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润生正在看一份举报信，这是由市纪委转来的，是检举揭发徐树军的一封匿名信。因其涉及到政府部门领导，是否立案调查，需要市委书记说话。
匿名信列出了徐树军五大罪状，归纳起来有：
一、大肆挥霍公款。说近几年来，以争取本市政治荣誉和资金为由，请客送礼，挥金如土。给人民的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
二、任人为亲。说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大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特别是与办公室主任的关系极不正常，对其言听计从，与其相互勾结，互办“好事”，侵吞国家财产。
三、生活作风腐化、奢靡。说他经常出入歌舞厅及桑拿按摩等藏污纳垢场所，吃喝嫖赌，五毒俱全。
四、利用职务之便，在局里及下属单位报销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费用。
五、独断专行。说他在班子内部搞一言堂，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钟润生看完后，心里沉甸甸的。在他的印象中，徐树军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呀，如果真如匿名信上写的这样，岂不成了流氓无赖？这匿名信会不会是泄私愤的。但他转而一想，媒体上披露的腐败分子，哪个是脸上刻着字的，大都不是表面上廉洁，背地里腐败呀。想到这，他拿铅笔在此件上批示：转纪委认真调查，如情况属实，严肃处理。
一股暗流在局里涌动。冯晓仁在大楼内转悠着，他随意蹩进一个科室，寒暄一阵后，就说了：知道吗，徐树军出事了，这下是真的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任之良也在其中，这小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然后就说一些讨好的话，再做一些推荐干部时投他一票的暗示，又转到另一个科室里去了。
骆垣没事人似的，一反常态，每天按时上下班，外面的应酬也少了。上班时间端坐在办公室，泡一杯浓茶，翻几张报纸，边看边慢慢地品茶，品淡了，再重新泡上一杯，换上一张报纸，显得十分悠闲。
徐树军隐隐感到，有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在局内，慢慢地包围着自己。他对部属的言行十分敏感，他能从部属对他的态度上，或无意间说出的几句话里判断出局里的政治风向。他注意观察局里干部职工的言行，揣摸着可能出现的不测。
任之良除了明显感觉到局里气氛的异常，他还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些是对着他来的。他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任之良走得正行得端，还怕什么邪呀！所以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对那些无聊之事充耳不闻。
没过几天，监察机关派人进驻本局查账，查完账，徐树军就被“请”到了监察机关。局里舆论哗然，乱成了一锅粥。冯晓仁又频频出没于各科室之间，说这次查出来的问题大着呢，徐树军被“双规”了，已经转移到外地秘密地关起来交待问题呢，听说够得上判刑了。你们没想到吧，任之良的问题也不小，估计也快进去了。
徐树军是被叫去询问，并不是冯晓仁说的双规。调查人员有两位，其中一位姓童，叫童彦，徐树军认识，另一位很年轻，徐树军见过面，没有打过交道。他在沙发上坐下来，那位年轻人给他倒杯茶，放在他身侧的茶几上，就坐回到他的座位上，拿起了笔，鄱好记录本，准备记录。童彦对他说：请你来，是想弄清楚一些问题。你可要实事求是的讲呀。
徐：我会积极配合的。
童：那就说吧。
徐：在一把手的岗位上干了这么些年，我不敢保证没有一点问题，但我敢说，违法乱纪的事我没干过。
童：你敢这么肯定？
徐：我想是的。
童：你知道，我们查过你局里的账，如果我们一点情况都不掌握，能随便把你请到这儿来吗？
徐：没头没绪的，我确实不好说。你们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你们给我提个醒，好吗？
童：好吧。比如资金的使用方面，光接待费一项，一年就是近十万，你认为这里面没有一点违纪行为吗？
徐：违纪不违纪的，我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接待费一项不会花那么多的。
童：包括你在下属单位报销的，你敢肯定没有那么多？
徐：负责任地说，我在下属单位没有报过账。局属单位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财务是独立的，有其法人代表负责。尽管这样，局里对它们的财务支出还是要进行监督管理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当局长的，对局属单位的财务支出是清楚的，没有胡花乱支的情况。
童：你是非要我们拿出证据不可呀？
徐：如果方便的话，不妨明示。
童：好吧。
