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宫雪给我打来电话，问昨天晚上她老公去了什么地方。我说在开发区，在黄金海岸俱乐部唱歌到一点。后来在山海天酒店开的房，一行六个人，四男两女，无法认定王宇和哪个女的有瓜葛。宫雪说王宇又出门了，让我们注意动向。
我给自己泡了杯茶，手上有一堆的事，但不想干。我觉得魏九是个有责任心的人，用他的话说“靠的是信誉”，完全可以信任其工作，不用监督。再说我也没时间，这也不是律师的工作。两口子到这个份上，散伙是迟早的，我发愁的是律师费怎么收，他们的拉锯战到何时？我最担心的是房子也不在两人名下，得安排杨晓玲去查查。如果是婚前取得，那就更没宫雪的份。没有财产，何谈收费？至于王宇为股东的两家公司，是婚后设立，倒是夫妻共同财产，但股份关键是要看公司净资产。如果公司在亏损状态中，就算分得股份，反要背上债务。想来想去，这案子不能上法庭！要通过谈判解决。考虑到现实情况，王家的面子，两家的关系，他们至少会把房子给宫雪。如果嫌住在对门碍眼，会以同等价到别处购买一套。孩子不满两岁，由宫雪监护的可能性很大，抚养费其实也是宫雪的。此外，他们可能会给一批可观的“分手费”。同时以小梁沟煤矿交易的事施加压力，结果可能比上法庭效果好得多！我也和宫雪签一个风险代理协议，争取来的财产越多，律师收费越高。
不上法庭，谈判解决，这等于找到了革命的纲领啊！
在所里坐了一上午，准备张美丽和贾作章的立案材料。这两个案子都不是小案，反复斟酌，心里还是不踏实。贾作章的案件，虽然欠条收据合同都是假的，但立案和法律适用都没有争议。反而是张美丽的案件，张军手中有房产证，那是所有权的凭证！要推翻难度太大了，心中没有十分的把握。跑去和刘文良探讨，他和我观点不一样，说应该打行政诉讼，提请法庭撤销张军手中的房产证土地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行政诉讼我也思考过，无论是土地局还是房产局，都行使的是一种形式审查，只要资料齐备，申请人符合条件就得办理。至于是否属诈骗取得，他们无法知晓。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政府，如果他们干涉一下法院，官司输了，那就是等于把房子往张军手里送；另外，是不是房产局、土地局各打一个行政官司，也不好说，房产证、土地证撤销后还得打民事案件，那时，估计房子早拆了，然后再要补偿款就更复杂了。
跑到别的律师办公室，大部分人主张打行政官司；又问房峰的意见，房峰说要不在周五所里的学习会上讨论一下？时间太紧了，想来想去，这案子我自己做主——打民事案件，依据就是物权法上的“原始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地是张美丽夫妻买的，房子是他们请工程队建的，所有权自然是他们的。
我赶在法院下班前把两个案子都立上了。正是吃饭时候，我在肯德基要了份套餐，吃得索然寡味。回到办公室，叫来杨晓玲，把李丽的那套材料全给她：“这个委托人是我的一个老关系，我给她办过好几个案子，这次她要把房产过户到弟弟的名下，主要是为了减免一些费用，所以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欠条和双方的个人信息都在这里，你写个诉状，递到法院，到时候她弟弟会出面调解，你给他们走个程序。你还不能独立办案，挂我名，但一万元的律师费全记你名下，我就不要了。”
杨晓玲连声说“谢谢”。我说：“上次让你调查宫雪的案子至关重要，你抽时间去趟房产局，查下房产登记在谁名下。”杨晓玲说，她这就去开调查函去房产局，诉状写完了让我把把关！然后就抱着材料出门了。我非常欣赏她的工作能力，事情交给她一百个放心。不像有些年轻律师，让他们办件事，不是这里出个漏洞，就是那儿少证据，到后来你反而成了他们的助理。
难得有一点自己的清闲时间，会计小张进来说：“李律师，你那笔二十四万元的律师费到所里账户了，你是按分成全提呢，还是提一部分？”
钱来了还怕烫手？我说按分成全转到我卡里吧，我得去还房贷。
“主任说了，提款最好分批，一次不要转太多。”小张说。
“我跟主任说过了，你转吧，没事！”我板起脸说。
小张走了。我们原来是租写字楼办公，每年的房租也要八九万元，而且一年比一年高。去年，房峰咬牙筹款二百二十万元作为首付，买下了名人大厦六百平方米的写字楼，说是与其付高昂的房租，还不如自己买楼。他每月的房款按揭差不多要四万元，律师的提成总是被拖欠，这二十四万元我要是不赶紧提出，猴年马月才到我的卡上。
