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邵长水就向赵总队做了详尽的汇报。
听完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稍稍沉吟了一会儿，从身后的保险柜里取出一份笔录递给邵长水。邵长水问：“啥？”赵五六说：“你看看呗。东坝河那边送来的一份笔录。”东坝河是省城的一个街区，五年前那儿还属于地偏、人不多的近郊城乡接合部。因工作需要，刑侦总队在那儿以租代买，整了两套农家大院，跟人家签了三十年的合约，把原先的土院墙和破平房全扒了，重砌了一道两米高的红砖围墙，建了一幢三层楼的简易楼房，设了一个“工作点儿”，专办大案要案。总队内部的同志习惯称它为“东坝河分部”。这些年，东坝河建了不少中高档楼盘，已然成了省城相当繁华的一个新街区。附近的开发商多次找赵五六洽谈，愿意用高价盘下他们占据的这六七百平方米地方，做统一规划，赵五六都没答应他们。“那你出个价。”他们无奈地对赵五六说道。“不是价钱问题。”赵五六回答他们道。“那是啥问题？”开发商们一筹莫展地问。“啥问题也没有。就是不想把所有的便宜都让你们这些人给占了。”赵五六答道。这一段时间以来，负责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等几个相关案子的同志就集中在这院子里上班。
那是一份对肇事司机的讯问笔录。这家伙仍然不承认是他把着方向盘撞劳爷的，仍然说不清楚事发当时方向盘到底还是不是掌握在他手里，更说不清楚驾驶室里那神秘的“另一人”的来龙去脉。而根据他的描述，技侦科的同志画出了“另一人”的肖像。同志们拿着这画像，在事发地点附近各街区和村镇进行排查指认，也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至于银行的那个案子，原先还有点进展。查出那个被杀的保安员居然也是陶里根籍人氏。这个信息让大伙儿眼睛都一亮，以为这一下可以逮住一点什么了。紧接着派人上陶里根查他的社会关系，却发现他是个孤儿，在陶里根早已没了亲人。当过一年多兵，表现不好，受处分提前退伍。回到地方后，不知怎么搞的，又让他“混”进了保安队伍。据说人挺怪僻，又内向，平时一般不爱跟人交往，但前一段染上了好赌的毛病，听说是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能不能从他的那些赌友中找到一点线索？暂时还没什么头绪。
“银行被炸现场经过仔细清理，发现被炸的保险柜不止一八零七号一个。为此有同志提出，在没有充分证据坐实案犯就是冲着一八零七号柜子去之前，还不能认定这起银行保险柜被炸案和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是有内在连带关系的……现在看来，一八零七号柜子也有可能是被误炸的。这两起事很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赵五六说道。
“这看法，可太有颠覆性了……”邵长水迟疑地说道。
“从今天曹楠提供的情况来看，劳爷后期生活和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那一系列‘变化’，有可能是为了争取在陶里根继续待下去，把调查工作做到底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是他的一种伪装和权宜之计。但这也有可能不是‘伪装’、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发生在他内心的某种真实变化。”赵五六慎重地分析道，“其实你们都不太了解东林，别瞧他平时总是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能耐、那么强硬，其实他心底挺软弱的，就像咱黑土地上的某些沼泽地一样，表面上草木茂盛，底下却是一块块相对较弱的‘湿地’；加上他这人又比较情绪化，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就爱自己跟自己死顶牛，顶死牛，钻到死胡同里一旦出不来了，就可能发生整个人都崩溃的现象……”
“您的意思，好像也是在说劳爷不是被谋杀的……”邵长水惊异地问，“但是……但是……劳爷确确实实在我手上写下了‘谋杀’这两个字。如果不是谋杀，他干吗要这么写？那些人干吗要冒那么大风险上我家来窃取那张拓片？他们为什么要害怕我们把这张拓片公之于世？”邵长水问，语气渐渐有些激动了。
“听说有这样一种精神症状，得了这病的人老是会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要谋害他、迫害他……”
“您认为劳爷有精神分裂症？！”邵长水一愣，大声地反问，几乎要喊叫起来。反应如此激烈，不仅让他自己感到诧异，也让赵总队感到诧异。
“冷静一点！”赵五六立即呵斥道，“现在没人下结论，都在做分析和推断。但，所有这些说法一定都要整明白，到底是，还是不是。要客观，要冷静，不能带任何框框。刚才曹楠在这问题上嚷嚷时，你怎么给她做工作的？这会儿，你自己怎么也迷糊了？”
“我可能有些不冷静……但我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劳爷在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如果说，有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劳爷的为人。可你们都是他的老战友，一起工作、战斗了几十年，你们应该特别清楚，像他那样的同志，在精神上到底会不会出问题……”邵长水有些不无沮丧地说道。
“……但最近我多次问过自己，我，我们真的很了解劳爷吗？我、我们真的很了解我们自己周围的那些朋友、同志、亲人吗？我们看到他们笑、他们哭，看到他们吼叫、他们沉默。但是我们关心过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吼叫，又为什么沉默吗？我们只要他们听话，能好好干活儿，好好读书，别给这社会捅娄子就行，别的，我们真正关心过、了解过吗？”赵五六突然很严厉地发出一连串的责问。但从他的神情上看，这些责问似乎更多的是针对他自己的，更多的是在做一种自责，“尤其是这些年，人与人之间更谈不上什么关怀，只要能挣到钱，只要能满足某种欲望就行……”
……邵长水不作声了。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优点”，即便在最必要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在领导面前连续提三个以上的问题。况且这时刻，领导又发了火，又在做深刻的反思，他更是不会再去自讨没趣了。
“你马上去劳爷家走一趟，找嫂子好好地谈一谈。我们一直忽略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老婆、他女儿。她们应该是最了解他内心的。别跟她们谈案子，就谈为人和内心，谈谈那一些在他活着时，被我们忽略了的方面，真正把握住他最后阶段的内心走向。关于那个曹楠小丫头，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补充的吗？”