童彦向那个年轻人使了个眼色，年轻人从放在他旁边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叠财务凭证和发票的复印件，递给徐树军。徐树军接过来，慢慢地翻看，看着看着，他的脸色由红变黄，再由黄变白，拿复印件的手微微颤抖起来，脸上的肌肉明显地抽搐着，头上也浸出了细细的汗珠。他不经意地看一眼童彦，童彦的脸扭向窗外，脸上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徐树军长长地叹口气，说：
“真没想到呀！”
童彦说：“你说这是不是都是事实？”
徐树军望着童彦，半晌才说：“令我吃惊的是，有人摹仿我的笔迹签字报销，这么长的时间，报销这么多的资金，我竟然不知道。”
童彦也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
徐树军翻出十几张发票的复印件，凑到童彦的眼前，一张一张地翻着让他看。童彦仔细地辨认着徐树军指给他看的那些发票的签字，与其他发票上的签字进行对照，他发现，这些发票的签字的笔迹与其他发票签字的笔迹确实有点异样，值得怀疑。他看着徐树军，迷惑地说：
“这么大宗的开支，谁这么大的胆，模仿局长的笔迹签字报销？简直难以令人致信。”
徐树军拿出笔，说：“我给你写几个字，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说着他写下了
支 徐树军 ××年×月×日
徐树军比划着谈了他的笔迹的特征，又指出那些假签名的笔迹，说：
“稍稍仔细一点看，一看就能看出来，这签字是假的。”他沉思了一会，自言自语道，“这么大的事，我竟浑然不觉，叫人卖了，难道还要给人家数钱吗？”
童彦说：“这些发票涉及的金额有好几万元，恐怕要做笔迹鉴定才能定性。你看这样好吗，资金使用的问题，等笔迹鉴定以后再说，我们谈别的问题如何？”
徐树军说：“悉听尊便。”
童：有人反映，你在用人问题上存在任人为亲的问题，谈谈这个问题吧。
徐（沉默半晌）：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手上往进调过三个人，除任之良是我选的外，其余两个都是市上的领导推荐的，有的人有明显的劣迹，进来之前，我也顶过。比如冯晓仁，我不想要，但上面压得紧，我没有顶住，就调进来了。进来时间不长，出于同样的原因，给他任了个科长，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管着。人没啥本事，事情倒不少。要说用错了人，此人便是。其他方面，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
童：这个冯晓仁，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我们也听说过，但又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理论的事。倒是这个任之良，反映到我们这儿的事，有鼻子有眼的。人家都说，后台就是你，是你纵容的。
徐：反映问题，那是人家的权利，嘴长在人家的脸上，说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说到任之良，说实话，我是信任他的，工作中也放得开。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人，比较清高，对公家的钱物不屑于贪占，放开手脚让他干，我放心。第二，此人疾恶如仇，但头脑冷静，遇事不事张扬，协调处理善恶之事滴水不漏，也就是说，不仅自己不贪占公家的财物，对损公肥私的人或事，该怎么做，他分寸把握得好。第三，工作能力强，你们知道，我文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不用一些有文化会干事的人，我这个局长是当不下去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我经常向他咨询，征求他的意见，在别人看来，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财务一支笔，这是你们的规定，这支笔由我来管，办公室又是我直接管理的，有人怀疑我们有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能容忍往一个好人的头上泼脏水，往一个好干部的脸上抹黑。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让组织上了解了解任之良。
童：照你这么说，是有人诬陷任之良了？
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好人有个好报，至少不要遭恶报。
童（满脸不高兴）：有人反映，任之良生活作风相当随便，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关系暧昧。这些事你不知道？
徐：我没听说他跟不三不四的女人有什么关系。他是和一些女性有来往，但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仅仅是朋友而已。
童（提高了声音）：成天和娱乐场所的女人混在一起，恐怕用“朋友”两字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的徐大局长，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啊？
徐：当然，在公务活动中，由于职务的关系，少不了经常陪客人出入那种场所，但我知道，他从来不跟那种女孩子粘乎。在社会交往中也一样，朋友很少，异性朋友更少，要有，肯定是和他谈得来的那种，不会是男男女女的那种。
