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彼得和苏珊·斯陶伯
1俱乐部
我承认，在那个刮风下雪、寒风刺骨的晚上，我穿衣服的动作比平常都快；那是一九七几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相信俱乐部其他会员大概也跟我差不多。每逢这种风雪夜，纽约的出租车是出名的难等，因此我打电话叫了电招出租车；我打电话的时间是五点半，请车子八点来接——我太太扬了扬眉毛，但没说什么。我与爱伦自一九四六年起，就住在东58街这栋公寓大厦里。七点四十五分，我已经到楼下等出租车，过了原定时间五分钟，出租车却还不见踪影，我忍不住心急地踱来踱去。
八点十分，出租车终于到了，我钻进车子，真高兴能躲开寒风的侵袭，我高兴得忘了为出租车迟到发脾气，司机原本罪有应得。昨天自加拿大长驱而下的这股冷风可真是厉害；刺骨的寒风在车窗外呼呼作响、呜呜哀号，偶或淹没车里收音机的声音，也令车子不住晃动。许多商店都还开着，但人行道上几乎已看不见赶在最后一刻采购的客人，仍然留在街上的行人看来很不舒服，几乎是满脸苦相。
一整天，雪都时下时歇，此刻又开始下雪了；起初是一片片薄薄的雪花，不久即越下越剧烈，前面的街道皆笼罩于疾风劲雪之下。当天晚上回家后，想到混合了风雪、出租车的纽约夜晚，我的心情会更加不安……不过当时我当然无从得知。
第2街与第40街的角落，一个金光闪烁的大圣诞铃像幽灵似的滚过交叉路口。
“坏天气，”司机说道，“明天一定又会出现二十几具无名尸等人认领，一个个冻成冰棒的酒鬼和街头流浪的女游民。”
“大概吧！”
出租车司机沉思道：“唉，这样解脱了也好，”他说，“可以为政府省下一点福利金，是不是？”
“你的圣诞精神还真叫人吃惊！”
司机想了想又说：“你也属于那种热血自由派吗？”
“我拒绝回答可能会陷我于不义的问题。”我说道，那位司机哼了一声，仿佛心里在想，我怎么老是碰到这种自作聪明的家伙……但没有再开口。
他在第2街与第35街口让我下车，我得走半条街才到得了俱乐部，我手上戴了手套，一手按着头上的帽子，弯着腰迎着呼啸不已的寒风向前走去。没多久，我就觉得体内的生命力大大萎缩，只剩下有如瓦斯炉母火的蓝色火苗一般微弱。高龄七十三的人对于寒冷的感觉总是更敏锐、更深刻些；我应该待在家中炉火前……至少是电热器前。七十三岁的人对于热血沸腾是怎么回事，已不复记忆，比较像是学术报告上说说罢了。
刚才的一阵风雪声势稍歇，不过干如沙子般的雪花仍旧打在我脸上。我很高兴看见通往249号B门口的阶梯铺了沙子——这当然是斯蒂芬弄的——他知道老年人的身体不像炼金术那样从铅变成金，而是全身骨节变成玻璃般脆弱，想到这些事时，我就觉得上帝大概很爱开玩笑。
不久斯蒂芬来开门，于是我走进去，穿过桃花心木镶嵌的走廊，经过一道半开的双重门，走进了图书室兼阅览室兼酒吧。这是一个阴暗的房间，偶有光线闪烁——是台灯散发的光芒；橡木镶花的地板辉映着炉火，可以听见巨大火炉里燃烧的桦木条不断发出哔哔剥剥的声音，整个房间暖烘烘的——当然天底下对客人最好的欢迎莫过于温暖的炉火了。我耳边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冷冷的，有点不耐烦，一定是尤汉生在翻阅《华尔街日报》；十年了，竟然仅由他阅读股市行情的方式，仍能察觉到他在场。有趣……另一方面，也令人称奇。
斯蒂芬帮我脱了外衣，嘴里喃喃抱怨着坏天气，电台正在预报大雪将一直落至明晨。
我也附和着说天气真是坏透了，又回头望着那间又大又高的房间；风雪交加的夜晚、熊熊的炉火……与鬼故事。我是不是说过热血沸腾对七十三岁的人已成过去式？或许真是如此，但我突然觉得胸中涌起一股暖意……而且并非因为炉火或斯蒂芬一贯彬彬有礼的欢迎。
我想是因为轮到麦卡朗讲故事了。
十年来，我不断来到位于东35街249号B的这幢黄褐色砂石建筑物报到——断断续续的，几乎可以称得上规律。我私下觉得这是一个“绅士俱乐部”，沿袭了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传统。但即使是现在，我还不敢确定是否真是如此，以及当初俱乐部究竟是如何成立的。
麦卡朗讲呼吸方法故事的那天晚上——我们俱乐部总共有十三位会员，不过在那个强风怒号的雪夜，只有六个人如约前来。我记得有些年，俱乐部只有八位常任会员，有些年则有二十位，或许还不止。
我猜斯蒂芬大概知道俱乐部是如何成立——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俱乐部成立了多久，斯蒂芬从一开始就在那儿……我相信斯蒂芬的年纪一定比他外表看起来大得多。他讲英文带了点布鲁克林腔，然而除此之外，他办事精准，无懈可击，堪与训练有素的英国管家相媲美；他的沉默含蓄令人恼怒，但这也是他独特魅力的一部分，而他的浅笑更像一道上了锁又闩住的门，难窥其中之奥妙。我从未见过俱乐部的记录——如果有的话，也从未接到会费的收据——因为我从来没有缴过会费，俱乐部秘书也不曾打电话给我——俱乐部没有秘书，东35街249号B也没有电话，还有，这俱乐部——如果真是个俱乐部的话——也一直没有名字。
我第一次去俱乐部（我只能这么称呼了），是乔治·华特豪斯先生请我去的。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我就在华特豪斯先生的法律事务所工作——这是纽约三大法律事务所之一；我在事务所中的发展虽然称得上稳定，却慢得不得了。我是个刻苦实干的人，工作相当卖力……但不具备足以傲视群伦的天分；我见过一些跟我同时起步的人平步青云，而我仍然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慢慢往上爬。但我对这一切，并不真的感到讶异。
华特豪斯偶尔会和我开开玩笑，每年十月，我们都会参加事务所主办的晚餐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交往了。一九六几年的秋季，十一月上旬有一天，他突然造访我的办公室。
光是这样就够不寻常了，我不禁往坏处想，（我被开除了？）又往好的方面想，（也许我得到意外的升迁？）他的来访真是令人困惑。华特豪斯倚在门口，别在背心上的大学优等生荣誉徽章散发着柔和光芒，他嘴里随便东拉西扯——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一直在等他说笑完毕，直接切入手边正在处理的案子，例如：“关于凯西这个案子——”或“我们得研究一下市长任命索卡维兹去——”但他好像压根儿不想这么做。他瞥了一眼手表，表示跟我谈得很愉快，现在他得走了。
我仍然一头雾水，然后他又回过头来顺口说道：“我差不多每星期四晚上都会去一个地方——俱乐部之类的地方，里面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不过有些人倒不失为谈天的好对象。如果你对品酒有兴趣的话，那里的酒窖很不错，而且偶尔还会有人说好听的故事；哪天晚上过去看看如何？算是我的客人。”
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了一些话——直到现在我还不确定自己说了什么，他的邀请完全把我弄糊涂了；他的建议乍听之下似乎是偶发之论，然而只要看看他两道灰色浓眉下一双冷冰冰的蓝眼睛，就知道这绝非偶发之论。如果说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如何回答的，那也是因为我突然觉得这个建议——尽管语焉不详又莫名其妙——就是我一直等着他说出的正题。
那天晚上，爱伦的反应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在华特豪斯手下已工作了大约十五年，显然我不可能升到比现在的中级职位更好的位子，她认为这是事务所安抚资深员工的新花招，可以省下买金表的花费。
“一群老人家说说战时的故事，玩玩扑克牌，”她说道，“过了这样一晚，他们就认为你应该安于在公司里坐冷板凳，查查资料，直到他们给你一份养老金，打发你走路，我猜……喔，我帮你冰了两瓶啤酒。”接着她亲吻着我，我想她在我脸上看出什么了——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她可以一眼看穿我的心事。
过了几个星期，什么事也没发生；每当我想到华特豪斯奇怪的建议——当然奇怪啦，我一年见到他的次数不会超过十二次，我们在社交场合见面的机会一年顶多也只有三次，包括事务所在十月份办的晚宴在内——我想我大概会错他眼神中的涵意了，或许他真的只是随便提提，不久就忘了，或许事后还颇后悔。后来有一天傍晚，他走到我面前；虽然他已年近七十，但肩膀仍然又宽又厚，一副运动家的架子；当时我双腿夹着公事包，正穿上大衣。他说道：“如果你还想去俱乐部喝酒，何不今晚就去？”
“我……我……”
“很好，”他塞了一张纸到我手里，“这是地址。”
那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的阶梯底下等我，斯蒂芬为我们开门。俱乐部的酒正如华特豪斯说的那么好；他一点都不打算介绍我给大家认识——我原以为是因为他很势利，后来才不作如是想——不过有两三个人主动向我自我介绍，其中之一即是麦卡朗，当时他也已经坐六望七了；他伸出手，我匆匆握了一下，他的皮肤又干又粗，几乎像龟皮一样。他问我会不会玩桥牌，我说不会。
“他妈的好东西，”他说道，“本世纪以来，这种他妈的游戏取代了不少卖弄知识的饭后闲聊。”说完他便走到阴暗的图书室，里面满是一列列高大的书架。
我四下张望，想看看华特豪斯在哪儿，可是他却不见了。我有一点不安，觉得格格不入，于是就慢慢踱到火炉旁；相信我在前面提到过，这个火炉极其巨大，尤其在纽约似乎更显得是庞然大物，因为像我这种住在公寓里的纽约客，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大的壁炉是打哪儿来的，一般人的壁炉可以爆米花与烤面包就很不错了，而东35街249号B的壁炉却足以烤一整只牛。这壁炉没有壁炉架，只有一块坚固的弧形石拱覆于其上；石拱的中间是一块微微凸出的拱心石，恰好与我的眼睛平行，尽管灯光昏暗，我仍然可以毫不费力地看见刻在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你的酒，大卫。”华特豪斯在我身边说道，我惊跳一下；他毕竟没有弃我而去，只是到什么地方拿酒去了。“你喝威士忌苏打，是吗？”
“是的，谢谢你，华特豪斯先生——”
“叫我乔治，”他说，“在这里叫乔治就行。”
“好，乔治，”我说道，虽然我还是觉得直呼其名有点疯狂，“这些都——”
“干杯。”他说道。
我们喝酒。
“斯蒂芬负责调酒，他的酒调得棒极了，他总爱说调酒虽是雕虫小技，但却非常重要。”
靠着威士忌的威力，我不再觉得那么格格不入。（我为了这个约会，在衣橱前面整整站了半个钟头，不晓得该穿什么衣服，后来终于决定穿深棕色的西裤，与一件勉强可搭配的软呢上衣，暗自希望我要见的一群人既不会穿燕尾服，也不作短夹克、牛仔裤打扮……不过在衣着方面，我穿得还不算太离谱。）新的社交场合总会使人非常留心每一个礼仪小节；礼貌性地干了一杯之后，我非常希望确定自己没有疏忽任何礼节。
“我是不是应该在来宾册上签名？”我问道。
他看来有点诧异。“我们没有那种东西，”他说道，“至少我不认为我们有。”他环视着阴暗安静的房间；尤汉生把他的《华尔街日报》翻得刷刷作响，我看见斯蒂芬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他穿着白色上衣，真如鬼魅一般。乔治把酒杯搁在茶几上，然后将一根木条丢进火里，火花冲上了烟囱黑漆漆的颈部。
“那是什么意思？”我指着拱心石上的文字问道，“你知道吗？”
乔治细心读着，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文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我大概知道，”他说，“如果你以后再来，可能就会明白；嗯，到时候你大概就明白了。好好享受一番吧，大卫。”
他走开了。虽然好像有点奇怪，人生地不熟的，他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自生自灭，但我的确好好享受了这一晚。一来我向来喜欢看书，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书可看；我沿着书架缓缓走着，在微弱的灯光下，费劲检视每一本书，时而抽出一两本来浏览，其间我还停了片刻，站在狭窄的窗前，望着第2大道的十字路口。我站在那儿，从结了霜的玻璃窗望出去，注视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来回变换，先从红到绿转黄，然后又恢复红色，蓦地我有一种怪异至极——但却非常可喜——的祥和感，这种感觉并不是猝然涌到，而好像是偷偷袭上心头。喔，是的，我可以听见各位在说：你说得太美妙了，大家只消对红绿灯望上两眼，就会有一股祥和感了。
好吧，就算我在胡说八道，我不介意你这么想，不过我还是照样有这种感觉；它使我多年来第一次回想起小时候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家度过的冬夜。冬天的晚上，我躺在二楼一个会漏风的房间里，屋外的寒风夹着干透沙子般的白雪呼啸不断，我紧紧裹着两层被子，身上暖呼呼的。
书架上有一些法律书，但是每一本都相当奇怪，《二十大肢解案在英国法律下之判决结果》是我记得的书名之一，《宠物案》是另外一本。我打开这本书，内容果然是针对宠物相关案件的法律论述（这本探讨的是美国法律），从继承大笔遗产的家猫，一直到挣断颈链、严重咬伤邮差的豹猫都有。
还有一套狄更斯的作品、一套笛福的作品，特洛普的作品更是数不清，还有一套小说——共十一本——作者叫施维里，书壳是漂亮的绿皮，烫金的字写着出版商为“斯德罕图书公司”，作者与出版商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过，其中第一本小说《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出版于一九一一年，最后一本《暗礁》则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施维里小说再下去两排有一部对开的大书，是教建构式玩具迷如何组装玩具的详细指南，在它旁边，又是一本对开的书，里面都是著名电影中的著名画面，每张照片皆占一整页，旁边那页则是散文诗，这些诗有的是在描绘同一个跨页中的电影画面，有的则是受电影画面启发灵感而写下的诗作。这倒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想法，不过其中有些诗的作者却很有名，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玛丽安娜·莫尔、威廉斯、史蒂文斯、朱可夫斯基、艾瑞卡·琼等等；翻到一半时，我发现一首阿吉浓·威廉斯的诗，旁边是玛丽莲·梦露站在地下道铁格盖上按住裙子的那张著名照片。诗的标题是《钟》：