“嗯……关于她……我们组里的同志都觉得，这丫头简直是太神了。以她的年龄和阅历，她不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也不该跟这样一群大人和老人混得那么熟，那么知根知底儿……”
“有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丫头跟顾代省长，跟判了死刑的那位祝副市长，都有来往，也‘混’得特别熟……”
“是吗？！”
“大吃了一惊吧？有一回你不是告诉过我，她上李敏分家门前拦截过你吗？告诉你，她跟我们这位李前主任也相当的熟，而且不是一般的熟。”
“哦？”
“从你上一回跟我谈了她这些情况后。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这个丫头，让人稍稍上了一点手段，大概其地了解了一下她。好家伙，真不简单哩！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哩！”
“大鱼？她直接掺和了这些案子？不能吧？”
“现在当然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说她掺和了案子，但说她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肯定和眼前这些个案子发生过相当的关系。这是没错的。所以，你以后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要特别加以小心。我估计她还会主动来找我们。这丫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不像一般跟案子有关的人那样，躲着警察，回避警察。她不，她是主动找上门，通过这主动接近，来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的侦破方向。”
“她企图影响和左右我们的侦破方向？您是不是有点高看了她……”
“你瞧你瞧，你还是把她看简单了吧？你是不是都有点喜欢上这丫头了？啊？据我了解，这丫头可是挺招人喜欢的。要不，她怎么能跟那么些大人物走得那么近？”
“赵总，你在说你自己吧？”邵长水脸轻微地燥热起来。他忽然间想起自己从她身上闻到的那一阵香味儿，为此竟然有一点自责和不安了。
第二天，邵长水带人再次找泉英嫂子谈了一回。因为事先有约，等他们赶到时，泉英和劳爷唯一的女儿小小已经在家等候着了。进屋后，跟上一回一样，邵长水还是先去劳爷的遗像前敬了三支香。灵堂至今还没有撤，灵前供奉的是劳爷一大一小两张遗像。两张遗像上的劳爷都穿着警服，大的那张是近年来照的彩照，略小一点的那张黑白照片则是早年刚被评为全国“二级英模”时照的，胸前还戴着那枚亮闪闪的英模章。
应该承认，年轻时的劳爷真够英俊的。
“今天我们再聊聊劳爷出事前的一些情况。非常对不起，又得让你们去回忆那些伤心的事……”
“只要对你们破案有用，让我们怎么着都行。”小小插话道。这闺女也有二十来岁了，提到父亲，眼圈依然立马就泛红。这时，紧坐在继母身旁，懂事地挽着继母的胳膊，相依为命似的依偎着。
“……要谈东林的变化，我和小小仔细回想了一下。东林出事前，整个人的确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以前不爱跟我们说他外边发生的事，更不爱说对这些事的感受。谁要主动打听，闹不好了还会挨他一顿剋。但那一段，知不道为啥，他特别爱说。以前他也很少着家。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你们都应该特别能理解。但出事前一段，他只要回省城，就很少上外头去转悠，老在家里憋着，憋得我心里都直发慌，有时就往外赶他，希望他上外头去转悠。当时我还给赵总队打过电话，请他能不能抽点空儿，找他聊一聊……”
“那会儿，赵总队特别忙，也没想到后来会出那样的事。所以，他俩一直也没聊成。”劳小补充道。
“对这一点，赵总队觉得特别遗憾，特别对不起劳支队长。”邵长水忙代总队长道了个歉，虽然赵总队并没有授权他这么做，然后他又提示般地问道，“你们还记得他跟你们说了些啥吗？那一段时间，他心里到底有啥不痛快？在陶里根到底谁招他惹他、跟他过不去了？”
“我俩归纳了一下，那段时间，他跟我们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两个方面的事情。”劳小从桌子上一个旧铅笔盒里取出一张纸条，她照着那纸条上写的，一条一条阐述着，“第一，他跟我们讲了许许多多有关顾立源和祝磊的好话……”
“讲他们的好话？啥内容的好话？”邵长水忙问。
“那可太多了……”劳小一边回想着，一边本能地看看自己的继母，那意思好像是要继母在这时帮着提醒一下似的。
“主要还是讲，他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年轻干部在陶里根创业初期居然有那么不容易，那么有干劲儿、有创意，又那么的能吃苦……总之，都是些好话。”泉英说道。
“……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讲顾代省长和祝磊的好话？”邵长水又问道。
“这，他就没跟我们解释了。”小小说道。
“总是有感而发的吧。”泉英解释道，“你们应该知道东林这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原先人家是让他去调查问题的，结果一去，听到、看到了不少好事，就回家来大发感慨了呗。而我们有一些年轻干部，当初起步时，的确是挺出色的，为国为民干了不少的名堂。您看我们学校里刚提起来的那两个年轻校长和书记，就是这样……”
“行了行了，您就别说你们学校里的那点破事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我爸说得比较多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当官真好……尤其是在下边当乡长、镇长、县长和县委书记，真是要啥有啥、想啥来啥。”
劳小看了一眼那纸条说道：“第三……”小小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条，继续说道，“第三，他真正能体会到这些年下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会出问题，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他说，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本人，这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谁到那样的环境里都得变，都有可能出问题。”
“他说‘那些个发生变化的干部’，是泛指的，还是有具体对象的？”邵长水敏感地问道。
“嗯……”泉英犹豫着不知是该照直说呢，还是应该有所保留。
“干啥嘛，都到这份儿上了，还吞吞吐吐啥嘛！”小小着急了，撇开纸条，呵斥了她继母一声，便对邵长水说道，“当然是有所指的。”
“指谁？”
“顾代省长呗。”
“小小，别乱说！”泉英一下脸都变色了。
“啥乱说？！”小小的脸也变色了，“邵叔叔他们来就是要搞清楚爸最后阶段的思想脉络和行为指向，搞清楚他到底得罪过哪些人，招哪些人不待见来着。这才能查出是谁谋害了他。”
“那我……我们……就更不能乱说了……”
