复核组”所在的二号楼挪到了五号楼。八十八号院里一共有四幢小楼，但不知道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五号楼”的序列号。是因为当初行管部门把属下其他院子的小楼放在一起统一编号的缘故？这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五号楼的外形和内部格局，和二号楼完全一致，只是因近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使用，显得格外的空阔和清静。邵长水派人按“预审室”的模样把客厅重新收拾了一下，设置了“主审官”和“书记员”的位置。把曹楠的位置安在屋子的正当中，让她前后左右都不着边，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然，跟真正的“预审室”不同，这儿“被告”所坐的那个椅子，并没有用铆钉固定在地面上，也没附加任何限制她活动的装置。邵长水觉得，即便是这样，也能给她一个明确的警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可不能再稀里马哈了。

曹楠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走进这大厅，她就略略地哆嗦了一下，等到姗姗地被人引导到那把椅子上坐下，就觉得相当的不自在了，本能地、无助地去打量了一下已经在正前方那排桌子后就座的两位“书记员”，又回头去看了看另一位男工作人员——就是这位男工作人员“引导”她到正当中落座的。而现在他则静静地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而在场的这几位，包括那个男工作人员，不仅对她求助般的目光都不做任何反应，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深吸了一口气，略略地有点心慌起来了。一会儿，邵长水大步走了进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起立迎候，她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站了起来。

“曹楠，我希望你今天能说实话。”邵长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一边整理着桌子上那些纸张、铅笔和其他的小摆设，一边故意把声音放低哑了，庄重地劝诫道。

“那当然……”曹楠立即答应。

“那就谈吧。”

“行。”曹楠木木地答道。

“你知道从看守所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那儿把材料转移出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接触到实际问题，邵长水的语气立即显得非常生硬和冷淡。

“我……”她想解释。但她的眼眶突然湿润起来，突然间一股酸涩和寒碜的感觉止不住地从心底涌出。她为自己居然“沦落”到这样一种困境而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

沉默。

略微的哽咽。

邵长水没紧着催促，他等待着她从慌乱和不知所措中恢复平静。看来，所有这些安排和设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的心理防线在一点点崩塌。

昨天晚间，邵长水已经和那位齐神父长谈了一次。那是晚饭后时分，突然接到齐神父打来的电话，说是愿意“好好地和政府方面的人谈一谈”，而且“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政府方面”。邵长水立即带人赶到领事馆西口那个九号小院。

他万万没想到，齐神父要交给他的竟然会是祝磊写的那材料的复印件。齐德培说，他从看守所里把材料转移出来后，当即就把它交给了曹楠。但几天后，曹楠又给了他这样一份复印件，嘱咐他，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要派上大用场。齐神父一边说，一边转身去身后一个专座上取下一个十字架。这时，邵长水才注意到，在神父的这个书房兼客厅里，收集、陈放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用各种材质做成的十字架。而他取下的那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粗犷、简约、有力的一个，未加任何雕饰，就是用两根涂了柏油（或烤焦了）的矿坑木或铁道枕木钉成的，显现着一种原始的质朴、威严、博大和崇高，同时也意味着生存的全部重负和艰困。

齐神父先把那个笨重粗大的十字架依靠在自己的膝头上，再把它翻转过来。邵长水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暗钮。神父揿了一下那个暗钮，“咔嗒”一声，那根纵向方柱的下部居然弹开了一扇小门。小门里边是一个凹坑，神父从那凹坑里取出一摞A5复印纸的散页。完成所有这些动作，对于体不虚力不弱、年事也不算高的齐神父来说，应该是毫不费劲儿的，但是，当他把那些A5复印纸好端端地整理齐了，安放到邵长水面前时，他竟然咻咻地喘息着，额头上同时油津津地渗出了一片细小的汗珠。

显然，此刻他内心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请……请您……请您给我打个收条……”最后神父还提出了这么个要求。

接下来，邵长水就无心再跟神父多谈了，他要赶紧回去向赵总队报告这件事。祝磊的材料里到底能提供多少破案线索，这是邵长水这一刻最关注的。邵长水大概其地向神父了解了他是怎么从看守所里把这材料转移出来的过程，然后对他简要地进行了一番守法教育，并告诫他这一段日子不要远行，不要离开省城。如果要离开，事先一定要打招呼，要得到批准，就赶紧回省厅去汇报了。当然，在走之前，他还向神父提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材料是怎么到劳爷手中去的？

