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后，得到报告的赵总队。带人急忙赶到邵长水家察看现场。在接到邵长水的电话后，赵五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武警培训基地询问，劳东林的那两件东西是否安全。得知那两件东西没出什么事，他便立即让他们把东西送到总队保密室去存放，然后又赶快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远在哈尔滨的焦副厅长，汇报情况；另一个打给保密员，让这位早已睡下的保密员立即赶到总队保密室，接收并保管好那两件东西。
因为邵长水的岗位至今没最终定下来，他的家也就一直还安在省警校大院里。据慧芬说，今天晚上。省警校有一场内部的文艺会演，她带着两个孩子去学校礼堂看演出了。因为有演出，学校里人来人往的，也就比较乱，看完演出。她带着两个孩子又到学校外头的“大排档”吃了点夜宵，回到家就挺晚的了。一推门，觉得不对头。走的时候，门分明是锁上了的，这时候，门却变成虚掩着的了；灯，走的时候分明是关了的，这时却亮着了。她起初还以为是长水回来了，兴冲冲大步往门里跨，但出现在她眼前的这个家，却已是一片狼藉，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但门窗却完好无损，说明“盗窃分子”显然是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或是用万能钥匙开的门。在屋里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指纹，这说明作案的是个惯犯，反侦查能力很强。但案犯作案时对自己的作案动机却没做任何“伪装”，比如他（他们）原可以顺便再抄走一点物质和钱财方面的东西，以此来掩盖他们真实的作案动机，也可以对侦查人员日后确定侦破方向时起到一点误导作用。邵长水家虽然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是，那个笔记本电脑和佳能相机，拿出去还是能变卖出一点钱的。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拿。抄了半天家，就拿走了那本夹有劳爷血字“拓片”的旧书。从中取走“拓片”后，而且还公然把书扔在了楼前的林带里。似乎就是要明目张胆地告诉侦查人员，老子此举就是为了取这张“拓片”的，猖狂至极，明目张胆至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还算准了慧芬和孩子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仅在房间抽了烟，还从冰箱里找了饮料喝。但临走前，不仅把吸剩的烟屁股带走了，还把烟灰也都清理干净了，也没在饮料瓶上留下任何一点痕迹。显见得这是一伙（或一个）作案的老手，或者说在反侦查方面确实拥有相当的常识和经验。
还有件事也让邵长水感到有些意外。赵总队在看完现场后，首先批评了邵长水，家里藏有这样的“拓片”，为什么一直没跟他汇报？这一点，邵长水是意料中的，赵总队不批评才怪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赵总队在批评完了他以后，又追问他和慧芬，曾跟谁透露过这“拓片”的事？慧芬居然显得很木然，不知所措，脸色灰白，说话也结巴了，说了半天，居然也没说清楚个啥（她当然是想说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拓片的事），说完就在一旁呆坐着了。慧芬这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琐碎，甚至还有点过于外向，有时也爱在邻里和同事之间插手一些本不该她插手的杂拌儿事，其实，她是个特别本分，也特别大大咧咧的人。可以说，一心只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除了家和本职工作外，几乎不知道还有个“自己”。所以，只要长水和孩子们身体健康、工作和学习顺利，别的一切事情，她都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张皇到如此地步的。
难道她跟外头什么人透露过这“拓片”的事？邵长水暗自猜想道，觉得这事还真该好好查问她一下。但等赵总队一走，还没等他开口，慧芬就赶紧把门窗关紧了，把长水拉到里屋，瞪大了眼睛问：“你跟谁说过拓片的事不？”
“咋了？”邵长水还真的让她问愣了。
“跟我说实话。你说过没有？”慧芬浑身止不住地轻微战栗着，神情中的紧张也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好像在等待一个死刑判决，或最后的病危通知似的。
“我怎么可能跟人去乱说？倒是要问问你……”
“你真没跟任何人叨叨过？”慧芬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你咋的了？”
“要是……要是你真没跟任何人透露过，那问题就肯定出在我这儿了……”她脸色骤然又灰白起来，眼神中立刻透出一丝恐惧和不解，她对邵长水说，“拓片的事，我跟外头人说过，但只跟两个人说过。这两个人就是赵总队和李主任。”
“李主任？哪个李主任？”
“你们省厅办公室的前任主任李敏分啊！”
“你怎么会去找他俩说这事呢？”
“也真是倒霉鬼催的。前一段老有警校的同事上我这儿来叨叨劳爷那案子（慧芬在警校财务科当会计。）。话里话外，老带到你，把我说得心里慌得不行。他们说劳爷这案子背景特别复杂，跟那个副市长‘自杀’和社会上那股反顾代省长的风大概都有牵连。他们都挺替你担心的，让我劝劝你，一定不能在这个案子里卷得太深。最近老有人在说，劳爷被谋杀完全是你邵长水造的舆论，说你被人利用了，故意在搅浑咱省这一池子水，想趁机浑水摸鱼。我怕你担心，一直也不敢跟你说。但前两天又有人到我跟前来叨叨，他们说：‘你们家老邵凭自己的真本事，好不容易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而且还占着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就是从来也没参与过上层哪个山头里的那些烂事，从来也没得罪过省里哪边的领导。人又能干、聪明、实在，这样的人，省里特别缺，前程应该看好，干吗非得要去掺和什么劳爷谋杀不谋杀的事？’我说：‘这不是咱们家老邵想不想掺和的问题，是领导上派给他的活儿。派到头上了，他能不干？’他们说：‘可社会上都说，劳爷这案子本来特简单明了，就是让你们家老邵生造出一个‘谋杀’说，把水搅浑了，才复杂化的……’”