“谁乱说了？我爸告诉我们，他在陶里根的确了解到顾代省长在那儿当头头时，曾经干得非常出色，也可以说非常杰出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但后来这人变了。也许在许多方面他仍然是非常优秀和非常杰出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的的确确变了……变得跟原先那个顾立源很不一样了……”
“小小，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你在瞎说些什么吗？”泉英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没说我爸是顾代省长杀的。”
“小小！”泉英一下冲到劳小面前，大声叫道，“你给我出去！出去！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谈了。”这个温文娴静、向来颇能忍辱负重的中学女教员，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还是显出了她“为人师表”的决心和坚守“原则、立场”的本色。她知道邵长水他们是代表公安厅方面来找她谈话的，她知道他们是在侦破东林这个案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讲真话，她知道讲真话的人到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她知道，即便因为说真话遭遇什么坎坷，根据为人的一贯道德守则和社会法规，她仍应该不顾一切地向着代表组织而来的邵长水他们说出真话。几十年来，她也是这样去做的，也是这样教导着自己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们的。但是……但是……但是……今天面对着东林的遗像，眼看着那些花圈上的黄白色菊花一天天枯萎，这屋子里再也不可能响起东林那坚实而轻快的脚步声……她觉得要自己说出真话竟然是那么的艰难。过去每每遇到这样重大的事情，总有东林为她拿主意，总有东林出头露面去处置。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儿扛着。现在“大个儿”不在了，她心里一下空了，她知道这空当儿是永远也填补不上了。她恍惚，她不知所措，她害怕……她哆嗦……她知道，东林的死跟这个家以外的那个社会、跟那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异和动荡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她不是怕死，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一切，她不知道哪一天会有怎样的一辆卡车，一双同样罪恶的手在门外等着她和小小……
……足足有几十秒钟的时间，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和同样倔强不肯退让的小小面对面地僵持着。后来还是邵长水他们把小小拽出了屋子，泉英才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无比歉疚地对邵长水他们说：“太对不住你们了，让你们见笑了……”
“没事没事……”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嫂，您不必害怕，有话只管照直说，厅里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您一家人的安全。”跟邵长水一起来的那位女同志也上前来安慰道。
“我不是害怕……不……不是害怕……”泉英站起来勉强地笑道，但连日的悲痛，寝食失常，再加上刚才那突然的爆发，使早已处于心力交瘁中的她再也支撑不住了，摇晃了两下就倒下了。邵长水等赶紧把小小叫进屋，几个人一通忙乱，把泉英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大夫仔细检查，说是并无大碍，只是悲哀过度所致。回到家，把泉英安顿着躺下，从家里翻出些红枣、枸杞、银耳之类的补品，赶紧给炖上，又嘱咐了小小不要再跟她顶嘴，并留了电话号码，一旦情况有变，让小小赶紧通报。
但没料想的是，邵长水等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不久，就接到小小的电话，说是要跟工作组的同志“谈谈”。
“还是先照顾好你母亲，别让她再增加思想负担……”邵长水在电话里劝说道。
“是我继母让我来找你们的。”小小在电话里答道，“她觉得刚才挺对不住你们的。耽误了你们这么重要的事，实在不好意思。”她告诉邵长水，她已经在八十八号传达室里了，“我在用手机跟你们通话哩。”
小小告诉邵长水，他们从劳家走后，她继母冷静地想了想，把小小叫到床前，先检查了自己刚才的态度，然后就让小小立刻去找“工作组同志”，把被她中断了的这场谈话“赶紧继续进行下去”。她对小小说：“你想说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吧。我想，这也是你父亲希望我们做的。当然，你要慎重。因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可能影响工作组下一步的工作，影响到他们能否准确破解你父亲之死的谜团。事关重大。至于别的……我想，只要我们自己实话实说，别的……别的……暂且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继母真是个好人……”邵长水感慨道。
“是的……”小小眼圈略略地红了，“一会儿，她还会亲自来找你们谈的。她说有些情况我不一定知道，她也不想让我知道。所以，她要单独找你们谈。”
“那敢情好。不过你继母她身体这么虚弱，还是我们上家去跟她谈。”邵长水忙应道，并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在你家时，你说到你父亲在事发前经常会跟你们谈到顾代省长……”一边问，一边注意着小小神情的变化，唯恐问话不当，把她给吓住了。
“是的，他特别感慨，一方面确实感到顾立源很优秀、很突出，感慨在陶里根那样的小地方能涌现一个像顾立源那样优秀的领导人才，确实是件百年不遇的好事；同时他又感慨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要不变也很难……”
“为什么？”邵长水发现小小很愿意把谈话深入进行下去，便赶紧问道。
“他说，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那才真正是‘味道好极了’。那味道好到能让你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用一句能用的俗话来说，就是能让你完全找不到北。到后来。你要不变都难。我父亲说，在那种环境下，把谁放在那儿，放到那样的位置上，都得变，只不过是变多变少、量变还是质变的问题而已……”
“他详细跟你们讲了顾代省长在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没有？”见小小并不回避顾立源这个敏感话题，邵长水便又试探着从这方面追问了一下。