神父说，他不知道。

二、是谁让他去看守所转移这份材料的。

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说，是曹楠。

三、曹楠又怎么知道关押中的祝磊有东西要转移出来呢？

神父说，是祝磊托他的辩护律师把这样的口信带给曹楠的。那时候只有辩护律师还能见得到祝磊。由于律师的目标太大，很难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转移出来，最后才不得不想到了“神父”这一招。

据说这个点子还是劳爷想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会去找劳爷“出点子”呢？

据说，一开始祝磊是让律师去找曹楠的，曹楠又去找了劳爷。

祝磊怎么会那么信赖曹楠？他俩又是怎么相识的？他俩之间到底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神父就说不清了。

昨天晚上邵长水向神父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祝磊的，也是他个人一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祝磊最后是否真的表态要“皈依”天主？齐神父说：“其实他一直也没做这样明确的表态，倒是跟我探讨了一个有关教义方面的很重要的问题。祝磊问过我，耶稣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教会方面到底有什么理论？”神父说，当时要在看守所那样的环境下，详尽透彻地讨论这个宗教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提出者又是一个即将终结自己生命的人，这又给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最适合的气氛和条件：超脱和超然。因为一个看重自己灵魂质量的人，在生死之交时，总是比无数还在俗世中沉湎的俗人要更容易接受绝对真理，也更能接近和理解人生的本质。所以，神父当时就跟他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段话……邵长水问：“奥古斯丁是谁？”神父说：“简单地说吧，他是我们天主教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理论家，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人了，他的理论影响了在他以后产生的所有基督教的教派和哲学。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在万世之前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人……总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中介？）。只有通过他，人间的罪孽才能得到赦免。”神父告诉祝磊，耶稣基督之死，是这种赦免的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他的死，换来了世间罪孽得以赦免的可能……他听了后，就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看着神父，足足呆坐了有一两分钟……邵长水淡然一笑道：“怎么？他还真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了？还想用自己的‘死’去赦免谁呢？”神父忙说：“没有没有。他当然不会这么狂妄和幼稚，但我的那句话对他的确有触动。他脸色一下变得极其灰白，眼眶里甚至都涌满了泪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的‘明白’也都是要用‘死’才能换得的……”

祝磊的这句话，还真让邵长水“沉重”了一整夜。

有了齐神父提供的这些情况，邵长水觉得今天“拿下”这个小丫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先说说，你带着那位齐神父准备往哪儿跑？”等曹楠稍稍平静了一点，邵长水便问道。

“不是跑……只是想去避一下风头……”曹楠略略地红起脸答道。

“那还不就是‘跑’？”邵长水反驳道。

……曹楠又红了红脸，惶惶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再说话。

“你知道你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知道，还不说实话？”

“我一定说实话……”

“你很敬重你劳叔，对不？”

“是的。”

“你希望我们尽快澄清劳叔之死的谜吗？”

“当然……”

“如果你劳叔是被人谋杀的，你当然也不想成为谋害者的帮凶。对不？”

“那是那是。”

“可你为什么还向我们隐瞒关键性的重要情节？”

“没……没有啊……”

“没有？”

“真……真没有……”

“我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咋办？”

“我受罚，严厉的惩罚。”

“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先问你，你们搞到祝磊写的那份材料后，又干了些啥？”

“没再干啥了呀，我马上把材料交给了劳叔，他把它藏到银行保险柜去了。”

“你确认你自己再没干啥了？”

“没有……真没干啥了……”

“你想听听齐神父向我们交代问题的录音吗？”

“齐……齐神父？”

“你再看看这是啥。”邵长水从一个卷宗里掏出一摞那材料的复印件，把它举了起来，对着曹楠用力地晃了晃，说道，“需要我请书记员把它拿到你面前来仔细鉴别一下吗？”

……曹楠的脸色一下灰白了。

“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帮着我们破案，为什么不主动向我们提供祝磊写的这个材料？”

……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还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现在李敏分家门前的白杨林里，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汇报时一定要有所保留……”

“那天……我没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劝告您……”她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不要跟我抠字眼儿，警告也罢，劝告也罢，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这事，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时间、地点都那么精准。你简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谍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你那么敬重劳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后，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想干啥？小小年纪，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没在跟谁玩游戏……没有……”她哆嗦着，低声地喃喃着，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

“今天我们不谈了。”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你这个态度，我们没法谈。今天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啥时候真正想通了，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我们啥时候再谈。我们不是拘押你，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我们不这么做，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这一件事，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儿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儿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藏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劳爷这么干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根的行为说成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水说道。

“所以你们……”

“我们怎么？”

“没怎么……”

“所以我们跟李敏分都是一路货，是吗？那天晚间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你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大清老早地赶到李敏分家来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还跟李敏分大吵了一场。”