“你就坐不住了？拿着那拓片去找赵总队和李敏分去为我开脱责任了？”
“那天我真坐不住了。劳爷被谋杀这话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当领导的应该最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说话呢？要知道，瞎话连说三遍，都能变成真理。况且现在不止说了三遍了，都有三十人三百人说了三十遍三百遍了。他们该站出来为你说句公道话了……”
“于是你拿着这拓片，就去找赵总队和李主任了？”
“……我没带着拓片……”
“这是哪天的事？”
“前天。”
“前天？”
“是的……”
“找了赵总队，你怎么会想到还要去找李主任？”
“我没想找李主任。我找赵总队说事的时候，碰巧当时李主任也在那儿。”
“李敏分也在赵总队家里？”
“是的……”
他俩怎么老在一块儿？
难道说，是他俩中的谁向外透露了拓片的消息？是有意透露的，还是无意间透露的？假如说是故意透露的，那事情就真复杂了……
偷盗者上家里来啥也不拿，直奔“拓片”而去，就凭这一点，也能说明，他们是跟杀害劳爷一事有牵连的。如果赵总队和李敏分中的哪一位真是有意向他们透露拓片的消息的，那么，能不能说明这个人跟杀害劳爷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呢？
邵长水不敢再细想下去了。
他不信，也不愿意信。尤其不信，说赵总队跟谋害劳爷有什么牵连。当天晚上他就要找赵总队去澄清这档子事。慧芬拽着他，死活不让他去，这也是她从来也没做过的激烈行为。“你怎么那么傻呢？这会儿怎么能去跟人当面对质呢？你这会儿去当面对质，万一这档事真的跟他赵总队有关，不等于在跟人叫板儿吗？不是等于逼着人家跟你摊牌吗？咱们有啥本钱跟人摊牌？”慧芬哭着喊着，人跟疯了似的说道，“……长水，咱们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咱们惹不起，总该躲一躲吧？他们一定要这拓片，就让他们拿走好了；他们一定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就让他们折腾去，爱说啥说啥。只要你人不出事就行。你瞧瞧劳爷，管那闲事，到最后落了个啥结局？甭管是车祸死的，还是让人害死的，他总归是死了。死了，就啥都没了。你还想走劳爷的路？别再管他们这些事了，让他们去，爱咋咋的，我们管不了。到这份儿上了，你还没明白过来吗？他们不想让我们刨根问底地管！不让管就别管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些！”慧芬不停地叫嚷着，撕扯着邵长水的衣襟，就是不让他走出门去。她从来也没像这样失态过，一时间把两个孩子的脸都吓青了，相互依偎着，躲在里头那个房间里，直哆嗦。
邵长水不作声了。不作声并不表示他已经同意了慧芬的这些说法。不作声也不表示他最终将对妻子的顽强和固执会做彻底的让步。他只是不想让眼前这个忽然间爆燃起来的“大火球”吞没了自己这个家，更不想由此给邻里们造成某种不良“影响”。他是个非常注意“社会影响”的人，也比较看重上下左右之间那点关系。他经常告诫慧芬，关照别人，就是在关照自己。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
半个小时后，慧芬渐渐平静了下来，但还是拦在家门口，不让邵长水外出一步。
当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省公安厅厅长袁崇生在家里接到赵五六的电话，说是要上家来说点事。袁厅长一向不喜欢人找到家里来谈事。其实，只要是个正经当官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让人找到家里来说事，除非你跟人有“交易”。既然有交易，当然就不能在办公室进行了。袁崇生是吃过这方面的苦头的。那时他刚担任省城公安局的局长，那可是全省公安系统里工作量最大、治安保卫任务最繁重的一个局。那一段时间，由于没把好这个关，真把他折腾惨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真是二十四小时，一点都不夸张），总有好几拨人轮番地守候在他家门口，有的干脆进家待着，有的一待就是一天，你还得管他吃喝；有的比较老实，在外头台阶上一蹲，不吭不哈地，你叫他进屋他也不敢进；有的就不行了，又哭又闹，折腾得你全家“鸡飞狗跳”。有一回，一个穿着件破军用棉大衣的男人，一脸的连鬓胡，提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口袋，找袁局长为他亲弟弟申冤。他那亲弟弟让乡长一家人打了，打成瘫痪没人敢管。听说袁局长“秉公仗义”，就带他弟弟来找局长讨个“说法”。人问：“你说你带着你弟弟，咋不见他人？”那家伙把布口袋往袁崇生家客厅的桌子上一放。打开口袋，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傻了：那口袋里居然装着一颗血迹斑斑的人头。几天前，他弟弟因伤重，又没钱医治，已经死去，他今天是带着他弟弟的人头来找袁局长的……从那以后，袁局长家里的人只要看到提着包、拿着口袋来找的，都会胆战心惊。再后来，袁夫人代表全家人正式跟局长大人“谈判”：“如果你继续乐意在家接待这些来访的客人，我们也没法拦你，但是，我们全家必须另找地方了；要不，你就正正经经按程序来，严格把家和办公室给我们分清了，还我们一个清清静静过日子的窝。”局长大人接受了后一个提议，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制止任何人上家来说事，有一度还派了两个警卫在家门口维持秩序……从此以后，一般人都不上家里去找，也没人再敢上家里去找。贸贸然闯去了，袁厅长他真给你脸色看。
“一定得在家里谈？”那天晚上，袁厅长在电话里这么问赵五六。论资历、论警龄，赵五六都跟他差不了多少。他知道，要不是情况特殊，这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是不会破例上家来麻烦他的。“还是上你家吧。要不，上你办公室也行。”赵五六在电话里试探着问道。“行了，我就不往外折腾了。还是你来吧。我这儿还有多半瓶茅台。还有点卤狗肉。”“谢了。半瓶茅台还好意思拿来说事，你要真想喝两口，我带一瓶整的去。”“我告诉你，你还别瞧不上我这半瓶，我这可是真家伙。还是那年茅台酒厂上省里来搞活动，他们的老总送我的，给了一箱，就剩这一瓶了。我敢这么说，你那瓶整的，肯定是假的。别说一般店里卖的，就是五星级宾馆里供的那些茅台，不少都是假招子。这是酒厂那位老总亲口跟我说的。”“行行行，谁真谁假，咱们一会儿不就清楚了吗？你等着。”