“那倒没有……”小小立即回答道，但又赶紧解释，“不是我不愿跟您说，他真没有跟我们详细讲这方面的情况。您要知道，他干了一辈子的公安工作，特别讲究什么内外有别，不该说的绝对不说……那段时间里，他在家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已经让我和继母特别吃惊了……”
也许是看到邵长水不无有些失望，小小便忙补充道：“有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过多遍……”
“是吗？哪句话？”邵长水果然马上打起精神追问。
“他说，陶里根这地方就是格涩。别瞧淘里根偏僻遥远，它还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个毁人才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陶里根那地方的人太会伺候领导了。就拿电视台来说吧，在顾立源以前，有一任市委书记是陕西人，电视台就老播秦腔；后来有一任书记是江苏人，电视台就老播锡剧；有一任书记是福建人，电视台就改播高甲戏。整个把电视台变成市委书记个人爱好的点播站了。到顾立源上任，他们得知顾立源在大学里还是校内一个诗社的成员，曾一度热衷过诗歌朗诵，于是在综艺栏目中，不断安排诗歌、散文音画配，文化系统也在各区县、各街道、各学校、各社区组织诗歌朗诵小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陶里根市内拥有的诗歌朗诵团体数量之多，活动经费之充足，演出之频繁，绝对能比全省的总和还要多。而听着那鸟语一般的锡剧、高甲戏和酸不溜丢的诗朗诵，陶里根市民居然没人提出任何异议，就那么忍受了。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他不忍受，又能咋的？再比如说，顾立源在兼任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后，太忙，市委常委中居然就有同志主动提出：‘为了保证顾书记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去运作大事，以后讨论研究一般问题的常委会议，就不必牵扯他的精力了。我们几位研究商量一下，初步做个决定，再向他做个汇报，再由他最后拍板就行了。’久而久之，顾立源推翻市委常委会决议的事就经常发生了。书记凌驾在常委会之上的事，在陶里根就成为‘正常现象’了。其实，最早，这不是顾立源自己要求的。当然，因为你是一把手，你可以拒绝和反对。但，一把手也是人啊！谁经得住周围的人年年月月日日地在自己耳边说，你行的，你可以这样的，你应该这样的……谁经得住周围的人都在向他低头、向他‘下跪’？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下级和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个当权者，听不到‘不’字，而眼前的人膝盖和脖梗又都那么软。这种情况延续一年可以，两年可以，十年八年下去，他怎么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怎么不会认为自己就是奥林匹斯山顶上那个法力无比的天神，是可以‘无所不为’的呢？他说，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说到这里，劳小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似的，然后她又接着说道：“我爸说，在陶里根这种现象很普遍，有些特权不是领导们原先就伸手要的，而是大伙儿主动给的，越给越多，越给他就越想要……到后来，顾立源偶尔地出席一次常委会，常委们都会起立欢迎。顾立源当众批评常委，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自己瞧瞧，这是人干的事吗？在陶里根这已经成了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在党政机关里是这样，在一些民营企业里，甚至可以变本加厉。那些私营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绝对实行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管理方法。就拿我爸所在的远东盛唐来说，大小会议室全挂着老板饶上都的大幅肖像，就像当年挂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一样。饶上都自己都看不过去，三番五次要求手下的人把他的大幅肖像撤换下来，但撤了好几年，一直撤不下来。在盛唐公司，不管大会小会，您去听听，所谓开会，实际上只是饶上都一个人在说，别人在听在记。我爸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那是说他自己的事。他说，那天，刚宣布他担任保卫部经理，到中午，他正在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就有人轻轻地敲敲他办公室的门，然后探进个脑袋来微笑着轻轻问：‘劳经理，还没吃吧？我替您打饭去？’吃完饭，很自然地有人就把他的碗筷拿去洗了。上面没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打饭，更没有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洗碗，有些规定甚至还反对这么做，但是在陶里根，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只要你刚当上个组长，马上就会有人来‘伺候’你。在那些民营公司里，你瞧那些员工看老板的眼神，完完全全是木然的、绝对顺从的和毫无自我意识的……党的干部还有党在管，可谁来监管和约束这些民企老板，谁来约束他们中肆意侵犯员工利益的行为呢？当下有人想站出来说说这些老板，而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权威还大声叫嚷，你们这样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可是他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会发生什么？啥事都怕久而久之啊……是的，钱是挣了，楼是盖了，高速公路、绿地也是比从前多了，小汽车开得呜呜的，久而久之下去会怎么样呢……”
说到这里，劳小又停顿了一会儿。
“你父亲还跟你们说些别的什么吗？”邵长水问。
“在一段时间里，他翻来覆去地就跟我们说这些……”小小答道。
“你不觉得……他这样……这样……有些不正常吗？为什么老说同样的话？”邵长水谨慎地试探着。
“我觉得他很正常。”也许小小听说了外头关于他父亲事发前精神有些不正常的传闻，她对这样的说法就特别敏感，也特别反感，反应也特别激烈，“他是性情中人，要关注起某件事，就会比一般人更投入。那些人红嘴白牙瞎编我父亲精神不正常，那绝对是在造谣污蔑！他任何时候都很清醒，我了解他，他比我们许多人都清醒。”她满脸涨得通红，两眼灼灼地闪烁着湿润的光。邵长水当然不敢再就“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跟她掰扯下去了。没等跟小小谈完，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中年妇女要找“邵组长”。