“你跟他干仗了？”

“是的，狠狠地干了一仗。”

“为什么？”

“您老说我大清老早地赶到那儿去堵您，其实不是……您见到我的时候，我脸色是不是特别难看？”

“是的……”

“那天，我根本就不是赶过去的，干脆就是在那白杨林里待了大半夜。”

“怎么回事？”

“那天，李敏分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就去他那儿了。当时我的确非常难过，我没法独自待在码头街那个小屋里，我急着找车想去陶里根。他把我狠狠骂了一通，他说你去干吗？添乱呢？我冲他大声喊叫，说在劳叔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帮他一把，现在劳叔死了，让人谋害了，我要去看他。他也冲我喊叫道，你怎么知道他是被谋害的？别乱说一气。你给我冷静一点，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哭有啥用？喊叫又有啥用？然后他就把劳叔狠狠数落了一通，说他压根儿就不该去陶里根出这个风头。说他的死，压根儿就不可能是谋杀。他说我其实并不了解劳爷。他说他总想跟别人不一样，磕磕绊绊过了这一生，一直都没真正吸取教训。因为没能充分实现他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追求，到后期，他内心都有些变态了。所以，很难说得准，他这个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他这么说，我完全忍受不了了，就跟他干了起来……后来他索性说我也是个变态，我就跑了出来……”

“然后……然后……你就一晚上没回码头街？”

“是的……我走到大街上……然后又回到白杨林里……回到白杨林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去敲李敏分家的门，想告诉李敏分，劳叔肯定是被人谋杀的。在他被害以前，我们没能制止这样的谋杀，没能从根本上帮助他。现在他死了，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救救更多像劳叔一样的人……但是每每走到李敏分家门前，我伸不出手去再敲他的门，我害怕再看到他说劳叔内心变态时的那种眼神，害怕再看到他说我也是个变态时，眼睛中包含着的那种轻蔑。”

“你就这样在外头整整转了大半夜？”

“是的……”

“……你可真是劳爷忠心耿耿的好‘闺女’。有你这么个好‘闺女’，他老人家死也闭得上眼了。”

“可那又有啥用呢？”

“好，我们既然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一句，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地认为劳爷是被谋杀的？你拿到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

“那你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劳叔在事发前一个多月，就对我说过，他说，假如有一天他在陶里根突然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

“他说了理由了吗？”

“没有。”

“你也没追问他？”

“我问了。”

“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你不该知道得太多。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好处。”

“你就没再往下问了？”

“他都这么说了，我还问啥？”

“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出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陶里根已经停止所谓的调查活动了……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了……”

“是的，他跟我谈过这一点。他说他必须要转向了，否则在陶里根就待不下去了。”

“他没转向前，人家都没谋害他；转向后，为什么还要谋害他呢？”

“这大概就跟我有关了……”

“怎么又跟你扯上了？”

“后来我如果不把祝副市长写的那份材料交给劳叔，他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说，那些人害他，是因为他藏着祝磊的那份材料？”

“是的。劳叔跟我说过，材料转到他手上后，有人匿名给他打过电话，威胁他，让他把材料交给他们。”

“那些人怎么会知道这份材料到了他手上的呢？当时不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档子事吗？”

“是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材料转到了劳叔手上的呢。想得我都快疯了，头疼得跟要爆炸似的，一下子吃三四片止痛片都止不住……”

“你跟另外的谁说过这事没有？”

“你想，我能到处去乱说吗？”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曹楠把头低了下去，脸上同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恍惚不定的神情。

“你一定跟谁说起过这档子事……对不？”

“真的很难想象……”

“不管是能‘想象’，还是不能‘想象’，请你实话实说地告诉我们真相。”

“有一回……有一回……很偶然的情况下，我跟李前主任说过这档子事。”

“你不是已经跟他大吵了一场吗？怎么又跟他扯这个？”