裙子的形状
——我们会说——
是钟的形状
两条腿则是钟舌
下面还有一些类似的诗句；这首诗不算太差，不过当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之所以自觉有权这样批评，是因为多年来我读了不少威廉斯的作品，不过我不记得他写过这首关于玛丽莲·梦露的诗。此后我不断寻找这首诗的出处，但是一直没找到……不过这当然没什么重要。诗不像小说或法律论述，倒像被风吹走的树叶，如果有人出了一本《×××全集》，那一定是满纸谎言。诗就有办法不翼而飞——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也是诗能流传久远的原因之一，但是——
斯蒂芬走过来给我第二杯威士忌（这时我已独自坐下来，埋首阅读庞德的作品），这杯威士忌跟第一杯一样可口；我慢慢喝着酒，看见两位在场的会员——葛里逊与史坦（麦卡朗讲“呼吸方法”的时候，史坦已过世六年）从一扇只有一公尺高的门走出去，颇像爱丽丝跳进兔子洞的那扇门。他们把门开着，没过多久，我就听见打撞球的撞击声。
斯蒂芬从我身边走过，问我要不要再喝一杯，我说不了，心中却懊悔不已。他点点头说道：“很好，先生。”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但我却隐约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好像让他很高兴。
过了一会儿，笑声惊得我从书中抬起头来；不知什么人把一包化学粉末丢进火里，火焰一时之间色彩斑驳。我又想到小时候……但我的心情绝不是渴望或是感伤、怀旧，我觉得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我想到我小时候也常常做这种事，但我的回忆是鲜明而愉快的，毫无遗憾的成分。
我看到几乎所有人都拉张椅子，围成半圆形，坐在火炉前；斯蒂芬拿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香肠。史坦从兔子洞口出来，迅速但愉快地向我自我介绍；葛里逊还在打撞球——听声音是在练习。
我犹豫片刻，便加入进来。司徒讲了一个故事——听了并不挺舒服，我不打算在这里重述，要是我告诉你故事内容是描述一个人怎么样在电话亭里淹死的话，你大概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等司徒——他现在已经去世了——说完之后，有人说道：“你应该把故事留到圣诞节再说。”于是响起一阵笑声，我当然不懂有什么好笑的；至少当时还不懂。
随后由乔治讲故事；我就是做一千年的梦，也想不到他有这一面。他是堂堂耶鲁大学的高材生，满头银丝，穿着笔挺的三件头西装，是鼎鼎大名的法律事务所的头号人物；而“这位”乔治·华特豪斯竟讲了一个学校老师被困在厕所里的故事。这厕所位于学校的后面，那天她去上厕所的时候，正好他们要把厕所拖走，供波士顿保德信中心举行的新英格兰怀旧展览会使用。卡车把厕所吊上去的时候，女老师一声也不敢吭，华特豪斯说，因为她觉得实在是太可怕、太尴尬了。偏偏当卡车在交通高峰时刻开上128公路时，厕所门突然松开了——不过今晚我所要说的也不是这个故事。斯蒂芬不知何时又拿出一瓶白兰地，这酒不仅好，简直是绝妙佳酿，大家举酒干杯。
不到一会儿，大家开始一一告辞；时间并不晚，还不到半夜，不过我注意到，对即将迈入六十大关的人而言，“晚”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早。我看见斯蒂芬帮着华特豪斯穿外套，认为这是他要告辞的信号，奇怪的是他竟然不告而别，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开溜了（他的样子看起来真像是开溜，要不是我及时从书里抬起头来，就见不到他的人影了），不过比起那天晚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倒也不算太奇怪。
他前脚才刚跨出门，我后脚便跟了出去；华特豪斯四下张望，见到我，仿佛很意外我跟了出来——仿佛他原本在打盹，突然被吓醒似的。“一块儿坐出租车？”他问道，口气真好像我们只不过是在冷清的街道上不期而遇的样子。
“谢谢。”我说道；我觉得我的语调应该表达得很清楚，我不仅仅是单为他愿意跟我一块儿坐出租车而道谢，但他却点点头，好像我话里的涵义仅止于此。一辆闪着“空车”灯光的出租车缓缓开来——在这种刮风下雨的纽约夜里，一般人就是找遍了曼哈顿岛，大概也叫不到一辆出租车；而华特豪斯这家伙似乎就是有这种运气——他对车子招招手。
温暖的车子里响着计价器跳表的声音；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故事，还说自从十八岁以来，我就不曾笑得那么厉害、那么舒畅，这些话都是实情，绝不是拍马屁。
“哦？你太客气了。”他的口气礼貌而冷淡，我的心凉了半截，觉得两颊一阵发热；有时候不一定非得听见“砰”的一声，才知道门已经关上了。
车子开到我住的大厦前面时，我又谢了他一次，这一回他比较有人情味。“谢谢你在这么仓促的邀请下还能如约赶来，”他说道，“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随时再来，不必等别人邀请，我们在249号B都不讲究客套。星期四可以听故事，不过俱乐部天天都开放。”
那么我是正式会员了？
我很想问这个问题，问题几乎脱口而出，好像也有必要问个清楚；我左思右想，脑子里再三斟酌（这是律师的职业病），看看是否措词得当——或许我的问法太唐突了一点——这时华特豪斯吩咐司机开车，于是车子便朝公园急驶而去。我在路边站了片刻，外套的衣摆拍打着我的小腿，心想：他知道我要问那个问题——他知道，所以故意不等我开口，就叫司机把车开走。然后我又告诉自己，这么想实在太荒谬了——甚至有点偏执狂，但事实的确如此；我高兴怎么嘲笑自己，就怎么嘲笑好了，不过却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
我缓缓踱向大门，走进屋里。
我坐在床上脱鞋的时候，爱伦已有六分睡意；她翻过身子，喉咙里发出询问的声音，我叫她继续睡觉。
她又发出一阵模糊的声音，这一次比较清楚：“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会儿，衬衫扣已解开一半，心里清清楚楚知道：如果我告诉她，以后就再也别想去那边了。
“还好，”我说，“一群老人家，讲讲战时轶事。”
“我就说吧？”
“不过还算不赖，我也许还会去，也许对我在事务所的工作有帮助。”
“‘事务所’，”她轻声讽刺道，“你真是个老没用的。”
“彼此彼此。”我说道，但她已经又睡着了。我脱了衣服，淋浴，擦干身体，换上睡衣……然后我却不像往常那样上床睡觉（当时已经一点多了），反而穿上浴袍，又喝了一瓶啤酒；我坐在厨房慢慢喝着，眼睛望着窗外兀自冥想。晚上酒喝多了——对我而言算是过量——头有点嗡嗡作响，不过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不觉得有宿醉未醒的昏晕感。
刚才爱伦问我晚上过得如何时，我竟有那种想法，简直跟华特豪斯的车子开走时我那些胡思乱想一样荒谬，其实如果我实话实说，告诉她我在老板的俱乐部里过得很愉快，又有什么不对？即使有什么不对，谁又会知道呢？不行，我越想越荒谬，越来越偏执了，就跟刚才的胡思乱想一样，然而内心的声音又告诉我，每一部分都和刚才一样千真万确。
第二天，我在会计室与阅览室之间的走廊上碰到华特豪斯；碰到？擦身而过还比较正确！他向我点点头，一句话也没吭……就像他几年来的一贯作风一样。
我的胃疼了一天，这也是令我相信昨晚的一切并非做梦的唯一原因。
三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四个星期、五个星期，华特豪斯再也没邀请我。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太格格不入了，我这么告诉自己。这种想法令我很失望、很沮丧，我猜想只要假以时日，或许就不会觉得这么不舒服了，因为一切的失望终将逐渐被淡忘，消失无踪。但我总会在最奇特的时刻里，回想起那天晚上：图书室一盏盏孤灯下的安静平和及浓浓书香，华特豪斯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窄窄的书架间散发的浓厚皮革味；不过大部分时候，我想到的都是自己站在那扇窄窄的窗前，盯着手上的酒杯由绿变黄转红，想到那时感觉到的一股祥和。
在那五星期中，我到图书馆借了四本威廉斯的诗集（我自己有另外三本，都已经仔细看过找过了），其中一本称为《威廉斯诗歌全集》；我重新温习了过去喜欢的几首诗，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首名为《钟》的诗。
在这趟纽约公立图书馆之行中，我也沿着小说类的书目卡寻找施维里的作品，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最接近的搜寻结果是，有个名叫露丝·施维里的女作家曾写过一部推理小说。
欢迎你随时再来，不必等别人邀请……
不过我当然还是在等待邀请，母亲从小教我不要相信别人“请随时来玩”的客套话；我并不是说希望得到一张烫金字的邀请函，放在镀金的托盘上由仆人送来，但我确实希望有少许暗示，即使是随随便便一句：“大卫，哪天过来玩玩？希望我们没有让你觉得太无聊。”都可以。
可是连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时，我开始认真考虑管他有没有受邀都再去一次的可能性。毕竟有时候人们说“请随时来玩”这句话时，是很有诚意的，妈妈说的话也未必永远都是对的。
……不必等待别人邀请……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那年的十二月十日，我发现自己又套上了软呢上衣与深棕色西裤，找到了深赭色领带，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心跳好像比平常明显些。
“华特豪斯终于投降，又邀请你了？”爱伦问道，“再到那个猪窝，跟一群男性沙文主义的猪在一起？”
“没错。”我说道，心想这大概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对她撒谎……后来才记起上一次聚会之后，她问我情形怎样时，我就没有照实说，只说是老人家谈谈战时轶事。
“嗯，也许你真要升官了。”她说道，尽管她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不过她总算仁慈，话中倒没有挖苦的意味。
“再奇怪的事也发生过。”我向她吻别。
我出门时，她笑着学了两声猪叫。
那天晚上，在出租车上仿佛坐了好久；天气严寒，没有风，满天星斗。我觉得自己坐在出租车中，似乎变得好小，好像第一次亲眼见到纽约市的孩子。车子停在黄褐色建筑物前，我怀着满心的兴奋，可是这种单纯的兴奋之情，好像是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不见的生命特质，等到我们年近古稀再重拾这种心情时，总会感到几分意外，就好像满头白发多年后，你在梳头时，竟然在梳子上发现一两根黑发一样惊喜。
我付了车钱，跨出车子，朝向门口的四级阶梯走去；走上阶梯的同时，我的兴奋之情顿时凝结为忧虑（老年人最熟悉这种感觉），我究竟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大门是厚实的镶嵌橡木，在我眼中，这扇门不啻城门一样牢不可破。我看不见门铃，也找不到门扣，黑乎乎的门檐下面也没有闭路电视的摄影机，当然华特豪斯也没等在那儿带我进去。我在门口停下来四下打量；东35街好像骤然变得更暗、更冷、更吓人了，黄褐色建筑物看来很神秘，好像隐藏着什么不想为人知的秘密，每一扇窗户都好像它的眼睛。
也许在其中一扇窗户后面，有人正在密谋杀人，我想着，蓦地脊背一阵发麻，密谋杀人……或是正在进行谋杀。
这时候，门突然开了，斯蒂芬站在门口。
我如释重负，我不是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至少平常不是——但刚才闪过脑际的念头却令人毛骨悚然，仿佛我能预知这件事必将发生似的，要不是我先瞥见斯蒂芬的眼睛，我还真会向他喋喋不休一番呢！看来他不认得我，一点也不认得。
于是我那可怕的第六感又发生作用了，我可以预卜这个晚上的每个细节：在安静的酒吧里待三个钟头，三四杯威士忌下肚，冲淡了我不请自来的尴尬感；谁叫我不听母亲的忠告，如今自取其辱，活该。
我看见自己带着微醺回家，脚步还不算太踉跄；我看见自己呆坐在出租车里，而不是孩子似兴奋而满怀期待地望着街景；我还听见自己对爱伦说：越来越没意思了……华特豪斯还是讲同样的老故事……然后他们玩捡红点，一点一块钱，你相信吗？……再去？……也许吧，不过我很怀疑。 于是一切到此为止，除了我觉得很丢脸以外。
我在斯蒂芬冷冷的眼神中，竟然看见了这么多；这时他的眼睛温暖起来，他微微笑道：“艾德利先生！请进，把外套给我。”
我走进去，斯蒂芬把门稳稳阖上，走进温暖的屋内，充分感到门里门外的差别是多么大啊！斯蒂芬接过我的大衣走开了，我在大厅中站了一会儿，对着玻璃角柱望着自己的身影——一个六十三岁的男人，瘦削的面容很快就不像中年人了；但我看了还挺满意的。
我溜进图书室。
尤汉生在看《华尔街日报》，麦卡朗与安德鲁面对面地坐在另一盏灯下下棋。麦卡朗总是面容憔悴，鼻子窄如刀锋；安德鲁块头很大，肩膀斜斜的，个性暴躁易怒，姜汁色的浓密长须盖到背心上。两人面对面望着象牙与黑檀木制的黑白两色棋子，简直像印第安人的图腾：老鹰与熊。
华特豪斯也在，对着当天的《纽约时报》大皱其眉；他抬头瞥了一眼，毫不诧异地对我点点头，又埋首报中。
斯蒂芬也没问我，就为我端来一杯威士忌。
我拿了酒走到书架前，又看见那一套诱人又令人困惑的绿皮书，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读施维里的第一本作品《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此后我读了他的每一部作品，并且深信那十一部小说是本世纪的上乘佳作。
那天晚上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人讲了一个故事。斯蒂芬端着白兰地走来走去，故事讲完后，大家陆续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斯蒂芬站在通往走廊的门口，以低沉但愉快的声音问道：“那么圣诞节时由谁讲故事？”