“不会是我妈吧？”小小忙叫道。
邵长水赶紧上大门口去看，果然是泉英嫂子。
“您瞧，说好我们上您那儿去听您谈哩。怎么就跑来了呢？”邵长水赶紧把她迎进办公室。然后，劳小又稍稍地坐了会儿，就知趣地告辞了。
“小小说的情况，对你们有用吗？”泉英问道。
“有用，有用。你们说的任何情况，我们都有用。”邵长水忙应道。
“我不想让小小掺和我这谈话，是不想伤她的心。东林在他这个女儿心中所占的位置太重要了。有些话，从别人嘴里可以说出来，但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她要知道我也在说同样的话，她会非常非常接受不了的……”泉英说着，眼圈又红了。
“没事。您大胆说，不管您说啥，我们都一定给您保密。您喝口水，慢慢说。”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英接过邵长水递给她的茶杯，却没有立马去喝，只是低垂着头，默坐了一会儿，而后才慢慢地说了起来。但她一张嘴说话，就让邵长水大吃了一惊，因为她也认为劳爷在出事前，精神上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她说得很慢，但却说得很清楚，说得很肯定。这让邵长水感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一时间他屏息静气，只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心跳加剧。毕竟她是劳爷的妻子，是最了解他内心状况的人，也是最爱护他的人。况且她又是一个中学教员，受过高等教育，知道什么是精神异常和心理变态。她说出的话、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有权威性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泉英说那一阶段劳爷失眠得厉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疼……他还会长久地独自闷坐在一个角落里落泪……他会不断问泉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在陶里根待下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情况小小不知道？”邵长水问。
“小小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在白天，或者在小小面前，东林他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后来在分析、汇总情况时，有一位副总队长却不同意泉英的这种看法，他分析道：“如果东林他能在小小在场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说明他在精神上没出啥大问题，最多也就算个神经衰弱之类的事。真的要犯了精神异常症，是不可能自我控制的。那就跟真正喝醉了酒的人老以为自己没喝醉，是一样的道理。”
赵五六没参与这个“神经衰弱”和“精神异常”的讨论，他只是追问：“劳爷最早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那是啥时候的事？你问了吗？”
“问了。”邵长水答道，“泉英嫂子说，她最早听劳爷说到这话，大概是事发前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那是他在余达成、曹爷和寿泰求那儿连续受挫以后的事喽？”
“是的。也是他在陶里根故意放肆吃喝玩乐的时候……”
“在陶里根，他显得那样的放肆和放纵，可是一回省城的家，到了深夜，他却又显得那么的痛苦和矛盾，还明显感到了威胁和恐惧……”一位副总队长感慨道。
“你有没有问嫂子，在这个时间段里，劳爷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可疑的人去找过劳爷？”一位副总队长问。
“我问了。”邵长水答道，“嫂子说，也没见他跟什么可疑的人来往。劳爷一向是好交朋友的，但这段时间，只要一到家，就很少出去串门、应酬。”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个神父来找过劳爷？”赵总队突然这么问道。
“有……”邵长水答道，心里却格愣了一下。据泉英嫂子回忆，这一段时间里，确有个神父来找过劳爷。但这情况他还没汇报，总队长怎么就追问起它来了呢？难道，总队长从另外什么渠道也掌握了这情况？“泉英嫂子说，这件事让她还挺糟心的。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咋整的，劳爷总找来不少天主教的书，经常一个人在那儿有看没看地翻看着，还经常傻傻地在那儿发呆……嫂子说她瞧着他那模样，心里都直发毛，真怕他走火入魔，钻了牛角尖，再也出不来了……”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正经教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人走火入魔的。”赵总队随口这么解释了一下，又问道，“那神父都跟劳爷说些啥了？”
“嫂子说，这，她不知道。那神父每回一来，劳爷就把他拽进房间里屋，关上门，单独跟他说悄悄话，从来不让她旁听。”邵长水说道。
“你马上再去找一下泉英嫂子，让她看看这张照片。”赵总队边说边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邵长水，“让她指认一下，上她家去找劳爷的是不是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邵长水接过照片来一看，照片上的这位神父留着挺大一部胡子，不是他意料中的那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齐德培神父。但后来经泉英认定，那段时间里上她家来找劳爷的，就是这位大胡子神父。
“要不要马上去找找这位大胡子神父？”邵长水请示道。
“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赵总队神秘兮兮地微笑道。因为龙湾路八十八号小食堂的肉饼做得“一级棒”，每回上这儿来，只要临近饭口，赵总队总会留下来吃这肉饼。那天也一样。中午时分，他让小食堂那个白案师傅替他烙了两张又软又香的肉饼，又熬了一大碗稀稀的苞米
子粥，剥两头紫皮蒜，来一碟拌了辣酱的米醋，别的啥也没要，喝着嚼着，稀里哗啦吃了个透心舒服、痛快。而后上办公室，拼凑起三把靠背椅，拿一摞学习资料当枕头，呼呼地睡了四十来分钟，开上车，把邵长水带回省厅大院。进了他的办公室，按老规矩，先给邵长水沏了杯茶，又给自己那个大茶杯续满水。
“让我见谁？人呢？”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邵长水迟疑地问。
“急啥嘛。八十八号那个做肉饼的小伙子手艺不错。听说是河北香河人，正宗出肉饼的地方。咱们想法子把他弄到咱总队来，让他专为咱们做肉饼。咋样？”总队长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邵长水又迟疑了一下，说道，“这还不简单，只要您总队长一声令下，调谁不成啊？”