赵五六深更半夜地闯上门来找袁厅长。就是来报告邵长水家刚发生的那起“拓片”失窃案的。下午，厅党组开会讨论要不要撤销那个专案组，有两位党组成员坚决主张不撤，赵五六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位，跟两位主撤派的党组成员还认真激辩了一通，双方形成二比二的僵局。最后，袁崇生表了个态，才使局势整个逆转了。他说：“撤和不撤，都有理。但是从维护和保持省内当前大好的稳定局面来看，撤，似乎要比不撤更必要一些。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征求意见似的看了看那几位党组成员。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另一位一直主张不撤的党组成员马上改变了态度：“那就撤吧，当然以大局为重。我没意见。”“你呢？老赵。”袁崇生转过脸来征求赵五六的意见。“那就撤呗。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赵五六只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话虽这么说，但心犹不甘。散会以后，赵五六想再跟厅长申述一下不该撤的理由，但厅长以马上要去参加省政法委召开的一个碰头会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赵五六“再谈一次”的请求。假如单纯从案子本身的角度出发，袁崇生当然明白，不撤是正确的，劳东林这个案子里肯定包藏着“大猫腻儿”。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天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并没有故意的加害意图，这件事也值得深究。因为，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没有加害意图，并不等于说整个这件事就一定不会是出于某个“圈套”和“阴谋”。有目击者反映，事发当时，在驾驶室里，除了喝醉酒的肇事司机外，还坐着一个中年人。事发后，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就消失了。很难说，在这辆肇事卡车撞向劳爷的那一瞬间，把着方向盘的到底是这个已经喝晕了的肇事司机，还是那个事后神秘失踪的中年男人……肇事司机逃逸后被抓，他死活也不承认事发当时还有这么个“神秘人”存在。现在暂时也找不到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神秘人”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重大疑点。在排除这个疑点前，就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案子继续侦查下去。同理，在排除这个疑点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匆匆忙忙地给案子下结论定性。但事实上，有关方面，以异乎寻常的“效率”，“办妥”了此案，给它定了性，做了结论。
这样一起涉及谋杀的“车祸”案，按说应该由省厅直接过问，但最后的定性和结论却都没让省厅经手。这里有些情况，袁崇生没跟赵五六说过。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告诉他。劳东林车祸案发生后不久，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袁崇生，询问本省公安系统近年来的装备情况。经费匮乏，装备落后，一直是省公安系统的老大难问题。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一些基层县、市局侦查员现在还开着老掉牙的普桑和北京212吉普，怎么去跟踪和追缉驾驶着帕萨特和宝来的犯罪分子？曾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犯罪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掉转车头来撞我们的车，生生把我们几个侦查员憋死在被撞变形了的老爷车里。而他们由于座驾的安全防护性能出色，在撞击后，居然还能带伤脱逃。因此，强烈呼吁尽快改善公安干警的装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要彻底改变这个装备状况，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一两笔小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袁崇生逢人、逢会必谈此事。他是省人大代表，还到省人代会上写过提案。近年来，大中城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基层县、市局，情况仍然可以说“困窘不堪”。个别县局连工资都发不全，遑论装备？省里管钱的领导见了袁厅长，往往是能“躲”就“躲”，其缘故就是受不了他那“纠缠”劲儿。但这位副秘书长，手里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公安司法也不在他分工过问的职权范围之内，今天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谈这个“敏感的老大难话题”呢？经验告诉老袁，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意当不在此。果不其然，在感慨了一阵公安系统的装备状况后，这位副秘书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提到了“劳东林车祸致死案”。副秘书长原先是代省长顾立源的大秘书，陶里根人。大学毕业回到陶里根，就跟上顾当了秘书。顾调到省里来担任省委副书记，又把他带到了省里。在顾被提起来当代省长的前几个月，他被放了到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也进入了政府系列。