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工人的裁员谈判正式开始，我让张平把起草好的通知提前贴出去，补偿标准是N加一，即每工作满一年补发一个月工资，外加一个月的通知金，如果同意，则签协议领钱。其实，厂里的情况工人已经知道，法院的封条还在仓库的门上。这个他们曾生死相依的单位要倒闭了，这是谁也没法改变的事，有些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我给工人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规定，并将法条拿出来让他们看，大部分工人通情达理，以为企业的倒闭是经济不好，对企业的做法也理解。他们不知道这都是人一手操作，不是天灾，是人祸。有人还庆幸，在工厂关门之际，他们拿到了补偿金和拖欠的工资。有一部分工人觉得补偿太少，不合理，吵吵嚷嚷。张平躲了起来，不敢到工厂里来。中午的时候，他打电话问我签了协议的有多少人。我说三十二人，一半吧。他说那后面的怎么办？我说等等，你也别想着一天就让所有工人都同意签字，这是个时间战术，我估计拖一两个星期，有些人熬不住就签了。果然几天后，那些开始坚决不签要求提高补偿的人，还是签了字。
对于那几个家庭特别困难的，我已经给张平提出建议，让他们自己选择，要是愿意走，待遇和其他工人一样，拿钱走人；要是不愿意，先留下来，拿最低工资。他们都很感动，说听从厂里的安排。
一星期后，有五十八人签了字，还有四人没有签字。我和杨晓玲打电话，其中两人说是在外地，签不了，过几天办，问让家属代签行不行。我说要授权委托和身份证。还有一个人通知不到。有一个叫王洪伟的，说给的补偿钱太少，不接受。我托人一打听，他是原来的销售经理。我说：“那你要多少？”这家伙一口说：“十万！”
我说那不可能，不服气，你可以申请劳动仲裁。他说张总呢，让他出来和我说话。我说张总出差了，我是裁员的全权负责人，有什么事和我谈。
他拍着桌子说：“你算什么东西？黑律师，小心老子揍你，杀你全家。”
我一点不怕，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掉链子，时学举就是个例子。
我笑笑说：“这年头什么都贵，就人贱，你把我砍成八块卖了，可能还不如市面上的一斤猪肉贵。”
他没想到我这样子，就像一拳头出去打在橡胶上，怒气冲冲地说：“我找张总去！”
第二天早上，张平给我打来电话：“李律师，你说怎么办？那个王洪伟昨天晚上来我家，拎一扎啤酒，什么也不说，和我吹牛，当晚就在我家沙发上睡了。要不给他加些吧？”
“你打算加多少？他要十万元，他一个倒无所谓，问题是要是其他工人知道呢？别看他们已经签订了协议，如果知道你给王洪伟十万元，这帮人明天会全到你家去！”
“可是，他这人，他不正面出牌，我估计他今晚还会来。”
“打110，要是他觉得补偿不公，仲裁去！”
“不是，我怕这家伙把事情搞大，他知道我的一些事。给他十万就十万元吧，你给我想个办法，让他拿了钱，但不能让其他工人知道。”
这倒给我出了难题，想了一下，我给王洪伟打了个电话：“张总答应你条件了，来领钱吧！”
过了十分钟，王洪伟来到了会议室。我把门关起来，就我们两人。他一脸兴奋。我说：“还是你厉害啊，王总，高！”我故意称呼他王总。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哪里哪里。”
“钱可以给你，十万元一分不少，但咱俩得订个君子协定。你给厂里打一个十万元的欠条。你知道这是个破产企业，根本没有钱，补偿工人的钱都是借的，如果传出去，工人知道你王洪伟拿了十万的补偿，而他们只拿了两三万，他们怎么想？他们会把工厂的大门堵了要钱。现在这个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一年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把欠条还你，或当你面撕掉。”
王洪伟听见能拿到钱，满口答应了我的条件，我让他写了一张十万元的欠条，给了他一张卡说：“下午就会有人在这个卡上打十万元，密码是六个8。”
王洪伟拿起卡，装到贴身的内衣口袋。我狠狠地说：“记着，出这个门，嘴上就他妈贴张封条，如果有人知道，我就到法院起诉你，让你吐出来。”