童：是吗？
徐：要是不信，你们还是按你们的规矩查吧，我相信你们会给他一个清白的。
童：好吧，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下面你谈谈你们班子的配合和团结问题。比如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说你不讲民主，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作风严重。
徐：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谈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班子的班长，班子没有带好，我有责任。但是，如果班子中有些成员压根就不配做领导干部，你让我怎么带？我又怎么能带好呢？
童：关于班子成员个人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今天的谈话之列。
徐：可我觉得这不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与班子的问题紧密联系的问题。就是说，要谈班子的配合和民主的问题，就不能不谈班子中的某些成员。我们有个副局长，你和他谈工作，他装聋卖哑，你征求他对某一项工作的意见，他装疯弄傻，说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是我告状，这个人想问题、做事情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事，他争着干，不让他干，他就说你不讲民主。他从中谋不到利的事，你让他干，他千方百计推，死皮赖脸地磨，就是不接受，不干。开会议事，也是这样，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你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拍着胸脯就要干，对自己没利的，要么不表态，要么顶着不让你干。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对他讲民主呀？完全依着他，对他是讲民主了，可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纳税人吗！
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最后，童彦要他就群众反映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写个说明，限期交上来。徐树军心情十分沉重，怏怏不快地离开了这里。出了市委大楼，眼看快到中午了，他也没有回局里，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时下流行几句顺口流，说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闹的，闹的不如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不如不怕死的。他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这话说得入木三分，说到要害处了。
在这几年里，请客送礼的事是有的，他想了想，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与省厅的交往中；二是为了与本市有关部门搞好关系，求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三是接待外地来客（近些年，本市的这项业务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所谓学习取经的外地同行来的较多）；四是和市上有关领导的交往中发生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干工作中逼出来的。现如今，要想干点事，干成点事，不想点歪点子，走点歪路子，成吗？在公务交往中请客送礼，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话说回来，如果组织上认真了，或者领导层有人盯上你了，想给你点颜色看看，或找个岔子把你从现在的岗位上拿下来，就是鸡蛋里，也给你挑出几块骨头来。从严掌握的话，拿公款请客送礼，本身就是问题，不管你请的是哪里的客，送得是哪门子礼。
想到这里，他叹口气，心想，自己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大不了这个局长不干了呗，还能怎么样呀！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可又为任之良捏一把汗，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想，任之良就没有想着得罪谁，也没有得罪过谁，谁就这么对他过意不去，非要给他找点事不可呢！不就是在工作上和他密切配合，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或者让步一些人看着不顺眼，故意给他找点难堪。因此，说到底是他连累了任之良。想起这些，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想了很多，午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钟，起床后，他给任之良打了个电话，问局里有没有什么事。任之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省厅来电话，通知了个紧急会议，明天在省城报到，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带不带车。徐树军说，车就不带了，来回的过路费比火车票高出好多，还是晚上坐火车走吧，劳驾你给买张火车票吧。