不久，顾便被任命为代省长，主管省政府的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巧合，但更多的人猜测，这是顾为了自己今后在代省长或省长岗位上更好地开展工作，所做的一个有意的人事铺垫。小伙子今年也就三十四五岁吧，嘴头子和笔杆子都相当了得，腿脚也勤快，还天生拥有陶里根那地方人的特色：热情、豪爽、仗义。再加上有顾副书记和顾代省长这么个背景，在省委省府大楼里可以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政治新星”。那天，这位副秘书长就“劳东林车祸案”表达的主要意愿就是，希望能尽快把这档子车祸案了结了。事情发生在陶里根，希望能就近让陶里根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认定“劳东林之死”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根据交通法规。交通事故本来就应该由事发当地的交管部门来处置。
但是，他一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怎么会有这么个“闲工夫”、这样的“闲趣”，来过问这么一档子“交通事故”呢？
那时候，厅里不少同志正“吵吵”着，要求厅里直接过问劳爷这起“交通事故”。这的确让袁厅长有一点拿不定主意了。
当天晚上，还在犹豫之中的老袁突然又接到顾代省长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始他以为代省长也来过问这档子事了，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紧张。但那天晚上，顾代省长在电话里一字没提这起“交通事故”，却谈了一个更为重大、更让袁崇生揪心的事：公安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袁崇生的大事。老袁之前几任的公安厅长，都兼任厅党组的书记，只有老袁，被任命为厅长都两年多了，却只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书记职位一直空缺着。为什么到他这儿，就不给兼任党组书记了呢？在哪儿出了问题？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妨碍他实际行使公安厅党政一把手的职权，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只是个“副书记”。厅里厅外、上上下下，对此，多多少少免不了会有一点议论，有一点看法，也让他多多少少感到了一点“压力”，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不自在”。老袁还真没有为这事专门去找过省委领导，更没去找过公安部领导。他不是不能找，也不是不会找，他也没那么“清高”，但他有一个理论，实施了多年。他历来认为，找，是应该的；不找，是不行的。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乌泱泱一大片。你不去找，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找。当然，这个找，不是让你去做“交易”，不是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这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层次、一定级别，你又不能再瞎找了，也不必去瞎找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海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点“说不清”“摸不透”的一档子事。当然，你仍然可以花很大的工夫去继续“找”，甚至去投这“需要”之机。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也有“投机”成功了的，但这样做，风险太大、太累人。袁崇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的人，而且希望能做成一点事情。他相信，到了自己这个级别，只要实实在在地做成一点事情，其他问题就不是自己应该计较和能够计较得来的……但那天，顾代省长突然跟他谈到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他还是被勾动了。从表面上看，顾代省长完全是在随意地聊天儿，听听他的想法而已，随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干警的体能问题、心理问题、住房问题、去年那场警犬大比武问题……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以至说到近期内他将召开一次省长办公会，专门研究解决当前公安工作亟须解决的某些问题。他请“崇生同志”，“把需要拿到办公会议上去解决的问题，按轻重缓急，排一下队，列出几条来”……省长办公会，当然不可能解决“厅党组书记”的任命问题。但代省长同志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电话里提到这个“人事安排”问题呢？代省长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省委常委会的主要成员，在人事安排上当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时，袁崇生忽然想起了白天那个副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这两个电话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经验告诉袁厅长，它们应该有某种联系……一种隐讳的、微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又可能是很直接的联系……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即让厅办公室主任给省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过问发生在陶里根的那起“重大车祸事故”；然后又让厅办公室主任给陶里根交管局也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尽快着手查清事故真相。依法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尽快报厅党组”。