王洪伟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说：“放心吧，李律师，咱老爷们儿，说话绝对算数。”
后面的事办得很顺，王洪伟果然管住了自己的嘴，没有工人知道他从厂里拿了十万元的补偿。这事我也忘了，一年后的一天，王洪伟还记着那个欠条，他找到我，我从卷里找出，当着他的面撕毁。
工人裁员结束后，张平请我们吃饭，说谢谢我们。他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把工人的事摆平了，那些每天找他的工人再也不来找他了，他也不用东躲西藏，高兴之下，喝了不少酒。他说下一步就是企业的破产，永庆玻璃土地抵押借款合同与备案都完成了。他不停地给我敬酒，说让我抓紧向法院提出破产。我心想，天世海贸易公司的股权已经转到了贾作章的名下，股东是贾作章，你已经什么都不是，让我们抓紧办，那等于是把自己的东西急着往别人的口袋塞。但这话不能讲出来。
我说：“你就给了那么一点的律师费，现在下面人都消极怠工，他们说了，就拿裁员事来说，一个工人两千的律师费，还要十四万呢！十万元给你办三个大案子。”
张平说：“那不是破产成功后……”我怕他把那个百分之五的费用讲出来，立马打断他的话。
“你想办得快，那就好好谢谢杨律师，给她敬酒，现在工作主要是她负责。”
张平马上去给杨晓玲敬酒，杨晓玲用眼睛直瞪我。因案子上的事，我俩常常争吵，现在除了工作上的事，我俩几乎不说话。如何处理与她的关系，让我头痛。一年多来，我们两人搭档不错，配合默契。她办事认真，思路清晰，在法庭上口齿伶俐，攻防自如。出去取证，如果对方是男的，就由她出面，如果是女的，她会说：“哥，你去搞定。”刘文良说我俩是“业务夫妻”，然而，我和她的距离在不断扩大。
就在我们喝酒的时候，贾作章给我发了三条短信，并让我到他那里去。裁员的事刚结束，他就要见面，我知道他会和我谈什么。工人裁员的进程除了张平外，还有一个人特别关心，那就是贾作章。我现在是给两个老板打工，我所做一切他总能了如指掌。他盯着张平的财产，我却越做越小心害怕。有一次和杨晓玲谈起，我想抽身出来，却发现已经不能。
贾作章这几年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晚上三点前没有睡过觉。天天想着算计人，能睡得着吗？我很恼恨他，但又躲不过。喝了很多酒，把车扔到酒店门前，过了十二点才打车去找他。
到了楼下，铁门紧闭，贾作章开了个小缝让我进去。上次，和张平的借款合同签订后，我们两个差不多一个月没见。
我把永庆玻璃工人裁员及破产的事给他说了一下，他很高兴，说：“下一步是破产，很关键，成败在此一举。你盯好了那边，有什么事，咱俩及时商量。”
贾作章着手沏茶。突然，“啪嚓”一声，一块砖头从窗外面飞进来，打碎玻璃，落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我大吃一惊，贾作章迅速关了灯，拉我钻到办公桌下。我很紧张，贾作章也不说话，黑暗中，我只听见他很粗的喘气声。法庭上面对面，我什么也不怕，怕就怕这种背后捅刀子。贾作章做的坏事很多，有人盯上了他，老子还要陪他死。当正义在法庭之上得不到伸张时，人们会转向法庭之外！
过了很久，没有动静，我说：“贾兄？”
他在黑暗中说：“我在这儿。”
“没事了，开灯吧！”
“不用开了，咱们到卧室去。”
走廊的灯亮着，我跟贾作章到后面的卧室，他边开门边说：“下作手法，妈的！”
我扔给他一支烟，说：“没事，他可能只想警告一下你，要是真和你过不去，不会往办公室扔砖头。”
“那是，可这是谁干的呢？”
我心想，这事你最清楚，做过什么坏事，自个心里清楚。
“会不会是时学举？”
他不置可否，他的仇家很多。
“对了，他找过我，我正要给你说，他说你骗了他，不但贷款不给他，还到法院起诉让他搬走。”
其实贾作章做得的确有点过分，赶尽杀绝。他已经得到房子，并且抵押贷款六百万全放了出去。房子暂时让时学举占着，那地方迟早会拆迁，到那时开发商只和持有产权证的人谈，补偿还是他的。他向法院起诉，让时学举搬走，显然有点过分，逼急了，他当然什么事都干得出——兔子急了还咬人！
我想那块砖头极有可能是时学举扔的。
“那你说怎么办？”
“不如把房子给他，别把这家伙逼急了。”
“可房子已经在我名下，也通过法院了，那房子就是我的。”
“凡事不能太过分，那房子是谁的，你心里最清楚。”