徐树军被监察机关叫去谈话，下午没去上班，晚上又直接坐火车上了省城。这纯属偶然，可在冯晓仁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从暗处跳到了明处，逢人便说，看，怎么样呀，我没说错吧，是被双规了吧！接下来就有点神秘兮兮地说开了，说市委已经在酝酿局里新的领导班子了，骆垣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他在别人面里讥讽任之良，说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识风向，脑筋转不过弯来，还跟着徐树军跑，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局里多数人不明就里，平日里，大家不会把冯晓仁的话当回事的，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平时又爱打听个小道消息什么的，且与骆垣关系又铁，大家又都知道，这骆垣是“上面”有人的，对冯晓仁的话也就有几分信了，心里有点小算盘的，还积极与冯晓仁套近乎，说不上还能捞点儿什么好处。
骆垣当然知道徐树军是怎么回事，并且知道徐树军指出了冒名签字的事。但他仍然装聋作哑。有些人去他那儿打听消息，他说：
“我也不太了解，不过，他被纪委叫去以后，这几天没有回来，被‘双规’了也是有可能的。以后的事，就看他的造化了，谁知道他做下的事有多大呀！”
接着他就给你分析一番，然后就说：“事大事小先不说，就是这么一闹腾，这个局长也不好干了。再说这么大年龄了，何苦呢！”
骆垣对这件事的态度，他的这些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徐树军大势已去，这个局长的位子非他骆垣莫属。造成这样的舆论氛围，正是他所希望的。
调查还在继续，徐树军没有回来，任之良又被叫去谈话了。还在徐树军谈话的那个房间，还是那两个人。他坐下来后，童彦问：你办公室主任干几年了？
任：六个年头了。
童：请你来是想核实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任：这没问题。
童：你们局里的接待工作由你具体负责？
任：按照局里的接待制度，一般的接待是，局领导决定以后，由办公室负责落实。
童：也就是说，局里的接待情况你是清楚的，包括接待费的支出？
任：大框子应该是清楚的。
童：一年接待费是多少？
任（心里默想一会）：大概三、四万吧。
童：包不包括下属单位？
任：不包括。
童：这么大的数额，一般都接待些什么人呢？
任：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对外交往中的接待，包括接待上级业务部门的有关人员和友邻地区的来人；二是因工作关系，接待有关业务门的人员；三是接待市上的有关领导人员。
童：下属单位的财务报销由谁签字？
任：由该单位的法人代表签字。
童：有没有局领导签字报销的情况？
任：有。比如，为了协调解决下属单位的某一问题，由局领导出面宴请相关人员，或送点礼品什么的，一般情况下，单位法人代表要求局领导在发票上签字说明该费用的用途的，局领导就在发票上签字说明，这只起个证明作用，没有法律效力。最终是要法人代表签字才能合法地报销的。如果单位法人代表没有要求，局领导就不签字。
童：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徐局长签字？
任：也有分管局长签字的情况。
童：局里也好，下属单位也罢，送点礼品什么的，由谁去落实？
任：领导决定以后，一般由办公室落实。
童：也就是说由你落实？
任：不，是办公室，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和司机。也有其他同志落实的时候。
童：都是实物？
任：也有“红包”。
童：有没有局长亲自落实的？
任：几乎没有。
童：你们搞接待，除了吃饭，还安排哪些活动？
任：这要看接待什么人了。一般的接待也就吃吃饭，喝喝酒什么的。
童：这么说还有特殊接待？怎么个特殊法？
任（略一思索）：别的部门怎么接待，我们也怎么接待。
童：什么意思？
任：这谁还不知道呀，社会上流行的，歌厅、舞厅、桑拿按摩、洗头洗脚，全都有过。说句不恭的话，你们纪委的人，我们也这么接待过。
童：能说出是谁吗？
任：真的要我说出来吗？
童（稍微停顿了一下）：这种活动，徐局长都参加吗？
任：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要看需不需要。
童：没有接待任务的时候，他是不是经常光顾那些地方？
任：不敢肯定。但我没有专门为他安排过这种活动。
童：问你一个涉及你个人生活的问题，你可要说实话。
任：今天给你们说的全是实话，后面的话也会是实话，因为我来这儿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说假话。