……
赵五六原以为，厅长在得知邵长水家被盗，而且被盗的是那样一个拓片时，一定会重新考虑撤销“劳东林专案”的命令。但他错了。袁崇生在得知这消息后，虽然似乎也显得挺重视的，还详细询问了被盗现场和丢失物件的情况，又问了问这“拓片”的来历，然后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这邵长水也太大意了。干吗把这样一件东西放在自己家里？不过，这小偷儿的胆也够大的，居然偷到我们刑警家里来了。”就再没说别的。然后就打开赵五六带来的那瓶茅台，鉴别其真假来了。事实证明，赵五六的那瓶茅台确是“假招子货”。然后他又很详尽地向赵五六传授起如何不用开瓶就能鉴定名酒真伪的窍门……然后又跟赵五六商量了一会儿究竟应该拿哪些问题到省长办公会上去求助……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半了。厅长夫人不好意思明着“赶”赵五六走，只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带着万分的倦意，走进客厅来。话里带话地问道：“要不要给二位准备夜宵？看样子，还得给你们准备明天的早餐呢？”赵五六当然听得出这话的意思，要是搁在以往，他肯定就会很知趣地立马起身走人，最多再赖皮兮兮地说上一两句这样的话：“嫂子哎，甭再提什么夜宵和早餐了。反正这么些年，光听您说着要给我们准备夜宵和早餐，但到最后连个饺子皮儿我也没吃上您一个……”但今天，他就是不说。他不是不想走，他实在是走不了。这瞬间，身子沉重得僵硬得就像完全不听使唤了一样，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想不通啊。你想，我们的一个老刑警让人撞死了，留下那么多的疑点，而且整个事态还在发展之中，而袁崇生作为全省警察的总头头，怎么能容忍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将就过去？在省里所有的厅局长中间，袁崇生这人素来以特别能“护下”著称。“护下”就是保护自己的部下。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公安系统干部的一大特色。也就是说，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大多都特别“护下”，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些部下们的生活工作状况了——全国每年光牺牲在工作第一线上的干警就有四五百，更别说负伤的有多少了。谁都知道，和平时期，真正用生命和鲜血做代价在工作的，还就数这个公安干警和消防队员群体。袁崇生的“护下”，不仅表现在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部下争取福利待遇，争取提职提级的机会，还特别表现在为自己的部下“护短”上。干警个人出问题了，能不处理的，他决不处理；能不公开的，就决不公开。如果是单位出问题了，能替他们扛一扛的，他绝对挺身而出，为这些基层单位把责任承担下来。对此，他有句名言：“你们别跟我攀比，上头这一百斤的铁锤，砸在我头上，兴许只起个包，也就晕那么一会儿；要砸在你们头上呢，兴许就脑浆迸裂，只能下辈子再当警察了。”他倒也不是容忍，更不是纵容部下们犯错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警察错了，你交给我来管，我管，是爹妈管孩子；你们管，就是自毁长城。”正因为他对部下这种过于的“护短”，也出了些娄子，被人抓住过一些“小辫儿”，在省人代会上还受到过质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方面的“不足”，上边才迟迟下不了那个决心，让他兼任厅党组书记一职。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爱护自己部下的人，偏偏在老刑警劳东林这个案子上，突然采取了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确实让赵五六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车祸刚发生那会儿，袁厅长也是非常重视的，曾亲自带人到陶里根过问这案子。后来还让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跑了一趟。这后来……后来又是怎么一回事了呢？
赵五六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不会直截了当地去探问，虽然他和厅长之间私交极深。多年来工作上的默契和配合，使他俩在平时的来往中，让人几乎都看不出什么“上下级”之分。但赵五六绝对是个明白人。他清楚，上下级就是上下级，上级可以不把你当下级，但你永远得记住自己是下级，尤其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必须严守这样的差别，一定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历史的经验永远在告诉我们：得意忘形，一定会后悔莫及。
难道劳东林这档子事，真的涉及了“省上的某位领导”？
……
赵五六闷坐着的时候，袁崇生也闷坐着。袁崇生非常清楚赵五六这会儿“赖着不走”到底是为什么。他非常感谢赵五六这时候能保持这样一种沉默，而不再追问他、为难他。这就是“老搭档”之间的“配合”“默契”和“相知”。没有这样一种“配合”“默契”和“相知”，这支队伍就没法带；勉强带了，也没法去“攻城略地”。
又过了一会儿，赵五六才抬起头，自嘲般地苦笑了一下，说了一句其实是多余的话：“我是不是该走了？”
“喝够了没有？喝够了，你就走呗。”袁崇生故意装得好像没瞧出赵五六的心事似的，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准备送客了。赵五六只得往外走去，走了两步，他忽然愣了一下，想到，既然没谈成别的，何不趁此机会，把邵长水定岗定职的问题落实了？这已经把人家拖得挺够呛的了，便问袁崇生道：“专案撤销后，怎么安置那个邵长水？”