“这小伙子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挺想当刑警。咱们用这个名义把他调来，以后咱总队搬出大院，独立门户，总得另起炉灶单开伙，就让他在我们的小食堂里掌白案。”
“那敢情好。”邵长水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他调来先搁在你们大要案支队当个普通警员。等正式成立总队小食堂了，再让他归位。”赵总队正有滋有味地做着“肉饼憧憬”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跟对方说了句：“人安置好了？行。你们在二号楼里等我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赶紧对邵长水说，“让你见的人已经到位了。”
“啥叫到位？搞得那么神秘，您到底要让我见谁啊？”邵长水问。
“你猜。”
“我的总队长，您就饶了我吧。”
“让你见个神父。”
“大胡子？”
“不对。”
“齐德培？”
“算你小子脑瓜子够用。还有个人，猜。”
“那还用猜？其中一个如果是齐德培的话，那另一个肯定就是那小丫头曹楠了。”
“好好好，脑瓜子真够用的。”
“您这会儿把他们请到这儿，想谈啥？”
“请？我可不是请他们来的。说‘抓’吧，有点不准确，也不符合法律手续，可说‘请’，的确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带’吧。我让人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出啥事了？”邵长水略微地一愣。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一段，我一直捉摸着曹楠这丫头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安排人盯着她。嗨，还真盯出点名堂来了。”
“哦？”
“跟你说实话，我从来就不信像东林这么一个老刑警、一个老同志，会跟某些人说的那样，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想不通的事，就会窝窝囊囊地整出啥心理异常、精神崩溃的名堂来了。你以为他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只会玩自我的白面书生呢？他把一些东西藏到了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他精神崩溃了，能这么干？从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些纸屑，从这些纸屑上残余的个别字迹来看，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祝磊所写的材料，那份在看守所里突然失踪了的材料。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份材料是怎么落到劳爷手中去的？这份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炸保险柜的犯罪分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保险柜里藏着这份材料的？这起事件跟劳爷之死又有什么关系？”
“原先上头不是不让碰别的问题，只让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吗？”邵长水问。
“不把这些事整明白了，能闹得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吗？”赵五六反问道。
“那……”邵长水噎了一口唾沫，问道。
“那啥那呢？”赵五六反问道，“我们碰啥别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在查劳爷是咋死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还是追问了一句：“上头能允许我们这么往深里查吗？”
“他没说让，但也没说不让，只给了个大原则：只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去碰这以外的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应该这么说：后阶段，劳爷用自己生活上的‘放纵’来做掩护，使自己周围一下激化起来的矛盾渐渐得到平息。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劳爷真的是堕落了，或者精神崩溃了，他不应该被害。那些人干吗还要杀害一个已经自我堕落和崩溃了的人？这说明，那些人后来也发现劳爷在‘蒙骗’他们。还有一个推断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劳爷还在搞秘密调查，并且帮着转移了祝磊的那份材料，并且把它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劳爷下过‘最后通牒’，但劳爷没搭理他们。他们才最后下了这毒手，我们不想知道祝磊在他的那份材料里到底揭发了谁的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劳爷在这档子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个啥角色。这个角色对他的最后死亡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派人去查了？”
“那当然。”
“查出啥结果来了？”
“问遍了看守所所有相关的同志，都问不出名堂，他们只肯定祝磊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但写完后，再要找它，就突然找不见了。他们证明，劳爷没有到看守所去接触过祝磊。他想接触，也不可能让他接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他也没去。他一个老警察，当然是懂这里的规定的。既然他没去过看守所，也没接触过祝磊，那么这份材料七搞八搞地最后是怎么落到他劳东林手里去的呢？这里总得有个通道啊，总不能跟变魔术似的，吹一口气，就从看守所挪到他劳东林那儿去。但看守所的同志一口咬定，这个阶段从来也没有一个外人进入过祝磊住的号子……只发现了一个人……一个神父……”
“一个神父？”邵长水差一点又大声叫了起来。
“是，一个神父。”