“我不甘心，这等于把吃到嘴里的肉吐给他；就算给了他，也不能就这么给，对不对？”
“那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子，上面有贷款，其实是个债务。不如这样，按照二手房的操作手法，你把房子再卖给他，以前的那六百八十九万元贷款，当作他给你的首付，你们签订合同，你再收他一部分钱，评估个价钱，到时候让银行把钱直接放给你就行，既保险又放心，原来的钱也洗白了。”
“那样也行，可我多少卖给他合适呢？”
“象征收点，差不多就行了，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有的是钱挣，也不要把一个人坑得太惨。”
“那好吧，毕竟，一起长大的，你看着去办，法院那边我们撤诉。”我心想，这还他妈的一起长大？贾作章啊，你他妈吃肉都不吐骨头。
我把贾作章的意思对时学举说了，他在我面前思考了有十多分钟，最后同意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保险，这一次，贾作章把房子“卖”给了时学举的儿子时鹏飞，又收了两百万。
这是我办过的最匪夷所思的案件，我常常把这个案子与我所办的其他案子比较，至今没有一个案子能与其相比。贾作章什么都没做，他让时学举的房子走了一趟法院，过了两次银行，空手赚了近千万元。时学举后来把房子要回来了，却也背上了个银行的债务。好在房子重新回到儿子名下后，那时已经是公元二一年的年初，那一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有关阻止房价上涨的“限购令”，俗称“国十条”，在政策实施的前一个月，房价暴涨，北京三环以内的房子涨到了四五万元一平米，上海出现了十万元一平米的房子，青城沿海的房子也涨到了三万元一平米。时学举把那些房子全部抛售，总算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还略有盈余，但是他彻底破产了，远洋水产公司也没有了。
有一次，我到水产市场去买点海鲜，尽管我不喜欢吃那玩意儿，但张择香和李子却非常爱吃。在市场门口，有人喊我：“李律师。”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时学举，我几乎没有认出来。他说：“你来买海鲜？你看我这刚捕的虾，还有这鲅鱼，很新鲜。”
我看了一下，给他三百元，说：“都装上。”
他说：“呀！那怎么行？没那么多。”非要把一百元给我。
我觉得挺对不住他，谁说他到今天这境地，没我的责任呢？
“贾作章，这家伙，他妈的不是东西！”
时学举反过来安慰我：“我得感谢你啊，李律师，要不是你，那房子我还要不来，还要去法院。”
他抓着一个黑色的袋子给我装虾，我看见他的手全裂开了，脸被海风吹得红紫，身上一件肮脏的工作服，穿一双高腰黑水鞋，浑身鱼腥味，原来白胖的时学举不见了，典型的一个海边渔民。
我想对他说声对不起，可是张不开嘴。
他把装好的虾递给我，说：“钱财看淡点，这些钱够我喝几天酒了，原来我是三高，那么胖，你看现在？”他用手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我体重又恢复到一百三十斤，要不是贾作章把我折腾一下，说不定我就死了，那时候是二百一十斤，医生说一定要减，可怎么也减不下，呵呵！这下好。”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动了动嘴唇，又打住。我拎着装好海鲜的袋子往家里走。有人说中国人的人生境界有三重，一开始是儒家的思想，要入仕，争身份地位；失意时又转为道家思想，淡泊名誉，寄情山水；绝望时，他们又是释家思想，寄希望于修来世。他们总会以惊人的顽强生活下去，从时学举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顽强，可是不活下去又要怎样呢？
那次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有时我特意绕到海鲜城，想着能遇到他，再买他的海鲜，可是我没见着他。直到二一三年的年初，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