童：这样很好。有人反映，你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呀？
任（惊讶地）：不三不四？这是无稽之谈。
童：请你不要激动。
任（愤怒地）：我没法不激动。说句不恭的话，就个人品质和才华而言，他们所谓的不三不四的女人，比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要高尚的多。如果连这样的人际交往都算作问题，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希望组织就此问题调查清楚，我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想让别人背这个黑锅。
童（轻蔑地笑笑）：我们会查清楚的。好了，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你和徐局长的关系很不一般，是吧？
任：负责任地讲，我和徐局长的关系，就是上下级关系。在工作中，我全力配合他，他也全力支持我。我们在私下里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的性格、爱好和志趣大相径庭，不会密切到那儿去。同时，在私生活领域，我也不喜欢跟任何领导人交往过密。
童：看来我们之间也很难推心置腹地谈谈？
任：我说的全是实话，我老婆经常说我是老实疙瘩，教我说假话都学不会。说句负责任的话，只要是工作上的，组织需要的，我又知道的，你们想了解什么，我说什么，绝不隐瞒，也不会作假。但涉及到个人的事，该保留还得保留。
童：你对你们其他领导有什么看法？
任：不好评价。因为我是办公室主任，哪位我都得配合好，不然，我没法开展工作。
童：比如领导班子内部存在什么问题？
任：你想知道哪方面的问题？
童：你的意思是，班子内部问题还不少？那么先说说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如何？
任：我认为是比较好的。班子内部议事，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一把手拍板定案也是允许的，因为我国的行政体制是首长负责制。至于个别领导，凡事都要以个人利益为标准，一旦自己的主张被否决，就认为是不民主，我认为这反倒有点不正常了。
童：有没有具体的实例？
任：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我保留。
童：不信任组织？
任：不，是不信任组织里面的某些人。
童：你指的是谁？
任：你想我能告诉你吗？
童：看来你对组织的成见还不小。
任：怎么理解，随你的便吧。
童：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情况要问，随时找你。
任：谢谢。我随时恭候。
徐树军从省城回来，局里已经乱得一塌糊涂。他刚一进楼，楼内大厅一片狼藉，楼梯扶手和楼梯上积满尘土。他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东西已经被搬出，有两个民工正在刷墙。徐树军怒不可遏。大声喝道：
“是谁叫你们干的？”
两民工停下手中的活，怔了怔，互相望望，轻声说：“是我们老板叫干的。”
“什么老板不老板的，我问的是我们这里谁让你们刷这个墙来的？”徐树军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问道。
两民工摇摇头。
徐树军看着民工木纳的样子，平静地说：“这不怪你们，把活停下来，你们出去吧！”说着，他就气乎乎地走了。
他推开局办公室的门，里面有几位正在打牌，见局长进来，且满脸怒气，都把牌收起来，不好意思地站起来站着，连茶几上的钱也没有来得及收，任其散乱地堆在那儿。徐树军见状，自己先愣了。他把这几位瞅了一眼，强压住怒火，平和地问道：“你们任主任呢？”
“刚才还在这，刚刚出去不久。”其中一位回答。
“把他给我找回来！”
刚才说话的那位“嗯”了一声，出去找任之良。其他人打个马虎眼，嘻皮笑脸地离开了这里。徐树军坐在任之良的椅子上，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进行分析、推理、判断。他把这事自然地与检举自己的事联系起来，肯定又是骆垣干的。
这个骆垣呀，徐树军想，在平常的日子里，他分管的科长们，从未把他放在眼里，他的话，他们从未当回事，因为他多半说的是外行话、废话、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在会议上，在公共场所说出这样的话，他分管的科长们当着大家的面反驳他，让他下不了台，还是我徐树军给他打圆场，给他个台阶下的。在工作中，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徐树军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让着他，人嘛，就那点水平，该让还得让啊！可如今，他倒露出了尖牙利齿，对准我徐树军的软肋狠狠地咬了一口，现在看来，不把我置于死地，骆垣自己就活不下去呀。
他转过头，看着茶几上的钱，心想，这说明，他在省城的一个星期中，局里的职工已经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在办公场所公开地赌上了。