“神父怎么进了看守所？”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再追问才知道，这是祝磊提出的要求。他想在就刑前，找一个神父探讨一下生和死的问题，以求得心灵最后的安抚。”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么个高学历的副市长转而寻找宗教的心灵庇护了？可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现在这些中青年领导干部，包括你我这样的在内，并没有像老一代那样，经历特别严格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残酷的政治磨炼和现实汰选。有些人的升迁真的只在某些上层领导的一念之间，就会发生极大的起落。为此，某些年轻干部的信仰根底、精神寄托都比较浮泛，很容易动摇和转移，甚至都很相信天命。他们中间，请算命师替自己算命、预测前程、禳解灾祸的，大有人在。而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可以说并不稀罕。我还听说过这样一档子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省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汉子，穿着红西服，坐在贵宾席上。每回晚会都会给他好几个特写镜头。据说这黑胖子就是省内一个特别著名的星相大师，是省电视台台长的好朋友，常在一些省市领导的家中出入，为他们测算官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看守所的领导听祝磊说，想找个神父来谈谈，也都没觉得有啥不正常，立即把他的要求报告给市监狱局。监狱局领导觉得这事太重大，不敢做决定，又往上报到市里。最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批示，鉴于祝磊的特殊身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来祝磊就点名要圣西堂的神父到看守所来跟他谈话……”
“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
“对，就是那个齐德培。”
“他过去跟齐有过接触吗？”
“经了解，出事前，他从来没跟这位齐神父有过接触。”
“那他从哪里知道这个齐德培的？为什么一定要点着名地要他？这里一定有鬼！”
“作为一个前副市长，虽然不信教，没接触过宗教界人士，但他还是有可能知道市内几个大教堂里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但点着名地要某一个人，这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让人起疑的。后来我亲自又去看守所做了一番了解，又发现了一点破绽。”
“哦？”
“我了解到，他这个要求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提出以前，没有一点要‘皈依宗教’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跟同一号子的人谈论过什么宗教问题，但有一天他突然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前，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就向曾跟他同一号子里的服刑人员和看守所里的管教、法警了解，在这一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他们也说不出啥来，觉得那几天里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无意间谈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那天之前，祝磊见过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大概的印象，他俩都在谈上诉的事，祝磊还问了一下家人的情况。祝磊跟他的妻子关系并不是太好，但他非常喜欢、也很为自己那个即将中考的儿子担忧。除此以外好像并没有谈什么不该谈的内容。我马上调来当天当时的电子眼监视录像带，一开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我反复看，一点一点地在慢放中过滤每一个镜头和画面，终于发现，有一个瞬间，那个律师突然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因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说的那句话没能录下来。肯定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从画面上看，祝磊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而且还有一种欣喜和惊诧的神情从他脸上一掠而过。我复制了一盘这录像带，让总队技术科的同志对这一段画面的音像做了放大的技术处理和分析，原来十分低沉和模糊的声音中，隐隐约约地能听出‘神父’两个音来，然后又读他们的唇语，基本上能读出‘齐德培’三个字……”
“啊，这太关键了！”邵长水兴奋地叫道。
“是啊，我立即找到这位律师。不等我放录像，只是把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撂，他就什么都招认了。确实是他提示祝磊，向看守所方面提出要求，见神父齐德培。这是他目前唯一既可以见到、在见的过程中又可能不会受到太严密监视的外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律师也没那么‘方便’。也就是说，即便是律师，要想从祝磊那儿带出什么东西，目标也太大了。”
“哦，他们是通过神父把那份材料带出来的？”
“是的。神父去见祝磊，总要带《圣经》去，再带些说教的书籍和材料。虽然他进出号子也要接受检查，但对这样一类极少在看守所出现的人物，又是神职人员，又是领导特批的人，年轻的法警们很自然地有一种恭敬的心理，检查了一两回，没发现啥问题，以后的检查就随意多了，而材料就是这样被夹带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要他把材料夹带出来？”
“这事的根子当然不在律师身上，当然是有人去找到这位律师，让他给祝磊递这个信息，做这样的安排的。”
“谁？曹楠？”邵长水的心又格愣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小丫头。”
“我的天呢，她在这件事情中卷得那么深？为什么？”
“是啊，是得认认真真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最近我才对她上了些手段嘛，就是要搞清她在这个案子中到底在扮演着一个啥样的角色。前两天眼线报告，她和那个齐德培可能要‘出逃’……”
“出逃？”
“我只是借用这个词儿而已，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出走’。小丫头很机敏，可能感觉出些什么来了，想拉着那位齐神父一起上外头去躲一躲。今天在火车站，让我给截住了。”
“您……用啥理由截的人家？”
“要存心找茬儿截，还不好办？反正人已经‘请’回来了，你先跟他俩去谈一谈。到需要时，我再出面。这是那个律师的交代材料，你先看一看，心里有个数，然后就去跟他们谈。”
一个小时后，邵长水就已经坐在圣西堂后院那排神职人员使用的“办公室”里了。那是一溜坐北朝南、一明四暗、五开间的青砖大瓦房。房前还带一溜两米宽的廊檐，麻条石铺砌的台阶前，盛开着洁白的圣棒花。
齐德培和曹楠都在办公室里等着。