“不，那还是大吵前的事，当时劳叔还没出事哩。对于李敏分，其实我一直是挺尊重他，也挺信任他的。如果说，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劳叔当父亲一样来看待，那么，这位李前主任在我心里，一直是我走出校门后所遇到的、也是我久久敬奉的第一位人生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儿，心里充满着自我憧憬，而且也只存着这些自我憧憬。而这位李前主任，既是干部世家，又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且博学多闻，涉世又深，难得的是心地善良，还很会办事，在省城拥有一个相当广泛而又可靠的人际关系网。他的成熟、从容和丰富的阅历，还有他能如此平等地对待我这样的小辈，就必然让我觉得他这人充满了魅力。再加上这些年，人际关系中真诚的成分越来越少，机巧和利益的成分却相对在增加，这种变化往往会给一些像我这样刚进入这社会的女孩儿造成许多的茫然和惶惑。在这个坎节儿上，如果能遇到这样一位大男人，他不仅体贴大度，又在跟你近距离的接触时还能懂得自律，你当然会把他奉为‘老师’，而且还暗自感到欣慰和幸运，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请你们别嘲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错觉的产生，很可能跟人们常说的那种女孩儿一般都摆脱不了的依赖性和虚荣心有关……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去李敏分家。我喜欢听他谈天说地，我也感到，有我在那儿，正如他后来经常对我说的那样，‘他那个萧瑟的白杨林和沉闷的木刻楞大屋就有了太阳和月亮，就显得异常的生动和温暖’。这一点，其实也让我挺有成就感的。他不太会说笑话，但他却有许多难得的回忆：关于他自己、他父亲、他妻子、他的白杨林、他收藏的那许许多多古董和书籍，特别是关于他的这个工作圈子，他那些上级、下级、战友、哥儿们、姐儿们……他只是很少说到他的儿子，也很少说到他的母亲。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很少提及他的母亲，但能让我非常明显感觉到的是，他总在刻意地回避谈及他的儿子。他结婚早，相对他的年龄，他不该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但他偏偏就有了。儿子的性格像他妈，用李敏分自己的话说，这儿子从小就不拢他。人家的儿子是小时候不喜欢父亲，到大了都会比较尊重父亲，但他这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都跟他不亲，不仅谈不上亲近，甚至都谈不上接近。‘啥原因？不会不是您亲生的吧？’有一回我还跟他开过这样的玩笑。‘照你这么说，他是隔壁张木匠的种了？可我们家隔壁就没住过张木匠啊！’他笑着这么回答我。但接下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很快变黯淡了。儿子对他有意疏远和‘蔑视’，的确是他心里永远的一块痛。正因为这样，他常常会呆呆地看着我，突如其来地说上一句：‘我真羡慕你爸，他只生女儿，而没生儿子。’‘那我爸还羡慕您哩，只生儿子，没生女儿。’我就这么笑着反驳他。然后他就叹口气，摇着头，再不说什么了……他那缺少亲情的生活，也使我越发地‘可怜’他，越发地愿意去接近他。”说到这里，曹楠稍稍停顿了一下，小小地啜了口茶，然后又说道，“吵过那一架后，虽然还常见面，但我的确有一段时间就没再去他家了。后来还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好好聊聊。他想听我弹弹钢琴。其实我的钢琴弹得并不好，只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让爹妈逼着学过几年，后来也就放弃了。当然，弹个小曲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有一回我弹琴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在我身后贴着我，离我很近很近，都能让我强烈感觉到从他身体上发出来的那一种男人的炽热和气息，而且他的那只同样炽热的大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瘦弱的肩头上。以前他有时也会偶尔地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脸，或者开玩笑似的搂我一下，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那样，让我震动和战栗。当时大概因为我正在键盘上跳动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而且整个人都变得僵直了，不知所措了，让他感觉到了我内心那种异常的反应，他的手也颤抖了一下，随即他的身体便离开了我，然后又顺势把手收了回去。当时如果我顺势往他身上靠那么一下，我想事情会出现另一种走向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借口，很快离开了他家。也许是让他感觉到我不喜欢这样过分的亲昵，以后再没有‘碰’过我。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有时我还故意跟他‘撒撒娇’，拉着他的手说点什么，但他再也没有那样接触过我。

“……有一回我俩就这样默默相对坐着，看到他故意疏远我的样子，我真的有一点过意不去，总想告诉他一点什么事，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份材料的事……”

“他当时有什么反应？”邵长水问。

“他当时整个儿都愣那儿了，都不相信我说的是真事。直到我一点一点把事情的全过程说清楚后，他才信了。”

“那么，有可能是他把消息透出的吗？”这时，邵长水忽然想到拓片在自己家失窃，关系人中好像也涉及这位李前主任，便这么问道。

“我不愿意这么想……”

“现在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要搞清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那天劳叔出事，晚间和他大吵以后，我突然觉得，劳叔的死跟这件事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一开始问你李敏分跟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没关系？”

……她歉疚地低下头去，没有正面来回答这个“为什么”，过了一小会儿才又补充道，“这也是我第二天一早要拦住您，希望您在向他汇报时要有所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担心您把一些真实情况连锅端给他了，说不好还会……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来……”

“你可真行，南京到北京，绕出这么一大圈儿去，才说到这么个实质性问题上。”

“对不起……”她又惶惶地道了个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