他想到粉刷办公室这件事，马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在这段时间内，组织已经对局里的班子进行了调整，抑或至少已经有了这样的动议？不然，是谁这样目中无人，擅自动用局里的资金粉刷用了还不到两年的办公楼呢？除了骆垣，还能有谁呢，这个人一拍脑门，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过了一会，任之良回来了，他进门后在徐树军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一副甘心情愿接受批评的样子，在这方面，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不自然地笑笑，问：
“你回来了？”
徐树军没有说什么，他盯了任之良半天，才缓缓地说：
“是骆局长叫你这么干的？”
任之良点点头。
“这事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徐树军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到任何撤职、免职或者停职的通知，我还是这个局的局长！”他稍缓了口气，说，“我徐某人就是坐牢，也得有个法律程序，这又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抓就抓了，说消失就消失了？”
“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都关机。”任之良说，“骆局长催得紧，我想刷刷办公室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安排干开了。”
徐树军这才想起，自己走得匆忙，忘了带手机的充电器，在省城的几天里，手机一直没电。他叹口气，说：
“你说这是个什么事，就这么迫不急待了？既是他当局长了，等我回来给他腾也不迟嘛！”
“我也劝过，”任之良说，“劝他等你回来再说。他也没说什么，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真是不可救药！’那意思很明白，不就是说我傻嘛，说我不识时务嘛！”
徐树军沉默了半天，他情绪稳定了许多，对任之良说：
“我也不怪你，人家是领导，你扭也扭不住的。好吧，你请一下骆局长吧。”
骆垣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几个铁哥们打牌，听说徐树军叫他，他对任之良说：
“叫他稍等一会，等这圈牌打完再说。”
任之良只好退出，他又不想去回徐树军的话，怕徐树军把对骆垣的怨气撒在自己的头上，弄得自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于是他顺手推开隔壁一间办公室，这里也烟雾燎绕，几位科长正在牌桌上酣战。他坐在沙发扶手上，看着他们打牌。他估摸着骆垣他们的一圈牌可能已经打下来了，他又去催，进去，他们正在结账，大把大把的票子，在他们的手中来回折腾。骆垣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任之良便知，他是赢家。其他三位是其他部门的副职，都拿眼瞟着任之良。任之良明白，那是在责备他搅了他们的牌局，剥夺了他们“返本”的机会。
骆垣进了局办公室的门，脸上的笑还没有消失。他落落大方地坐在徐树军的对面，大大咧咧地问了句“回来了”，“路上平安”之类的话，便说：“我想把最近的工作给你汇报一下……”
徐树军看他有长篇大论的意思，截住他的话说：“你先说说这粉刷房子的事吧。”
“哦，是这么回事。你走了没几天，甄书记来过，他说我们这么漂亮的办公楼，看上去不怎么整洁。我琢磨着，是不是该翻修翻修了。这不，先刷刷墙，再置办一些像样的办公用具，把咱们这地儿也武装武装。嘿，这不都是给你脸上贴金的事嘛！”
徐树军心里说，恐怕是你估摸着我徐某人败局已定，急不可耐地给自己腾窝呢吧。他这么想着，嘴里却说：
“我说你什么好呢，骆局长，这楼修起来才两三年时间，你说有这个必要吗？你哪是给我脸上贴金，是拿纳税人的钱往这墙上贴呀，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再说，眼下这笔经费从哪里来呀？”
骆垣哑口无言。沉默了一会，他说：
“只能是先斩后奏，把活干完了，再向财政要呗。”
“有这么简单吗，财政又不是你们家的，什么钱都可以要呀。”
“哦，我倒没有想这么多。”
“好，这项工程马上停下来，叫民工走人。”
“这……”
“就这么办！”
骆垣见徐树军态度坚决，不容你再还口，也就不言语什么了。徐树军欠了欠身，望着骆垣，见骆垣仍然满脸堆笑，心里想，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呀。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踱到骆垣面前，他停下来，语重心长地说：
“我说骆局长呀。年轻，有上进心，这可以理解。不过，我希望你做官先要做好人，给大家做出个样子来。我走了才几天呀，你看看，这办公楼像个办公的样子吗？你再看看，在几天时间里，我们的干部职工竟然在上班时间赌博，这还了得！张爷呢，这几天竟然连卫生都不搞，干什么去了？”
“张爷？我把他辞了。”
徐树军一惊：“为什么？”稍顿，他点点头，连声说，“我明白了，看来大换班了，连门卫都要换了。老了，老了，我该走了。”
他说着，背起手慢慢地走出办公室。下了楼，悻悻地踏上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