大家都停止手边的动作环顾四周，有人低声谈话，还有人发出一阵爆笑。
笑容满面但不失严肃的斯蒂芬拍了两下手掌，好像小学老师在叫一班调皮捣蛋的学生安静下来。“快啊，各位——谁要讲故事？”
安德鲁清了清喉咙。“我想到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适不适合，我是说不知道——”
“太好了。”斯蒂芬打岔道，于是又是一阵笑声，许多人和气地拍拍安德鲁的肩膀，不久会员一一离开，大厅里卷进阵阵冷风。
然后斯蒂芬仿佛变魔术似地来到我身边，手里拿着我的大衣。“晚安，艾德利先生，随时都欢迎你来。”
“你们真的要在圣诞夜聚会吗？”我一边问一边扣扣子，心中为听不到安德鲁的故事而有点失望，但我跟爱伦早已计划好，要开车到她姐姐家过圣诞。
斯蒂芬露出又惊愕、又好笑的神情。“当然不可能啦，”他说道，“每个人都应该跟家人一块度过圣诞夜，不管其他晚上怎么样，但那天晚上应该和家人一起度过，你说是不是？”
“当然。”
“我们都是在圣诞节之前的星期四聚会，其实那天晚上也是一年中大家来得最齐的一次。”
他没有用“会员”两个字——是不经意的疏忽？抑或灵巧地避开这个字眼？
“客厅里一直都有许多人讲故事，艾德利先生；各种故事都有，从好笑的到可悲的，从讽刺的到感伤的都有。不过在圣诞节之前那个星期四，说的都是神秘故事，一向都是如此，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总是这样。”
这至少使我了解第一次来时听到的一些话，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司徒该把故事留到圣诞节再讲。还有许多疑问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不去，但我看出斯蒂芬审慎的眼神，倒不是警告我他不会回答问题，而是警告我最好连问都不要问。
“艾德利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此刻大厅中只剩下我们两人，其他人都已离开，蓦地走廊好像阴暗了许多，斯蒂芬的一张长脸也更加苍白，嘴唇更红了。壁炉中的木柴爆出一阵火花，一时之间，光可鉴人的地板映着红光，我仿佛听见某个我还没去过的房间里传出东西滑动的碰撞声。我不喜欢这种声音，一点也不喜欢。
“没有，”我说道，声音有些不稳，“我想没事了。”
“那么，晚安。”斯蒂芬说道，我跨出门槛，听见身后的门沉重地阖上，紧跟着是上锁声，之后我朝着第3大道的灯光走去。我没有回头看，有点害怕回头看，好像惟恐这么做，就会看到什么怕人的魔鬼亦步亦趋地跟在我后面，或是目睹什么最好不要揭开的秘密。我走到转角，看见一辆出租车，便举起手来。
“又听了几个战时故事？”那晚爱伦问我；她捧着一本菲利普·马洛的书躺在床上，那是她唯一心爱的作家。
“一两个，”我说着挂起外套，“多半时间里，我都在看书。”
“当你没有在大发议论的时候，是不是？”
“是的，没错。”
“你听听这个：‘我第一眼看见泰瑞·蓝诺士的时候，他正醉倒在一辆劳斯莱斯里，’” 爱伦读道，“‘他相貌年轻，不过头发却已花白；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醉得一塌糊涂，否则乍看之下，他和一般身穿晚礼服、流连赌窟、挥霍无度的年轻人没有两样。’ 真好，是不是？这是——”
“《漫长的告别》，”我说着脱下鞋子，“每过三年，你都会念那一段给我听，这就是你的生活，周而复始，总是一再重复。”
她朝我皱皱鼻子，学着猪叫。
“谢了。”我说道。
她又回到书上，我走到厨房去喝我的啤酒，等我回来时，她已把《漫长的告别》摊在床上，仔细打量我。“大卫，你会不会加入这个俱乐部？”
“大概会……如果有人邀请的话。”我觉得不安，也许我又对她撒了谎，如果真有东35街249号B的会员资格这种东西的话，那么我已经是会员了。
“我很高兴，”她说道，“长久以来，你一直需要一些东西，我想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这点，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参加了救济会、女权委员会，还有剧院会，你也需要一些东西，我想你需要可以跟你一起迈入老年的朋友。”
我走到床前在她身边坐下，拿起《漫长的告别》，那是一本重新出版的平装本，我还记得一九五三年爱伦生日时，我曾经送给她一本原版精装本。“我们老了吗？”我问她。
“我想是。”她说着，对我粲然一笑。
我把书放下，摸着她的胸部。“连这样也不行了？”
她十分淑女风范地拉起被子……然后又咯咯笑着，用脚把被子踢至床下。
圣诞节前的星期四终于来临了。那天晚上和其他晚上没什么两样，只有一件事明显不同。出席的人比较多，大概有十八位，而且有一股强烈而难以言喻的兴奋气氛；尤汉生只随便瞄了一眼报纸，就加入麦卡朗、毕格曼与我的谈话。我们坐在靠窗处，谈谈这，说说那，最后才热烈讨论一个话题：战前的汽车。
如今我才想到还有第三件例外的事——斯蒂芬酿了可口的蛋酒，酒并不烈，不过由于其中的甜酒与香料，喝下去喉咙会辣得发烫；蛋酒盛在如冰雕般美丽的玻璃盆中。大家几杯黄汤下肚后，嗓门也越来越大。
我望了望通往撞球台的小门，看见华特豪斯与司徒把棒球卡堆成像海獭帽一样，两人大声笑着。
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时间越来越晚……到了平常大家纷纷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安德鲁手拿个纸袋坐在火前，随即把它丢进炉内，也没打开封口；不一会儿，七彩缤纷的火焰开始舞动，然后才恢复为原来的黄色，这时大家把椅子拉近，我可以看见安德鲁背后拱心石上的字：故事本身才是主角，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斯蒂芬静悄悄穿过我们中间，拿起空酒杯，注入白兰地，一声声“圣诞快乐”响起，这时我才头一次在这里看到给钱的动作——这里十块，那里五十，我看得很清楚，还有一张是百元大钞。
“谢谢你，麦卡朗先生……尤汉生先生……毕格曼先生……”斯蒂芬有礼貌地悄声道谢。
我在纽约住了许久，深知圣诞节是一年一度的“小费大典”；一点小意思给肉商，一点给面包店和烛台店，至于门房、管理员、清洁女工等就更别提了，与我同阶层的人个个都觉得这是一种陋习。但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到任何人吝于付出，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甚至热心十足地掏出钱来。突然之间，我莫名其妙地想到（在249号B时似乎经常如此），在冷冽的伦敦圣诞节早晨，《小气财神》中的小男孩对着施顾己大喊：“什么？和我一样大的那只火鸡吗？”而乐翻天的施顾己咯咯笑着说：
“好孩子！好孩子！”
我在皮夹里摸索着，在爱伦的照片后面总是夹着一张五十块钞票，以备不时之需。斯蒂芬替我倒白兰地时，我手不抖、心不颤地把钞票塞进他手里……虽然我并不富有。
“圣诞快乐，斯蒂芬。”我说。
“谢谢你，先生，你也一样。”
他倒好酒，拿着谢礼走开了。安德鲁的故事正讲到一半，我四下瞧瞧，看到一个模糊僵直的男人身影，斯蒂芬安静地站在门边。
“各位大概已经知道我是律师。”安德鲁啜了一口白兰地，清清喉咙，又喝了一口之后才说，“这二十二年来，我一直在公园大道的法律事务所执业；可是在当律师以前，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法律助理，在华盛顿特区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七月的一个晚上，公司要求我留晚一点，把法律案件的传票索引编好再走，这部分跟故事无关；不过不久有个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是当时最著名的参议员，后来还几乎当上总统。他的衬衫上满是血迹，两只眼睛整个凸出来。”
“‘我必须见乔瑟。’”他说道。各位知道乔瑟·伍兹就是我那个事务所的老板，他是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律师之一，也是这位参议员的密友。
“‘他好几个小时以前就下班了。’我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时我真是害怕极了——他的样子好像刚刚离开车祸现场似的，也可能是刚刚经过一场厮杀；不知怎么搞的，一看他的脸——我在报纸与电视上看过他的脸孔——看见他脸上一道道凝结的血块，半个脸颊断断续续抽着筋，狂乱的眼神……看到这些，使我更害怕。‘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我已经在摸索着话筒，只想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别人，然后我朝他身后望去，可以看见他踩在地毯上的血脚印。”
“‘我要跟乔瑟说话。’他又说道，仿佛根本没听见我刚才的话。‘我车里有个东西……我用枪射它，也用刀子刺它，可是还是杀不死它，它不是人类，我怎么杀，都杀不死它！’”
“他开始吃吃笑着……然后变成放声大笑……最后是声嘶力竭的尖叫；我终于接通伍兹先生，请他尽快过来一趟时，他仍然尖叫个不停……”
我不打算说完安德鲁的故事，老实说，我不确定自己敢不敢说这个故事，我只消告诉你，听完故事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不断做梦，你就知道故事有多恐怖了。有一次我和爱伦用早餐时，她问我为什么半夜突然喊叫：“他的头！他的头还在土里头说话！”
“我想大概是做噩梦吧！”我说道，“醒来就忘了。”
但我立刻低头瞪着咖啡杯，我想这一次爱伦知道我在扯谎了。
第二年八月的一天，我在阅览室工作时，接到华特豪斯的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到他办公室走一趟。我到那儿的时候，看见两位董事卡登与艾芬翰也在，我脑中迅速闪过不祥的念头，我一定做了什么蠢事了。
这时卡登走过来对我说：“大卫，乔治认为应该升你为初级合伙人，我们也都同意。”
“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好像最老的初级员工，”艾芬翰露齿笑道，“不过，这也是必经的过程，如果幸运的话，圣诞节以前，你就可以成为正式合伙人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做噩梦。爱伦和我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喝了许多酒，然后又去了一家好几年都不曾去过的爵士乐酒吧，听蓝眼黑人乐手吹喇叭，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的头在痛、胃在翻，却依然难以置信竟会发生这等好事，我的年薪一下子提高了八千，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们好像骤拾巨款一样意外。
那年秋天，事务所派我赴哥本哈根出差六周，回来后得知经常出席249号B聚会的韩若翰因为癌症而不幸过世，韩若翰太太骤失依靠，境况非常可怜，于是俱乐部发起捐款；大家推选我负责收集所有捐款——都是现钞——再将其转换为银行支票，总数超过一万元。我把支票交给斯蒂芬，我猜他大概把支票寄给韩若翰太太了。
巧的是，韩若翰太太正好是爱伦剧院会的会员；一段日子之后，爱伦告诉我韩若翰太太接到一张没有署名的一万零四百元支票，票根上只短短写着：令夫生前好友敬赠。
“这是不是你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事情？”爱伦问我。
“不是最奇怪的，”我说道，“不过也算前十名了；爱伦，还有没有草莓？”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在249号B的楼上发现许多房间——一个写字间、一间卧室供宾客偶尔留宿之用（不过由于我听过的碰撞声——也许是想象的——我个人还是宁愿住好一点的旅馆）、一间设备完善的小健身房以及一个桑拿浴室，另外还有一个狭长的房间，和建筑物等长，里面有两个保龄球道。
那些年里，我重新把施维里的小说读了一遍，还发现了一个才华横溢、足以媲美庞德和史蒂文斯的诗人，名叫罗森。照他三本诗集的封底介绍来看，他生于一九二四年，死于意大利西岸海港安其欧；三本诗集都是由斯德罕图书公司出版。
我记得我还挑了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专程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查询过去二十年来的《出版家名册》，这种名册一年出版一本，跟大城市里的工商分类电话簿差不多大小。我猜我大概把图书管理员烦透了，不过我仍然锲而不舍，每一册都仔细查过，尽管名册中原本应该列出全美大大小小出版商的名字，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斯德罕图书公司的名字。一年以后——也许两年——我恰巧跟一位古书商谈起来，问他有没有听过这个出版商，他说从来没有。
我原本也想问斯蒂芬，但一看见他眼中警告的神情，便又作罢。
多年来也听了不少故事，滑稽的、爱情的、恐怖的故事，没错，还有一些战争故事，不过没有一个故事符合爱伦的想象。
杜杰曼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四个月，一个美军作战基地遭德军炮火直接命中，官兵全部阵亡的经过，只有杜杰曼一个人劫后余生。
美国将军卡鲁德一向视部下生命如草芥，他所负责的作战行动已经造成一万八千名官兵死伤，早已是大家公认的疯子。有一回敌方炮击时，他正站在一张作战图前面，向部下解释又一次疯狂至极的伏击行动。这个伏击行动注定会像卡鲁德其他的作战计划一样，走上相同的厄运，成功制造出新的寡妇。
炮击停止之后，杜杰曼两眼昏花，耳朵也聋了，他的鼻子、耳朵与眼角都流着血，下体也因炮击的剧烈震荡而肿胀；随后当他正想找路走出几分钟前还是作战总部的屠场时，撞见卡鲁德的尸体。他望着将军的尸体，然后开始又叫又笑，他自己被炮弹震聋的耳朵什么也没听见，却让医务兵知道散落的瓦砾碎片中还有生还者。
卡鲁德并没有在一轰之下身首异处或断胳臂断腿……至少一次大战的军人心中想到不得全尸而亡的情况，都是没了手、没了腿、眼睛瞎了、肺里吸满毒气等；他说卡鲁德将军的死相倒没有那么惨，如果他的母亲看到他，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可是那张作战图……