“放一放再说。”袁崇生回答得很干脆。
“还放啊？”赵五六表示了一点异议。
“急啥？有吃有住，工资按月发着，还不缺他活儿干。放一放再说。”
“那……那也行……”赵五六不再坚持了，一边说，一边又继续往外走去。走到门厅里了，他回转过身，伸出手去跟袁崇生握手告别，想不到袁崇生却跟他来了这么一句：“你真走啊？”这真让赵五六有点哭笑不得：“嗨，我不走行吗？我不走，嫂子得举着擀面杖来赶我了。”“嗨嗨嗨，你这个赵五六红嘴白牙，瞎说什么呢？谁举着擀面杖赶你了？你找找，我们家早就不使擀面杖了……”袁夫人跟在后头大声笑道。袁崇生冲着夫人挥了挥手，让她赶紧回避。等夫人回了她房间以后，他略略沉吟了一下说道：“今天我本来就想把你找家来说事的。你不觉得劳东林身上还很有些谜没有解开？”“还解个啥吗？专案组都撤了，就这样吧。”赵五六赶紧大声嚷嚷了一句，算是表示自己对白天党组会做的那个决定的不满。“是吗？”袁崇生默默地一笑，低下头呆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了一句让赵五六大为意外的话，“谁说过专案组撤了，这些谜就不用去解了？谁说过，我们一个老刑警让人撞死了，就可以不明不白、将就过去了？”“可……”赵五六张了张嘴，却没说下去。跟袁崇生一起工作几十年，他太了解这个人了。这人表面看上去特别憨厚实诚，从心地来说，也确实比较憨厚实诚，但心地的憨厚实诚并不说明他没心眼儿，更不说明他“缺心眼儿”。相反，他是个极善于拐着弯去解决问题的人。说得好听一点，这人“极内秀”；说得不好听了，就是相当的“机巧”和“善变”。当年的老厅长（李敏分的父亲）就这样说过他：“你呀，你这个袁崇生，要是能把握住自己了，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一旦要把握不住自己，那呀……”老人家没“那呀”下去，只是曲起一根中指，在袁崇生前额上重重地敲了一下。据袁崇生说，他这一辈子都记得“老厅长”这一下“磕”——真疼。
这时袁崇生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他又要出啥“奇招”了？赵五六心中不觉一惊，又不觉一喜，便忙站定了，认真听他说下去。
“现在的确有人不喜欢我们留着这个专案组。我们不能硬扛。不喜欢，那咱们就撤。在事情没有非常明朗之前，没那个必要跟人家拧着干。但专案组撤了，公安厅没撤，你刑侦总队也没撤。没人说还得把咱这个公安厅也撤了，把刑侦总队也撤了吧？我谅他也没那个胆。既然公安厅还在，刑侦总队也在，咱们能让咱们一个老刑警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人撞死了？别说是一个老刑警，就是个普通平头百姓，也该让他死个明白，拿出个明确的说法吧？劳东林留下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英文字母。他临死前明确表态这起所谓的交通事故是个‘谋杀’。还有现场目击者提供的证言说，事发一刹那，肇事车的驾驶室里确实还坐着另一个神秘的人。所有这些疑点，怎么能让它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袁崇生不紧不慢地说着。
“你的意思是，专案组虽然撤了，但案子，还得往下办？”赵五六赶紧问，他需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你说呢？”“狡猾”的袁崇生回避了正面答复。
“专案组解散了，让谁来接着办这案？人家不是不让我们省厅的同志再过问这档子事了吗？”
“在岗在职的人不去过问，我们不是还有没在职、没在岗的吗？”
“你是说……还得动用像邵长水那样的同志？”
“具体动用谁，是不是可以不让我这个当厅长的来操这份心了？我都把具体事替你们干了，你们干啥呢？”
“行。行。接下来的事，我去安排……”赵五六忙说道，接着又问了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更重要的问题，“除了搞清楚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别的……比如，劳爷在陶里根到底秘密调查了哪些问题，查清了哪些，还有哪些没查清，是不是全都要整整明白？”
“不。那些事，咱们不管！”袁崇生立即打断赵五六的话，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那幕后的事，咱们管不了，咱们不蹚那雷区，咱们就查劳爷到底是咋死的。别的，别碰它。你替我守住这条红线，听明白了没有？”
……赵五六木木地点了点头。不说话了。
当天晚上，赵五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给邵长水打了个电话，让他立马到总队来见他。在回总队的路上，他接到过焦副厅长的一个电话。这段时间以来，在到底要不要继续侦办劳东林非正常死亡案这个问题上，他和这位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闹过几回矛盾了。在党组会上，这位焦副厅长是主撤派中的“干将”，他发过几回话，要赵五六尽快以“交通肇事造成人身死亡”来定性，写出结案报告，并立即撤销专案组，以平息社会上关于劳东林是被谋杀的种种风闻和谣传，而且很明确地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要管好我们内部的人，尤其是那个新来的邵长水。他要管不住自己的嘴，继续胡说八道，厅里就要处分他了。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歪风，刮得还挺邪乎，矛头直指一些新提起来的省政府领导，让省里很不高兴。这种人和事出现在我们公安队伍内部，是绝对不允许的。”赵五六一直不相信邵长水会“胡说八道”，因为，在这次调动前，他曾派人去认真细致地考察过邵长水。这同志也许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的最大的优点恰恰就是不会在人前人后“胡说八道”。但赵五六又不能当面去辩驳领导。虽然这位领导干公安工作的年头还没他长，资历也没他老（焦副厅长曾是劳东林的助手。后来经劳东林推荐给赵五六，当过赵五六的助理、副总队长。再后来放到下边一个地级市当局长，也是刚提到副厅长的位置上），但毕竟是领导，况且自己手里也没掌握什么过硬的证据去当面辩驳；再说，厅长最后也主张“撤销”，他当然就更没什么话可说了。
现在才闹明白，厅长玩的是“撤而不销”的“伎俩”啊。这事情，谁能想到还有这一手呢……真不愧是当厅长的……