给张择香打了个电话，让她到银行查一下，我们的房贷还有多少，打个提前还款的报告。她说：“一次还那么多，我们有那么多钱？”我说：“让你去，你就去，那么多废话！”张择香听出了我的意思，说：“好，我这就去！”
我粗略算了一下，这批律师费张会计会转给我二十万元的提成，加上年初杨晓玲、安居物业的律师费，三十万元的房贷应该能还清了。早还早轻松，否则每月的利息不少。
我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好像身上的一座大山搬走了，哼着曲去找刘文良吹牛。敲了下门，发现不在，刚要转身离开，里面传来声音：“谁？”
“在干什么？大白天锁着门！”
黄丽在我耳边悄悄说：“他们在里面玩牌，打扑克。”
说着门开了，刘文良把头探出来说：“我以为谁，进来吧。”
我看到刘文良和所里的几个年轻律师在打够级，屋子里乌烟瘴气。
“你们胆子真大，我告主任去了！”
刘文良瞪着眼睛说：“当律师就这点好处，挣钱的时候挣钱，玩的时候玩，你告去吧！昨天他还和我们一起玩呢！”
所里一位律师将他的牌让给我，说有点事要处理。我顺势接过来，输了的一方每人要掏五元钱，其实就是大伙凑钱吃饭。他们经常玩。够级是四副牌，山东人最爱玩的棋牌娱乐。我玩得少，水平很差，他们一般不叫我，但技术差却手气好，总能摸到好牌。一直玩到快下班，杨晓玲伸进头说：“李律师，你出来一下！”原来她从房产局回来了。
杨晓玲说，房子登记在王宇名下，虽然是婚后买的，但是他们的结婚证是婚后一年补办的，房子反而成了婚前财产，也就是说王宇的，没宫雪的份！
这就麻烦了，婚姻的生效是以登记时间为准，不是按仪式举行的时间，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宫雪的案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了一趟山西，目前还在调查，但是希望却越来越小。
“不过，我刚才经过宇朴玩具公司，发现很多工人围在那里，就去问了一下，工人说老板跑了，拖欠着他们好几个月的工资，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把他们带来了，你接待一下？”
这是什么垃圾案子，我本来就不愿意办理劳动争议案件。收费低廉，程序复杂，必须是先仲裁再诉讼。虽然举证责任倒置，说是有利于劳动者，但是用人单位总有自己的办法，不备案劳动合同，不提供全员工名册，不通过公司账户支付工资，拆分支付工资方式等。作为劳动者一方，又不愿意付律师费，那么只能风险代理，钱收到后他们又跑了，律师常常是白辛苦一场！常勇的案子就是典型。
想到这里，我说：“不干！”
“如果真接下来，二三十个人，收费应该不错？”
“你个小丫头，办过几个案子，等你要来钱，他们就跑了。”
“我不信。”
我哈哈大笑：“那你就试试吧，还记得常勇吗？那小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讨厌他们。”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职业人，律师为委托人服务，不论好人坏人。现在他们上门了，你又不办，虚伪！”
我勃然大怒，才干了几天律师，倒教训起我来了。我提高声音：“委托人可以选择律师，律师也可以选择委托人，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杨晓玲眼泪下来了，我们两个第一次吵得这么厉害，可她并没有退缩，反而盯着我说：“你不办，我去接待他们，就当是帮助他们，我不相信人像你说的那样，都是骗子。”
“那你试试。”说完转身进屋。
杨晓玲把眼泪一抹，转身下楼了。
回到屋子里又玩了两把牌，错误百出。刘文良在那直看我，说做律师最大的忌讳是不冷静。我渐渐觉得这事处理得有点冲动，可能杨晓玲说得有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骗子。更让我不安的是她的眼泪，自从她父亲去世后，第一次见她流泪。“算了，就算不是为那些工人，而是为杨晓玲吧。”想到这里，我扔下手中的牌下了楼。
杨晓玲在那手忙脚乱，周围全是工人，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快招架不住了。她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又没办理过劳动争议的案件，仅凭书本上的那点知识解答工人的提问。有的工人不耐烦了：“你是不是律师？怎么问起来什么都不知道？”