……炮击之时，卡鲁德指着的那张作战图……
那张图不知怎的竟印在他脸上，杜杰曼瞪着他脸上那张死亡面具，卡鲁德的眉骨正好在布列塔尼岛的岩岸上，莱茵河仿佛蓝色疤痕般奔流在他的左颊上，下巴则纹印着世上最佳的酿酒胜地……萨尔区仿佛刽子手的套索般绕着他的喉咙，凸出的眼球则印上了凡尔赛三字。
这是一九七几年的圣诞节说的故事。
我还记得其他几个故事，不过都不是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重点，其实连杜杰曼的故事都不是重点……不过那是我在249号B所听到的第一个“圣诞故事”，我实在忍不住要说出来。今年感恩节过后的星期四，当斯蒂芬拍掌问谁要讲圣诞故事时，麦卡朗说道：“我想我有一个故事可以讲，现在不说，以后就不能说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上帝就会叫我永远开不了口。”
我去249号B这么多年，从没有听麦卡朗讲过故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早就叫好出租车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当斯蒂芬替我们六个冒着大风雪来听故事的人端蛋酒时，我会觉得那么激动又兴奋；有这种感觉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我看见其他人也面带兴奋。
又老又干的麦卡朗坐在炉火旁的大椅子上，粗糙的手里握着一袋粉末。他把纸袋丢进去，我们注视火焰疯也似地变换着颜色，最后才恢复到原来的黄色火焰；斯蒂芬端白兰地酒给我们，我们给他酬谢金。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典中，有一回，我曾听见零角子铿锵有声地从施者手中移至受者手里，也有一回我目睹一张千元大钞塞进斯蒂芬手中，但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形下，斯蒂芬悄然道谢的声音完全一样，毫无差别对待。我随华特豪斯到249号B已经十年了，尽管外面的世界变幻无常，这里却一成未变，斯蒂芬好像永远不会老，一天也不曾老去。
斯蒂芬退回阴影中，然后即是一阵阒然寂静，连壁炉里水分逸出木柴的飕飕声都清晰可闻。麦卡朗专心望着炉火，我们也都追随他的目光；那天晚上的火焰似乎分外猛烈，我觉得炉火的景象几乎让我目眩神迷——我猜想我们的老祖宗山顶洞人也曾在寒风呼啸的冬夜里，对着洞里的炉火心神恍惚。
之后，麦卡朗的身子稍稍前倾，眼睛仍望着炉火，他把两手交叉夹在膝盖间，开始说故事。
2呼吸方法
我已年近八十，也就是说我是跟二十世纪一起诞生的。我这辈子，都跟麦迪逊花园广场对街的一幢建筑物息息相关；这幢建筑物看起来就像一所灰色的大监狱——有几分类似《双城记》里描述的监狱——但它其实是一间医院，这间医院叫海莉纪念医院，取自我父亲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她从现在的中央公园还是放羊牧地的时候，就已经是正式护士了。在医院前面的院子里，还有一座她的雕像；要是你们碰巧有人看过这座雕像的话，一定会奇怪一个样子那么严肃、似乎丝毫不肯通融的人，竟会选择如此需要温情与爱心的行业。雕像底座上刻着箴言，如果你懂拉丁文，那么这句话就更加令人不舒服了。它是这么写的：没有经历痛苦，就没有真正的安乐，是故救赎之前，必先承受痛苦的煎熬。
我于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在那幢灰石建筑物里诞生。一九二六年，我又回到那家医院担任实习医生。二十六岁才踏出行医的第一步，年纪似乎大了一点，但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我已经在法国有过很实际的实习经验；我曾替病人补好破裂的胆囊，再把它放回病人被炸开的腹部；我也跟黑市做过吗啡交易，这种吗啡有一股怪臭味，有时候还具危险性。
我们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一代医生一样，都是一群经验实在老到的外科大夫，几个主要医学院的资料也显示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医学院学生少有失败者。我们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丰富，表现出来的水准也比较稳定；我们是不是比较聪明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的确比较愤世嫉俗。我们第一次验尸时，绝不像一些通俗医学小说上所描述的又昏倒、又呕吐，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早在贝劳伍德战役中目睹母老鼠啃食士兵腐烂的肠子时，我们就已经吐过了。
海莉纪念医院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而大大出名，这件事发生在我担任实习医生之后的第九年——也是今晚我要告诉各位的故事。你们会认为这故事并不适合在圣诞节讲（尽管故事的最后一幕发生在圣诞夜），不过这个恐怖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受命运摆布和诅咒的人类所拥有的惊人魔力，并亲眼目睹了意志力的神奇……极其恐怖、黑暗的力量。
各位，“婴儿出生”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现在很流行让父亲待在产房里，亲眼看到孩子出生，许多男人因此颇觉罪孽深重，虽说我不认为有必要把所有罪过都揽在父亲身上（有些女人故意利用这种罪恶感，而且手法近乎残忍），但大体而言，这么做有百利而无一害。不过我看过许多男士白着脸踉踉跄跄地走出产房，也看过不少男人像女人一样昏倒，因为受不了太太的哀号痛呼与血淋淋的景象。我记得有一位父亲原本一直把持得很好……但等到健康的儿子奋力来到人间时，他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不止；婴儿的眼睛是张开的，仿佛在四下张望……然后便望着他的父亲。
各位，“婴儿出生”是神奇的，可是我从不觉得它美丽——无论你的想象力多么丰富；我认为婴儿出生的过程太残忍、太不愉快了，毫无美感可言。女人的子宫就好像引擎一样，受孕之后，引擎便开始转动，起初转得很慢……然而到了婴儿出生的时候，引擎开始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原本低低的空转声变成连续不断的嗡嗡声，紧接着是隆隆响，最后则是让人闻之心惊的哭号。一旦引擎开始转动，每一位准妈妈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饱受威胁，不是顺利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引擎静止，就是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转速越来越快，直到爆裂开来，于是产妇在鲜血与痛苦中死去。
这是一个婴儿诞生的故事，各位，发生于我们庆祝了快两千年的耶稣诞生日前夕。
我在一九二九年开始行医——这一年对任何创业的人来说，都是歹年。我祖父居然有能力借我一小笔钱，因此我比许多同业幸运得多，但是以后的四年还是得靠自己想办法，才得以温饱。
到了一九三五年，情况稍稍好转。我已稍有基础，有一些固定病人，并有许多海莉纪念医院转介来的门诊病人。那年四月，我看了一位新病人，一个年轻女人，姑且称她珊蒂·史黛菲好了——跟她的真名很接近。她是个年轻的白种女人，自称已二十八岁；在我替她检查过后，我断定她的岁数比她所说的起码小三到五岁。她一头金发，身材苗条，而且在那时候算是很高的——大约五英尺八英寸，长得蛮漂亮，但表情冷淡，很难亲近的样子；她的五官端正而清秀，眼睛透着伶俐……嘴唇的线条坚定而自信，跟纪念医院前面的雕像一样。她在挂号单上登记自己姓史密斯；我的检查结果是她已怀孕两个月，但她手指上没有婚戒。
初步检查后——但在怀孕测验的结果出来之前——我的护士戴太太说：“昨天那个女孩，珍·史密斯？一定是个假名！”
我同意，不过我还是满欣赏她的。她不像一般未婚妈妈那样犹豫彷徨，一会儿咬指甲，一会儿脸红，又哭得抽抽噎噎的；她直截了当，公事公办，连用假名都不像是因为感到羞愧，而是为了实际上的需要，因此她没有费心去捏造一个比较逼真的假名。她好像在说：“挂号单上必须写名字，这是法律的规定，所以我给你一个名字，不过我宁愿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陌生人的职业道德，希望你不要介意。”
戴太太嗤之以鼻地说了她几句——“摩登女郎”，以及“厚颜无耻”——不过戴太太是个好女人，不过随口说说罢了，她和我一样清楚，无论我们的新病人是做什么的，她都不会是随便而放荡的女人。不，“史密斯”只是一个极为严肃而坚决的年轻女人（如果这两种特质也能用“只是”来形容的话）；对她来说，目前的处境非常困难，但她准备尽可能优雅而有尊严地渡过难关。
初诊后一个星期，她又来了。那天天气好极了，是开春以来最像春天的春天，空气清新温和，天空是柔和的蓝，微风中散发着一股温暖又难以言喻的气味，仿佛大自然放出讯号，告诉世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在这种天气里，大家都渴望摆脱一切责任与束缚，与心爱的女人远离尘嚣，面对面静静坐着——也许到柯尼岛，或是坐船渡过哈德逊河，在草地上铺好格子布坐下来野餐，身边的女士则头戴宽草帽，身穿无袖洋装，和今天的天气一般亮丽。
“史密斯”小姐的衣服有袖子，不过仍然和那天的天气一样亮丽；那是一件时髦的白色滚棕边衣服，配上棕色鞋子、白色手套，与一顶稍稍过时的钟形女帽——那是我头一次看出她绝对不是有钱人。
“你怀孕了，”我说，“我想你大概不意外吧？”
如果她要流泪的话，现在该是时候了。
“不意外，”她非常镇定地说，眼中毫无流泪的征象，正如那天万里无云的晴空。“我一向很有规律。”
然后是片刻的沉默。
“我的预产期大概在什么时候？”她问道，伴随着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就像我们要弯下身子提重物时可能发出的声音。
“圣诞节前后，”我说道，“预产期是十二月十日，不过前后两个星期都有可能。”
“好吧，”她犹豫一下，才又说道，“你愿不愿意替我接生？我是说，尽管我还没结婚？”
“我愿意，”我说道，“不过有一个条件。”
她皱皱眉，在那一刻，她的脸孔像极了海莉的雕像；一般人不会想到二十来岁的年轻女人皱起眉头来会有多么严肃，但她就严肃得可怕。她似乎准备好随时掉头就走，即使她知道另外找医生的话，她得重新忍受一次尴尬的过程，也在所不惜。
“什么条件？”她彬彬有礼地问道。
现在该轮到我不敢逼视她那双淡褐色眼睛了，但我仍然望着她。“我必须知道你的真名。如果你希望以现款付诊疗费，我们就照你的意思，我也会请戴太太在收据上继续用‘珍·史密斯’这个名字，不过如果以后的七个月你想做我的病人，我希望能以你的真名称呼你。”
我发表完这篇简短生硬的演说，然后注视她的反应，我几乎以为她就要站起来，谢谢我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就一去不回头了，果真如此，我会很失望。我喜欢她，我更喜欢她应付难题的坦白与直接，女人碰到这个问题时，十之八九都会愚蠢地撒下漫天大谎，因为预产期一天天逼近而恐慌，也为自己的处境深感羞愧，以至于乱了阵脚。
我相信今天许多年轻人会觉得这种心态荒唐、丑陋，甚而难以置信，现代人大都急于表现自己心胸宽阔，认为未婚妈妈应比一般妈妈受到更多关注与照顾。但各位应该记得很清楚，以前并非如此——过去在正直与伪善相结合下，未婚怀孕的女人所面临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女人婚后怀孕非常光彩，地位稳固不说，又骄傲地完成了上帝赋予她的天职，而未婚妈妈在世人眼里是个贱货，在她自己眼里，大概也是如此；套一句戴太太的话，她们“很容易上手”，而在那时候，这种罪过不会被轻易原谅。于是这种女人都会偷偷溜到别的城镇生产，有的人吞药丸，有的人跳楼自杀，有的去找脏手脏脚的庸医堕胎，有的自己动手。我做医生以来，就看过四个女人因为子宫穿孔、失血过多而死；其中一个女人还是被绑在刷子柄上的汽水瓶缺口刺破子宫而死。现在好像难以相信当时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这种事的确发生过，各位，这是健康的年轻女人最不愿碰到的事。
“好吧，”她终于说道，“够公平；我叫珊蒂·史黛菲。”接着她伸出手，我有点惊愕地握住她的手，也很高兴没让戴太太看见，她倒不会说什么，不过下星期的咖啡大概会比较苦一些。
她微笑了——我想是因为我脸上发呆的表情——并且坦然望着我。“麦卡朗医生，希望我们能做朋友，我现在很需要朋友，我怕极了。”
“这我了解，史黛菲小姐，我会尽量做个称职的朋友。现在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吗？”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小记事本和一支笔，然后翻开本子，握好笔，抬头看着我。一时之间，我还以为她要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可以帮她堕胎，然后她才说：“我想知道该吃什么最好，我是说为了小孩好，我应该吃什么？”
我放声大笑，她有几分惊讶地看着我。
“对不起——我是笑你太一板一眼了。”
“也许，”她说道，“养小孩本来就该一板一眼，是不是，医生？”
“是，当然是。我都会给怀孕的病人一本册子，告诉你该吃什么，喝什么，体重和抽烟等等，请你看这本册子的时候不要笑，否则我会难过，因为册子是我自己写的。”
其实那本册子只能算是零星的摘记，后来便成了我的书——《孕妇实用指南》，那时候我对产科学与妇科学非常感兴趣——现在依然——不过在那时候，除非你背景雄厚，否则最好不要选妇产科，即使人脉广，也得花个十年或十五年才可能小有名声。由于战争的关系，等我挂出招牌开始行医之时，年纪已老大不小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好在当个开业医生，我还是能照顾很多快乐的准妈妈，接生很多小宝宝。到现在为止，我已接生了两千多个宝宝——足够坐满五十间教室。