在办公室等了一会儿，却等到了邵长水的一个电话，说他今晚来不了了。
“怎么了？闹情绪了？不至于吧，邵长水？”赵五六问道。
“哪是什么闹情绪。家里给那蟊贼翻得不成个样子了。我得帮慧芬拾掇一下。靠她自己一个人，拾掇到明天天亮也不行。”邵长水嘟囔道。
“你啥时候又成了模范丈夫了？别给我找借口。快过来。”
“真不是借口……您那儿的事重要吗？”
“不重要，我连夜找你？咋问出这样的话来了呢？你头一天才穿警服？”
“那行吧……我这就去……”
“行了行了。你要真的没闹情绪，就留在家里做你的‘模范丈夫’吧。咱们的事，明早再说。”
“不不不，我马上就去。”
“得了，你！”
“您等着，我马上就到。”
半个小时后，邵长水匆匆赶到，灰头土脸的，确实是一副正在做“模范丈夫”的样子。赵五六先问了问他家里收拾的情况，然后对他说，总队准备让他先到云林县那个金剑疗养康复基地待一段时间……
“让我去疗养？好啊！”邵长水不等赵五六说完，便瞪大了眼睛赶紧问。
“咬着舌头当卤猪肝嚼哩，有那好事！”赵五六笑道。
这个云林县的金剑疗养康复基地，是省厅筹资兴建的，专门收治因公致伤、致残的公安干警。进行康复性治疗和休养，归省厅办公室管辖。
“疗养院里出大案了？”
“啥大案。人家那儿过得好好儿的。”
“好好儿的。我去干啥？”
“溜达溜达呗。”
“总队长，您就别逗我玩了。人家心里烦着哩。”邵长水苦笑着说道。
“瞧，还是有情绪吧？”
“我又不是木头疙瘩。到现在为止，还是个‘临时工’，能没一点情绪吗？”
“那先解决你的情绪问题，说吧。”
……邵长水闷头坐着，不做任何反应。
“嗨，有情绪就开闹啊。”
“算了算了，赶紧说事吧……”
“不闹？”
“我闹又咋样，不闹又能咋样？反正就是这么个‘临时工’，挂着呗。”
“又来了。”
“总队长，其实我这事也挺简单，要是领导真觉得把我搁在厅里实在是有点小材大用耽误事，干脆放我回警校还去教课算了，或者放我回林区当个派出所所长啥的，也蛮好……”
“你有完没完？谁说你小材大用了？谁说要把你挂起来了？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连一点委屈都经受不住？还干事不干事了？”赵五六一通吼，邵长水不作声了。
“知道让你去云林干吗？找个清静地方，躲得远远的，把劳爷的那密码给我破了。”
“曲线救国……行……”邵长水自嘲般地苦笑了笑说道，“就这事？”
“这事还不够你干的？”
“我听说，厅里更着急的是抓住真正撞死劳爷的那家伙。就是那个事发后，突然从驾驶室里失踪了的家伙。”
“你还想把所有的活儿都揽到自己手里？”
“我一个‘臭临时工’，哪敢这么狂妄？”
“又来了。又来了。你真够烦人的。老老实实先把那密码给我破了！”
……邵长水立马收敛了一些，然后问，“这回破解这密码，有限期吗？”
“十天，咋样？”
“十天……试试吧……”
“咋的了，好像挺没信心似的？这可是闹清整个这档子事的关键一招。”
“我明白……”
“真破译了，不管读到什么，一定要严格保密。”
“那当然。”
“闹不好就会出第二起‘劳东林事件’。”
“我想也是。”
然后，赵五六又问：“关于那张拓片，慧芬到底还跟别的什么人说过没有？”
“没有。”邵长水答道。
“你别急着替她回答，回去让慧芬好好儿地再想想。”赵五六叮嘱道。
“这事我追问过慧芬好几回了。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除了您和李主任，她再没有跟谁说过这档子事。她说她可以给组织上写书面材料来确认这事。”邵长水斩钉截铁地说道。
……赵五六没再逼问下去，但是邵长水越是回答得坚决干脆，他的心却越是沉重、不安。如果邵长水的妻子除此以外真的再也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拓片”的下落，这事情就真有点复杂了。这件事牵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焦副厅长。前面已经说过，为了劳东林这个案子，他跟焦副厅长在党组会上曾多次发生过“碰撞”。领导之间，对某些问题、某些案子产生不同看法，发生某些“碰撞”，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事情。焦副厅长曾当过他的助手，多年相处，知己知彼；更何况两人现在级别相当（刑侦总队队长也是副厅级的，要比厅内其他同等级部门的一把手高出半级）。平时两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比较谨慎，工作中有一点争论，争过了，都会把争执扔脑后，从没有记仇记恨这一说。为此，关系相处得一直比较融洽。但这一回，赵五六却总觉得有点不那么对头，总觉得焦副厅长心里让什么梗住了似的，只认死理儿而有点不明所以。尤其是他老抓着邵长水不放，老是主张要处分邵长水。让赵五六特别难以接受。邵长水主张劳爷是被“谋杀”的。退一万步说，这主张错了，你也不能因此去处分他啊。只要他不是故意在捣乱，就应该允许下边的同志在工作中说一点错话，干一点错事嘛，谁能担保谁在办案时不走一点弯路、不出一点差错？真要这么处分，将来谁还敢跟着你干活儿？按说焦副厅长也是刑警出身，他应该知道这些最普通不过的道理，以前他也没这么执拗和偏执过，这一回是咋的了？但他毕竟又是副厅长，而且是主管刑侦口的副厅长，赵五六还真不能跟他太较劲儿了……
所以，当赵五六从孟慧芬嘴里获知：劳东林临死前不仅亲口对邵长水说了自己是死于谋杀的，而且还沾着自己的血，在邵长水手掌上写下了这“谋杀”二字，而邵长水还留下了这两个血字的拓片，就特别振奋。他觉得这一下可以给邵长水开脱责任了，便立即给焦副厅长汇报了这件事。让他完全想不到的是，在向焦副厅长汇报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拓片”竟然被盗了！
这说明什么？
难道……难道……焦副厅长会向作案的嫌疑分子透露拓片隐藏的地点？
难道……难道……另外一个知情人，李敏分会向作案的嫌疑分子透露拓片隐藏的地点？