“如果可以的话，请上我住处去谈？”齐神父脸色有些灰暗，神情有些委顿沮丧，不等邵长水坐稳了，就提出这样的请求。他当然不希望在自己“办公”的地方接受警方的“讯问”。在车站检票口，听那个检票员说他们的车票有些问题，让他俩上办公室去澄清一下问题时，齐神父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曹楠却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警方盯上了。小丫头立即低声地对齐神父说了声：“一会儿不管发生啥，您把事情都往我身上推。”到了车站办公室，赵五六派去的警员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了，对他俩说：“有点事情想跟你俩谈一谈，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齐神父还想问：“到底是什么事？”曹楠却已经很平静地站起来准备跟那两位警员走了。让他们意外的是，警车居然没把他俩带往警局，而是把他俩一直送回了圣西堂，而且还没有一直开到教堂门口，而是在离教堂还有五六十米处，就把他俩放下了。其中的一位警员对他俩说：“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前，请不要离开神父的办公室。我们希望能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谈话。希望你们能体会到我们的用心，更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头一回有幸乘坐警车的齐神父此时已经紧张和难过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曹楠平静地说了声“谢谢”，就拉着神父下了车。走出一二十米了，他俩回头看了看，那辆警车还停在那儿，似乎是在“监视”他俩。回到齐德培的办公室，神父刚想张口问什么，曹楠忙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边抬起头四下仔细打量，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窃听装置似的，然后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这么两句话递给神父：“别紧张，有我哩。事情的根子都在我这儿，您只管实事求是地说就行了。”
……仍然是那个领事馆路西口的九号院。小院依然那么静谧、洁净。齐神父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外间足有二十多平方米，既是他的书房，又兼做了客厅。东窗下陈放着一张很大的书桌、一尊耶稣受难的红木雕像、一部电脑。里间肯定是卧室了。通卧室的门上挂着一幅用细白布做衬底绣制的门帘：门帘没绣圣像，大部分地方都留白了，只在一只角上绣了一只当下极为流行的“流氓兔”。一见之下，邵长水就觉得这样的门帘眼熟，肯定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当时不知咋搞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了。一直到跟齐神父谈完话，走出这院门，回头再打量这个近年来被翻修一新了的院子，才想起：在嘻杂的码头街，在曹楠住的那个房间的房门上，见到过完全一样的白布门帘，完全一样的“小流氓兔”……
“事情都是我让齐神父干的，有啥话，找我说。”一坐下，曹楠就这样宣称道。
“但光跟我装大个儿不行，得有实际行动。”邵长水淡淡地笑了笑道。
“阴谋策划从看守所死刑犯那里秘密转移材料”，光凭这一点，就已经触犯了法律，要拘要捕并不是不可以的。对这一点，曹楠自然是清楚的。这时，她的脸色已经渐渐地灰白下来，已经充分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怎么谈？”邵长水问。
“这事……主要责任在我……我……我来谈……”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说道。
“材料是你们交给劳爷的？”
“是的。”
“你们又怎么知道祝磊那儿写了这样一份材料？”
“嗯……”曹楠犹豫了。
“你不是要装大个儿吗？怎么一接触到实质问题就又往回缩了？”
“请允许我仔细想一想。”
“这有啥可想的？实事求是地说，不就行了？”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好好梳理一下前前后后的这些事情，能跟你们有个和盘托出。如果你们还相信我的话，请给我一两天时间……”
“一两天时间？别让我们再上海南岛去找你哦！”
“这哪会……”曹楠脸略略地红了红。
“祝磊写的那份材料，你们都看过了？”
“嗯……”曹楠迟疑地瞟了齐德培一眼，答道，“看了……”
“再谈的时候，能跟我们回忆一下那份材料的详细内容吗？”
“尽量回忆吧，但不太可能回忆全了。”曹楠答道。
“请你也帮着回忆一下。”邵长水转身又对齐德培说道。
“材料取回来，他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我，他根本就没看。”曹楠急急地抢白了一句。
……邵长水疑惑地看了看曹楠，又看了看齐德培，只见他略有些慌忙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我当场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曹楠姑娘。”
“那天，我一直在这屋里等着他。”曹楠说道。
“材料后来又怎么转到劳爷手里去了呢？”邵长水问。
“是我送去的。”曹楠答道。
“是当天就送去的？”
“不是……隔了一天吧……”
“你让一个大胡子替你送的？”
……曹楠一愣，忙红起脸，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哦，你们连这都知道了，那还问啥？”
“问，并不表明我们没有掌握实情，这也是对你们认错程度和改错决心的一个考察和考验，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据说上帝是特别宽宏大度的，他用他的宽容来救赎众人的灵魂，但是法律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管的不仅仅是灵魂，它要建立公认的秩序。这就需要严肃和严谨，一视同仁。我可以给你们一两天时间，但不能再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不会。绝对不会。”曹楠立刻保证道。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便衣穿着的侦查员，把邵长水叫出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又交给邵长水一样什么东西。一会儿，邵长水回到屋里，把一张旧报纸放到曹楠面前，指着曹楠在旧报纸上给齐德培写的那两句话，很平静地对曹楠说道：“记住，不要跟我们玩任何小动作。法律的忍耐和宽容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扔下那张报纸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