我在妇产科花的心血比其他方面都来得多，又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强有力的见解，而且很热心，所以我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心得写册子，绝不随便让孕妇到市面上买那些鱼目混珠的书籍；我不准备详述这些烂书——否则我们会在这儿待一整晚——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好了。
很多书都劝孕妇尽量不要走动，尤其不可以走太长的距离，怕会发生小产或“生产伤害”之虞。生产是一件费力无比的事，这种劝告就等于叫即将面临大赛的球员尽量坐着不动，以养精蓄锐一样。另一个权威的建议——出自许多名医之口——是稍稍过重的孕妇，可以抽烟减肥……抽烟！理由就和广告词一样：“与其吃糖，不如来根烟吧！”很多人以为二十世纪是医学启蒙和理性的年代，那么他们完全不了解有时候疯狂的医学会荒谬到什么地步。或许也无所谓吧，每个人都会变老。
我把小册子给她，她全神贯注看了差不多五分钟，我问她介不介意我抽烟斗，她的头抬也不抬，只漫应一声，等她终于抬起头来时，她的嘴角掀起一抹微笑。“麦卡朗医生，你是激进派？”
“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告诉准妈妈尽量多走动，不要坐乌烟瘴气的地铁？”
“什么‘产前维他命’……游泳并无大碍……还有呼吸练习！什么是呼吸练习？”
“以后就用得上了。还有，我不是激进派，差远了。我下一个病人已经等五分钟了。”
“喔！对不起。”她迅速站起来，把厚厚的册子塞进皮包里。
“没关系。”
她一边穿外套，一边以淡褐色的眸子望着我。“对，”她说道，“你完全不是激进派，我相信你其实相当……轻松自在？这个形容词好不好？”
“我喜欢，”我说，“等一下出去见到戴太太时，她会帮你预约下一次看诊时间，下个月初再来，我还需要替你检查。”
“你那位戴太太不喜欢我。”
“喔，我敢说你一定弄错了。”但我从来不擅长说谎，我们之间的亲切陡地消失，我并没有送她出诊疗室。“史黛菲小姐？”
她转过来面向我，脸上带着冷然询问的神色。
“你准备把孩子生下来吗？”
她匆匆打量我一下，然后微笑——我相信只有怀孕的女人懂得那种神秘的微笑。“当然。”她说着走了出去。
那天将结束时，我治疗了一对全身红肿的双胞胎，两个都中了毒葛类的毒；我还刺破了一个病人的脓包，从电焊工眼睛里拔出一个金属钩，又转介一位确定罹患癌症的老病人到纪念医院治疗。我已经完完全全把史黛菲给忘了，直到戴太太说了一句话，我才又想起来。
“也许她并不那么讨人厌。”
我从最后一位病人的病历表里抬起头来。我已经对着这个病历看了好久，心里暗自憎恨自己没用，大半的医生知道病人无药可救，而自己又无计可施时，都有这种感觉，还想为这种病历档案刻个橡皮图章，刻的不是“余款未收”、“已付清”或是“病人迁移”，而是“死亡状”，也许字上面再刻个骷髅头，下面有两根交叉的骨头，就好像毒药瓶子上的标示那样。
“你说什么？”
“我说你那位史密斯小姐，她早上临走前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从戴太太的表情看来，很明显，她并不讨厌这件不寻常的事。
“什么不寻常的事？”
“我把约诊卡给她时，她叫我算一算诊疗费，所有的诊疗费！包括接生与住院的所有费用。”
这的确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别忘了，当时是一九三五年，史黛菲小姐给人的感觉是孤家寡人一个，她富有吗？我不这么认为，她的衣服、鞋子与手套都很时髦，但她没有戴首饰——连人造首饰都没有。还有她的帽子，是不折不扣的过时款式。
“你帮她算了吗？”我问道。
戴太太瞪我的神情，活像我的脑筋已经不清楚了。“当然算了！她把钱全数付清，而且是用现款付。”
显然最叫戴太太诧异的，就是最后一件事（不过当然是一种愉快的惊奇），但我丝毫不感到意外，史密斯小姐什么都可以做，惟独不能开支票。
“她从皮包里拿出银行存折，摊开，数了数，就把钞票放在我桌上。”戴太太仍继续说道，“然后她把收据夹在原先夹钞票的地方，再把存折放回皮包里，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比那些所谓‘有头有脸’、却总爱赖账的老病人好多了！”
我觉得懊恼不已，我不喜欢姓史黛菲的女人这么做，更对戴太太那么洋洋自得起了反感，同时我也生自己的气，从当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总是莫名其妙地使我自觉渺小无比。
“可是她不能预付这些钱，是不是？”我问道。我实在不该在这种小事情上大做文章，不过当时我只想到这么问，以表达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挫折感。“我们还不知道她可能会住院多久。”
“我就是这样告诉她的，然后她就问我一般人顺产得住多少天，我说六天，对不对？”
我不得不承认这点。
“她说那她就付六天的钱，如果超过六天，她会付清差额，如果——”
“——少于六天，我们可以退费。”我疲倦地替她说完，心想：那女人真他妈的！然后我又笑了，她倒是有种，你不能不承认这点。
戴太太露出微笑……如今我已年老昏聩，如果有一天我妄自以为对人类已完全了解，我就会想起这个微笑。戴太太可以说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规矩”的女人，在那天以前，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打赌，她想到这个未婚怀孕的女人时，绝不可能露出高兴的笑容。
“有种？我不晓得，医生，不过她很清楚自己，清楚得很。”
一个月过去了，史黛菲小姐准时出现在诊疗室，就这么从纽约熙来攘往的人潮中冒出来。她穿了一件像是新买的蓝衣裙，尽管成衣店里可能有上百种同样款式的衣服，但穿在她身上仍然显得十分别致。她的鞋子仍然与衣服不配，还是上回来时穿的棕色鞋。
我仔细替她检查过后，发现她各方面都非常正常，我告诉她时，她很高兴。“麦卡朗医生，我找到‘产前维他命’了。”
“哦？很好。”
她的眼睛顽皮地闪着光。“药剂师说那东西不好。”
“我可要遭到天打雷劈了！”等我说完，她掩着嘴吃吃笑着，不自觉地做出这个非常孩子气的动作。“药剂师都是当不成医生的人在干，而且是共和党，‘产前维他命’是新东西，所以他们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你有没有听他的话？”
“没有，我听你的，你是我的医生。”
“谢谢你。”
“哪里。”然后她坦然望着我，不再吃吃笑了，“医生，我的肚子什么时候会看得出来？”
“我猜要到八月，如果你穿比较……呃，比较宽大的衣服，就可以到九月。”
“谢谢。”她拿起皮包，但没有立刻站起身来走出去，我猜她想谈一谈……但不知道如何开口，从何谈起。
“我猜你是职业妇女？”
“没错，我在上班。”
“我可以问一下你在哪儿上班吗？或者你不希望我问——”
她笑了——笑声尖锐而毫无笑意，跟刚才那种吃吃的笑迥然不同。“我在百货公司工作，否则一个未婚女子，还能上哪儿工作呢？我负责卖香水给一些满头鬈发的胖太太。”
“你还准备做多久？”
“一直到别人注意到我微妙的情况为止，我想那时候公司就会请我走路，免得惹那些胖太太不高兴，要是她们知道侍候她们的大肚子女人还没结婚，包准头发都会竖了起来。”
突然她的眼睛充满亮晶晶的泪水，嘴唇开始颤抖，我掏出一条手帕给她，但泪水并没有掉下来——一滴也没有，泪水在她眼眶里转了转，她眨一眨，泪水又不见了，她的双唇紧闭……随后又放松下来，她决心不让自己的情绪失控……竟然办到了。这种景象看起来实在了不起。
“对不起。”她说，“你对我很好，我不愿意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故事，来报答你的好意。”
她起身欲离开，我也跟着站起来。
“我不是很差的听众，”我说道，“而且我还有一点时间，下个病人不来看诊了。”
“不用了，”她说，“谢谢你，不用了。”
“好吧，”我说道，“不过还有一些事。”
“什么事？”
“我从来不让我的患者——任何一个患者——预付诊疗费，如果你……我是说，如果你想……或是不得不……”我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医生，我到纽约已经四年了，我天生就很节俭。八月，或九月之后，我就得靠存折里剩的钱过活，一直到我能够再出去工作为止。这笔钱并不多，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害怕起来。”
她那双美丽的灰褐色眸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对我来说，先付这笔钱会好得多——安全得多，一方面是因为我把孩子摆在第一，另一方面也因为以后把那笔钱花掉的诱惑会很大。”
“好吧，”我说道，“不过请记得一点，这笔钱反正是预付款，如果你需要那笔钱，尽管告诉我无妨。”
“让戴太太再对我怒目相视？”她的眼神又恢复了原来的顽皮，“我看算了，现在，医——”
“你打算尽量工作久一点？一直到绝对不可能为止？”
“是的，我非得如此。怎么样？”
“我想在你离开之前，先吓吓你。”我说。
她的眼睛微微张大。“别吓我，”她说道，“我已经够害怕了。”
“所以我才要你有所警惕，请坐，史黛菲小姐。”我看她还站着，又说了一遍：“请坐。”
她坐了下来，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的处境很特殊，也很不幸，”我坐在桌角说，“可是你却能优雅从容地面对困难的处境。”
她张口想说话，我举起手阻止她。
“这样很好，我很佩服你，但我不愿意看见你为了经济的缘故而伤害小孩。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无论我怎么警告她，还是一直穿紧绷绷的束裤，肚子越大，她就扎得越紧；她是个虚荣、愚蠢又烦人的女人，我觉得她根本不想要那个小孩，她——我并不赞同近来很流行的潜意识理论，但我会说，她在潜意识中想杀死那个小孩。”
“结果呢？”她的脸色非常沉静。
“小孩没有胎死腹中，但一出生就是个低能儿，我想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会是低能儿，毕竟我们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仍然一无所知，不过妈妈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我懂你的意思了，”她低声说道，“你不希望我为了多工作几个星期而……扎得太紧，我承认我曾经这么想过，那……谢谢你吓吓我。”
这一次我送她到门口，真想问她存折里还剩多少钱，或是她的情况究竟有多糟，但她是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我很清楚这点，所以我只说声再见，又开了几个关于维他命的玩笑，然后她离开了。我发现自己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时常在一些奇怪的时候想到她，而且——
尤汉生就在这个时候打断麦卡朗的故事，他们是老朋友，我猜他觉得自己有权提出大家一定都会想到的问题。
“麦卡朗，你是不是爱上她了？所以才一直描述她的眼睛、微笑，还有‘在一些奇怪的时候想到她’？”
我以为麦卡朗让他这么一打岔一定很火，但并没有。“你有权问这个问题。”他顿了顿，注视着炉火，仿佛就快打盹似的，之后火里传来哔剥声，一阵火花涌上烟囱，麦卡朗环顾四周，先看尤汉生，然后看看其他人。
“不，我不爱她，虽然我描述她的眼睛、她的衣服、她的笑，这些只有恋爱的人才会注意到的细节。”他的打火机非常特别，形状像箭头；他点燃了烟斗，把打火机盖子一关，再放回上衣口袋里，然后吹开盘旋在头顶的一缕烟。
“我佩服她，如此而已。她每来一次，我对她的钦佩就增加一层。我想各位一定有人已经感觉到这是一个受环境作弄的爱情故事，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是在大约半年之后才知道整个内情，相信各位听了一定也会同意，她的故事跟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平凡。她跟许多女孩子一样，受到大城市的吸引，她生长于……”
……爱荷华或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小镇，也可能是明尼苏达——我不记得了。她在高中与社区剧院里非常活跃——当地剧评家常撰文称赞她的演技——于是她来到纽约，想在表演事业里闯一闯。
她连这方面都很实际——对她所怀抱的雄心壮志来说，她已经够实际的了。她告诉我，到纽约来是因为她不相信电影杂志的论调——说什么任何女孩只要来到好莱坞，就可以成为大明星，前一天还在杂货店里喝汽水，第二天就可能跟克拉克·盖博或麦克·莫瑞演对手戏。她说她到纽约来，是因为她认为这里也许比较容易得其门而入……我想也是因为她对正统剧场比对电影更有兴趣。
她在一家大百货公司找到销售香水的工作，同时在演艺班注了册，这女孩很聪明，而且做事很有决心——她的意志力有如钢铁一般坚韧——但她跟其他人一样，也会感到寂寞，这种寂寞，大概惟有刚从中西部小镇来到大都市的单身女郎才能体会。思乡病有时候并不像我们脑子里所想象的那种模糊、怀旧甚而美丽的情绪，它也可能如利刃般刻骨铭心。思乡病不仅仅是一种比喻，也确确实实是一种疾病，会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街上行人的脸孔在患了思乡病的人眼里看来，不仅漠然，而且丑陋，甚而充满恶意；思乡是真正的疾病，是一种失根的创痛。
尽管史黛菲小姐令人钦佩，尽管她个性坚毅，仍然无法免疫。以后的事就是不说，各位也知道了。在她的演艺班里，有一个年轻男孩，他们一起出去过几次，她并不爱他，但却需要朋友，可是等她发现他绝不可能做她的朋友时，他们已发生过两次关系。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便告诉那个男孩，他说他会“负起应负的责任”，在她身边支持她，但一星期之后，这男孩离开住处，未曾留下地址，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来找我。
在史黛菲怀孕的第四个月，我介绍她一种呼吸方法——也就是今天的“拉梅兹呼吸法”，各位要知道，在那时候，拉梅兹先生仍然默默无闻。
“那时候”——这句话在我的叙述中一再重复，我对这点感到很抱歉，但我实在没办法——刚才我说的以及待会儿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发生在“那时候”。