这两个“难道”对于他赵五六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事情毕竟就这样发生了，事实是抹不去的。盗窃分子是直奔拓片而来的，作案动机非常明确。这一切都表明他们事先是得到了“情报”，知道它藏在了邵长水家。他们到底是从谁那儿得到这“情报”的？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也还不能就认定是焦副厅长或李敏分故意把这消息透露给“盗窃者”的，不能认定他们两位中的一位跟“盗窃者”确有某种牵连。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拿到他们“透露”的直接证据。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无意间把这消息透露给了自己身边的人，而后又由那些身边的人中的某一位透露给了“盗窃者”，等等吧。总之，没有拿到直接证据前，不能擅自乱下结论。但是，有一点，在赵五六看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档子事肯定跟我们内部的某些人有牵连。有人如此急于毁掉这个拓片，从这一点看，是否也能说明，劳东林确实是被谋杀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谋害”劳东林呢？是否跟劳东林在陶里根所搞的秘密调查有关？而劳东林的“秘密调查”却又跟那位顾代省长和前副市长祝磊有关……
这事的确太重大了。
作为一个老刑警，一个主管全省刑事侦查业务工作的人，赵五六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但是，在没有得到省委以至更高一级党的领导机构明确授权前，他是不能擅自有所作为的。况且厅领导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工作指导思想：幕后的事，咱们不管！咱们就查劳爷到底是咋死的。咱们不蹚那雷区！而且还把话都说死了，你要替我死守住这条底线。
但是不查清幕后的那些“烂事”。能整出劳爷之死的真相吗？
他很担心，忙乎半天，会无功而返。
“能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找省政法委书记谈谈？这倒是可行的。政法委书记曾是省公安厅的前任厅长，跟自己也很熟。自己提出要见他，他一定不会拒绝。另外。也可以去找找省纪委书记谈谈。这些年，省纪委抓的不少大案，他们刑侦总队都派人去配合过，他跟省纪委的不少领导也还是能说得上话的。但是越过袁崇生去找他们，合适吗？万一话要传回到袁崇生的耳朵里，袁崇生一定会很不高兴的。厅里已经给了明确的指令，自己再越级去‘申诉’，等于在告厅里的状嘛。”这样的事，在官场上是特别犯忌的，赵五六当然是不会干的。好在，听说中纪委已经派人来暗访过。居然有过“暗访”，随后他们一定会有明确的行动和指示。只要有了中纪委那样高层的指示和授权，一切就好办了。那么，还是等一等吧，等一等……
那天，从赵五六那儿接受了任务，走出办公楼大门，早已过了子夜时分。邵长水在漆黑一团的院子里，又默默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凭借着院内院外那些路灯的光芒，可以看到耸立在主楼顶上的旗杆和右侧副楼上各种形状的巨大天线，全都在风中默默地战栗。以前在基层工作时，每每有机会来省城，走近或走进省厅这大院，仰视这一切，总会产生一种肃然起敬和无比神圣自豪的感觉。但今天再环顾它，却多少感到有些凄切和陌生。“大机关的事真不好办啊……”他暗自感慨道。这时，他又想到爷爷当年跟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啥也不敢去干，总在那儿哆嗦，是不会有出息的，这样的人就是我，你爷爷。但一个人只想着自己能干什么，而不知道自己不能干什么，总在那里胡干蛮干，那终究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那就是你老爹，撞了一辈子南墙，到老，眼青鼻肿地还在林场里窝着。古话说，穷人家三代出不了个真状元。要出状元，那也是亢龙升天。你可是我们家的第三代，干啥都得仔细掂量掂量哦！”
到底啥叫“亢龙升天”？“亢龙升天”又能怎么的了？爷爷没解释。邵长水也没细问。因为他知道，即便问了，老人家也不一定解释得清。老人嘴里经常能冒出一些他自己都解释不清的话语，估计也是从他爷爷的爷爷那儿稀里糊涂地传承下来的。只是爷爷近来已经很少说话了，说不动了，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靠在柴火垛上，编着编着荆条筐，居然会突然耷拉下脑袋，迷盹过去。
爷爷从爷爷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的话当然不能全听。但“干啥都得仔细掂量掂量”，这，应该是永远不会错的。
邵长水到总队保密室，取出劳爷留下的那两件东西，把上面所有的文字符号，连同那块真皮钥匙链，用扫描仪扫存到电脑里，又把它们刻录到一张光盘里。带着那张光盘，带了一台具备无线上网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当天就去了云林。在破解这些密码前，他重新梳理了一下原先的那些侦破思路。梳理来梳理去，仍然觉得原先那些思路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可取的。“可取”的依据，不仅仅因为劳爷并未受过高深的密码编制训练，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经过多个高级密码专家的研究，从这些字母中也都没有找到常见的那些高级编码规律的痕迹。劳爷自己不具备这方面的高深知识，有没有可能请教过专家呢？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太小太小。首先，这样的专家，无论在省内还是国内，都是有数的。而有数的这些个专家，邵长水他们也都去找过了。他们都说，没有接触过一位姓劳的先生。总不能说，劳爷去请教了外国专家吧？所以，最初确定的那个破解思路还是不该轻易放弃：这密码一定是用一种非常简单、比较常见的方法编写成的。从逻辑上推理，劳爷之所以用密码的方式记录下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其目的还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它们交给可靠的人，再转交给组织，让组织上掌握这些“秘密”，去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他把这密码整得跟天书似的谁也没法破译，不是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吗？所以。正确的做法，还是只有不把这“密码”当成密码，才能破了这“密码”。但是……但是……怎么做，才算是不把这“密码”当密码来破呢？
茫茫宇宙，茫茫人海……哪里才是破解这谜团的入门途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