看到这里，我分开人群进去：“说什么呢？你们这样吵吵闹闹，天亮也说不完，先选五个代表进来谈，其余人都出去！”大厅里一下安静下来，杨晓玲充满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工人们经过酝酿，推荐了五个进到会议室。我先看了五个人的身份证：张爱国、王军、邵霞、屈婷婷、吴小丽。其中三个人有劳动合同，两人没有，其他的工人情况和他们五个人差不多。他们说在一家韩国企业打工，现在老板跑了，拖欠着工资，不知道怎么办。
一听是韩国企业，我就豪气顿生。这案子不收费也办！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基本都在山东，而在山东又首选青城。据我所知，信誉都非常差。二八年初，曾经有两百多家韩企老板跑路，迫使政府出面在机场和火车站围堵。他们甚至包车到北京机场出境，像当年的游击战争一样。其实，这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招商政策，厂房、水电全免，税收“减三免四”，外加各种保护政策。条件太好了，骗子自然就来了，几个韩国农民凑一点钱，到中国来投资，政府捧为宝贝，他们就肆无忌惮，到处行骗。我和房峰担任法律顾问的那家台资企业，有家客户就是韩国的，欠我们货款十万多元，起诉后很多领导打招呼说情，说是保护外资。那个叫朴天石的老总态度又非常好，见面点头哈腰。最后调解结案，双方的合同继续履行，但不到两个月又欠了我们六十万元，从此找不见人。在法院起诉后，查封财产，发现四栋厂房被三家法院查封了四次，还有银行的抵押贷款，给十万欠六十万，五十万打水漂，说起来没人信，但确有其事。以前，没接触过韩国人，从电视上看他们文质彬彬，很有教养，谁知满肚子男盗女娼。那次诉讼后，我就不再看韩剧。每当看到张择香津津有味地看着韩剧，我会走过去“啪”的一声关掉电视。有次和曾传明聊天，他说劳动争议案件最多的是韩企，其次是中国企业，日本企业几乎没有劳动争议案件。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日本产品能领先世界的原因了，不好好对待自己的员工，能生产出优秀的产品？
他们七嘴八舌，我说一句，他们能说好几句。
“我问什么，你们回答什么，一起说，听谁的呢？”
律师要学会驾驭和委托人的谈话，要学会抓重点，不能任由委托人去说。我让杨晓玲做好记录，十分钟就弄清了他们的问题。
记录是这样的：
1.维权员工：三十一人（有可能增加）；
2.拖欠工资五个月左右（有的还拖欠加班费，每人根据岗位不同，大概欠款三万元）；
3.签订劳动合同的十九人（合同约定的工资与实际支付不一致，合同约定八百二十元为青城市最低工资，超过部分以现金发放）；
4.只有七人交纳了社保。
我给领头的张爱国和邵霞说，你们现在就像无头苍蝇，就算是打官司或者是让政府解决，你手上也得有证据，你们和宇朴玩具有无劳动关系？有无证明说明他们欠你多少钱？没有吧！
他们说那该怎么办？
“当务之急是拿到证据，你们刚才说韩国老板跑了，现在就一个中方负责人，赶紧去堵住他，让他给每个人出具欠条，盖上公章，如果没有这个，其他都是扯淡。另外，得把声势造大一点，最好拉几个横幅，上书‘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还我血汗钱’。”工人们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组织，个个听得热血沸腾。
张爱国说：“政府不会干预吧！”
“不怕，法不责众，他欠我们的钱，正义在我们一边。只有把动静搞大，才会引起各级的重视，才会及早拿到你们的工资。”
邵霞说：“那律师费呢？”
“每人只收一百元，打回来后我们加收百分之十。”
一百元符合工人的期望，要是再多一点，他们就会不干。他们当场表示愿意，不停地对我说谢谢。我说你们要有个分工，张爱国带工人去围工厂要欠条，邵霞留下和杨律师办手续收钱。末了，我说：“如果劳动监察或政府人问起，就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千万记住了！”
张爱国拍着胸说：“绝不出卖朋友！”
看着工人们一下散去，有条不紊地去办自己的事。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当司法的正义不能实现时，律师会成为革命的领袖！
不知什么时候，杨晓玲出现在我身边，手里拿着打印好的合同和印泥，悄悄地对我说：“谢谢。”然后一吐舌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