于是……在四十五年前的“那时候”，无论你到任何一家美国大医院的产房，都会有置身疯人院之感；一个个哭天喊地的女人，有的尖叫着宁愿死去，有的尖叫着无法再忍受任何痛苦，有的大声喊叫，要上帝原谅她的罪，有的以一连串最恶毒的话诅咒她们的丈夫，相信那些即将为人父的男人绝对想不到，如此恶毒的字眼竟然会出自太太口中。一般人几乎都认为女人生产时就是这样，虽然在这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女人忍住苦楚，一声不哼地生下孩子。
我必须很抱歉地说，这种歇斯底里的状况，医生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同时孕妇亲友的生产经验谈，也该负一份责任。相信我，如果有人告诉你生小孩会多么多么痛苦，结果就真的会痛起来。痛感多半是心理作用，女人在吸收了生产将会疼痛难当的概念之后——这些概念都来自她的母亲、姐姐、已婚的朋友与医生——女人在心理上，就已经准备感觉那股恨不得死去的痛苦了。
我当时虽然才执业六年，但已经习惯看到女人设法克服双重难题：一面接受怀孕的事实，并开始打点新生儿的一切；另一方面，也认定自己已被打入死亡深谷——至少大部分女人都这么认为。许多女人还真的把家里的一切交代得清清楚楚，免得要是真的死了，丈夫会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
此时此地并不适合讲产科学，但你们应该知道在“那时候”之前的西方国家中，生产是多么危险的事。自从一九〇〇年开始的医学革命以来，生小孩已经变得安全许多，可是大多数的医生却懒得把这项事实告诉孕妇，天晓得为什么，也就难怪产房老是像疯人院一样。由于当时近乎维多利亚式的保守风气，那些即将临盆的可怜女人无从由医生含糊不清、语焉不详的话中得知全貌，于是在惊恐中认定生产将令人痛不欲生，其中大多数人甚而认为自己很快会悲惨地死去。
我在研读有关怀孕的书籍时，发现了安静生产的原则与呼吸方法的概念。产妇尖叫哭号只会耗损元气，不如把力气用来推挤出婴儿，而且哭叫也会使产妇血中氧气过多，毫无必要地置母体于险境——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呼吸与脉搏频率升高。呼吸方法可以帮助产妇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利用体内力量克服生产的痛苦。
当时印度与非洲都广泛运用这种方法，美洲印第安人与爱斯基摩人也都使用这种呼吸方法，但是，各位大概也猜到了，大多数西方医生却丝毫不感兴趣。我有一位同业——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秋天把我那本有关怀孕的小册子还给我，还在“呼吸方法”部分全部画了红线，同时在边缘写着，如果他想知道什么“落后的迷信”的话，他自己会在书摊上买一本《怪谭》杂志！
不过听了他的劝告之后，我倒没有把“呼吸方法”那一段删掉。采用这种方法的产妇获得的效果很不一致。许多女人试过之后都很成功，有些女人对这方法的原则掌握得极好，但是等子宫收缩越急越烈之时，又把平日的训练完全抛在一旁。我发现在这些半途而废的案例里，产妇好心的亲友多半帮了倒忙，他们从未听说过呼吸方法，因此也就不相信它确实管用。
这种方法是基于一个概念：每个人的分娩状况尽管各不相同，但大体来说仍然相当类似，通常有四个阶段：宫缩阵痛、分娩中期阵痛、产出婴儿、产后排出胎盘。子宫收缩时，腹部与骨盆部位的肌肉会变硬，这种情形通常在怀孕第六个月开始出现。许多怀头胎的妇女以为会碰到一些很难缠的事，就像肠绞痛一样，但我听说那种痛没那么拖泥带水，而是像抽筋般的剧痛。采用呼吸方法的产妇一感到子宫收缩的阵痛开始了，就运用短促的呼气与吸气，用吹的方式把每一口气呼出来，仿佛爵士乐手吹小喇叭一样。
在分娩中期阵痛中，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一次更剧烈的子宫收缩，疼痛也加剧，产妇的呼吸转为深深吸一口气之后，再长长把气吐出，正如马拉松选手开始最后冲刺时的呼吸方式。子宫收缩越厉害，呼气吸气的时间也越长，我在册子里称之为“冲浪”。
最后一个呼吸法我称之为“火车头呼吸法”。分娩到最后伴随而来的深沉剧痛，也为产妇带来一种无可抗拒的驱策力，借由这股力量，可以把肚子里的胎儿推挤出来。各位，奇妙而怕人的引擎就在这一刻转动到极致，这时子宫颈已完全扩张，婴儿也开始顺着产道滑出，如果你直接对着母亲双腿中间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婴儿脑门的脉搏跳动，离产道口只有数英寸之遥，这时使用呼吸方法的母亲就可以开始短促的吐气、吸气，让空气在齿间进出，不要吸满肺部，以免血液里氧气过多，仅以全然自制的方式喘息，发出的声音真的挺像小孩子模仿蒸汽引擎推动火车头前进的声音。
这些对母体的健康都极有益，既让血中的氧气保持高浓度，不至于置母体于险境，母亲的神智清楚且感觉敏锐，能够发问，也能答话或听从指示。不过呼吸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母亲会觉得自己积极参与了整个生产的过程，而且处于引导地位，不但能掌控整个生产经验，而且能控制生产的痛苦。
各位可以了解，整个过程完全操之于产妇的心态如何。呼吸方法非常微妙，实行起来十分不容易，而我之所以有许多次失败的案例，并非呼吸方法本身不可行，而是因为产妇听从医生的劝告，采行这个方法后，又被七嘴八舌的亲友说得没了主意，那些亲友一听这种异教徒的古怪方法，就害怕地摇手制止。
从这方面来说，史黛菲倒是个理想病人，因为如果她信得过呼吸方法，没有亲友会劝她不要相信（不过如要说得公平些，我应该说一旦她打定主意，大概没有任何人可以使她改变），而她确实渐渐相信这个方法。
“这有点像自我催眠，是不是？”我们第一次讨论时她问道。
我很高兴地赞同道：“对极了！可是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把戏，否则当阵痛越来越厉害时，效果就会打折扣。”
“我根本不会这么想，谢谢你，我会努力练习的，医生。”呼吸方法就是为她这种人发明的，如果她说会练习，她就是会练习，我从未见过任何人会如此贯彻地实行一个理论……不过，呼吸方法恰好合乎她的气质与性情。在这个世界上，有千百万性情温顺的男人与女人，其中有些真是他妈的好人，但也有些人不惜艰辛一定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史黛菲就是其中之一。
我说她贯彻实行呼吸方法，绝无半句虚言……我想如果我说出她在百货公司最后一天工作的情形，就足以证明一切。
八月底，她终于不得不结束工作。史黛菲是个苗条而身体状况极佳的年轻女人，当然由于这次是头胎，任何一位医生都会说，这种女人的肚子要五六个月才会显出来……然后突然在一天之内，一切都掩盖不住了。
九月初，她到我的诊所做定期检查，苦笑着告诉我，她发现呼吸方法另有妙用。
“什么妙用？”我问她。
“当你想发脾气时，这比数十个数都管用。”她说道，淡褐色眼睛闪动着，“不过要是有人看见你又吸气又吹气的话，会以为你是疯子。”
她很快便把经过告诉我。她上星期一仍然照常上班，我却在想即使是一个短短的周末，也能使原本苗条的小姐，一变而为无所遁形的孕妇，这种转变有时候真像赤道上白天黑夜的变换一样骤然出现，也可能她的上司终于确定了原本的怀疑。
“休息的时候，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这个女人，也就是凯太太冷冷说道。过去她一直对史黛菲小姐很友善，曾经给她看念高中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有一回，她们还交换了食谱，凯太太总爱问她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男孩”，如今亲切与友善都不见了，等她踏入凯太太办公室之际，她已经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你有麻烦了。”原本亲切的女人说。
“是的，”史黛菲说，“有些人会这么说。”
凯太太的脸颊成了砖红色。“小妮子，别在我面前耍聪明，”她说道，“光看你的肚子，就知道你简直聪明到家了。”
她描述事情经过时，我仿佛在脑海中看见两个女人——史黛菲淡褐色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凯太太，全然的冷静与自持，不肯低头、哭泣或是以其他方式表示羞愧，我相信她对自己遭遇的麻烦，要比上司所能体会的要真切许多。凯太太的两个小孩都快成年了，她还有个开理发店、支持共和党的体面丈夫。
“你竟敢瞒我这么久，实在寡廉鲜耻！”凯太太残酷无情地说道。
“我没有瞒你，在今天以前，你也从来没问过我怀孕的事，”她小心地望着凯太太，“你怎么能说我瞒你？”
“我还带你回家过！”凯太太吼道，“又请你吃晚饭……跟我儿子一块儿。”她嫌恶不已地望着史黛菲。
这时史黛菲才开始生气，她告诉我，这是她这辈子最生气的一次，其实她并非不知道秘密泄露时会是什么局面，但各位都知道，有时候学理与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是极为惊人的。
史黛菲紧握双手说道：“如果你的言外之意是指我企图引诱你儿子的话，那么这真是天底下最肮脏、最龌龊的想法。”
凯太太的脑袋猛地向后一甩，仿佛让人甩了耳光似的，脸上倏地变得死白，只剩脸颊上两小块红红的；两个女人隔着摆满香水样品的桌子怒目而视，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史黛菲说她觉得这一刻好像过了好久好久。
然后凯太太猛然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浅黄色支票簿，上面还别了一截粉红色的遣散通知。她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城市里想找工作的好女孩多的是，我想我们不需要像你这种婊子，亲爱的。”
她告诉我，就是最后那句带着轻蔑语气的“亲爱的”使她气到极点；过了一会儿，凯太太目瞪口呆地望着史黛菲两手握得死紧，紧得出现瘀痕（九月一日我看到她的时候，瘀痕已经褪色，但仍可看得相当清楚），开始咬牙切齿地进行“火车头呼吸法”。
或许这个故事并不滑稽，但我想到这幅景象，不禁爆笑出声，然后史黛菲自己也笑起来。戴太太探头进来看看——大概是看我们是不是吹了笑气——然后又缩回去。
“当时我只想得到这么做，”史黛菲说道，同时一边笑一边用手帕擦眼睛，“因为当时我看见自己伸手把桌上的香水全部扫下地——没有铺地毯的水泥地，我不仅是想象而已，我是真的看到那些瓶子砸在地上，整个房间香味杂陈，非得让人来消毒，才能除掉那股怪味。”
“我真要那么做，没有人能阻止我，然后我就开始‘火车头’呼吸，于是一切愤怒都过去了，我还能拿起支票，又拿了粉红色那一截纸，然后站起来走出房间，当然我没办法谢谢她，因为我还在做‘火车头’呼吸！”
我们又笑了一阵，然后她止住笑。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甚至有点可怜她——我说这话是不是很可笑？”
“一点也不，我觉得你的想法很令人钦佩。”
“麦卡朗医生，我用遣散费买了一点东西，我可不可以拿给你看看？”
“如果你希望我看的话，当然可以。”
她打开皮包，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盒子。“我是在一间当铺里买的，”她说道，“花了两块钱，这是这一段噩梦中我自觉做得最肮脏、最难为情的事。你说奇不奇怪？”
她把盒子打开放在桌上让我看，我看了并不吃惊，那是一个很普通的金色戒指。
“真的需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她说道，“我住在一间所谓‘高尚’的寄宿公寓里，房东亲切而友善……不过凯太太以前也很亲切、很友善。我想房东可能随时会叫我搬家，而且我猜如果我请她退还租金或押金的话，她大概会冲着我尖声大笑。”
“可是这样是不合法的，你可以上法院找律师帮你。”
“法院是男人的天下，”她语调平静地说道，“不太可能会为我这种境况的女人挺身而出，或许我可以把钱拿回来，也或许不能，无论如何，诉讼费加上许多麻烦，以及……种种不愉快……好像不值得为四十七块钱这么大费周章，其实我现在提这事也言之过早，事情还没发生，可能也不会发生，不过以后我会实际一点了。”
她抬起头，迅速瞥我一眼。
“我已经看上另一个地方——以防万一，房间在三楼，不过很干净，而且月租比我现在住的地方便宜五块。”她把戒指从盒里拿出来。“房东带我看房间的时候，我就戴着戒指给她看。”
她微微皱眉，嫌恶地把戒指套入左手中指，但我猜她并未察觉自己微妙的情绪。“好了，现在我是史黛菲太太，我丈夫是个卡车司机，由匹兹堡开车到纽约的中途车祸丧生，非常可怜，但我已不再是下贱的小妓女，我的孩子也不再是私生子。”
她抬头望着我，眼睛里又盛满泪水，在我注视之下，眼眶里有一滴泪水滚落脸颊。
“不要这样，”我苦恼地说道，一手伸过桌子握住她的手，她的手非常、非常冷。“不要哭，亲爱的。”
她把手翻转过来——我握着的是她的左手——望着那只戒指微笑，各位，那种微笑比胆汁还苦，比醋还酸，接着又落下一滴眼泪——只有一滴。
“医生，如果有人说世上早已没有魔法与奇迹，我一定不会相信，因为只要花两块钱到当铺买个戒指，就可以立刻抹掉私生子与淫荡两大污点，这不是魔法是什么？这是廉价的魔法。”
“史黛菲小姐……珊蒂……如果我能……如果你需要帮助，而我能——”
她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回去——如果我握的是她的右手，或许她不会抽回去，我说过我并不爱她，但在那一瞬间，我有可能爱上她，我正濒临爱上她的边缘，如果我握的是她的右手，而不是戴着戒指的左手，或是她没有把手抽回去而让我握久一点，直到我的手温暖了她的手，也许我就爱上她了。
“你是个亲切的好人，为我和我的孩子做了许多……还有，你的呼吸方法比这个讨厌的戒指对我帮助更大，毕竟我全靠你的呼吸方法，才没有因为恶意毁损的罪名被关到牢里，是不是？”
过了不久，她便离开诊所，我走到窗口目送她朝第五大道走去。天哪！在那一刻，我真仰慕她！她看来那么瘦、那么年轻，又顶了那么明显的大肚子，但她毫不给人羞怯或是畏缩的感觉，她的脚步毫不仓皇，好像她跟所有人一样，有权走在这条路上。
她走出我视线之后，我回到桌旁，就在我走回来的同时，不经意瞄见墙上挂的毕业证书旁边镶了框的照片，突然间我浑身打着哆嗦，我的皮肤——浑身的皮肤，包括额头与手背——都起了鸡皮疙瘩，我这辈子从来不曾经历过如此令人窒息的恐惧；各位，我突然有一个预感，我从不与人争辩这种事可不可能发生，我知道是可能的，因为它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只有那一次，在那个九月初的下午，我祈求上帝不要再让我经历一次。
那张照片是我医学院毕业那天母亲替我拍的，我站在纪念医院前面，两手放在背后，笑得像个获准上公园玩一整天的孩子似的。在我的左边可以看到海莉的雕像，虽然照片正好在她的小腿中央截断，却仍可望见雕像底座与那句无情的箴言——没有经历痛苦，就没有真正的安乐，是故救赎之前，必先承受痛苦的煎熬。 大约四个月后，史黛菲到医院生产之时，死于一场愚蠢的意外，她的尸体就躺在先父第一任妻子的雕像底座那句箴言之下。
那年秋天，她有一点担心生产时我没办法在场照顾她，她怕我在圣诞假期出外度假，其中也有部分理由是，她怕别的医生漠视她想采用呼吸方法的意愿，而帮她麻醉止痛。
我叫她尽量放心。我没有理由离开，放假期间我也没地方可去，我的母亲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如今除了加州的姑姑之外，我没有任何亲戚……我也不喜欢坐火车，我这么告诉史黛菲。
“你会不会觉得孤单？”她问。
“偶尔，不过我总是让自己很忙碌。这个给你。”我在一张卡片上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递给她。“如果你开始阵痛的时候，诊所没有人接电话，就打到这里来。”
“噢，不行，我绝不——”
“你到底想用呼吸方法生产，还是想要别的医生来接生？他们可能觉得你疯了，在你展开‘火车头呼吸法’时，不由分说地先把你麻醉了再说？”
她微微笑道：“好吧，我让你说服了。”
但是秋天一天天过去，当第三大道的肉商开始促销“鲜嫩多汁的火鸡肉”时，显然她的不安仍然没有减轻。她原来的房东结果真的请她搬家了，她便迁到原来找好的地方。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搬过去之后，她又找到新工作，一个阔绰的盲眼女人雇她料理一些轻松的家事和读赛珍珠和波特的作品给她听，这个女人住在史黛菲的楼下。这时史黛菲就像所有接近预产期的健康孕妇一样，脸颊绯红，容光焕发，但脸上却蒙上一层阴影，我找她讲话时，她常慢吞吞地回答……有一次我没听见她答话，就放下手边的摘记抬起头来，发现她的眼光奇特而迷蒙地望着我毕业证书旁的照片，我再度感觉到那股寒意……而她答非所问，更加深了我的不安。
“麦卡朗医生，我有一种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还非常强烈，我觉得我的命运早已注定了。”
这话多愚蠢啊！可是，各位，我当下的反应却是想回答：对，我也感觉到了。但我不敢说出来，如果当医生的人竟然说出这种话，那么就该收拾起所有的行医工具与医学书，全拿去拍卖，再考虑转行修水管或当木匠算了。
我告诉她很多怀孕的女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已经普遍到医生会开玩笑给它取个名字——幽谷症候群，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今晚我也提过了。
史黛菲极为严肃地点点头，我还记得她那天看来好年轻，她的肚子看来好大。“我知道，”她说道，“我也有过那种感觉，可是我说的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了，我只能这样描述，实在很傻，但我就是甩不掉这种感觉。”
“你必须试试看，”我说道，“这样对你——”
但她的目光已经移开，重新落在那张照片上。
“那个人是谁？”
“麦卡朗，”我说着，想开个玩笑，但听起来却无力得可怜，“内战前拍的，当时他还很年轻。”
“不，我当然认得出来是你，”她说道，“我是说那个女人，要不是那件裙子和鞋子，还真看不出是个女人。她是谁？”
“她叫海莉。”我边说着，边想道：等你上医院生产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她的脸。 我又感到一股寒意——那种飘忽不定的可怕感觉；她那张石脸。
“雕像底座刻的字到底在说什么？”她问道，她的眼光依然如梦似幻，仿佛进入恍惚状态。
“我不知道，”我撒谎，“我的拉丁文没那么好。”
那天晚上我做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噩梦——醒来时简直害怕得不得了，如果我已经结婚了，一定会把可怜的老婆给吓得半死。
在梦里，我打开诊疗室，发现史黛菲在里面。她穿着那双棕鞋，身上是那件时髦的滚棕边白衣裙，头上戴着那顶过时的钟形女帽，但帽子却出现在她的胸前，因为她的头捧在两手之中，白色洋装上沾满了凝结的血块，鲜血从她的颈子向上喷出，洒到天花板上。
突然她的眼睛颤动着睁开——那一双美丽的淡褐色眸子望着我。
“死期将至，”那个说话的头从嘴里吐出，“我的死期将至；救赎之前，必先承受痛苦的煎熬。这是廉价的魔法，但却是我们目前仅有的。”
这时我醒过来尖叫。
十二月十日的预产期来临，又溜走了；我在十二月十七日替她检查，并且告诉她，婴儿绝对会在年底之前出世，不过恐怕得拖过圣诞节了，史黛菲欣然接受这个事实，她好像已经摆脱了秋天缠绕着她的阴影。那个盲眼女人——季太太，也就是雇她读小说、料理家务的人，对她印象很好——并且在朋友之间广为宣传，说史黛菲太太是个勇敢的年轻寡妇，尽管丧夫又怀有身孕，却仍然坚强乐观地面对未来，季太太有几个朋友也表示过，希望等她生产后能雇用她。
“我会考虑，”她告诉我，“为了我的孩子，不过等我完全恢复之后，就得找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最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我所遭遇的一切改变了我对人的看法；有时候，我会这么想：‘你欺骗了那位可爱的老太太，晚上怎么还睡得着觉？’然后我又想：‘如果她知道真相的话，她就会像别人一样把你扫地出门。’无论如何，这都是谎言，偶尔我会觉得良心不安。”
那天她离开之前，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包得漂漂亮亮的小包裹，然后难为情地递给我。“麦卡朗医生，圣诞快乐。”
“你不该这么客气的，”我说着拉开一个抽屉，也拿出一个包裹，“不过既然我也有准备——”
她惊奇地望着我片刻，然后我们一起笑了出来。她送我一枚银质领带夹，上头有两只缠绕的蛇，我则送她一本相簿，让她放小孩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我至今还留着这个领带夹，今晚我就戴着，至于那本相簿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送她到门口，走到门边时，她转身面向我，两手放在我肩膀上，踮起脚尖吻我的唇，她的唇凉凉的，但很坚定，这不是热情的吻，但也不是姐姐或姑姑的那种吻。
“麦卡朗医生，再谢你一次，”她喘着气说道，她的双颊红艳，淡褐色的眸子闪闪发亮，“多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笑了——有点不自在。“珊蒂，你的口气好像我们不会再见似的。”我相信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直呼其名。
“喔，我们会再见面的，”她说道，“我很肯定。”
她并没有说错——不过我和她却都无法预见最后一次会面的情况，竟会那么恐怖。
史黛菲在圣诞夜刚过六点的时候开始阵痛，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雪，到了晚上变为下冰雹，等她进入中期阵痛时，整个纽约市已成了险恶无比的冰河。
季太太所住的一楼大而宽敞，六点半时，史黛菲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敲敲门，季太太让她进门后，她赶忙借电话叫车。
“亲爱的，是不是要生了？”季太太问道，已经急得仓皇失措。
“是的，阵痛才刚刚开始，但这种天气实在不保险，可能得坐好久的车才到得了。”
她打电话叫了车，然后再打电话给我；当时是六点四十分，大约间隔二十五分钟阵痛一次，她一再重复告诉我，因为天气太坏，她要提早赶来。“我可不希望我的孩子生在出租车里。”她说道，口气出奇镇定。
出租车来迟了，史黛菲的进展也比我预测的更快——我刚才说过，任何两个人的分娩过程都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位司机看见乘客即将临盆，连忙扶着她走下滑溜溜的楼梯，还不断提醒她“小心啊，夫人”。史黛菲只点点头，在每一次阵痛来袭时，忙着进行深呼吸运动。冰雹打在街灯与出租车顶上叮咚作响，在出租车的黄灯上溶解成大大的水滴，季太太后来告诉我，那位年轻的司机比“可怜的珊蒂”还要紧张，也许这是后来发生车祸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几乎正是呼吸方法。
司机在滑溜溜的街道上慢慢开着，小心穿过路上的障碍物和拥塞的十字路口，渐渐接近医院。他倒没有在车祸当中受到重伤，我跟他在医院里谈过话，他说从后座传来的深呼吸声使他紧张得不得了，所以才老是望着反光镜；他说如果她像别的产妇一样尖叫几声的话，或许他还不会那么紧张。他问过她一两次感觉还好吗，她却只点点头，继续深深的呼气吸气，做“冲浪”呼吸运动。
离医院两三个街口的时候，她一定感觉到自己进入了阵痛的最后阶段，她在出租车里已坐了一个钟头——街上塞车塞得厉害——但对生头胎的产妇来说，她的分娩过程实在进行得很快，这时司机也注意到她的呼吸方法已经改变。“大夫，她开始像热天的狗那样气喘吁吁。”他告诉我。她开始“火车头”呼吸法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出租车司机瞧见车队中露出一个空当儿，于是加足油门冲了过去，通往海莉纪念医院的路现在畅通无阻，只隔不到三个街口了。“我都可以看到那座雕像了。”他说道。由于太急于摆脱这个喘着气的孕妇，他再度踩下油门，出租车于是一冲向前，车轮在冰上转动着，几乎毫无摩擦力制衡。
我是走路去医院的，我低估了开车碰到的路况，结果我到医院的时间恰好跟出租车不谋而合。我原以为可以在楼上找着她，她不但完成了所有的住院手续，而且正躺在床上度过中期阵痛；我正要走上阶梯时，看见结了冰、还未铺上沙子的地面上反映出两辆车的车头射出的灯光聚合在一起，我转过身子，恰巧目睹了一切。
史黛菲的出租车驶进医院之际，一辆鸣声大作的救护车正从急诊处的弯路滑下，出租车的速度太快，根本刹不住车，司机一慌猛然紧踩刹车（而不是踩一下，松一下），车子一滑便开始打转，救护车时明时暗的血红色灯光划过整个现场，其中一线红光照亮了史黛菲的脸，在那一瞬间，她的脸正是我在梦中看到的那张脸，在切断的头上，瞪着眼睛、鲜血淋漓的那张脸。
我高声喊着她的名字，一连跨下两级阶梯，脚下一滑，便趴倒在地上，我的手肘撞得很重，却仍握着我的黑皮包，我头昏眼花，手肘刺痛，就从我趴着的地方，看到了车祸的整个经过。
救护车紧急刹车，也开始打转，尾部撞上雕像的底座，后车门立时一飞而开，一个空担架（幸好是空的）像舌头似的窜出，整个砸在地上，然后猛地翻身，四轮朝天，轮子仍在不停转动。两辆车快要互撞之际，人行道上有个年轻女人高声尖叫着，想要跑开，但只跨了两大步，便跌了一跤趴在地上，她的皮包从手上飞出去，飞了老远，一直飞到满是冰雪的人行道上。
出租车一直不住地打转，此时渐渐后退，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司机正疯也似地转着驾驶盘，像个开着碰碰车的孩子，救护车撞上雕像后反弹……撞上出租车的侧边，撞得它转了个圆圈，然后以一股怕人的力道撞上雕像的基座，车顶上闪着“电招出车”几个字的黄灯像炸弹一样爆成碎片，车子的左侧皱得像卫生纸；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不仅仅是左侧如此，车子撞上基座的角度与力道之大，已足以使车子断为两截，玻璃碎片洒在光滑的冰上，仿佛钻石一般，我的病人则像破布娃娃似的，从这辆解了体的出租车右后方甩了出来。
我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然后跑下阶梯，又滑了一下，抓住栏杆站稳后，又继续跑，我只知道史黛菲躺在那可恶雕像旁边的某个地方，大概离救护车停下来的地方有二十英尺，救护车红色的闪光依然划过黑夜。我觉得躺在地上的那个身体不大对劲，但直到我绊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差点跌跤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被我踢到的东西飞开了——就像那年轻女人的皮包一样，它是滑开的，而不是滚开的，直到我看见她的头发——虽然满是鲜血，但仍然认得出来是金黄色，掺着许多玻璃碎片——我才明了那是什么，她在车祸当中已经身首异处，而刚才被我踢到结了冰的排水沟里的东西，正是她的头。
这时我已经彻头彻尾吓呆了，我走到尸体旁将她翻转过来，当我把她的尸体翻过来时，很想尖声大叫，如果我真的叫了，也没有声音，因为我怎么喊也喊不出声音来。各位，她还在呼吸，她的胸部上下起伏，呼吸急促而短浅，冰雪噼里啪啦打在她敞开的外套与血淋淋的衣服上，我可以听见高亢薄弱的咝咝声时大时小，仿佛尚未完全达到沸点的茶壶，那是空气不断吸进她断裂的气管里、然后又给吐出来的声音，一波波空气通过她裸露的声带，但已经没有嘴巴可以形成声音了。
我想拔腿逃跑，但双腿却软弱无力；我膝盖一弯，跪在她身边的冰上，一手捂着嘴。过了一会儿，我发觉鲜血从她衣服的下部渗出，而且感觉到那里还在动，顷刻间，我突然疯狂地坚信还有机会救她腹中的小生命。
我猛地把她的衣服拉上腰际，我猜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大笑，我觉得自己一定疯了，她的身体还是温暖的，这点我记得，也记得她的身体因呼吸而起伏着。这时救护车里一位医护人员走上前来，身体摇晃地像个醉汉，一手覆着头，鲜血从指间缓缓流下。
我还在大笑，我的手依然摸索着，发现她的子宫颈已完全扩张了。
医护人员张大眼睛，望着史黛菲的无头尸体，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尸体还在呼吸，也许他以为只是一种神经反应——一种最后的反射动作，如果他真这么想的话，那么他开救护车的时间大概没多久。鸡的脑袋剁掉了，也许还能走来走去，可是如果是人的话，就只会抖动一两下。
“不要老瞪着她，拿一床毛毯来。”我怒斥道。
他蹒跚着走开了，但不是回救护车，而是朝时代广场的方向走去，随即消失在夜色之中，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我又回过头来望着这个还未死的死人，迟疑片刻之后，便脱下我的外套，接着我抬起她的臀部，好把衣服垫在下面，我仍然可以听见无头尸体在做“火车头”呼吸的嘶嘶声。有时候，各位，我在梦中仍然听得见那声音。
请大家了解一点，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但对我来说却很漫长，因为我的知觉作用已经升高到极致，这时大家才从医院里跑出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后方有个女人尖声大叫着，因为她看见躺在街边的断头。
我猛力拉开黑皮包——幸好刚才跌跤时没有掉了——拿出一把短短的手术刀戳破她的内衣，再把内衣撕开，救护车司机这时才走过来——他走到离我们十五英尺的地方，便再也无法动弹。我朝他瞥了一眼，仍然需要那条毛毯，看来我别想从他那儿拿到毛毯了。他低头瞪着仍然在呼吸的尸体，眼睛张得老大，眼珠子仿佛脱离了眼眶，像怪模怪样的溜溜球般，只靠着视神经的联系胡乱晃荡，然后又跪在地上，举起握得紧紧的双手，我敢说他准备祷告。刚才那位医护人员或许不知道自己正在目睹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但这个家伙却很清楚，没过多久，他就不省人事了。
那天晚上，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在皮包里放了一把钳子，三年来我都没用过这东西，因为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位医生——我不愿指名是谁——就用这天杀的东西刺穿新生儿的太阳穴，一直刺进脑子里，那孩子立刻就死了，尸体也不翼而飞，死亡证书上写的是“死胎”。
不过无论原因是什么，总之那天晚上我带了钳子。
史黛菲的尸体紧张起来，腹部紧缩着，柔软的肉体变为石头般坚硬，婴儿的头露出来了；我只看到他的脑门一下下，覆着一层膜，血淋淋的，并且还在跳动，还在跳动呢！小孩还活着，毫无疑问。
她的腹部又变软了，小孩的头溜了回去，这时我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大夫，我帮得上什么忙吗？”
是一位中年护士，这种女人通常是我们这一行的中坚分子。她的脸苍白得跟牛奶一样，当她看见地上那具喘着气的怪尸体时，脸上出现惊惧与迷信的敬畏神情，但她没有吓呆，因此不至于无法工作。
“帮我拿条毛毯来，”我简短地说道，“我想我们还有机会。”我看见她身后大概有二十几个人站在阶梯上，都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但没有人敢再往前走一步，他们究竟看到多少？我无法确知，我只知道事发后好几天，大家见到我都退避三舍（其中有些人到现在都还如此），没有人——包括这位护士在内——敢对我提起这件事。
于是她转身朝医院走去。
“护士！”我喊道，“来不及回医院拿了，到那辆救护车里拿，婴儿就要出来了。”
她转移方向，穿着白色软底鞋在冰上滑行，我扭过头来，望着尸体。
“火车头”呼吸不仅没有慢下来，反而越趋急促……之后她的身体再度变硬，肌肉拉得紧紧的，又看见婴儿的头了，我等着它再溜回去，但却没有，只继续朝前挤，结果根本用不着钳子，婴儿几乎是飞进我的手里，我眼看着冰雪落在他赤裸而血淋淋的身体上——是个男孩，性别是错不了的——冰冷的黑夜夺走了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点点温热，蒸汽自他的身体冉冉上升，血糊糊的拳头无力地摆动着，他随即发出细小而悲哀的哭声。
“护士！”我咆哮道，“快啊，你这狗娘儿们！”这句话大概真的太过分了，可是一时之间，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法国，噼里啪啦的冰雹声就像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机关枪即将开始无情的扫射，德国佬马上就要化暗为明，从隐蔽的角落中冲出来，众人在泥浆与烟雾中奔跑、滑倒、诅咒、丧命。廉价的魔法，我想着，看着一个个身躯扭动、翻身、倒下；不过你说得对，珊蒂，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切。各位，那是我最接近疯狂的一次。
“护士，看在老天的分上，快一点！”
婴儿又哭了一下——那么小声、那么惶然！——然后他再也不哭了，从他皮肤冒上来的热气也细如游丝。我用嘴对着他的脸，一股血腥与潮湿的胎盘味袭来，我朝他的嘴里吐气，听见急促的沙沙声，他的呼吸已恢复。这时护士来了，手里拿着一条毛毯，我伸出手去接。
她正欲递毯子给我，却又缩了回去。“大夫，万……万一这是个怪物的话，怎么办呢？”
“把毛毯给我，”我说道，“现在就给我，否则我会把你踢个四脚朝天！”
“是，大夫。”她非常冷静地说道。（各位，我们真得感谢这种女人，总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三缄其口。）然后把毛毯递给我；我把孩子包好之后交给她。
“护士，如果你敢把他掉在地上，我就要你好看！”
“是，大夫。”
“这是他妈的廉价魔法，护士，可是上帝就只给了我们这些。”
“是，大夫。”
我注视着她半走半跑地抱着婴儿回医院，也看到阶梯上的人群让出一条路来，这才站起来慢慢从尸体旁退开，它也像婴儿一样，呼吸时断时续……停了……又一猛抽……停了……
我继续向后退，我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转身一看，是她的头；仿佛服从某种超自然指示似的，我半跪着把她的头翻过来，眼睛是张开的——原本那么生气盎然、那么毅然决然的那一对灰褐色眸子，现在依然流露出坚决的神情。各位，她正看着我。
她的牙齿紧紧咬着，嘴唇稍稍张开，我听见急促的呼吸在她的唇齿间进进出出，她还在做“火车头”呼吸运动；她的眼球动了，它们稍稍朝左转，似乎想把我看得清楚些，她的嘴唇分开，吐出几个字：麦卡朗医生，谢谢你。 各位，我听见她的话了，但不是从她的嘴里，而是从二十英尺外的声带；但是因为她的舌、唇、齿三样用来“形”成话语的构造都在这里，因此我听到的只是几个声音的抑扬顿挫，可是我听得清清楚楚，总共有八个字、八个独立的音节，是“麦卡朗医生，谢谢你”的八个音节。
“不客气，史黛菲小姐，”我说道，“是个男孩。”
她的嘴唇又扯了扯，我身后又传来鬼魅般的微弱声音：男孩 ——
她的眼睛变为茫然一片，失去了原本的坚决，仿佛在望着远方，或许是看着漆黑的夜空，之后她闭上了双眼，又开始“火车头”呼吸……不久呼吸声也停止了，无论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如今一切都已结束。那位护士目睹了一部分，救护车司机在昏倒前也看到了一点，部分看热闹的人大概也猜到一点，但此刻一切都已结束，只剩下丑恶的车祸现场……与刚刚诞生的新生命。
我抬头看着海莉的雕像，她仍然站在那儿，木然望着对街的花园，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仿佛在这个艰辛、冷酷又无情的世界中，如此坚毅又没道理的意志力根本不算什么……或者更糟的是，惟有这股意志力，才是人世间唯一弥足珍贵的东西，唯一称得上有意义的东西。
我记得我跪在雪泥中，在她的断头前开始哭泣，我记得一个实习医生与两个护士搀着我离开现场时，我依然在哭泣。
麦卡朗的烟斗已熄火。
他重新用打火机点燃了烟斗，而我们则一声不吭地坐着；外面的风雪呼号不已，他把打火机盖子一盖，然后抬起头来，看见大家仍在原位没有离开，好像有几分讶异。
“故事说完了，”他说，“你们还在等什么？等烈火战车吗？”他不耐烦地说道，然后又好像沉吟了片刻。“我自掏腰包替她办丧事，因为她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他微微一笑，“嗯——还有我的护士戴太太，她坚持要捐二十五块，虽然她本身也很拮据，不过戴太太决定的事——”他耸耸肩，然后笑了一下。
“你确定不是反射动作？”我突然听见自己追问道，“你是不是很确定——”
“很确定，”麦卡朗很镇定地答道，“第一个宫缩阵痛也许可能，可是整个分娩过程不是几秒钟的事情，而需要好几分钟，有时候我还会想，如果有必要的话，她还可以撑更久，不过幸好没有这个需要，真是谢天谢地。”
“那么婴儿后来怎样了？”尤汉生问道。
麦卡朗吐着烟。“给人领养了，”他说道，“你们应该很了解，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们对领养记录的保密功夫也很到家。”
“我知道，可是那孩子后来怎样了？”尤汉生又问了一次。麦卡朗有点恼怒地笑了。
“你从不肯放过任何一件事，是不是？”
尤汉生点点头。“有的人得尝到苦头才明白这点。那孩子怎么样了？”
“既然各位听了我的故事，我想你们应该很了解，我有权知道那孩子的未来如何，或许应该说我觉得我有权利知道。我的确一直在留心他的动态，到现在为止，我都很清楚他的生活状况。有一对住在缅因州的年轻夫妇，他们不能生育，于是领养了那个男孩，取名叫……啊，姑且就说是约翰好了。”
他吸着烟斗，但火又灭了；我依稀感觉到斯蒂芬就在我后面走动着，于是我知道不久他就会替我们把外套拿好，然后我们就得穿上外套……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之中；正如麦卡朗所说的，要听故事，得等明年了。
“那天晚上我接生的男婴目前在全国顶尖的私立大学当英文系主任。”麦卡朗说道，“他还不到四十五岁，还很年轻，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当上那所大学的校长，这点我毫不怀疑，他英俊、聪明、又迷人。”
“有一次，我借机跟他在教职员俱乐部吃饭，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个人，我很少说话，以便观察他，他承袭了他母亲的坚毅，各位……”
“……以及他母亲淡褐色的眼睛。”
3俱乐部
斯蒂芬跟往常一样送我们到门口，手中拿着外套，祝大家有个最快乐的圣诞节，也谢谢大家的慷慨。我故意留到最后才走，等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斯蒂芬脸上没有丝毫意外的神色。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个问题。”
他微微一笑。“问吧，”他说，“圣诞节是问问题的大好时机。”
从左端的走廊一直走下去，老爷钟的滴答声清晰可闻，那是时间消逝的声音；这个走廊通向一个大厅，但我从来没去过。我可以嗅到旧皮革与涂油木柴的味道，但比这两种味道还要淡的，是斯蒂芬的刮胡水。
“不过我得警告你，”斯蒂芬说话时，门外卷起一阵冷风，“如果你还想来的话，最好不要问太多。”
“有人因为问太多而被挡在门外？”其实我并不想用“挡在门外”四个字，但一时只想得出这句话。
“不是，”斯蒂芬回答道，他的口气和以往一样低沉、一样彬彬有礼，“是他们自己决定不再上门的。”
我望着他的眼睛，背脊不禁蹿起一阵凉飕飕的感觉，仿佛有一只冷冰冰的无形大掌搁在上面，我突然记起有一天晚上听见由楼上传来的奇怪碰撞声，不禁想知道楼上到底有多少房间。
“艾德利先生，要是你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夜已深了——”
“你待会儿要搭长途夜车？”我问道，但斯蒂芬仍然一无表情。“好吧，”我说，“图书室里有些书我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没有，所有古书商的图书目录里也都没有，当然目前尚在发行的图书书目里更没有了。小房间里的撞球桌是‘诺得’牌，我从没听说过这种牌子，于是我打电话问国际商标局，查出两个‘诺得’牌——一家制造滑雪板，一家是木质厨具供应商。长房间里有一个‘西丰’牌唱片点唱机，商标局里登记的只有‘西伯’牌，但没有‘西丰’牌。”
“艾德利先生，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声音依然温和，但他的眼中突然有一种好可怕的东西，不，我得说确切些，不仅是他的眼睛，连周遭都弥漫着一股恐怖气氛，从左端大厅传来的滴答声，已不再是不断摆动的老爷钟钟摆发出的声音，而是刽子手在绞刑台上的脚步声，皮革与油的味道变得刺鼻而吓人。这时自门外又卷进一阵狂风，我几乎认定门被吹开的时候，映入眼帘中的将不是35街，而是奇幻小说家克拉克·A.史密斯笔下的诡异景象：光秃秃的地平线上扭曲的树影，背后两颗火红的太阳逐渐滑落天际，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光。
他知道我想问什么，我是从他的灰色眼睛里看出来的。
我想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打哪儿来的？喔，斯蒂芬，我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的口音是纯粹的布鲁克林腔，而不是来自不知第几度空间，可是你究竟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你的眼中、脸上会深印着那种超越时间的神情？还有，斯蒂芬——
我们“这一刻”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但他一直在等我发问。
我张开嘴，问的问题却是：“楼上的房间很多吗？”
“喔，是的，先生。”他说道，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多着呢！说不定还会迷路，其实还真有人迷失过；有时候我觉得房间和走廊好像有好几英里那么远。”
“还有入口与出口？”
他的双眉稍扬。“喔，是的，还有入口与出口。”
他还在等我问问题，但我问的已经够多了，我想——我已走到临界点了，再走下去，也许我会疯掉。
“谢谢你，斯蒂芬。”
“不客气，先生。”他替我撑起外套，我两手滑了进去。
“还会有更多的故事？”
“先生，这里总是有更多的故事。”
那天晚上已经过去许久了，从那时到现在，我的记忆力没有改善多少（到了我这把年纪，记忆力越来越差才是真的），但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斯蒂芬替我开门的刹那间，我心中是多么恐惧，以为会见到那一幕炼狱般的诡异景象，生怕见到那两个血红色的太阳西沉后，可能带来一小时、十小时甚至一万年的黑暗。我解释不清楚，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世界确实存在——我很肯定，就像麦卡朗说史黛菲的断头还在呼吸一样肯定。就在斯蒂芬开门的超越时间的刹那间，我觉得斯蒂芬会把我推入那个世界，然后我就会听见身后传来关门声，永远把我关在门外。
不过我看到的是35街，街角停着一辆出租车正排出缕缕废气，我感到一阵彻底的轻松，几乎手脚发软。
“没错，总是有更多的故事。”斯蒂芬重复道，“晚安，先生。”
总是有更多的故事。
的确如此，也许很快的，有一天，我会再说一个故事。